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已有一千余年,它已完全融入这个宗教文化氛围异常浓烈的民族之中。从沙皇俄国到苏维埃政权、再到新俄罗斯的漫长岁月里,东正教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历程,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也有过遭受严厉遏制的时代,俄独立后,东正教的命运又一次出现转机,执政当局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于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于是东正教成为其借以增强爱国感召力和民族团结信念的载体。政教双方相互借重,建立起默契的协作关系。在当局扶持下,东正教重新登上俄政治舞台,成为“准国教”,其势力和影响再度壮大,传统的社会道德功能得到迅速恢复,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一、俄罗斯政教关系的演化

自公元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确定拜占庭正教(东正教) 为国教后,在一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正教已成为国家的精神主宰。总体来看,俄罗斯的政教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曲折的发展阶段:传入之初至沙俄末期的“政教一体”时期;十月革命胜利至苏联解体的“政教对立”时期;俄罗斯独立至今的“政教默契协作”时期。十月革命之前是“政教一体”时期。弗拉基米尔大公之所以选择东正教作为国家统一的宗教,主要是出于现实和政治上的考虑:拜占庭正教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对维护帝王的统治发挥着巨大作用。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教权与皇权之间也曾存在斗争。东正教试图保持对世俗君主政权相对的独立性,甚至一度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但遭到专制皇权的强烈压制,使教会逐渐变得驯服。特别是彼得大帝时期,当局从体制入手,进一步调整政教关系,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使其完全依附于政权。政教一体的国家体制明显强化:沙皇既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又是东正教会最高首领;教会的全部活动都必须按照沙皇旨意进行;建立由沙皇政府管辖的最高宗教事务局,在此任职的神职人员应宣誓效忠沙皇等等。从此,皇权把教会紧紧控制于股掌之中。教会成为专制制度的“御用衙门”[1],是统治者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特殊工具。与此同时,在沙皇政权的扶持下东正教也确立了它在俄罗斯人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提出著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合一的精神” [2]。这一公式对教会的政治职能作出定位,承认东正教是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强调其使命是维护以沙皇为代表的俄国专制制度。在等级代表君主制时期,辅佐沙皇的两大重要谋事机构——“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议中,都有教会的代表参加” [3] ,要经常接受沙皇的指令和监督。至此,东正教完全成为专制政权的附庸,教会的各种活动费用基本上依赖国家提供,主教及教区的神父从国家领取薪奉。直至20 世纪初,教会寺院的1/3 仍由国家供养。教会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望,使出浑身解数为其歌功颂德,称沙皇手中权力是上帝授意的,告诫民众必须崇拜、听命于皇权,对统治者加以神化,在民众中灌输和培植忠君思想,甘当统治者驯服民众的工具。在沙皇制度的末期,教会十分警惕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和工人革命运动,把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动员教徒为沙皇而战。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主义成为苏联共产党整个社会的唯一信仰,在思想上,无神论占据了统治地位,当局进行广泛的反宗教和无神论宣传,不仅结束了政教合一的历史,使东正教丧失了在意识形态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宗教被看作是腐蚀人民意志的精神鸦片,遭到唾弃和打击,从此进入“政教对立”时期。苏联建国后先后通过了《俄罗斯各族人民宣言》、《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等一系列法令,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禁止教会干预国家事务;“废除任何民族的和一切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等等,使教会遭到沉重打击。斯大林执政时期,宗教政策又出现重大失误,教会的处境更加艰难:1929 - 1930 年关闭了696 座教堂,1931 年炸毁了莫斯科基督教主大教堂;许多教士和神职人员无端受到审讯和镇压;40 年代还制造了大批无教堂村、区、州,如在俄联邦有25 个州没有一座教堂。东正教昔日的繁荣和喧嚣,被长期的冷落和凄凉所取代。东正教会十分仇视新政权,政教双方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这期间教会的势力和影响受到严重削弱,教堂数量锐减,由十月革命前的78767 座降至11500 座,神职人员从3 万人减为1.3 万人。[4] 教会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与新政权对抗只能使教会继续受到压制,自食其果。于是教会决定改变政策,要求教徒们既听命于荣耀的上帝,又做热爱苏维埃祖国的公民,从而使政教关系趋于正常化。卫国战争的爆发使政教关系进一步好转。东正教领袖号召教徒出钱出力,抗击侵略者,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苏联政府用教徒捐款3 亿卢布组建的“涅瓦王”亚历山大飞行作战大队和“顿河王”德米特里坦克纵队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立下奇功,这也是东正教会的功劳。教会的举动得到当局的赞赏,教会又得以重新融入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但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东正教的境遇才出现实质性转机。1990 年10 月苏联当局通过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宗教自由法》,从法律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使东正教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各种宗教组织纷纷涌现,宗教经典和刊物充斥街头巷尾,宗教活动空前活跃。宗教学校由1986 年的16 所增加到1991 年的52 所,在校学生由2511 人增加到4565人。宗教团体从1985 年的12438 个发展为1991 年的21284 个。[5]俄罗斯独立后,执政当局开始进行反思,注重吸取苏联宗教政策的教训,重新评价东正教的作用,使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政教默契协作”的崭新阶段。1993 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虽明文规定俄罗斯是世俗国家,奉行政教分离政策;任何宗教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信仰的宗教,各宗教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当局对东正教采取了倾斜政策。1997 年6 月,国家杜马通过了“信仰自由法”,对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肯定和强调。法案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宗教组织的正常活动“, 为宗教组织提供税收和其它优惠政策,向宗教组织提供财政、物质和其他帮助”。[6]前总统叶利钦常常率领政府官员参加重大的宗教活动,以此加强对教会的影响。1997 年当“东正教俄罗斯”运动成立时,叶发了贺电,认为该运动的成立将“有助于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公民和睦、民间和谐和宗教间和睦相处的传统,为国家复兴作出重大贡献”。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指出，“东正教俄罗斯”运动将“造福于整个俄罗斯社会”,有助于使东正教成为俄“强大国家一贯依赖的精神支柱”。[7] 就连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表示,耶稣基督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并表示如果俄共执掌政权,不会实行原苏联的无神论政策。[8]普京执政后同样重视宗教的作用。普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真切地希望这一传统宗教能够在新世纪得以复兴。他多次会见圣主教公会成员,在其举行总统就职仪式以及其他重大国事活动时,均邀请东正教大牧首出席。他还颁令将阿列克西大牧首的警卫由莫斯科市级提升为国家级。同时,当局对东正教的传播和宣传活动也积极提供渠道,俄广播电台和奥斯坦丁诺广播电台每周分别播出5 种和12 种教会节目,时间分别为95 分钟和355分钟。[9] 每当国内重大宗教节日来临或发生重大事件时,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都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人们祝福节日、讲经布道或就重大事件发表言论,号召教徒们支持政府政策,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可见,俄罗斯的政教关系已步入“默契”发展的轨道。可以说,从叶利钦到普京都是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培育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的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但苏联解体后,他们很快就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不仅成为虔诚的东正教徒,而且还是东正教再度复兴的有力推动者。俄领导人对东正教态度的重大转变,以及如此看重这一宗教的深层原因在于:首先,力求再现东正教在历史上辅佐政权的特殊作用。俄两代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在历史上东正教不仅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有效工具,而且在国家生死关头总能起到积极作用。在苏联同法西斯德国作战的卫国战争中,东正教会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与侵略者抗争到底。激励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赢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俄独立至今,国弱民衰,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在此情况下,当局一方面希望东正教能够重新整合民族精神,起到团结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政局的作用,为国家的全面振兴再度效力。另一方面,当局有意维护和抬高东正教的地位,甚至将其视为“准国教”,旨在借助东正教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位。其次,有意以东正教思想填充“信仰真空”。苏联解体后,人们为之奋斗70 多年的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了,在俄罗斯人思想中出现了信仰危机,人们感到失落、空虚和无奈。俄国家领导人极力想以东正教思想来阻挡五花八门的新意识形态占据人们的心灵。叶利钦曾指出,必须改正苏联时期对待东正教不公正的错误作法,应对东正教及其历史、道德、仁慈的传统,以及它对俄罗斯国家精神生活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和尊重。普京突出强调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和国家作用,目的在于设法将自苏联解体后,国人感到迷失方向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填充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从而淡化政治斗争和党派间的意识形态分歧。1999年底,普京发表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倡导形成“统一的俄罗斯思想” [10],希望宗教能够起到团结全社会的积极作用。他强调:“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 [11] 2000 年1 月6 日,在庆祝耶稣诞生2000 年之际,普向俄东正教会发出贺信。称东正教在新世纪将“有助于俄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的复苏”,认为东正教在俄历史及现实生活中起着“独特作用”,它应当成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

二、东正教在俄当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

俄执政当局的亲东正教政策使后者的地位迅速上升,东正教充分利用这一机遇,不断拓展势力,加紧发展教会事业,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已发展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首先,教会积极参政议政,确保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在1989 年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就公开说过:“没有基督教成员的参与,我们社会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12] 其实在苏联解体前夕就已涌现出各种宗教组织,如“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复兴运动等,它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呼吁进行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俄独立后,教会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在1993 年和1995 年的议会选举中,阿列克西大牧首当选为议员,许多神职人员也进入议会,直接参与国家高层政治生活。为确保在政治上拥有代言人,教会表示完全支持现政权,在大政方针上与当局保持一致。在1991 年和1996 年的两届总统选举中,教会号召教徒支持叶利钦竞选,鼎力助叶获胜和连任。普京总统执政后,东正教会主动配合当局的政策。2000 年5月,普京下令全国设立联邦区,改组政府各职能机构,以强化中央的垂直领导。东正教会立即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普京总统的措施。在对外政策方面,教会也始终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协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它强烈反对北约东扩,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1999 年4 月19 日,阿列克西二世还亲自率领俄东正教代表团前往贝尔格莱德,执行“寻求解决南斯拉夫冲突途径的和平使命” [13]。总之,在内外事务中,教会极力显示和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此外,教会已不满足于依附于当局的地位,不想再充当沙俄时期“御用部门”的角色,而是打算在努力保持与当局密切关系的前提下,寻求独立和自主发展的新途径,成为一支独立的在社会中发挥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不是由其他政治派别控制宗教,而是用逐渐强大的宗教力量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教会还决定“神职人员非经教会首脑同意,不得参加地方人民代表的选举” [14]。可见教会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不仅仅满足于充当一名地方人民代表,而是要完全独立自主,有些宗教政党甚至觊觎政府部门的领导权,企图建立超出沙俄时代的“国教”地位。其次,教会把维护国家稳定、纯洁社会风气视为己任,以此来占据道德领域阵地。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东正教承袭了基督教感化天下、普济众生的“救世”精神和使命感⒂,因此每当俄社会出现危机和动荡之际,东正教总是要挺身而出,号召人们珍惜和平局面,维护国家稳定,向人们展示其独特的社会道德功能。1991 年“8·19”事件发生后,阿列克西大牧首发表声明,称东正教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它站在法律和自由一边,反对暴力和无政府状态。1993 年,在叶利钦与议会发生严重冲突的“十月事件”中,东正教最高神职会议紧急讨论国内危机局势,会后发表声明,呼吁矛盾双方召开圆桌会议,进行政治对话,恪守法律制度并放弃使用武力;建议由东正教领导人充当调节者,缓和对立双方的矛盾,防止进一步发生流血冲突;教会同时要求“军队和护法机构不要卷入政治纠纷”,声称“谁首先使用暴力,谁就免不了要失败,要遭诅咒”;最高神职会议还表示“教会随时准备帮助取得国家和社会的和平与团结”。[16] 1994 年东正教大牧首参加了叶利钦主持的《社会和睦条约》的签字仪式,要求教徒“支持国家的和睦进程”。进入1998 年以来,车臣地区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特别是1999 年9 月,车臣恐怖分子先后在莫斯科等地制造爆炸案,造成300 多无辜平民死亡,给国家的安定带来巨大威胁。东正教领袖强烈谴责车臣极端分子的分裂活动和恐怖行径,支持政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并在2000 年对车臣分裂分子采取了实际步骤:号召青年教徒应征参军,派遣神职人员从军作战,使之与俄军相互配合,共同清剿车臣匪帮,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此外,东正教对俄社会上吸毒、酗酒、卖淫等丑恶现象极为鄙视和唾弃,提醒人们远离这些“罪恶行为”,以东正教的道德准则净化心灵,避免堕落。这对遏制俄社会上这类犯罪现象的进一步蔓延、纯洁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再次,加大与军队等强力部门合作力度,拓展教会在武装力量中的影响。近年来,东正教会不仅在社会上努力恢复其传统的社会道德功能,而且还渗透到军队等强力部门,在加强对军人“爱国教育”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并已确立其在军队中的“特殊地位”。1991 年8 月,叶利钦总统下令禁止所有党派和政治组织在军队中活动,但唯独东正教例外,可以继续在军队中从事宗教活动。1994 年3 月,时任国防部长的格拉乔夫与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俄罗斯军队将与东正教会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对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并做好军人的社会保障工作” [17] ,从而使东正教在军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1996 年教会又与强力部门签署合作意向,将共同密切关注军人的思想动向。随后,双方又就共建一所军事神学院达成协议。俄国防部还指示部队各级领导协助神职人员的工作,为其在军内的活动提供各种方便。东正教各教区不仅与中央及各大城市的强力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还与地处边境地区的内务部、国防部各边防军区确立了关系。继1996 年斯塔夫罗波尔教区与边防军签署有关合作协定后,1997 年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教区又分别与相应的边防军区签署了类似的协定⒅。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有:军方对教堂等教会设施的建设提供人力、物力帮助,教会则深入部队,向军人布道和演说,特别要对因犯罪而被劳教的军人进行挽救和教育等。教会与边防军还在国家边界最重要地段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竖立起一个写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象征”的十字架。目前,在俄军队中多设有宗教事务处;教会向其发放了300 万册《圣经》,几乎人手一册;军人参与宗教活动者达30 %以上;各部队中投入使用和正在建设的东正教堂和礼拜堂有近百所。[19] 总之,教会已完全承担起武装力量思想和道德教育任务,它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三、东正教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东正教是俄境内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其信徒达7000 多万(全球有近两亿东正教徒) ,约占俄总人口的1/ 2 ;俄东正教在西欧、东欧和美洲等境外地区还设有7 个都主教区。俄独立后,东正教在俄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也明显上升。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俄政治、经济及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其他宗教也在发展壮大,加之境外宗教势力的大力渗透,这一切都对东正教的发展及其在国内的特殊地位构成挑战。首先是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龃龉增多,有损东正教声望。东正教虽是俄最大的宗教派别,但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佛教、新教、犹太教等也各有发展。特别是伊斯兰教,它是俄国内仅次于东正教的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信徒。据统计, 目前俄居民中有1500 —2500 万人信仰伊斯兰教,约占俄人口的1/ 7。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西伯利亚是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区。此外,在俄联邦的各个主体几乎都有穆斯林居民。[20] 20 世纪80 年代,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伊斯兰势力急剧膨胀并向世界其他穆斯林地区蔓延。在境外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下,伊斯兰教开始在俄高加索等地大范围复兴,车臣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势力甚至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大肆从事分裂国家、追求独立的运动。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给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教带来麻烦,伊斯兰教似乎成了恐怖、暴力的代名词,俄境内的伊斯兰教也因车臣极端分子不断制造恐怖事件而成为众矢之的。在此情况下,为安抚和拉拢这一宗教,普京总统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与极端恐怖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他强调说:“我们的国家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把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混为一谈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会带来危害。”他声明说,“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分子跟这个世界性宗教毫无共同之处”。[21] 2001 年12 月,普京发表电视讲话,畅谈当年取得的成就时还特别强调:“俄罗斯是世界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数百年来和谐相处的唯一地方。我们应该珍视这一点。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是俄罗斯传统的宗教,所以它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22]但是,俄执政当局的口头言论无法抚平伊斯兰教徒内心的创痛,穆斯林与当局的疏远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增强。伊斯兰教对自身所处的地位愈加不满,尤其对当局偏袒东正教、给予其“准国教”地位感到不公,认为自己被当局所冷落和歧视,他们自然把罪责归到当局和东正教身上,从而使其与东正教的隔阂再度加深,在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混居的地区矛盾尤显突出。特别是车臣问题更加剧了两种宗教的矛盾与磨擦。车臣共和国是穆斯林民族聚居区,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哥萨克人参加了车臣战争,并向电视记者显示自己身上的十字;某些车臣人则向媒体展示其头上扎的带子,上写着“没有上帝,只有真主和穆罕默德”[23];一些媒体有意宣染“伊斯兰危险”,甚至把车臣战争称之为东正教徒同“异教徒”的战争,人为地增添了两种宗教间的猜忌与不和。加之在车臣战争中,东正教会明确支持政府打击车臣分裂主义者,更引起伊斯兰教徒的仇视,两者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其次,境外宗教势力大肆渗透,也对东正教的主导地位构成冲击。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加紧与东正教争夺教徒,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不容忽视。80 年代后期,在东正教发展壮大的同时,国外的传教士也打着世界基督教统一运动的旗号,大举向俄渗透,其中以美国的“通俗化新教”组织和韩国的“基督教福音派”最为活跃。[24] 这些组织借俄独立之初政局混乱、人们内心空虚和茫然之际,通过“银弹攻势”——大量免费提供《圣经》及其他宣传,甚至向教徒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扩大自身影响,大有取代东正教之意。这些外来宗教名义上是要拯救俄罗斯,实际上是企图以自己的思想理念灌输俄罗斯人的头脑,最终替代东正教。天主教也不甘示弱。自20 世纪60 年代与东正教和解以来,两大宗教的关系有所改善,但随后天主教又提出两种宗教重新合并的问题,要求俄东正教承认罗马教皇为最高领导、承认天主教主张的所谓练狱等教义,同时允许东正教保留自身的教义、礼仪等,大有吞并东正教之嫌。在天主教的影响和渗透下,东正教内部出现不稳定迹象,一些教徒认为东正教保守落后,缺乏活力,在宣传耶稣福音方面不得力,神学理论没有变化和发展,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等等,要求东正教向天主教学习,使东正教的主导地位受到质疑。此外,近年来世界各地涌现出的各种邪教组织,纷纷进入俄罗斯,对东正教的发展也构成冲击。先后有70 多个邪教组织在俄罗斯活动过,如臭名昭著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印度的“三教(基督教、瑜伽和印度教) 合一学说”、韩国的“统一教会”,以及欧洲的“世界末日”、“圣母中心”和新纳粹主义等等。这些邪教组织大多鼓吹世界末日论,称自己才是拯救人类的真正救世主,它们以金钱开道,极力吹嘘自己的教义。如“奥姆真理教”用巨额资金购买了莫斯科电视台的播放时间,设立了“传教电视台”,每次宗教节目时间长达40 分钟。“统一教会”也以强大的财力支持在俄举办国际性宗教会议等方式拓展势力。这些邪教组织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诱惑性,在俄青年中传播歪门邪道,发展非常迅速。仅“奥姆真理教”就曾一度在俄拥有35000 多名信徒,全俄受其影响的人达10 万之众,它还在莫斯科设立7 个活动中心。邪教组织不断膨胀,不仅对俄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而且对东正教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很大威胁。最后,东正教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俄独立后皈依东正教的信徒大大增加,但其中多数人是因苏联解体,生活水平骤然下降,政治信仰突然消失,精神生活空虚,才在无奈中走进东正教堂,寻求精神寄托;另一部分人,特别是老年人生活陷入困境,他们被孤独、困苦、疾病等所困扰,只有在教堂才能得到心灵的慰籍;还有一部分人是在俄经济危机中大发横财的暴发户,他们光顾教堂是出于一种“趋众的时髦心理”,在教堂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等,展示自己的高贵地位。东正教成为信仰真空的填充物,于是出现了“宗教狂热”现象。在这种虚幻的宗教复古大潮中,甚至连苏联时期的一些节日也被宗教节日所替代,如东正教复活节和主降生节(圣诞节) 取代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但这些表面现象并非说明东正教的基础已十分牢固。据1990 -1992 年和1996 年俄社会学家就宗教现状所做的调查表明:上世纪90 年代初,国民“信仰上帝”的人数大幅上升,但其中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教徒,他们自认为是“动摇不定者”,甚至是“非信徒”;明确表示自己是信徒的人要少得多,1996 年只占被调查人数的1/ 3。[25] 对这种现象神甫们抱怨说,在教会复兴的热潮中,数百万俄罗斯人急切地要求接受洗礼和举行教堂婚礼,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涉足教堂了。可见,东正教中真正的“虔诚者”十分有限,加之东正教自身存在进步缓慢、适应社会能力不强等弱点,对教徒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这种状况表明东正教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综上所述,由于俄当局的提携和扶持,以及东正教在俄社会中的传统根基,使其未来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21 世纪的俄罗斯毕竟不是沙皇俄国的专制时代,这是一个信仰自由、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加之外来宗教势力的涌入,使保守、刻板的东正教面临巨大冲击。可以说,沙俄时期东正教飞黄腾达、一手遮天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苏联时期东正教地位一落千丈、被边缘化的日子也难以再现,从此东正教将步入正常、平稳的发展阶段。同时,东正教若想长期占据俄社会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对自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教会的发展与时代脉搏同步,只有这样,东正教才能克服一系列难题,增强对教徒的吸引力,战胜各种外来宗教势力的挑战,确保其在俄社会中的精神领袖地位。

【注释】

[1]В·波里先科、Ю·普罗霍罗夫、郭聿楷:《俄罗斯文化国情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年12 月版,第63 页。

[2]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6 月版,第133 页。

[3] 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2 期。

[4]江流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 页。

[5]郭清:“戈尔巴乔夫和东正教复兴”,《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1 期。

[6]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2 期。

[7]俄通社- 塔斯社莫斯科1997 年2 月9 日俄文电:“全俄社会运动‘东正教俄罗斯’召开成立大会”,徐先良译。

[8]齐普科:“俄联邦共产党的神话”,俄罗斯《莫斯科真理报》1995 年9 月20 日;美联社谢吉耶夫波萨德1996 月4 月8 日电:“共产党总统候选人与教会拉近关系”。

[9]王小路:“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现象”,《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 期。

[10]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Россия на пороге ново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30 декаóря1999 г.

[11]保罗·斯塔罗宾:“可能成为总统的人”,美国《商业周刊》,2000 年1 月10 日。

[12] 王小路:“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现象”,《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 期。

[13]法新社莫斯科1999 年4 月20 日电:“俄东正教会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

[14]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6 月版,第165 页。

[15]马风书：“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2 期。

[16]俄通社- 塔斯社莫斯科1993 年10 月2 日电:“俄东正教会呼吁要避免使用武力”。[17] 王小路:“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现象”,《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 期。

[18]Сергей Сафронов:“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вконцеⅩⅩвека”, www. strana . Ru ,23 октября2001 г。

[19]同上。

[20]亚历山大·伊格纳坚科:“世界和俄罗斯事务中的伊斯兰因素”,俄罗斯《独立报》1996 年11 月21 日。

[21]美联社莫斯科2001 年9 月28 日电。

[22] “Разговор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 успехах нынешне гогода”,www. strana. ru ,25 декабря2001 г.

[23] 亚·伊格纳坚科:“世界和俄罗斯事务中的伊斯兰因素”,俄罗斯《独立报》1996 年11 月21 日。

[24]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6 月版,第178 页。

[25]段丽君：“当代俄罗斯人与宗教”，《今日东欧中亚》,1998 年第5 期。

（原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