一、 唐朝时期的中越文化交流
唐朝时期，曾在越南境设置安南都护府，所以当时称越南为安南。
在唐代，安南和中原的文化联系与交流很频繁，中原许多文人学者，或到安南任职，或坐事贬谪安南，或因其他缘由流寓安南，他们大多热心发展教育，传播文化。同时，也有不少安南人到中原求学或供职。通过这样南来北往的文化交流，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安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当地出现了许多有才干的出色的人才。
唐时仍沿袭秦汉以来各朝习惯，把安南作为流徙获罪官吏的地方之一。新旧《唐书》中记载坐事贬谪安南的官吏甚多，其中不少人富于才学，对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唐太宗、高宗时大臣褚遂良，博通文史，擅长书法，官至宰相。因反对高宗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死于任所。
号称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才高能文，所作赋《滕王阁序》尤脍炙人口。王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 [1]。后因擅杀官奴当诛，会赦除名。其父王福畤受连累而迁交趾令。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往交趾探望父亲，渡南海时溺水，惊悸而死。王福畤以经学词章名家，在交趾令任上，积极发展文教，当地人民感其德惠，立祠祀之。
大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代“近体诗”(律诗)的奠基人之一，杜氏一家有“奉儒守官”的传统，代有文人名世。杜审言在武后时依附张易之、张昌宗，于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遭贬，流配到峰州。《全唐诗》中载有其《旅寓安南》五言律诗一首：“交趾殊风侯，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短短四十个字，就把当时安南地区的气候、植物等自然环境的特点概括描绘出来，而且抒发了自己深沉的思乡之情。
进士沈佺期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曾任给事中之职，中宗时因其过去与张易之交往密切而长期流放驩州。他在流放期间写了不少吟咏安南风土人情的诗，至今流传下来的有十余首。所作除描写自然景物、民情风俗之外，多抒发思乡忠君之念。
另一诗人宋之问，进士及第，因依附张易之，在睿宗时配徙钦州(今广西钦州)，后赐死该地。其弟之悌，也尝坐事流徙朱鸢(今越南境)。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张舟出任安南都护。曾增筑大罗城，造艨艟三百艘，每船战手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棹船向背疾驶如风。又修复和加固驩、爱二城，击退占城军队的入侵。与此同时，振兴文教，提倡礼仪。柳宗元在《安南都护张舟墓志铭》中说：“乌蛮酋帅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易皮弁以冠带，化奸宄为诚敬。皆用周礼，率由汉仪。”在柳宗元看来，张舟治交，积极传播汉文化和儒学，成效显著，贡献巨大。
另一扶风人马总，于元和(公元806—820年)中迁安南都护。《旧唐书》本传说：“总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新唐书》本传则说他“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镵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马总不但以儒术教其俗，而且在公务之余，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
扶风人马植，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举进士，文宗开成(836—840年)初迁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安南招讨史。《新唐书》本传称其“精吏事，以文雅绚饰其政，清净不烦，洞夷便安。羁縻诸首领皆来纳款，遣子弟诣府，请赋租约束。”看来，马植在安南所实行的怀柔政策，是成功的。
唐末大将高骈，于懿宗咸通(公元860—874年)初任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使。高骈大破南诏军的侵扰，修筑大罗城，整治由安南至广州的江道。又上表洗雪褚遂良冤案，寻访其子孙苗裔，护丧归葬。高骈在安南多行善政，疏通广交江道，舟楫无滞，商旅称便，尤为当地人民所感念不忘。多种中越史籍记载，高骈曾施用法术，呼唤雷电辟开江中巨石，以疏通航道。所谓法术，可能是使用炸药爆破的技术，可惜其术无传。安南人曾为高骈立祠，尊之为王。自两汉以来，历代在交趾担任守牧者不少，而被当地人尊之为王的，只有士燮和高骈两人而已。据越南《中学越史撮要》说，高骈“在州九年，州人呼为高王”。九百年后，十八世纪时，越南的妇女小孩，还知道高骈其人其事。有些关于迷信仙人故事，以及阴阳风水地理书籍，也托名高骈所作。十八世纪越南史论家吴时仕说：“高骈在我交南，破南诏以拯一时之生灵，筑罗城以壮万年之都邑，其功传矣。”又说：“张舟破占环，城驩爱，高骈屡败云诏，保全安南，皆有功于我土。而骈之任久于舟，今国中妇孺犹能言之。前后牧守将帅，皆不能及骈，盖骈之功名为独盛也。” [2]高骈“幼而朗拔，好为文，多与儒者游，喜言理道”。[3]他也能写诗，《全唐诗》卷五九八收入其所作诗五十首，另诗句四联。与岭南有关的有《南海神祠》、《湘妃庙》、《赴安南却寄台司》、《闺怨》、《过天威径》、《寄题罗浮别业》、《边方春兴》、《南征叙怀》、《安南送曹别敕归朝》、《叹征人》等。《南征叙怀》云：“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这样一位好文喜儒的大将，治理安南近十年，对发展文教亦当有建树，可惜史载阙如，难知其详。
唐时，日本常派遣使者来华，这些使者被称为遣唐使，他们的外交活动主要是文化活动。同时，日本还不断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华，学习中国的文化、科学与技艺。留学生中最著名的是阿倍仲麻吕，因慕中国文化，改名晁衡(朝衡)，在中国居住五十余年，以七十三岁高龄逝世于长安。晁衡于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华，时年二十岁。入唐朝太学攻读儒家经典，学业精进，文章超群，以进士及第，历任左补阙、仪王友、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晁衡才华横溢，与李白、王维等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公元753年，晁衡曾随遣唐使登上归国之途，不料渡海遇险，漂至安南，转辗回到长安。当时误传晁衡已遇难，李白乃作《哭晁卿衡》以悼之。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晁衡出任安南都护，治理安南，前后四年。此时晁衡已经老迈，仍为发展安南的经济、文化尽力。晁衡的经历，是中、日、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大盛的时代。从东汉末年起，佛教即由南、北两个方向，经水、陆两条途径，陆续传入交州。曾居交州的牟子、康僧会，都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影响的人物，说明汉魏之际佛教在交州相当活跃。两晋南北朝时期，交州佛教渐盛。在数百年之中，交州成为文化交流中心，所以佛教特别发达。除本地僧人外，也有北方南下的僧人，还有印度、南亚、东南亚来到当地的僧人。中国僧人西行印度求法取经，也往往以交州为中途站。自然，北上中原学佛的交州或安南僧人也不少。唐代诗人杨巨源、张籍、贾岛等，都写有与安南僧人酬唱的诗篇。交州地区寺院林立，据《安南志原》引《交州八县记》云：交趾名寺四座，朱鸢名寺二十九座，宋平县名寺五座，交趾县名寺二十九座，平道县名寺十二座，武平县名寺二座，南定县名寺七座。九世纪初，中原高僧无言通禅师南下交州，创立“无言通禅宗派”，对越南佛教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代安南出现了不少名僧，《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六位越南高僧的事迹。[4]
唐代除了许多中原人士到交州为官、游学外，亦有不少交州人士到中原为官、游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曾任唐朝宰相的姜公辅，其事迹在后文介绍。
姜公辅的祖父姜神翊曾经担任舒州（今安徽境）刺史。姜公辅的弟弟姜公复，曾举进士，官比部郎中。《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二载其《对兵试射判得兵部试举人长垛，请用乐节，太常称格令无文，此乃选士之礼》，文不长，录之如下：
射以观德，乐以和声，将选士于泽宫，必张侯于相圃，所以誓宗庙之宾客，备飧宴之威仪。何忽武夫而要《雅》、《颂》?岂徒强饮强食，劳祝史之正辞；采频采蘩，令太常之奏曲。且五善之礼，无赳赳之武夫；三耦之间，尽呦呦之鸣鹿。苟用舍而有异，在格令而无文，责乃其不然乎?诉之又益耻也。
“射以观礼，乐以和声”云云，是儒家对射、乐社会功能与意义的基本看法。
交州人廖有方能诗，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考中进士，官校书郎，改名为游。廖有方在正史中无传，我们只能从柳宗元的《送诗人廖有方序》、《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以及《全唐文》、《全唐诗话》有关零星记载中，窥见其思想事迹之一二片断。《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诗人廖有方序》云：
交州多南金、珠玑、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曜，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于人。今廖生刚健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纷葩瑰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果能是，则吾不谓之恒人矣，实亦世之所罕也。
《柳河东集》卷三十四《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云：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书，知欲仆为序。然吾为文，非苟然易也。于秀才，则吾不敢爱。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锢，益为轻薄小儿哗嚣，群朋增饰无状，当途人率谓仆垢污重厚，举将去而远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无乃未得向时之益，而受后事之累?吾是以惧。洁然盛服而与负涂者处，而又何赖焉?然观秀才勤恳，意甚久远，不为顷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则吾曷敢以让?当为秀才言之。然而无显出于今之世，视不为流俗所扇动者，乃以示之。既无以累秀才，亦不增仆之诟骂也，计无宜于此。若果能是，则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如此看来，廖有方颇富诗才，“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刚健重厚，孝悌信让”，勤奋好学，乐近文雅，是典型的儒生形象。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改革运动而遭贬斥，流俗之士对宗元避之唯恐不远，而廖有方却依然崇敬仰宗元，虚心请益，殷勤求序，其思想风骨，于此可见。柳宗元对廖有方非常赞赏，评价甚高，当有所据，不是泛泛的客套话。
廖有方在中进士之前，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游蜀，至宝鸡西界，住进客栈。偶遇一位素不相识的贫病士子，生命垂危，即欲救疗，不幸转瞬而卒。有方乃贱卖自己所乘鞍马，换钱购置棺材，为之殓尸营葬，并不知死者姓氏。这一举动，充分表现了廖有方对他人疾苦的深切同情，以及济穷救难、爱人如己的仁义之心。《全唐文》卷七百十三收有廖有方的《书胡棺板记》(《全唐诗》作题旅榇)一文，记其始末：
予元和乙未岁，落第西征，适此公署。忽闻呻吟之声，潜听而微惙也，乃于暗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遇知音。”眄睐叩头，久而复语：“惟以殊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瘗之，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岐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救疗未成，尽心丧事，作诗以悼，具见廖有方侠肝义胆，仁者襟怀。
姜公辅以经学起家，官至宰相，对安南文教的发展，有很大的鼓舞激励作用。公复、有方诸人继之而起，当地人文大盛，成绩斐然。许多知识分子可以和中原文士并驾齐驱，不分轩轾，这是很不简单的。
二、姜公辅的生平事迹
姜公辅是爱州日南县(今越南清化省安定县)人，姜公辅于唐德宗(公元778—805年在位)时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应制策科高等，授右拾遗，召入翰林院为学士，兼京兆尹户曹参军。《旧唐书》本传说公辅“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新唐书》本传也说“公辅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卢龙留守朱滔反叛。其兄朱泚为泾原节度使，因此被剥夺军权，废居京师，心情郁愤。公辅谏德宗：“陛下若不能垣怀待泚，不如诛之，养虎无自诒害。”德宗不从。翌年，泾原兵受命东征，讨伐李希烈之叛，过长安，军士以无赏食劣而哗变，德宗自苑门仓皇出逃。公辅又叩马谏德宗：“泚尝帅泾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夺之兵，居常怫郁不自聊。请驰骑捕取以从，无为群凶得之。” [5]德宗仓卒不及听。果然不出公辅所料，在京师哗变的泾原兵推朱泚为大秦皇帝，朱滔为皇太弟。德宗欲驻凤翔倚靠节度使张镒，公辅又劝德宗说，张镒虽然忠诚可靠，但毕竟是个文吏，他所率领的军队都是朱泚部曲，驻凤翔是十分危险的!德宗这才转移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果然不到几天，凤翔将领李楚琳杀死张镒，发动叛乱，依附朱泚。通过这一事件，德宗称赞公辅有“先见之明”，更加器重他的才智谋略，于是在奉天拜公辅为谏议大夫，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在姜公辅担任宰相期间，正是唐王朝与藩镇割据势力矛盾尖锐化的时期。德宗时爆发的“二帝四王”之乱，是唐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在这一斗争中，姜公辅坚决站在中央王朝一边，拥护国家政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
姜公辅不但精通儒典，有经论之才，而且睿智有谋，忠贞鲠直。德宗由奉天再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至城固县时唐安公主病死于途中。唐安公主是德宗最钟爱的长女，德宗非常悲痛，下诏予以厚葬。公辅进谏：“非久克复京城，公主必须归葬，今于行路，且宜俭薄，以济军士。”德宗悼女情切，大怒，斥公辅为“卖直取名”，罢为左庶子，以母丧解。后授右庶子，久不得迁。[6]后又贬公辅为泉州(在福建)别驾。顺宗即位，拜公辅为吉州(在江西)刺史，未就官而卒。宪宗时，赠礼部尚书。公辅卒于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但其生年不详。
公辅在泉州居住十四年，筑室于南安县九日山麓长隐。这时，会稽人秦系亦隐居九日山。两人时相过从，徜徉山水，酒诗唱和，友情甚笃。《新唐书·秦系列传》记载：“姜公辅之谪，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辅卒，妻子在远，系为葬山下。”秦系善诗，隐居山林注《老子》，弥年不出，为人所重，被称为高士。“年八十余卒，南安人思之，为立子亭，号其山为高士峰云。”可知公辅只身来泉州，其妻小没有随同南下。又知秦系亦富文才，志趣高洁。刺史薛播数往见之，岁时致羊酒，而秦系未尝至城门，不改隐逸山林之志。但他和当时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的著名诗人刘长卿相友善，常以诗相赠答。刘长卿号称“五言长城”，他很看重秦系。秦系又与公辅志趣相投，公辅死后为之营葬，料理后事。公辅葬于南安九日山东麓，后人称“姜相墓”，山称“姜相峰”，山上有“姜相台”。墓碑题“唐相国忠肃姜公封茔”，墓周围有拱墙，墓前有祭台，列介士（石将军）、石梅、石狮、石马、石羊各一对，唯石将军已在1994年被盗。1983年，姜公辅墓被泉州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公辅还在泉州别驾任上时，泉州民众即自动建筑二公亭于东郊，以纪念公辅及泉州刺史席相出游之地。后来，南安县建有姜公祠和姜秦祠(与秦系合祀)。广西钦州十字街有平章坊，系为纪念姜公辅而建，但至清道光年间已废。
姜公辅为相仅半年即遭罢斥，时间短促，未能充分施展其才华抱负。但此时恰逢唐王朝迭发重大事变，藩镇叛乱，危及京师。他是在皇帝逃奔途中被任命为宰相的，可以说是奉职于国家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而且他尽心辅弼德宗，一腔忠悃，嫉恶如仇，料事如神，政绩可述，不愧“名相”称号。
几年前笔者曾亲往九日山做过实地考察，见姜公辅墓基本保存完好。墓在一片郁郁葱葱的龙眼果树林中，附近山上遗存的凭吊姜公辅的历代摩崖碑刻甚多。如宋朝泉州王十朋诗云：“相国忠如宋广平，危言流落晋江城。天资自直无心卖，何处青山亦得名。”
生活在中国的姜公辅后裔不少，大部分居住在石狮市，笔者和他们有所联络。每年清明节，姜氏后裔都聚集九日山给其先祖扫墓。
在越南的姜公辅故乡安定县定成乡，则建有“姜相祠”，公辅被封为上等福神而受到祭祀。状元祠今尚存，属于越南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祠横匾题“状元祠”，门联云：“风雨已摧公主塔；海云长照状元祠。”姜氏后裔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2005年5月，笔者访问越南时，在河内以及从其他地方赶来的姜氏后裔曾邀请笔者做过一次报告，介绍姜公辅的生平事迹和中国姜氏后裔的情况。他们对此极感兴趣，并表达了要寻找机会来中国联宗祭祖的愿望。
三、姜公辅的作品与思想
姜公辅所撰作品大都亡佚，遗存至今的只有一赋一策，即《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均收录于《全唐文》卷四四六。
《白云照春海赋》后半篇阙文，仅存前半篇三百余字。此赋以鲜碧空镜春海为韵，描写白云春海的景物之美，气势之盛，抒发了作者的志趣情感。文笔流畅，词藻华丽，视野开阔，体物写志，各尽其妙。姜公辅这篇有阙文的赋，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鸟颉颃以追飞，鱼从容以涵泳。莫不各得其适，咸悦乎性。”“色莫尚乎洁白，岁何芳于首春。惟春色也，嘉夫藻丽；惟白云也，赏以清贞。”融体物与写志于一体，情景交融，从中可以看见作者的志趣与怀抱。《白云照春海赋》在越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安南千古文宗。”
如果从思想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那么《对直言极谏策》的价值要远高出《白云照春海赋》之上。从此《策》不但可以看出姜公辅汉文的功力之深，而且可以窥见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还可以从中了解唐德宗即位初期的某些心态以及全国形势的部分侧面。此《策》既是姜公辅硕果仅存的完整作品，又是迄今所见越南人撰写的最早的一篇政论。全文如下：
问：朕闻古之善为国者，未尝不求正士，博采直言，勤而行之，辅成教化者也。朕临御日浅，政理多阙，每期忠义，切投药石。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奋俟时，今启乃沃予，当有犯而无隐。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而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岂臣非稷契而致是乎?为君谢禹汤使之然也?设何谋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化而可以外户不扃?五谏安从，三仁谁最?周昌比汉高于桀纣，刘毅方晋武于桓灵，但见含容，两无猜怒，故君不失圣，臣不失忠。子既其俦，应详往行，四贤优劣，伫辨深疑。在于朕躬所有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
对：臣闻尧舜之驭寓也，以至理理万邦，在美利利天下。百姓犹惧其未化也，万邦犹惧其未安也，乃复设谤木，询谠议，不敢满假，不敢荒宁。伏惟陛下元德统天，文思居业，慎重光之丕绪，返淳古之休风，光启宪章，畴咨管蒯，锡臣之策，思以启沃。臣狂简不知化源，谨昧死稽颡，辄陈愚虑。
制策曰：“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欲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而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岂臣非稷契而致是乎?为君谢禹汤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乎!臣闻禹称善人，不善者远矣。伏见陛下征隐逸于空山，拔夔龙于下位，聘名士，礼贤者，善无欲之徒，发惟新之诏，使吏肃人悦，法明令张，而犹曰：“君谢禹汤，臣非稷契。”此陛下让之至也!臣何敢间焉?夫中于道者，易以兴化；失其道者，难以从宜。事爽其分，则一毫以乖；事审其分，则殊途同归。计岁者非一时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经年之外，使损益鉴于兴替，寒署渐于春秋，何忧不均理于羲轩，同光于尧舜?
制策曰：“设何谋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术而可以外户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
制策曰：“五谏安从，三仁谁最?”者，夫谏者以讽为先，乱国非无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谄谀胜矣；理国非无谄谀也，谄谀不用，则直言胜矣。时逢否闭，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请从其直谏，臣之职也，敢二事乎?昔商纣不君，虐弃天物，三仁弼谏，藩捍宗彝，退八百之师，抑三分之众，均其忧乱，俱可称仁，较其持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义，且曰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云智免；进退不失其正，在于太师乎?
制策曰：“周昌比汉高于桀纣，刘毅方晋武于桓灵，俱见含容，两无猜怒，故君不失圣，臣不失忠。子既其俦，应详往行，四贤优劣，伫辨深疑。”臣
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侧微，仰天地之大全，空忻化育；体阴阳之广运，每荷陶甄。岂意胜诏荐临，猥垂下问，心虑陨越。夏虫不睹于春冰，曲士宁知于天道?欲申微素，进退忧惶。伏见陛下以道生成，以德复载，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委符瑞为草莽，用忠良为灵庆，临群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诚太平之道也，刑措之渐也，臣不胜其忭。愿陛下俯仰必于是，寤寐必于是。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抑臣以为知终终之可以存义者，其惟圣人乎?伏惟陛下终之，臣不胜葵藿倾心之至。谨对。
德宗李适(公元742—805年)是代宗李豫长子，在讨伐安史叛军的战争中曾任天下兵马元帅，封鲁王，不久改封雍王。安史之乱平定后，以元帅功拜尚书令。因为德宗亲自参加过平叛战争，深知地方割据势力的危害，而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又与朝廷政治腐败有关。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很想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他曾命减乐工，损服玩，纳谠言，求多士，近文雅；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禁止宦官受赂，免除诸处岁贡。废除租庸制及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土地征田亩之税，每岁夏、秋两征。两税法把当时紊乱不堪的税制统一起来，把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所好处，具有进步意义。与此同时，德宗曾设法打击藩镇，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力图实现政令统一。《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史臣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训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这些评论，溢美过誉，在所不免，但也多少反映了德宗即位初期励精图治的一些实际情况。《本纪》还记载，“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桔，岁一贡以供宗庙，余贡皆停。”“罢邕府岁贡奴婢。”“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剑南岁贡春酒十斛，罢之。”“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银器勿以金饰。”“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五坊鹰犬皆放之，出宫女百余人。”“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诏人死亡于外以棺柩还城者勿禁。”“散官豢猪三千头给贫民。”这些措施，减轻了人民负担，表示了对人民疾苦的某种体谅或同情。文单国在今之越南柬埔寨一带，所献舞象三十二头，德宗诏令放于荆山之阳，回归自然。所养鹰犬，亦悉数放之。其意义不仅可以避免玩物丧志，而且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德宗即位初期，国家政治颇有起色，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本纪》谓德宗“御正殿而策贤良”，《姜公辅列传》载“应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可知姜公辅就是德宗初即位策问的“贤良”之一，这篇《对直言极谏策》便是他对策问的答卷了。
制策中有：“朕临御日浅，政理多阙，每期忠义，切投药石。……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这些话，确有点“思治若渴”、从善如流的味道，德宗颇想振作精神，效法古圣先王，重整纪纲，扭转风气，使国家达于至治，抱负不小。但既云淳朴已散，纪纲将颓，则问题严重，困难很大。诸如“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等等现象，层出不穷，积重难返。究竟是何原因?怎样才能解决?
姜公辅的对策，对
一是以尧舜
二是认为戎狄轻而寡信，贪得无厌，对之难以礼义和，恩泽抚；主张充实国力，加强国防，发展经济，广揽人才。只要国家强大，则不必以边患为虑。姜公辅在这里是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对待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方针，暴露了儒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左传·闵公元年》载管敬仲言于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的话说：“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这此言论，代表了儒家的一贯看法。姜公辅受“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影响，所以也宣场起“戎狄轻而寡信，贪而无亲”来了，不足为怪。他主张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并提出了类似屯兵、屯田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三是提倡礼义，实行富民政策，利用厚生，与民休息，广庶类，勤农桑，崇教化，重贤才。“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熟有不耻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利，则外户不扃矣。”儒家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进行礼乐教化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富而后教，才易于使人向善，遵礼守法，收以良好的效果。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7]。《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显然，姜公辅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都主张先富后教。
四是赞扬德宗厚德载物，恩泽被及草木禽兽，诚为德政。例如，“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就是指德宗罢贡献，放舞象，出鹰犬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且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环境伦理学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姜公辅又引《诗经·大雅》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德宗慎终如始，贯彻到底。言辞虽然委婉，意思却很明确，颂扬之中，隐含警告。可惜德宗并没有认真听取姜公辅的规谏，有始无终，竟把国家政局搞得一塌糊涂。姜公辅的警告，果不幸而言中!《新唐书·德宗本纪》赞曰：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对于姜公辅
从思想行事来看，姜公辅属于儒家学派是无可置疑的。但他和当时安南大多数文人学者一样，信奉三教同源（tan giao dong nguyen）之说，对佛教和道教都有好感，并不采取排斥态度。《新唐书•姜公辅列传》记载：“陆贽为相，公辅数求官。贽密谓曰：‘窦丞相尝言，为公拟官屡矣，上辄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安南文人学者一般认为，进可以儒术应世，退可以道术养身，儒道两家是相通的，各有各的长处和适用范围。看来姜公辅也信奉并且实行这样的思想观念。
（来源：《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