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 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出现,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结合的产物, 具有无法更移和置换的历史机缘性。早在殖民地时期, 当东亚各国处于西方列强统治下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时候, 是不可能出现区域性的经济崛起的, 更遑论民族要求和民族文化的表达了。因此, 东亚奇迹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独立国家的建立。但是, 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前, 东亚各国普遍处于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的社会组织中, 它们彼此分散孤立、自给自足, 千百年来无有实质变化, 如果没有资本的扩张, 没有资本主义“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68页) ,东亚各国的近现代史也很难发生质的改变,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即现代化) 很难在浸润于农业文明之中的亚洲大地上凯歌行进。因此, 东亚奇迹的另一客观条件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 使世界的各个部分连成为一个整体。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东亚才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以及国际资本和市场的巨大空间, 突破前(或外)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实现历史的跨越。
其次, 东亚人民的民族自觉性和主体意识, 也为其经济的崛起和现代化新型模式的诞生提供了内在动因。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早发性、内生性不同, 东亚现代化是由外部输入和影响的, 因此, 独立后的亚洲国家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实现民族振兴, 人的主观选择和能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独立之初, 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 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把动员全体人民、调动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尽快实现经济起飞作为头等大事, 为此制定了符合国情的赶超型战略和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 政治上, 确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对社会的强控, 为现代化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经济上, 根据自身条件和国际经济格局, 扬长避短, 制定外向型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 文化上, 坚持民族本位立场, 以传统文化中实用有效的价值理念维护道德人心,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正是通过这些努力, 新加坡、马来西亚不仅实现了经济腾飞, 还走出了一条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因此不难看到, 东亚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模式的一个明显不同, 是它的主体意识、行政能力和民族精神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而使经济之外的文化因素显得分外突出。
2. 实用理性主导下的政治哲学
独立前的新加坡、马来西亚, 由于长期的殖民地历史和移民社会的文化背景, 缺乏统一系统的思想文化; 独立之后, 又面临发展经济、实现民族振兴的现实任务, 也难以在理论的深度和完整性上有所建树, 这便决定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近现代哲学思想只能是其政治实践和民族要求的理论表达。故严格地说, 这一地区没有纯粹的哲学和哲学史, 而只有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史, 它们是体现在现代化实践中的哲学理念和与社会变迁相联系的社会思潮。
“实用理性”是贯穿于这一地区近现代历史最重要也是最显著的哲学理念, 它既根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智慧及文化传统, 又是对现实境遇的把握和参悟, 有着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实用理性就其方法来说, “首先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 它承认现实世界存在着可认知和把握的道理和规律, 因而“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热狂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 (李泽厚, 第29 - 30页) ; 实用理性又极为重视现实功效, 它不是将理性引导到抽象玄思, 而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既保持理性超越品格又不脱离人伦日用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追求, “构成了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 (同上) , 今天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的政治实践中, 人们依然看到了它根深蒂固的思想发展的影响。“当理想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现实, 我们是否要坚持这些理想? 或是做出妥协, 以适应现实?” (《李光耀40年政论选》, 第575页) 实用理性的选择永远是后者。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这么说也许是不正确的, 但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做法是否正确。” (《联合早报》, 1997年7月6日)
在实用理性指导下的国家政治生活, 必然处处体现这一理念固有的思维特征, 从而形成一套实用理性的政治学说和治国方略。
(1) 政治理性——“东方式民主”。有人评论说: “西方与亚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最大的思想分歧或许是在民主的问题上。” (Rohwer) 诚如斯言, 对于民主的态度构成了东西方价值观交锋的焦点。民主是西方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它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主流, 而且也是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然而, 这一价值理念在东方尤其是在东亚政治决策层却遭遇到了挑战或修改。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领导人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了大量与西方民主观不一样的言论, 他们的观点被指称为“东方式民主”。它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第一, 民主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如马哈蒂尔指出: “民主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执政的制度⋯⋯其目的是要建立起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好政府。现在西方要的不是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政府, 而是人民必须能够支持民主⋯⋯如此一来, 人类便成了民主的工具, 而不是让民主成为人类的工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 第279页) 。第二, 民主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李光耀强调, 对亚洲国家来说, 问题并不单单是模仿英国、美国或西欧的宪法制定一种制度, 而是首先要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与纪律, 因而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参见《李光耀40年政论选》, 第557 - 569页) 。第三, 强调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 树立与本国文化传统相一致的民主观。李光耀说: “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 各个社会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与标准也各不相同。20世纪末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李光耀40年政论选》, 第573页)
不难看出, 所谓“东方式民主”强调的是民主的实用功能和效果, 认为事实上的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 而这正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建立威权主义政治的依据。
(2) 意识形态理性——不拘不泥, 为我所用。考察李光耀的一生不难发现, 这位新加坡的精神领袖常常是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早年和国家独立之初,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文化的追随者, 一心想把资本主义文明和民主的价值观念介绍到东方来, 使他的国家和民族获得振兴。不仅如此, 他和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还曾受英国工党和费边社的影响, 主张在新加坡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 当新加坡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其威权统治受到现代化冲击时, 他一改激进姿态以提倡儒家和传统伦理而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 与其说李光耀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不如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正如他宣称的: “在一切的理想主义之外, 我和我的同僚也在‘功效至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 (《新加坡之路》, 第124页) 不拘泥于某一既定的意识形态, 而是以实用中和的态度对待理论、灵活运用, 是新加坡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在谈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别时, 李光耀认为: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万里长城, 它们可以相互补充, 相互完善。” (转引自谢永亮, 第363页) 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曾这样评价道: “所谓新加坡道路, 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 经济上的资本主义” (转引自韦红, 第53页) ; 而要更全面一点, 我们或许还应加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积累财富; 用社会主义调节分配、保障社会公平; 以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观整合意识形态, 构成了新加坡模式的基本面貌。
马来西亚的意识形态似乎比较单一, 因为自独立后, 以马来语和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马来文化就被置于官方的多重保护之下。但是能够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也一定是符合需要和适用的, 这是政治意识形态和一般思想观念的不同之处。传统伊斯兰教宣扬的忍让服从, 显然极易被威权政治所吸纳; 克己无欲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也有利于现实统治; 至于伊斯兰教义中反对以钱生钱、获取利润的观念,由于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悖遭到了修改: 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场伊斯兰教义改革, 确认了利润获取的合法性(另一个相关的改变是妇女在现代生活中地位的提高) 。这样一来,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与原教旨主义的教义相比, 发生了很大改变, 从而成为马来西亚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3) 经济理性——“先经济后民主”。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是: “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 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 (《李光耀40年政论选》, 第569页) 如果按照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和进程, 这一观点是无庸置疑的。但是, 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随着现代化的扩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民主越来越被看作第一要务和价值准则的今天, “先经济后民主”的主张就显然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需要了。按照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的说法, 如果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早实行民主, 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和纪律就得不到保证, 也不可能给人民带来好政府。这一观点虽无法验证(李光耀的“先经济后民主”被西方称之为“李氏假设”)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并让主张者们引以自豪, 那就是这种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因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重中之重, 因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几十年来,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 成为世界同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李光耀充满自信地说: “如果我们把优先前后倒置, 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民主的形式方面而不是把它放在经济实质方面, 我们绝对不会达到目前的发展阶段。” (《联合早报》, 1984年8月17日)
随着经济的发展, “民主的形式方面”是,,不是也得到了发展尚且不论, 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威权主义政治获得了巩固却是不争的事实。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两国都以不同方式确立和强化了威权领导人的统治, 从而使“先经济后民主”的价值追求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需要, 经济增长率与政治合法性的关联被看得至关重要。
(4) 文化理性——民族本位立场。独立后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即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但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对传统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冲击, 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 其直接的后果是家庭松散、人际关系淡漠, 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发生了危机。为稳定社会结构、恢复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都毫无例外地转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
新加坡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 便由政府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 包括文明礼貌、敬老宣传、推广华语、在中学开设宗教课程等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80年代初开展的儒家伦理运动。儒家伦理之所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第一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 儒家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也是最主要的, 是因为儒家传统可以提供维护现存秩序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基本道德。如新加坡政府提倡的传统儒学的“八德目”: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就从各方面规定了公民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从而成为新加坡的治国之纲。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不同, 占人口半数的是马来人, 因此马来语和伊斯兰教成为了国家的主导文化。政府不仅在国内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不断强化马来文化的主导地位, 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用带有浓厚马来文化色彩的“亚洲价值观”抵御西方价值观, 表现出发展中国家既要现代化又要坚守民族本位立场两难却不失实用理性的文化姿态。
(5) 民族理性——种族和谐。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多元种族、宗教和语言的移民国家, 要使全体人民树立共同的国民意识、友好相处, 仅有儒家伦理或是马来文化是不够的; 而且过分强调主导民族的文化还有可能引起民族间的猜忌和不满。因此, 提倡一种各民族、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准则, 就成为两国制定理性主义民族政策的前提和依据。有鉴于此, 新加坡国会于1991年1月15日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 主要内容为: 国家至上, 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社会关怀, 尊重个人; 协商共识, 避免冲突; 种族和谐, 宗教宽容。由于共同价值观不包含政治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 只是提供公民应遵守的国家伦理, 因此获得了广泛支持。新加坡独立半个世纪以来, 国内没有发生大的民族宗教摩擦, 各民族能够团结协作共赴现代化事业, 与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始终贯彻理性平等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马来西亚的民族问题比新加坡更为复杂, 民族整合成了伴随这个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一项艰巨任务。1969年“5·13”流血事件之后, 政府即着手制定“全国人民”的意识形态, 并于1971年8月31日(即独立日) 作为“国家原则”正式公布。虽然其中仍然强调马来文化的崇高地位, 但是它以促进民族和谐合作、增强马来西亚国民意识为宗旨, 因而成为了新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从此,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代替了“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 各种族越来越把自身利益与国家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
(6) 外交理性——不偏不倚, 东西兼顾。新加坡、马来西亚所处的东西交会的地理位置和长期的殖民地历史, 使它们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处境十分敏感微妙。独立之初, 两国由于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依赖不得不选择亲英、美的外交政策, 冷战开始后, 又成为夹在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的两难角色。但是, 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 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都有自己清醒的判断。他们一方面依赖美国, 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倒向美国: 马哈蒂尔“向东看”的政策就是企图引导马来西亚人从崇拜西方转向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合作; 新加坡则在与美国交好的同时, 在具体的经济技术领域保持与苏联的合作。李光耀的理由是: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大国都是靠不住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牺牲小国的利益, 但是小国的发展又不能离开大国雄厚的科技和经济力量。小国的外交就是与大国之间建立这样一种平衡, 既能从大国获得经济和科技帮助, 又不沦为大国的附庸。” (转引自谢永亮, 第183页) 他还说: “小国在大国的争霸中生存的最好办法不是依靠大国, 而是独立于大国之外, 玩自己的牌。” (同上) 这种实用理性的外交政策概括起来, 一是坚持独立自主, 二是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保持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正是以这样的背景为依托, 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们也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身利益和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二、如何看待“亚洲价值观”?
1. “亚洲价值观” (Asian Values) 之由来
上世纪90年代以后, 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提到亚洲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 并据此反对西方价值观, 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化”, 于是, 这一代表亚洲声音的“亚洲价值观”便成为一个时期以来东西方论战中常见的政治术语, 也成为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共同推崇的意识形态。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他在1992年东京“朝日新闻创造21世纪论坛”上, 发表了影响广泛的“东西价值观不同论”。他认为, 政府的好坏主要以人民的价值观而定, 亚洲人重视的未必是美国人或欧洲人重视的。他还说, 亚洲国家的政府行为是立足于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价值之上的, 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判断是非。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3—4月号发表的《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 更是集中表达了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也是“亚洲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 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发表了大量关于亚洲价值的著名言论, 还著书立说宣讲自己的主张。他严厉批评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标准, 态度比李光耀更为强硬。在《挑战》一书中, 他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进行了质疑, 在他看来, “我们的确有本身的价值观和做事的方式⋯⋯对于那些认为本身价值观和做事方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 这是一个异端”。在《亚洲的声音》中, 他还自信地宣称: 只要亚洲人掌握了西方的工业技术, 同时又保持了亚洲的传统价值, 就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文明。(参见庄礼伟)
何为“亚洲价值观”? 它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对此, 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 而且双方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主观期望也有很大差别。如在新加坡, “亚洲价值观”主要指的是“儒家价值观”, 两者经常是可以互换的; 而马来西亚所坚持的“亚洲价值观”则是“带有强烈回教色彩的马国价值观” (郭品芬) 。但尽管如此, 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却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和相似之处: 第一, 不论是儒家思想还是伊斯兰教观念, 它们所代表的都是有别于西方的亚洲民族的精神传统, 因而“民族性”是“亚洲价值观”最重要的前提和内容; 第二, “亚洲价值观”是与西方价值观相异或对立的价值选择, 如认为“国家社会比个人重要”、“国家之本在于家庭”、“个人服从社会”等等, 根本分歧则在于是要西方的普世民主还是亚洲的东方式民主。
“亚洲价值观”与“东亚模式”或“儒家资本主义”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有联系”是说它们都反映了亚洲(或东亚) 新型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自身特点, 而且两者所指有一定的交叉:比如东亚模式中最重要的是它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种种文化特征, 如集权主义、家族伦理、个人服从社会等, 而这些又往往是亚洲价值观所包含的内容。“有区别”则是说它们各自有所侧重: “东亚模式”或“儒家资本主义”侧重的是经济发展样式, 它们包括文化但不限于文化, 而“亚洲价值观”主要指思想观念。另外从时间和概念的属性上看, “东亚模式”或“儒家资本主义”概念出现得要早一些, 它们是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而凸显、而被外界注意到的, “亚洲价值观”则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民族意识增强后的历史产物; 与前者的客观性角度相比, 后者反映的是主体的价值选择。
2. 从“西化”到“民族化”——“亚洲价值观”与民族主义
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上世纪50年代独立到90年代提出“亚洲价值观”, 经历了一个思想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一过程用李光耀的话说, 就是“从不再为亚洲人”到“仍为亚洲人的过程” (转引自乔西, 第122页) 。为民族独立奋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早年几乎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如李光耀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 曾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苏伊士以东最典型的英国人”, 他自己也自称是“大英帝国的产物” (参见董淮平, 第163页) ; 被誉为马来西亚“独立之父”的东古·拉赫曼也有着与李光耀相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文化的教育而痛感本民族的落后和悲惨处境, 于是投身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 独立后, 在他们领导人民用接受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经济、增强了国力后, 又开始担心西方思想的涌入破坏传统, 担心国民变成“伪西方人”而威胁现存秩序, 于是便从激进的立场一步步后退, 最终成为文化上(更是政治上) 的保守主义者。这一思想演变的轨迹几乎是非西方的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思想阵痛, 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者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作为近代独立国家意识发挥作用的“民族主义”思潮, 贯穿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近现代历史的始终和一切方面。这不仅因为这一地区历史上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有着强烈的民族反抗情绪, 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边缘地位有关。也就是说, 这一地区的落后现实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境遇, 决定了民族主义必然成为伴随其整个现代化过程的主流思潮。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 如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民族主义; 向西方学习振兴民族经济是民族主义; 摆脱西方控制、维护民族尊严更是民族主义; 甚至保障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的政府也自然赢得民众支持, 民族主义在这里发展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威权主义。总之, 民族主义在这一地区有着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表现着, 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理念和思潮, 也是深刻的社会实践和运动。综观新加坡、马来西亚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 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重要的阶段和特征, 即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民抓住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的机会进行民族解放斗争, 目标是争取政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 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 是两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经济腾飞的时期; 90年代以后进入第三个阶段: 经济崛起的两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身话语权, 一场东西方的意识形态论战拉开了序幕, “亚洲价值观”就是这场论战中代表亚洲声音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面大旗。
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被看作是与国家民族命运一样重要的战略方针。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表示, 在新加坡工业化和现代化中, 什么都可以改变, 什么都会有所改变, 但东方价值观——关系到新加坡生存和发展方向这个东西决不会改变。(参见《新加坡》, 1985年总第227期) 可见, 文化民族主义在根本上是与政治民族主义相一致的, 是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
在西方, 人们常常将民族主义视为负面的价值观念, 但在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洲各国, 民族主义则往往与进步、尊严及和谐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这里, 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全民动员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的精神力量, 也可以为在现代化中失却精神家园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当然它也常常成为威权主义政府手中的一把利剑。但不管怎么说, 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 这正像有人评论的: “亚洲价值观并不是靠被西方文化击倒了的亚洲人‘喊’出来的, 而是靠站起来了的亚洲人‘举’起来的” (吕元礼, 第66页) 。因此, “民族主义”是理解“亚洲价值观”的第一个角度。
3. “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与实质——威权主义
透过“亚洲价值观”的民族主义色彩不难看出, 它所包含的威权主义思想和由此派生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如东方式民主、个人服从社会等, 无疑是更具实质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可以说, “亚洲价值观”表面上是文化, 实质上是政治意识形态, 是威权国家意志的体现。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 是二战后东(南) 亚国家普遍盛行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权组织形式, 它的特点是: 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 依靠威权向人民和社会团体规定义务并强制执行; 实行精英政治, 自上而下管理国家; “行政主导”, 行政权大于立法权和司法权; 经济上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 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性等。(参见李路曲)
威权主义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 是传统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从现实需要来说, 独立后的民族国家面临现代化的巨大压力, 同时又要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求生存, 因而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能够为新兴国家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和必要条件; 而另一方面, 这样的需要又得到了这一地区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支持: 儒家伦理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顺民意识以及伊斯兰教、佛教文化中具有的与儒家文化相近的对权威的崇拜、等级观念和忍让服从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包容了威权主义统治。于是,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 原本受宗主国议会民主制影响的东南亚各国, 纷纷以不同方式转向了强政府模式,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如果以集权程度和“强政府”力度来衡量, 新加坡是威权主义政治的典型。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和长期执政, 保证了新加坡威权主义统治的连续性和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 通过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 有效干预市场, 较好地解决诸如失业、住房等国计民生问题, 加强廉政和法制建设, 统合意识形态等,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具活力、国民收入仅次于日本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实现了经济起飞。
马来西亚的现代政治制度在民主的形式之外, 也具有很强的威权主义特征。“巫统”领导的联盟党自独立以后长期统治马来西亚, 总理马哈蒂尔1981年上台, 在以后的20多年里一直是该国政坛上的强权人物。与新加坡不同的是, 马来西亚的威权主义除具一般威权主义的特征和功能外, 还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 即在各方面实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 政治上通过一系列制度法规保障马来精英的主导地位; 经济上实行种族配额制, 提高主导民族的经济实力; 思想上确立具有马来文化(以马来语和伊斯兰教为主导) 特色的“亚洲价值观”。上世纪80年代以后, 该国进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期, 发展势头直追新加坡, 成为亚洲众虎中的佼佼者。
可见, 威权主义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所谓合理性, 是指它虽在政治上高度集权、有违民主趋势, 但在经济上(不止于经济) 却包含了现代化导向, 这对于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启动和前期发展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内源性力量。故有人说, “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过程, 几乎都是在专制政体(或一党执政) 条件下实现的, 即是由‘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动的⋯⋯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首先是集权政治的结果, 它本质上是一种后发展经济历程中特有的政治经济过程。” (参见李晓)
4. 反思与超越——“亚洲价值观”面临挑战
正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使命的时候, 1997年下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从泰国迅速蔓延到东南亚各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马来西亚是金融风暴中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之一, 独立40年积攒的家底几乎毁于一旦; 新加坡由于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 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大幅度下跌。直到1999年, 两国才从低谷渐渐走出。
经济危机继而引发的是社会政治危机和信仰危机。因为人们在经济危机中看到了许多经济之外的因素直接间接地导致或加深了危机, 比如权力腐败、官僚主义、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法制不健全、制度不透明, 以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朋党相亲、裙带关系等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危机中金融体制不健全、政策失误、泡沫经济、不良债权形成的原因。因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人们开始对“东亚模式”的核心内容——威权主义和它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批评, 在有的国家还引发了对威权领导人的信任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和制度矛盾的总爆发, 它暴露了威权主义政治在面对和管理市场经济中的诸多不适应, 而这些不适应又是由这一前现代的制度模式和与之配套的价值取向的缺陷造成的。比如,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经济、法制经济, 它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文化与之相适应; 但威权主义本质上是人治而非法制, 它依靠的是威权者个人和精英集团的人格力量, 而这些往往因不具刚性的约束力而使市场和社会失序、失控。又比如, 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 它崇尚的法律精神和价值准则是自由平等和尊重个人; 但“亚洲价值观”倡导的传统伦理则要求个人服从社会、进而服从权威, 因而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 权力和集团便成为人们追逐和依附的对象。亚洲金融危机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结党营私等现象就是其严重的后果。至于威权主义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所造成的危害(“强政府”趋势必然是其功能的无限放大) , 更是直接和严重的: 它既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和自调节能力, 又使缺乏制约的权力与市场结合后弊端丛生, 从而加深加剧了危机的程度。因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人们除对其经济原因进行总结外, 更多的批评集中在了制度和文化上。如认为: “危机从微观上说是金融业和企业出现了问题, 但从宏观上看则是国家决策和体制的失误” (李路曲, 第387页) 。值得注意的是, 李光耀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言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01年1月2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在一篇《李资政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说》的报道中说: “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如果要紧随环球化的步伐前进, 这些价值观就必须加以改进。”李光耀思想的这种变化虽不能像有些舆论评价的“李光耀已经放弃亚洲价值观” (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 2001年1月8日) ,但与他以前主要从正面强调亚洲价值观的作用相比, 这一看法显然已有所保留和反思。
当然, 对于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来说, 当受到外部挑战和质疑的时候, 实际上意味着传统的裂变和新生的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人们对儒家传统抑或“亚洲价值观” (实际是现实政治和社会关系) 的反思和批评, 无疑是在为“东亚模式”的内部改造和未来出路把脉, 从而使其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克服原有的前现代性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事实上, 资本主义在东亚的发展客观上已造成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趋势, 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公共生活中日益完善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等等, 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对个人的尊重, 应是现代化中最具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是现代化不同于其他任何经济社会变迁过程的特质, 舍此便不足以称现代化; 但同时, 现代性又是一种精神内核, 它的实质虽不可更移, 却可以容纳不同的表现方式, 这是不同类型的现代化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础。东亚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西方内生型现代化渐进、相对有序的发展历程不同, 它在经济、制度和文化上的调适整合要更加艰巨复杂。因而,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 适时进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形成经济、制度和文化的良性循环, 就成了制约这一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新加坡、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具活力的发展中国家, 其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而且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制度框架的突破和文化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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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录入编辑：神秘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