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交通要冲，历来在东西方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和敏感的地理位置。在古代，这一地区就曾受到过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公元16世纪以后又相继为欧洲列强所侵占，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这种历史境遇不仅使这一地区的政治命运艰难多舛，而且文化观念上也表现出多元色彩。随着殖民地的开发，大量移民从亚洲各地涌入，种族、宗教、思想、语言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新加坡以华人居多，占人口总数的78％，其余是马来人、印度人和各少数民族。马来西亚（1963年以前称马来亚）的主要居民是马来人（50％），但华人、印度人也占有近半数的比例。因此，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等，都在这一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马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建立起独立国家。1957年马来西亚正式独立，第二年新加坡也获得自治。新、马两国由于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和共同利益，独立初期曾谋求政治上的联盟合作，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自治州，后又于1965年独立出来，成立了新加坡共和国。从此，新加坡、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两个独立国家进入了世界民族之林，由是也踏上了艰苦卓绝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之路；与此相伴随，独立民族的精神之旅拉开了序幕。
新、马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与民族独立和振兴相联系的“后发”现代化运动的开展，给一地区的哲学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其从内容、表现形式到思潮的嬗变都与历史变迁和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并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呈现出新旧杂陈、互融互摄的思想发展轨迹。
一、“东亚模式”与新、马文化思想特点
（一）“东亚模式”的形成及其意义
关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讨，是近些年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以前人们熟知的西方模式
之外，“东亚模式”也进入了公众视野。“东亚模式”话题的凸现，与近几十年东亚经济的快速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后半期继日本之后，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通过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方式，以超过发达国家成倍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崛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1]。东亚奇迹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二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东亚落后国家没有按照原生态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而是在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上展开了它新的历史形式？这样，“东亚模式”就不仅仅是地区经济类型的指称，而是被赋予了种种不同于以前各种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意蕴。
东亚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看待世界的眼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人类进入近现代以来，西方作为工业化源头或龙头的历史地位，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自然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因而对于广大的非西方的落后国家来说，现代化即等于“西化”，舍此别无他途。如在中国有“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日本则有“脱亚入欧”等等。但是，20世纪下半期东亚国家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它所表现出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样式的特殊性，使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和思路去审视世界历史的发展，“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的全球化观点开始盛行，这对于非西方的落后国家来说，不啻一个巨大的鼓舞。因而，东亚模式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东亚，也改变了世界。不论人们愿意不愿意，都无法回避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和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
考察东亚模式的结构和内容，往往会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达。但综
合起来看不外乎两种：一是从经济角度，认为东亚模式是一种以出口导向为主快速积累资本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二是把东亚模式看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均异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样式，它包括：（1）“外发性”，即资本主义不是从本地的社会经济运行中自发产生的，而是靠外力的介入和影响（全球化）、依托民族振兴的内在动力而获得发展；（2）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及与此相一致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3）传统的东方思想作为经济活动的价值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受到推崇。
由此看，东亚模式虽然是以其卓越的经济成就首先引起世人关注的，但它的文化内涵似乎更耐人寻味，因为正是上述这些来自历史和社会深层结构的因素，构成了此模式不同于彼模式的本质特征，同时也为解析其经济奇迹的产生及经济行为背后的理念提供了思路。因此毋宁说“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而非单纯的经济现象。
以“模式”的形式概括某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并由此产生种
种歧义[2]，但不可否认这是清理和把握复杂现象的一种重要且有效的方法，关键在于这种研究是否建立在历史的和分析的基础上。
首先，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结合的产物，具有无法更移的历史机缘性。早在殖民地时期，当东亚各国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下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时候，是不可能出现区域性的经济崛起的，更遑论民族要求和民族文化的表达了。因此，东亚奇迹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独立国家的建立。但是另一方面，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前，东亚各国普遍处于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的社会组织中，它们彼此分散孤立、自给自足，千百年来无有实质变化。如果没有资本的扩张，没有资本主义“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3]，东亚各国的近现代史很难发生质的改变，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即现代化）也不会在浸润于农业文明之中的亚洲大地上凯歌行进。因此，东亚奇迹的另一客观条件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的各个部分连成为一个整体。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东亚才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以及国际资本和市场的巨大空间，突破前（或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历史的跨越。
其次，东亚人民的民族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也为经济崛起和现代化新型方式的诞生提供了内在动因。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早发、内生性不同，东亚现代化是由外部输入和影响的，因此，独立后的亚洲国家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实现民族振兴，人的主观选择和能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独立之初，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新、马领导人把动员全体人民、调动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尽快实现经济起飞作为头等大事，为此制定了符合国情的赶超型战略和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政治上，确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对社会的强控，为现代化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上，根据自身条件和国际经济格局，扬长避短，制定外向型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文化上，坚持民族本位立场，以传统文化中实用有效的价值理念维护道德人心，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正是通过这些努力，新、马不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还走出了一条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引起了世人关注。因此不难看到，所谓“东亚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模式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它的主体意识、行政能力和民族精神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经济之外的文化因素显得分外突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地区的哲学社会思潮成为了现代化运动一部分的深刻原因，也是我们考察新、马近现代思想史不能脱离其历史环境和政治诉求的原因。
（二）实用理性主导下的政治哲学
独立前的新、马，由于长期的殖民地历史和移民社会的文化背景，缺乏统一系统的思想
文化；独立之后，又面临发展经济、实现民族振兴的现实任务，因而也难以在理论的深度和完整性上有所建树，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就决定了新、马近现代哲学思想只能是其政治实践和民族要求的理论表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实用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因而严格说，这一地区没有纯粹的哲学和哲学史，而只有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它们是贯穿于现代化实践中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哲学理念和方法，与历史传统、现实境遇密不可分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思潮。
“实用理性”是贯穿于这一地区近现代历史最重要也是最显著的哲学理念，它既根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智慧及文化传统，又是对现实境遇的参悟和把握，有着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
实用理性就其方法来说，“首先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它承认现实世界存在着可认知和把握的道理和规律，因而“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热狂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 [4]；实用理性又极为重视现实功效，它不是将理性引导到抽象玄思，而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既保持理性超越品格又不脱离人伦日用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追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就已非常明晰，后来“构成了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 [5]。今天在东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它根深蒂固的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影响。“当理想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现实，我们是否要坚持这些理想？或是做出妥协，以适应现实？” [6]在理想与现实的角逐中，实用理性的选择永远是后者。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么说也许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做法是否正确。” [7]
在实用理性指导下的国家政治生活，必然处处体现这一理念固有的思维特征，从而形成一整套实用理性的政治学说和治国方略。
1、政治理性——“东方式民主”
有人评论说：“在西方与亚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最大的思想分歧或许是在民主的问题上。” [8]诚如斯言，对于民主的态度，构成了东西方价值观交锋的焦点。民主是西方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它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主流，而且也是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然而，这一价值理念在东方尤其是在东亚的政治决策层却遭遇了挑战或实质性修改。新、马两国领导人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了大量与西方民主观不一样的言论，他们的观点被指称为“东方式民主”。概括起来它主要包括：第一，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马哈蒂尔指出：“民主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执政的制度……其目的是要建立起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好政府。现在西方要的不是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政府，而是人民必须能够支持民主，哪怕它带来的是痛苦也在所不惜……如此一来，人类便成了民主的工具，而不是让民主成为人类的工具，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工具。” [9]第二，民主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李光耀强调，对亚洲国家来说，问题并不单单是模仿英国、美国或西欧的宪法制定一种制度，而是首先要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与纪律，因而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10]第三，强调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结合本国国情，树立与本国文化传统相一致的民主观。对于“民主是否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准，李光耀的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个社会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与标准也各不相同。20世纪末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11]
不难看出，所谓“东方式民主”强调的只是民主的实用功能，甚至认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这显然与西方近代自卢梭和孟德斯鸠以来把民主看作普世价值和最高信念的西方民主观有着本质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新、马领导人据以建立威权主义政治的依据。为此，他们常常采取激烈论战的形式抵御和批评外界的民主压力——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强势，不如说是申辩和回应，其维护“好政府”的现实利益诉求才是“东方式民主”最根本的出发点和目的。
2、意识形态理性——不拘不泥，为我所用
考察李光耀的一生不难发现，这位新加坡的精神领袖常常是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早年和国家独立初期，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文化的追随者，一心想把资本主义文明和民主的价值观念介绍到东方来，使他的国家获得振兴。不仅如此，他和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还曾受英国工党和费边社的影响，主张在新加坡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新加坡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其威权主义统治受到现代化冲击时，他又一改其激进形象以提倡儒家和传统道德伦理而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与其说李光耀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正如他所言：“在一切的理想主义之外，我和我的同僚也在‘功效至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 [12]不拘泥于某一既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以实用中和的态度对待理论、灵活运用，是新加坡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在谈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别时，李光耀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万里长城，它们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完善。” [13]关于这一点，人民行动党的元老拉贾拉南评论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 [14]如果我们想更全面一点的话，还应加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积累财富；用社会主义调节分配、保障社会公平；以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观整合意识形态，构成了新加坡模式的基本面貌。
马来西亚的意识形态似乎比较简单单一，因为自独立后，以马来语和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马来文化就被被置于官方的多重保护之下。但是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定也是符合需要和适用的，这是政治意识形态和一般思想观念的不同之处。传统伊斯兰教宣扬的忍让服从，显然极易被威权政治所吸纳；克己无欲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也有利于现实统治；至于伊斯兰教义中反对以钱生钱、获取利润的观念由于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而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修改：20世纪6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进行了一场伊斯兰教义的改革，确认了利润获取的合法性（另一个相关的改变是妇女在现代生活中地位的提高）。这样一来，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与原教旨主义的教义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而成为马来西亚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3、经济理性——“先经济后民主”
新、马领导人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 [15]如果从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和进程来说，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为民主政治提供必要的条件——精神的、物质的和制度的。但是，当世界的民主化潮流随着现代化的扩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民主越来越被看作第一要务和价值准则的今天，“先经济后民主”就显然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需要了。按照新、马领导人的说法，如果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早实行民主，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治稳定和纪律就得不到保证，也不可能给人民带来好政府。这些观点虽不可能得到验证（李光耀的“先经济后民主”被西方称之为“李氏假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并让主张者们引以自豪，那就是这些国家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因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重中之重，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发展成绩。新加坡从1960－198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马来西亚1988－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也达到了9·2％，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实施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和中央公积金制度，还保证了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从而为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所以李光耀充满自信地说：“如果我们把优先前后倒置，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民主的形式方面而不是把它放在经济实质方面，我们绝对不会达到目前的发展阶段。” [16]
至于“民主的形式方面”是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发展似尚难判定，但新、马两国威权主义政治和威权领导人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却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两国都以不同的方式确立和强化了这种东方式集权的新样式——威权主义，从而使“先经济后民主”的价值追求越来越成为了一种现实需要，经济增长率与政治合法性的关联才是真正被关心和推重的。
4、文化理性——民族本位立场
独立后的新、马即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对传统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冲击，现代社会的种种特性也暴露出来，其直接的结果是家庭松散、人际关系简约，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发生了危机。面对日益严重的西化趋势，为稳固社会基础，维系道德人心，新、马两国上层都毫无例外地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
新加坡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便由政府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包括文明礼貌、敬老宣传、推广华语、在中学开设宗教课程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80年代初开展的儒家伦理运动。儒家伦理之所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儒家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是儒家传统可以提供维护现存秩序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基本道德。如新加坡政府提倡的传统儒学的“八德目”——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就从各方面界定了公民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因而成为新加坡的治国之纲：忠，即忠于国家，要有国民意识，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孝，即孝顺长辈，尊老敬贤；仁、爱，即富于同情和友善精神，关心他人；礼，即礼貌，包括形式和诚意两方面，接人待物彬彬有礼；义，即信义，人与人之间要坦诚守信；廉，即清廉正直；耻，即知耻，要有羞恶之心。[17]八德的提倡，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失序状态的主观救治，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文化选择。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不同，占人口半数的是马来人，因此马来语和伊斯兰教成为了国家的主导文化。政府不仅在国内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不断强化马来文化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用带有浓厚马来文化色彩的“亚洲价值观”抵制西方价值观，表现出发展中国家既要现代化又要坚守民族本位立场两难却不失实用理性的一种文化姿态。
5、民族理性——种族和谐
新、马都是多元种族、宗教和语言的移民国家，要想使全体人民树立共同的国民意识，团结协作、友好相处，仅有儒家伦理或是马来文化是不够的；而且过分强调主导民族的文化还有可能引起民族间的猜忌和不满。因此，提倡一种各民族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准则，就成为两国制定理性主义民族政策的前提和依据。有鉴于此，新加坡国会于
马来西亚的民族问题比新加坡更为复杂，民族整合成了伴随这个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一项艰巨任务。1969年“5·13”流血事件之后，政府即着手制定“全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于
6、外交理性——不偏不倚，东西兼顾
新、马所处的东西交会的地理位置和长期的殖民地历史，使它们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处境十分敏感微妙。独立之初，两国由于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依赖不得不选择亲英、美的外交政策，冷战开始后，又成为夹在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的两难角色。但是，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新、马领导人都有自己清醒的判断。他们一方面不得不依赖美国，而又不完全倒向美国。马哈蒂尔“向东看”的政策就是试图引导马来西亚人从崇拜西方转向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合作；新加坡则在与美国交好的同时，在具体的经济技术领域保持与苏联合作。李光耀的理由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大国都是靠不住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牺牲小国的利益，但是小国的发展又不能离开大国雄厚的科技和经济力量。小国的外交就是与大国之间建立这样一种平衡，既能从大国获得经济和科技帮助，又不沦为大国的附庸。” [19]还说：“小国在大国的争霸中生存的最好办法不是依靠大国，而是独立于大国之外，玩自己的牌。” [20]这种实用理性的外交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坚持独立自主；二是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保持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正是以这样的背景为依托，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也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身利益和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二、新加坡与“儒家资本主义”
（一）“儒家资本主义”的提出
与“东亚模式”概念紧密相关，“儒家资本主义”也在近几十年渐渐成为人们表达东亚类型现代化的一个常用术语。但是将“儒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起来，却有着一段曲折的渊源和特定的文化内涵。
早在20世纪初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西方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儒教因缺乏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精神条件，妨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的这一判断在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是合理而客观的（近代中国和亚洲衰落的命运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因而被当作所谓“韦伯命题”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这样，“儒教”与“资本主义”便自然割裂开来。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速度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获得了迅速发展，这一现象让人们在惊异之余开始反思韦伯命题，思考资本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内在关联。最早以儒家思想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产生的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卡恩。他认为，孔子提倡的勤勉、尊崇教育和当局的观念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并将受儒学影响的日本和“四小”归入“新儒教国家”和“后儒家文化”地区。[21]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从东亚经济的发展中受到鼓舞，把它当作儒家“开新外王”理想的成功实践而对其寄予厚望。[22]
将“儒家”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还表明，这种资本主义与以前人们熟知的西方资本主义不同，有着独特的东方文化内涵。任何一种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运行并表现出自身特点的。东亚资本主义由于是由外部而非自身的社会变革引起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工业化只能在未经革命和启蒙洗礼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展开，这一特点使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必然深深打上前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的烙印。因此，与新教伦理精神背景下产生的原生态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国家统治的分权主义和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不同，东亚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新型资本主义表现出了迥异的风格，它们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一系列儒家文化传统。
（二）新加坡“儒家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
在东亚各国中，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被认为“在许多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征” [23]，这不仅指它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现代化所呈现的民族文化特点，代表了儒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
1、一党独大的威权政治
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但是在东亚后起现代化国家，却普遍存在着与现代政治制度并行的威权主义统治。新加坡建国后采取的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拥有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一样的民主设施和制度（如议会制、普选等），但它的实际功效却大为不同。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大选获胜成为执政党后，几十年来一直控制着政坛，形成了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党首李光耀1959年即担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政府总理，在位30多年，1990年才以内阁资政身份引退，至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不少西方学者依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和价值观，认定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新加坡统治集团的政治文化具有独裁主义的特性” [24]。美国一个研究机构也曾以有无真正的组党自由、有无真正的表达自由和自决权等，对亚洲太平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评估，结果新加坡排在了最后。[25]
对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民主的实质，新加坡领导人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那么什么是好政府呢？回答是要依人民的价值观而定。李光耀说：“身为一个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政府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 [26]还说：“身为领袖者，无论民选与否，都必须要有把自己当成人民信托人的意识。传统上的族长都是专制的，甚至是独裁的，但他们对于本身的部族都有责任感。”可见“好政府”的理念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民利民的民本思想，而且还具有强人政治和家长制的某些特征，也即集权的特征。这种建立在高度集权之上的现代威权主义政治，被看作是“儒家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
2、仁政德治的治国方略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的高度发达和人伦的制度化和理性化。与此不同，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则处处突显出价值（道德）理性和伦理的至高地位。儒家由“内圣”引导的“外王”，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一特点在今天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新外王”实践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东亚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法制化和国家的政治程序不健全，因而道德伦理和教化被推到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层面，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软机制。
新加坡治国的一大特色即是将“仁政”、“德治”作为立国之本。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实行“贤人政治”、“精英治国”；对普通民众则实施道德教化。这两方面充分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精髓，而与西方法治的刚性原则拉开了距离。
精英政治是新加坡几十年奉行的基本国策，也是李光耀最著名的政治理论，他把精英政治看成是新加坡成功的要件之一。精英政治从理论上直接来源于儒家的“人治”思想，它的出发点是“为政在人”，强调人的道德、才能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这与现代官僚制度重视制度本身的功能效果是根本不同的。美国社会政治学家托马斯·比罗斯（Thomas J. Bellows）在详细考察了新加坡行政机构的形成、组织、演变及所发挥的作用后指出，新加坡的文官制度是英国的创造，但是它的精英政治的特点、它制定政策的功能又是同儒家传统相一致的。[27]在精英政治下，官员除了管理职能外，还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道德负有强烈责任，其角色期待远远大于文官度制下的技术官僚，因而“吏治”往往成为政治的重中之重。李光耀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行，他不仅要求自己和下属正直廉洁、奉公守法，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选拔、考核制度来确保官员和政府的廉能。新加坡著名的高薪养廉措施堪称世界上一道耀眼的政治风景。
注重全民道德教育是新加坡政府“德治”的又一重要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府即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维系社会稳定的宣传教育活动，包括每年一次的文明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等等，其中以80年代初开始的儒家伦理运动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儒家伦理运动首先从中学的儒家伦理课程开始，进而扩展到全社会，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再生运动。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提倡和组织实施；二是主观选择性，即从传统文化中选择有利于新加坡现实需要的儒家伦理作为全民道德教育的依准。1985年由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正式颁发的《儒家伦理》教材，可看作是这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把灌输儒家伦理，介绍华族固有的道德文化，培养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主旨，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基本价值观。[28]这表明，以德治国、以传统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已成为新加坡既定的文化战略。
3、家庭为根的伦理取向
在传统社会里，“家”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社会组织形式，是“国”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但是随着新加坡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家庭的作用日益下降，个人地位上升，这便意味着东亚传统的社会基础和最重要的“孝道”发生了动摇。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重建儒家伦理，新加坡政府从“培养家庭核心价值观”做起，采取了一系列稳固家庭的措施。1995年3月，国会通过了“赡养父母法”，规定子女不负担赡养责任的，60岁以上的父母可以提起上诉。政府还通过减免赡养人个人所得税、优先分配组屋等条件鼓励三代同堂。
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是因为家庭伦理对于维护传统价值观具有基础的作用。李光耀深谙其中道理，所以他指出，“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 [29]。这样一种致思路向与传统儒家“百善孝为先”是一致的。儒家正是从最基础的家族伦理“孝弟”中，引申出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一系列社会政治伦理，并确立了“父子有爱、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这些前资本主义家族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伦理规范，随着新加坡现代化的开展也进入了现代生活；所不同的是，先前家族制的范围和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家的概念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群体如公司、企业、社群等等，而家族伦理“孝、弟”也因此衍化成具有更加广泛意义的社会公共道德。《儒家伦理》教材着重宣讲的“忠孝仁爱礼仪廉耻”的“八德目”以及“共同价值观”中的“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就是新加坡社会上下共同遵守的处理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
“家国一体”的治国理念，使“儒家资本主义”与西方的公民社会形成了强烈反差。与东方的家族本位不同，西方近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西方文化认为，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因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第一位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应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个体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了满足，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4、集团主义价值观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东西方文化中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差异性存在，东西方对待民主态度的不同即由此而产生。西方以“天赋人权”为核心理念的个人主义作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政治遗产，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历史，形成了以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化为特征的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东亚历史上，由于集权主义政治和宗法社会的长期存在，人被定位在各种社会关系网中，取消了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后来东亚进入工业化之后，这种根深蒂固的个人服从社会的角色心理和价值观念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由于新威权主义的强化而继续发挥着影响，从而使东亚资本主义表现出与西方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的浓厚的集团主义色彩。这一点也历来被看作是“儒家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
反映东亚集团主义利益的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伦理学说，它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东亚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价值观念。集团主义是一种价值倾向，它在政治上可以服从权威、权力，在生活中服从家庭和群体，总之是以个人服从他者为前提的。新加坡政府发表的《共同价值白皮书》就集中体现了这种集团主义精神，其中把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作了颇为扼要的表述，它们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后来在国会讨论修改时，虽然把“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改为“社会关怀，尊重个人”，但“共同价值观”的基本精神是与儒家一贯倡导的伦理关系准则相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社会比个人重要”。又如《儒家伦理》教程对于“忠孝仁义”的解释，忠，即忠于国家；孝，即孝顺长辈；仁，即要有同情心和仁爱精神；义，即坦诚守信，也都体现了儒家“尊卑有序”及“和为贵”的群体思想。
5、克勤克俭的生活态度
在探讨东亚经济起飞与文化关系的各项研究中，人们几乎都不会忽略这一地区居民身上反映出的一种突出的人文特征，如勤奋、节俭、克己等，并认为这是儒家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德，它们对于推动东亚经济的发展具有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30]
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社区发展部（今新闻艺术部）口述历史馆制订了一个新加坡商业先驱人物的口述计划，其中采访了51个华商，请他们谈了从贫到富的成功经历和对新加坡经济、社会、教育的贡献。这些被采访者几乎都谈到儒家勤奋、节俭、自制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来源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他们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中国古代名人如何成功的故事。伦理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待人、与人打交道。我对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31]
为了证明这样一些生活伦理和价值观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实际的作用，一些西方学者还运用统计学的方法，通过拟定代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诸项指标，对东西方几十个国家进行了广泛调查，获取了大量的实证材料。最有代表性的是郝福特（Geet Hofstede）1980年发表的《文化的影响——国际间工作价值观的差异》和米高邦(Michael Bond)1987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关联》。他们的研究表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均属于“儒家工作动力”（包括节俭、毅力、稳重等）强、经济增长快的国家，反之，“儒家工作动力”较弱的国家，经济增长亦较慢。[32]这便为儒家资本主义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三）儒家传统的现代转换与作用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到儒家传统无处不在的影响，这使人们在考察新加坡经济发展时不能回避或者轻视儒学的作用。但是儒学的作用不是孤立、无条件的，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绝对支配地位、儒学自身发生转换和更新的前提下才能产生积极效应。忽视前者，固然无法说明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看不到后者，则是取消历史主义观点，否定“儒家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定性，因而无法回答“为什么曾经阻碍资本主义的儒学今天却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动力”。所以就儒学谈儒学的作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将儒家资本主义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并通过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才能合理说明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生命力。
1、集权政治与政府主导型经济
如前所说，儒家思想对政治层面的影响主要是帮助形成国家集权主义。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的职能和角色已发生根本转换，即由原来维护封建领主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组织者。新加坡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企业主，它拥有全国大部分的土地，直接经营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李光耀常常把新加坡比作一个大公司，政府总理是这个公司的主管，政府工作人员是公司职员。政府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干预，这正像有人描写的：“新加坡迄今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其说是自由市场调节的结果，不如说是伸得长长的国家干预的手捏成的” [33]。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也一再肯定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宏观经济管理极为出色”。[34]
宏观经济管理是国家主导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指国家运用超经济手段对经济及社会发展实行有效的干预，包括由国家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出台并实施各项具体的经济政策，调节社会公平，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整合等。事实证明，宏观经济调控不仅有利于调动国内外资源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还能保持经济发展中较高程度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凝聚力，这些都是西方自由放任政策所不具备的有利的政治条件，也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制度保障。因此也不难看出，新威权主义政治发挥的这种政府职能，已经与历史上的集权国家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实际已成为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忠实保护人，除了“传统任务外，还担当了目标人、生产者、调节人和财政代理人” [35]的角色。
2、家庭伦理与家族式企业管理
儒家伦理在现时经济层面的直接影响，是形成了家族企业和家族式企业管理方式。这是东亚落后国家基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由家庭而企业、由企业而社会，是现代经济生活教给人们的辩证法。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大多是依靠根深蒂固的家族主义观念和组织方式开始他们的发家致富生涯的。他们最初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来自家族，家庭成员组成了企业的核心管理层，旁系亲属则形成其外沿；当企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到家族以外后，他们便通过把社会关系“家庭化”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公司，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位被采访的华人企业家这样描述他与企业员工的关系：“我们像一个大家庭，相互之间有亲密的感情……我像一个兄长，不存在阶级差别。” [36]
管理的核心精神在于和谐，家族式的企业管理方式由于在淡化劳资关系、增强企业凝聚力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因而较之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单纯雇佣关系具有更大的张力和“人和”效应，这也是新加坡工业化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助力。设若没有这种与企业同甘共苦、共存共荣的家族式团队精神，新加坡据以立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李光耀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能够造成这种团队精神（team spirit），有了这种精神，个人就会为集体奉献最好的东西”。[37]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扩大，家族式的经营管理必然会被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所代替，但是，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家族式企业和家族式管理则是资本主义最便利的生长点。
3、儒家价值观与经济增长
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套关于生活和劳动的价值准则，如前面提到的勤勉、克己、节俭等，这些产生于古老东方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仅没有妨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为新加坡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精神动力。郝福特与米高邦关于儒家价值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调查明确表明，儒家价值观具有金钱价值。[38]价值观念影响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上，如他们是如何适应经济组织的，他们对于经济生活的兴趣以及处理财富的方式等。如果从这几方面考察，儒家价值观所提供的正是早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行为方式，这正像韦伯从新教伦理的禁欲苦行中发现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样。
儒家伦理适应经济组织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那就是形成了凝聚力极强的由家族式企业管理推广开的集团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对于经济生活的态度则表现为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内容的强烈的发家致富的进取精神。在对新加坡成功企业家的采访中，大多都谈到维护和扩大家族的名声是他们的最大愿望，是一种不会枯竭的动力源泉，[39]由此焕发出忘我的工作热情、恪尽职守的工作责任心以及勤奋好学的求知欲望。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些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文发展指标（以成人识字率为基本指数）远远高于经济发展指标。教育加快了技术的运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加快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这对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新加坡领导人在谈到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时，多次强调了教育的至关重要性。
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劳动者长期形成的节俭习惯也使得这一地区的积累率要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不同与欧美消费型社会的积累型社会。遏制消费固然不利于生产，但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适当控制消费以增加积累，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加坡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带来高增长率的成功经验背后，隐含了儒家文化的内在动因。
综上，如何看待儒家传统的现代作用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要求下才能得以体现，脱离了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的抽象文化从来不具有现实的理论价值。因此，与其说是儒学为新加坡乃至东亚的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不如说是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塑造了新的儒家形象和儒学传统，为从儒学中分离出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创造了条件。其二，存在于农业社会的儒家传统虽然不能直接推动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当资本主义从外部输入后，它的实用理性机制使它找到了与资本主义共生的方式，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在东亚运行的合作伙伴。这正是“儒家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原因。其三，真正有助于资本主义的是儒家的生活伦理，也即儒家的小传统。这些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其他地方也都曾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发挥过作用（如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作用），而儒家的政治伦理，尤其是它专制独裁的特性和管理社会的方式理念却是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因此也是终将被历史所抛弃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触发的儒家资本主义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弊病即说明了这一点。
三、“亚洲价值观”折射的现实思潮
（一）何为“亚洲价值观”？
如果说“儒家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与新加坡联系得更为紧密的话，那么“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则由于其相对宽泛的文化背景而成为新、马两国共同推崇的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提到亚洲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并据此反对以西方价值观为普世准则，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于是，这一代表亚洲声音的“亚洲价值观”就成为了一个时期以来东西方意识形态论战中一个常见的政治术语。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他在1992年东京“朝日新闻创造21世纪论坛”上，发表了影响广泛的“东西价值观不同论”。他认为，政府的好坏主要以人民的价值观而定。亚洲人重视的，未必是美国人或欧洲人重视的。还说，亚洲国家的政府行为是立足于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价值之上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判断是非。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3－4月号《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更是集中表达了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也是“亚洲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发表了大量关于亚洲价值的著名言论，还著书立说，宣讲自己的主张。他严厉批评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标准，态度比李光耀更为激烈和强硬。在《挑战》一书中，他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进行了质疑，在他看来，“亚洲很多人相信，我们的确有本身的价值观和做事的方式……对于那些认为本身价值观和做事方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这是一个异端” [40]。在《亚洲的声音》中，他还自信地宣称：只要亚洲人掌握了西方的工业技术，同时又保持了亚洲的传统价值，就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创作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文明。
何为“亚洲价值观”，它到底包括那些内容？对此，新马领导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达，而且双方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主观期望也有很大差别。如在新加坡，“亚洲价值观”主要指的是“儒家价值观”，两者经常是可以互换的；而马来西亚所坚持的“亚洲价值观”则“是带有强烈回教色彩的马国价值观” [41]。但尽管如此，新、马两国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却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和相似之处：第一，不论是儒家思想还是伊斯兰教观念，它们所代表的都是有别于西方的亚洲民族的精神传统，因而“民族性”是“亚洲价值观”最重要的前提和内容，也是考察它的重要角度；第二，“亚洲价值观”是与西方价值观相异或对立的价值选择，如认为“国家、社会比个人重要”，“国家之本在于家庭”，“个人服从社会”等，但两者的根本分歧最后集中在是要西方的普世民主还是亚洲的东方式民主。因而“亚洲价值观”毋宁说是为新、马现存的威权政治和社会秩序张目的政治宣言。
“亚洲价值观”与前面提到的“东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等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是说它们都反映了亚洲（或东亚）新型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自身特点，而且三者所指有一定的交叉：比如东亚模式和儒家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是它们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种种文化特征（如集权主义、家族伦理、个人服从社会等），而这些又往往是亚洲价值观所涉及的内容。“区别”，则是说它们各自有所侧重，“东亚模式”和“儒家资本主义”侧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样式，它们包含文化但不限于文化，而“亚洲价值观”主要指思想观念。另从时间和概念的属性上看，“东亚模式”和“儒家资本主义”概念出现得要早一些，它们是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而凸显、而被外界注意到的，“亚洲价值观”则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的历史产物；与前者的客观性角度相比，后者反映的是主体的价值选择。
（二）从“西化”到“民族化”——“亚洲价值观”与民族主义
新、马从20世纪50年代独立，到90年代“亚洲价值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用李光耀的话说就是“从不再为亚洲人”到“仍为亚洲人的过程” [42]。为民族独立奋斗的新、马领导人早年几乎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如李光耀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曾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苏伊士以东最典型的英国人”，他自己也称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产物” [43]；被称作马来西亚“独立之父”的东古·拉赫曼也有着与李光耀相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文化的教育而痛感本民族的落后和悲惨处境，于是投身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独立后，在他们领导人民用接受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国力，又开始担心西方思想的涌入破坏传统，担心国民变成“伪西方人”而威胁现存秩序，于是便从激进的立场一步步后退，最终成为文化上（更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思想轨迹。而这几乎是非西方的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思想阵痛，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者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作为近代独立国家意识而发挥作用的“民族主义”思潮，几乎贯穿了新、马近现代历史的始终和一切方面。这不仅因为这一地区历史上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有着强烈的民族反抗情绪，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国际格局中的边缘地位有关。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落后现实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境遇决定了民族主义必然成为伴随其整个现代化过程的主流思潮。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如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全民动员是民族主义；向西方学习振兴民族经济也是民族主义；试图摆脱西方控制、维护民族尊严更是民族主义；甚至保障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的政府也自然会赢得民众支持，民族主义在这里发展成一种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威权主义。总之，民族主义在这一地区有着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表现着，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理念，也是深刻的社会实践和运动。综观新、马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重要的阶段和特征，概括起来就是：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新、马人民抓住“二战”结束、英国殖民体系瓦解的机会所进行的民族解放的斗争，目标是争取政治上的独立，建立民族国家。这一过程以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立出来自立门户而告结束。第二个阶段从60年代到80年代，是两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经济腾飞的时期，两国都以十分出色的成绩完成了国家独立之后国民富强的经济发展指标。到90年代以后，经济崛起的新、马两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身的话语权，一场东西方的意识形态论战拉开了序幕。“亚洲价值观”就是这场论战中代表亚洲声音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面大旗。
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新、马两国被看作是与国家民族命运一样重要的战略方针。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表示，在新加坡工业化和现代化中，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都会有所改变，但东方价值观——关系到新加坡生存和发展方向这个东西决不会改变。[44]1991年政府制定的《新加坡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计划》，从四个方面描绘了未来理想的新加坡，其中把具有民族特性看成是与经济活力、生活质量及世界性城市一样重要的战略目标。可见，文化民族主义在根本上是与政治民族主义相一致的，是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
在西方，人们常常将民族主义视为负面的价值观念，但是在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洲各国，民族主义则往往与独立进步、民族尊严及和谐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全民动员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精神力量，也可以为在现代化中失却精神家园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当然，它也常常成为威权主义政府手中的一把利剑。但不管怎么说，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民族是有希望有尊严的民族，这正像有人评论的：“亚洲价值观并不是靠被西方文化击倒了的亚洲人‘喊’出来的，而是靠站起来了的亚洲人‘举’起来的” [45]，它“是亚洲主体意识的证明，更是亚洲人重拾独立自主的民族尊严之反省” [46]。因此，“民族主义”是理解“亚洲价值观”的第一个角度。
（三）“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和实质——威权主义
透过“亚洲价值观”的民族主义色彩不难看出，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捍卫新、马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这就决定了它的核心思想是威权主义和由此派生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如东方式民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庭的作用等等。因而可以说，“亚洲价值观”表面是文化，实质上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威权国家意志的体现。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二战后东（南）亚国家普遍盛行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权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依靠威权向人民和社会团体规定义务并强制执行；实行精英政治，自上而下管理国家；“行政主导”，行政权大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经济上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性等。[47]
威权主义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是传统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从现实需要来说，独立后的民族国家面临现代化的巨大压力，同时又要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求生存，因而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能够为新兴国家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和必要条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需要又得到了这一地区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支持。儒家伦理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顺民意识，以及伊斯兰教、佛教文化中具有的与儒家文化相似的对权威的崇拜、等级观念和忍让服从的气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包容了威权主义统治。于是，历史和现实在这里达成了妥协。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原本受宗主国议会民主制影响的东南亚各国，纷纷以不同方式转向了强政府模式，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如果以集权程度和“强政府”力度来衡量，新加坡是威权主义政治的典型。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和长期执政，保证了新加坡威权主义统治的连续性和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干预市场,,,，较好地解决诸如失业、住房等国计民生问题，加强廉政和法制建设，统合意识形态等，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使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具活力、国民收入仅次于日本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马来西亚的现代政治制度在民主的形式之外，也具有很强的威权主义特征。“巫统”领导的联盟党自独立以后长期统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81年上台，20多年里一直是该国政坛上的强权人物。与新加坡不同的是，马来西亚的威权主义除具一般威权主义的特征和功能外，还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即在各方面实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政治上它通过一系列制度法规保障马来精英的主导地位；经济上实行种族配额制，提高主导民族的经济实力；思想上则是确立具有马来文化（以马来语和伊斯兰教为主导）特色的“亚洲价值观”。但是，社会结构关系的失衡势必妨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实行了旨在社会重组的新经济政策，80年代以后便进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发展势头直追新加坡，成为亚洲众虎中的佼佼者。1991年，马哈蒂尔提出了“2020远景规划”，计划到那时把马来西亚建成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可见，威权主义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所谓合理性，是指它虽在政治上高度集权、违背民主趋势，但经济上（不止于经济）却包含了现代化导向，这对于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启动和前期发展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内源性力量。故有人说，“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过程，几乎都是在专制政体（或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的，即是由‘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动的……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首先是集权政治的结果，它本质上是一种后发展经济历程中特有的政治经济过程。” [48]事实上，新、马威权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除它们对社会的强控制外，良好的经济业绩是其立于不败的根本原因。因此，经济合法性是威权主义政治得以存续的最大支柱。
（四）反思与超越——“亚洲价值观”面临挑战
正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完成它们的现代化使命的时候，1997年下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从泰国迅速蔓延到了东南亚各国，新、马也因此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马来西亚是金融风暴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之一，独立40年积攒的家底几乎毁于一旦；新加坡由于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大幅度下跌。直到1999年，两国才从低谷渐渐走出。[49]
经济危机继而引发的是社会政治危机和信仰危机。因为人们在经济危机中看到了许多经济之外的因素直接间接地导致和加深了危机，比如权力腐败、官僚主义、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法制不健全、制度不透明，以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朋党相亲、裙带关系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危机中金融体制不健全、政策失误、泡沫经济、不良债权形成的原因。因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对“东亚模式”的核心内容——威权主义和它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批评，在有的国家还引发了对威权领导人的信任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和制度矛盾的总爆发，它暴露了威权主义政治在面对和管理市场经济中的诸多不适应，而这些不适应又是由这一前现代的制度模式和与之配套的价值取向的缺陷造成的。比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经济、法制经济，它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文化与之相适应；但威权主义本质上是人治而非法制，它依靠的是威权者个人和精英集团的人格力量，而这些往往因不具刚性的约束力而使市场和社会失序和失控。又比如，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它崇尚的法律精神和价值准则应当是自由平等和尊重个人；但“亚洲价值观”倡导的传统伦理则要求个人服从社会、进而服从权威，因而在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权力和集团便成为人们追逐和依附的对象。亚洲金融危机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结党营私等现象就是其严重的后果。至于威权主义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所造成的危害（“强政府”的趋势必然是其功能的无限放大），更是直接和严重的：它既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和自调节能力，又使缺乏制约的权力与市场结合后弊端丛生，从而加深加剧了危机的程度。因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除对经济原因进行总结外，更多的批评集中在了制度和文化上。如认为：“危机从微观上说是金融业和企业出现了问题，但从宏观上看则是国家决策和体制的失误” [50]。值得重视的是，李光耀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言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然，对于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来说，当受到外部挑战和质疑的时候，实际意味着传统的裂变和新生的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儒家传统抑或“亚洲价值观”（实际是现实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和批评，无疑是在为“东亚模式”的内部改造和未来出路把脉，从而使其自身的现代性越来越克服固有的前现代性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事实上，资本主义在东亚的发展客观上已造成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趋势，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公共生活中日益完善的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对个人的尊重，应是现代化中最具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是现代化不同于其他任何经济社会变迁过程的特质，舍此便不足以称现代化；但同时，现代性又是一种精神内核，它的实质虽不可更移，却可以容纳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是不同类型的现代化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础。东亚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西方内生型现代化渐进、相对有序的发展历程不同，它在经济、制度和文化上的调适整合要更加艰巨复杂，因而，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适时进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形成经济、制度、文化的良性循环，就成了制约这一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加坡、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具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其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制度框架的突破和文化的现代化。
（来源：《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