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于1819年开阜后，便吸引了大量中国闽粤人民到来从事劳力工作，也吸引了一些马六甲的华商前来寻找商机。这些华人移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原本就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留居新加坡后便陆续为自己子弟设立学塾、义学和书院，而儒家经典便成为课堂重要读本。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80年代和90年代初，领事左秉隆和总领事黄遵宪先后积极地推动传统文化。于是，}亏室、文社、学会纷纷创设，成为教导儒学和宣扬儒学的场所和团体。儒家思想从平民生活中走进学堂里，再汇聚于知识分子的文社学会之内。至此，新加坡已整装待发，等候迎接历史契机，卷起儒学热浪。中国传统文化是海外华人移民的文化依归，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也成为中国呼唤华侨爱国意识的精神武器，而儒家思想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当外部的召唤和内部的需求同时发生，又出现杰出的领导人时，儒学发展姿态便很有可能从细水长流转为汹涌澎湃。19世纪末，新加坡儒学迎来它发展史l的第一个高潮阶段。
19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华族知识分子，受到中国维新思潮的冲击和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启发，在本地复兴儒学、设立儒教，一则响应康有为为配合维新事业而进行的政治化孔教运动一则按照当地华人社会改革需求而展开富有文化寻根意义的儒教运动。这场运动大致以1894年为起点，1899年开始蓬勃发展，1902年热闹一阵后即跌入低潮，直到1908年才逐渐复苏。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是当时两位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邱寂园和林文庆，参与者除了当地知识分子和商人，还包括中国政治流亡者、南来官绅、中国驻新总领事。运动于1901年和1902年被推向高潮时，他们成立组织和规划章程，讨一划设立教研机构;还召集董事会，为建立孔庙和学堂展开筹款活动。不过，这次运动的发展受到领事馆人事变化、邱寂园与康有为关系破裂等因素的影响而退缩。[1]
这次运动过后，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又转人一个从缓步前行到举步艰辛的阶段。在大约60年(1920年代至1970年代)内，中国前后发生反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批孔的文化大革命。新加坡知识界与文化界受到五四反传统的冲击，本地儒学活动淡出。不过，华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观念、学校教育、华人社团，没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30年代，本地报章和孔教会响应中国国民党以儒学为基准的“新生活运动”，也宣扬儒学。40年代，面对日木政治与文化的侵略，新加坡华人从儒学寻找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资源。50与60年代，新加坡走向自治和独立，选择自己的道路，新加坡政府在建国初期，高举经济发展旗帜，将文化建设列人次要议程;又因为战后面对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华现象的困扰，于是对华文教育和华族文化采取冷处理和压抑的政策，传统文化的发展遇到挫折。
70年代末，面对国内西化带来的道德与身份危机，加上儒学在国际上受到瞩目，以及周遭反共排华热浪消退等因素，新加坡政府在总理李光耀的倡导下，决心复兴传统文化，儒学热潮随之兴起。1982年，教育部宣布在中学设立“儒家伦理”科目，成立“儒家伦理编写组”负责编写儒学课程，邀请国际著名儒家学者前来助阵。1983年，政府设立“东亚哲学研究所”，进行儒学研究，召开多次学术会议。一时之间，举国上下，特别是华文圈子，莫不积极回应。80年代，新加坡缔造了“独尊儒术”的儒学盛况。但盛况不持久，在80年代结束之前，这一运动突然冷却下来。究其原因，除了学生选修反应之外，也受到当时突发的宗教矛盾所牵连。[2]
跨进90年代，新加坡儒学又回到另一个静默发展的阶段。第二次儒学运动的“无疾而终”，揭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当地华文教育没落和家庭用语的转向英语，民间儒家文化土壤因为严重缺乏养分而呈现贫痔，儒家伦理学科没能引起十几岁的少年的兴趣。不过，经历了80年代，本地儒学研究有所积累和提升，为往后的儒学在学术方面的发展铺路。
二、新加坡第一次儒学运动:中国元素的主导与中国、新加坡、东南亚之间的互动研究
新、马两地儒学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学者曾经讨论/争论过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殖民地时代新马的儒学运动及相关的民族主义是由中国扩散至新马地区，还是海外华人内部需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兼而有之。如果将儒学运动领导人邱寂园和林文庆的言行分开来考察时，两人儒学之旅的中国元素和本土元素还是有轻重之别:前者中国向海外扩散的痕迹非常明显，后者边缘向中心的要求则比较强烈，但两种都是不容忽视的元素。因为照顾本文的主题，笔者在讨论第一次儒学运动时，只侧重中国元素。
我们先从领导人及其活动谈起，从而确认19世纪末新加坡儒学运动深受中国的启发和影响。邱寂园和林文庆虽然分别出自中国移民社群和土生华人社群，但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关心中国的前途。两人于1896年结识，在此之前各自都已受康有为维新和尊孔的影响。邱寂园是新加坡富商之子，南洋第一诗人。他在中国出生，8岁来新加坡，巧岁回国受教，后来考获举人，曾于1895年亲身经历公车上书事件，对康有为十分崇敬。他在1896年和1897年以笔记形式写成的《寂园赘谈》已流露个人的改良主义思想;1898年5月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发表大量维新和尊孔的议论文章，主要在诊释与复述中国维新者的重要言论和见解。林文庆是第二代海峡华人(即土生华人)，受英文教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取医科学位，是跨越政、商、医、教、文等领域的新加坡精英分子。他自修中文，喜爱儒家学说，沉迷于西方科学和改革思想，一方面响应康梁变法，一方面领导海峡华人改革社会和复兴中华文化。他在1895年开始下笔的文章《中国的革新》已概括了他对中国维新的重要见解。1897年他与友人创办英文杂志《海峡华人杂志》，个人发表大量有关儒学的文章，向英文教育者推介儒学。
邱藏园和林文庆因志趣相投而深交、共事。两人组织文社学会，定期举办中、英文儒学演说;合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办校宗旨标榜儒家思想，邱还为女校改编儒学读本。两人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维新志士和儒教大将。新马儒学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跟他们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实际行动支持被慈禧太后压迫的德宗皇帝，保护逃难至新加坡的康有为，协助康有为的保皇活动和自立军起义。
我们再从参与者的情况考察19世纪末儒学运动跟中国的关系。这次运动的参与者包括:政治流亡者康有为，他行踪隐秘，但跟邱、林过从甚密，此其一;中国南来的官绅邱逢甲、王晓沧和吴桐林等，他们奉命到南洋促进商业，执行任务时也发表儒教文章和演说，鼓励华人兴建孔庙和现代学堂，此其二;中国驻新总领事罗叔羹及接任者吴寿珍，他们受到两广总督陶模的指示协助此项运动，此其三。1901年10月，吴桐林和罗叔羹出席了数百人参与的建庙兴学预备会议，并发表讲话。1902年3月，在昊寿珍的照应下，由393人组成的董事会展开筹款运动，筹集了20多万元的巨款。
可惜这个美景只是昙花一现，同年年中后整个运动突然冷却下来，一直到1908年才逐渐改善。这又跟中国元素离不开。原来，为了自立军起义的主攻地点，邱寂园与康有为的意见分歧，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化;自立军失败后，邱康关系恶化，并于1901年决裂。这种转变对邱寂园的影响很大，对儒学运动也意兴阑珊了。另一个打击来自梁启超的尊孔态度突然转变。梁于1902年2月在日本发表“保教非崇孔论”，认为不必将儒教变成国教，以免束缚思想自由。三个月后，这篇文章在新加坡《天南新报》转载，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显然，这次儒学运动的起落都受到中国元素的介人和抽离的直接影响。领导人邱寂园和林文庆是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中国宣传孔教的言行得到启示，因此运动一开始就跟康梁扯在一起。康有为的南来、南来官绅的努力和总领事的出面支持，吸引大批华商加人。但是，1902年的热潮很快消退，这跟邱寂园与康有为的决裂、梁启超态度的变化、总领事吴寿珍离开等都有关系。换言之，中国元素的淡出，直接削弱新加坡儒学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19世纪末的儒学运动，不仅在新加坡发展，它还扩散到东南亚地区。其中新马两地几乎是同声同气。新加坡有邱寂园为华侨子弟编写儒学读本，即《千字文》(1899年)和《新出千字文》(1902年);吉隆坡也有张克诚的努力，即《孔教撮要编》(1900年)和《孔教撮要白话》(1900年或1901年完成)。张克诚于1890年南来吉隆坡，常在《天南新报》发表尊孔言论，吁请南洋华人建孔庙开学堂。再者，中国政治逃犯和南来官绅都不只在新加坡停留，康有为在1900年8月离开新加坡后就去了马来亚，邱逢甲和王晓沧于1900年先后在新加坡以及马来亚的槟城和巴罗发表建庙兴学的演说。新加坡儒学运动自1902年从高潮中滑落后，虽然在1908年复苏，但运动的重心已逐渐转移到槟榔屿，并在1911年达到高潮。
儒学在东南亚的传播工作，林文庆的言行比邱寂园更积极、更有影响力。他在新加坡海峡华人社群中倡导社会教育改革、推广华语和儒学复兴，深刻地影响马来亚和印尼的土生华人知识分子。槟城的土生华人领袖伍连德医生，与林文庆有姻亲关系，也在他们的社群中展开类似的活动。印尼方面，第一个宣扬孔教的组织是成立于1900年的中华会馆，“它旨在改革华人的风俗习惯，使之能与圣人孔子的原则配合，以便有文明的举动，同时也增进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3]这与林文庆在新加坡海峡华人社群的努力如出一辙。
历史学者梁元生曾经从《天南新报》和《日新报》收集与罗列了当时南洋各地倡建孔庙与学堂的资料，其中有论说、书函、诗词，也有新闻报道;地区包括印尼的望加锡、巴城(巴特维亚，即今雅加达)、泅水，马来亚的巴罗(在毗叻)、吉隆坡及马六甲等，以及缅甸的仰光等。这里各地举一例以示:《纪望加锡募建圣庙学堂事))(新闻，1899年9月19日)、《巴城创办孔庙学堂章程》(1900年5月9日)、《泅水陈少峰致林文庆函》(关于祀孔事，1900年6日)、《王桂珊致王会仪书》(关于倡建孔庙学堂事，190。年5月7日)、《吉隆阖阜华人倡祀孔子启》(1899年9月30日)、《麻六甲众商倡祀孔子名单》(1899年11月13日)、《仰光华商崇祀孔子》(1899年10月28日)。[4]这些资料显示当时儒教在南洋的传播概貌。
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时代，中国把移居在外或在当地出生的华人都视为华侨，并通过办学、宣教、招商、弩官等途径拉近双方的距离。这些移民和部分土生华人对中国怀有各种认同情慷，包括历史、乡土、民族、文化等的归属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出色领导人的带动下，他们会回应中国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召唤。而且在回应时，东南亚各地华人可以互相呼应，甚至连成一体。新加坡第一次儒学运动就这样编织了一片中国、新加坡、东南亚的文化互动景观。
三、新加坡第二次儒学运动:本地元素的主导与中国、新加坡、东南亚之间的疏离
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与海外华人关系疏远，国际冷战局面形成，东南亚华人陷入困境。新加坡建国初期，面对东南亚的反共排华，政府采取压抑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政策。直到70年代末，周遭敏感的政治气候已转变，“西方歪风”渗透，儒学经济价值被重视，华人的身份与文化才获得松绑。总理李光耀是海峡华人后裔，留学英国，有一些身在异族中的个人经验与反思，也深信儒家价值观促进新加坡乃至东亚的经济发展[5]，于是决心复兴传统文化。80年代，国际上掀起寻根热，正好为新加坡华人重申“华人身份”和复兴传统文化提供有利的外在环境。于是，推广华语运动与复兴儒学运动相继出台。
80年代的儒学运动完全由政府领导，儒家伦理成为一门道德科目，供中三、中四学生修读，是李光耀建议的。1980年，新加坡教育部对全国中、小学道德教育进行评估。1982年，教育部长吴庆瑞郑重宣布设立“儒家伦理”，并纳人宗教知识课程系统中。同年，该部成立“儒家伦理编写组”，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为中学生编写儒学课程和培养师资;以杜维明和余英时为首的八位国际著名儒家学者到来指导、演讲、讨论，杜余二人还受邀担任海外顾问。1983年6月，政府和商界集资上千万元正式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专事儒学的研究、出版和交流，主办儒学演讲和座谈，并召开多次国际性的儒学会议，其中包括1987年8、9月间跟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曲阜合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那些年，大专学府、文教组织、宗乡会馆、人民协会、中华总商会、报章、电台、电视台无不热烈参与，儒学研究会、儒学出版物、儒学演讲会和研讨会纷纷举办。国际为之瞩目，马来西亚槟城与吉隆坡的华人社群也受到一些鼓舞。
但是，这个儒学盛况仅仅维持了七、八年，在80年代结束之前便“无疾而终”。学生选修人数不理想是一挫折，而突发的宗教矛盾是另一个打击。踏人90年代，中学的宗教知识课程失去其必修地位，“儒家伦理”在学校也变得不重要;“东亚哲学研究所”几番挣扎后，终于在1991年更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民间的儒学活动也归于寂静。儒学的光辉年代结束。[6]
尽管如此，这场儒学运动还是有它深远的意义。杜维明教授在《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新加坡1988年儒学群英会纪实》的“序”里作如下的评说:有人说，东亚哲学研究所既已变质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而儒学伦理教学计划业已终止，证明我们十年的努力毕竟落空了。我想这种判断未免太功利主义了……儒学运动在星洲掀起阵阵社会论说和文化反思之后，不仅政府、学术和民间，连媒体和企业也都积极参与，这种不能测量，而且无法预计的后果，对于建构星洲的公众空间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点不容忽视……新加坡在欧美知识分子心目中已成为现代儒学策源地，也许并非无稽之谈。[7]
杜教授高度肯定了上述由东亚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会议成果，认为:“《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所展现的是‘文化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北美等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里程碑，有承先启后的作用。”[8]
显然，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儒学运动，就像19世纪末掀起的儒教运动那样，并不孤立，而且跟外界发生一些互动关系。70年代和80年代初，西方许多学者以儒家思想解说东亚经济起飞的奇迹，使东亚社会对儒家学说产生新的领悟和信心，新加坡也受到启发。而小国的儒学壮举，备受到国际学者的瞩目，狮岛群英聚集，成为儒学交汇的舞台。
不过，第二次儒学运动与外界的互动关系，跟第一次儒学运动比较，已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显示:第一，它的中国元素已抽离，并由当地元素取代和主导;第二，它不但不受中国影响，还倒过来刺激中国儒学的发展;第三，它已不像过去那样扮演东南亚儒学传播的中心或扩散处，当它如火如茶地展开时，邻国华人社会并没有相应的举动。
关于第一点，前面的论述中已显现。从二战后到建国，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疏离。1966年至197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儒学遭遇“破四旧”和“批儒”、“批孔”的厄运。这个阶段，新加坡华人的传统文化也处于低沉状态，但这跟中国文革没有牵连，而是受到本地区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元素在当时还发生作用，那是因为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情感、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受到邻国与异族的猜忌，不过这一切正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淡化，到了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一方面担心西方文化影响国民素质，一方面相信具有经济效用和道德功能的儒学足以抵御“西方歪风”，于是在80年代缔造儒学盛况。七、八年后，儒学运动因为选修情况和宗教问题而中止。20世纪80年代儒学发展，潮起潮落，都是国内因素使然，与19世纪末以中国元素为主导的儒学热潮完全不同。
关于第二点，先从中国说起。五四运动后，中国“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彻云霄。这股反孔浪潮的影响延续了几十年，到了文化大革命，更以毁灭性的形式呈现。反儒批孔使中国更加落后，经济更为衰退。70年代，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三四百美元左右，被列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儒学文化圈内的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在经济上却飞跃发展，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儒学与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也激发中国的反思。1976年文革结束，两年后中国开始重新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儒学研究也逐渐复兴，而海外现代新儒学思潮也有了转机。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和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的事例，刺激大陆学者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并认真对待海外新儒学家的观点，甚至掀起一股“新儒学热”。
从1978年以后，中国几乎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孔子或儒学讨论会，其中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曲阜召开的“儒学国际讨论会”，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办的。这是中国第一次聚集中外学者，共同探讨儒学课题。与会者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12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董事长吴庆瑞、副董事长王鼎昌出席了会议，并在开幕仪式上致词。新加坡复兴儒学，获得中国的肯定。1989年10月7日，北京举行“孔子诞辰254。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吴庆瑞又率领新加坡专家学者出席，并以东亚哲学研究所董事局主席的身份致辞。1994年10月5日，北京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李光耀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
关于第三点，需要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阐释。在殖民地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的关系，新加坡华人与邻近地区华人的关系，都比较密切，那是“华侨”观念的维系作用。二战以后，国家认同便逐渐转变，中国不再是所在地华人的“祖国”，而东南亚各国华人也各有其效忠对象。这种转变，使本地区各国华人之间失去过去建立在中国元素上的共事基础。
再者，各国国情不同，各地华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以华文教育来说，在殖民地时代，新马两地华人共同为华文教育奋斗;独立之后，新加坡华人接受政府将四大语文(英、华、巫、印)源流学校统一的政策，而马来西亚华人坚持保留华文学校。新加坡华校没落，传统文化也受到动摇。1970年代末，政府面对道德和文化危机，于是掀起推广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比较起来，马来西亚华人没有严重的失语失文的恐慌，也就没有相应的举动。
此外，在80年代新加坡与邻国的关系还是很脆弱。马来亚和印尼对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政策很不满，如邀请以色列总统来访和鼓励港台华人移民，都发出强烈的批评。两地对新加坡儒学运动也感到不安，认为不应该过分突出华人属性。另一方面，马印两地政府对当地华人文化采取压抑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马印华人不可能像殖民地时代那样，对新加坡华人的文化事业亦步亦趋。以马来西亚为例，8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抑制了华人文化的发展;直到90年代，马来西亚的儒学才迎来发展的契机。[9]而这时期，新加坡的儒学热浪已退却。简言之，新加坡第二次儒学发展高潮期间，百年前中国、新加坡、东南亚那种互相呼应，甚至连成一气的文化景观，已不复存在。
【注释】
[1]主要根据YenChlng－hwang，“The Confucian Revl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99－1911”一文。
[2]参见李元瑾:《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的现代意义:以1980年代新加坡儒学运动验证之》。
[3]根据印尼专家廖建裕的研究，印尼孔教在20世纪前没有特别组织，也没有形成一种运功，直到20世纪初才在爪哇迅速发展。本引文即转引自廖建裕《印尼孔教现状》，载陈荣照编《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八方文化企业公司)，页275。
[4]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页125－157。
[5]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诊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页14－16。作者引用李光耀的言论突出儒家价值观对新加坡和东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6]但儒家价值观并没遭到新加坡领导人的遗弃。199。年代，新加坡政府公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和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儒家精神便贯穿二者之中。
[7]杜维明:((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新加坡1988年儒学群英会纪实})(台北:正中书局，1997)，页6－7。
[8]同上书，页2。
[9]马来西亚的儒学，踏入2000年后持续发展。参阅黄文斌《论二十一世纪初马来西亚儒学运动的问题与意义》，此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与亚洲研究中心于2004年12月3日-5日联办的“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见大会编印的论文集下册，页512-534。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录入编辑 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