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需要具体历史地对待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 而不是将它抽象成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固定结论。余英时在谈及新教伦理的作用时说: “资本主义有种种不同的内涵, 韦伯所特指的是现代欧洲和美洲所发展出来的工业资本主义, ‘新教伦理’正是为这一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新教伦理只是这一特殊资本主义出现的精神层面上的必需条件, 既非充分条件, 也更非唯一的依据。”(余英时, 第169 页) 诚如斯言, 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约翰·杜威曾指出: “欧洲近代的解放运动在宗教方面产生了新教, 在法律与革命方面产生了天赋人权, 在经济方面是放任主义, 在社会伦理方面主张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参见拉特纳, 第19 页) 韦伯自己对于新教伦理的作用也早有界定, 他说: “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 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人所共知, 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 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 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 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1987 年,第67 - 68 页) 由此不难看出, 韦伯命题讨论的核心, 是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原因, 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起源问题。尽管韦伯在强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致性, 甚至把它作为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道路的关键因素上具有文化决定论倾向, 但将韦伯命题当作资本主义发生理论并进一步应用于东亚和儒家伦理, 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 资本主义甚或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都不能由思想观念和任何文化因素作出解释。当代文化学从结构功能角度考察社会演进, 把文化看成是由技术系统(又称器物系统) 、社会系统(又称制度系统) 和意识形态系统(又称理念系统) 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系统,认为每个亚系统不仅影响其他系统, 反过来也受其他系统影响; 并认为, 三者之中, 技术系统或器物系统发挥着基本的作用, 决定社会制度的形态并与社会制度一起决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方向。(参见怀特) 抛却大而化之用文化统摄一切的立论前提, 这种注重生产技术系统基本作用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说明社会变化有着相同之处。唯物史观认为,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虽具有反作用, 但从根本上说, 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永远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力量。一百多年来, 马克思的论敌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反对他, 但他用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论却被证明是极富生命力的。
我们在对待韦伯命题及其现代适用性时也应作如是观——正像新教伦理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根本原因一样, 儒家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的作用也只能作为条件因而发生效力,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历史发展和它在全世界的扩展, 才是这一地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此其一; 其二, 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原发时期与启蒙运动的其他思想成果一起直接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 那么, 儒家伦理则是东亚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一种历史文化资源, 它们在资本主义后发时期只能起到潜在和配合经济发展的作用。说明这一点, 不仅避免了最终用文化因素解释历史, 而且也避免将前资本主义的儒家伦理与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混作一团, 似乎儒家伦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一面本来就具有, 只是在今天才起作用或被发现——而这正是时下许多论者在反思韦伯命题时陷入的更深的理论泥淖。
二、新加坡模式的儒家文化特色
在东亚, 新加坡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征”( 霍夫亨兹, 第74 页) 。这不仅指它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 更为重要的是指新加坡现代化所呈现的民族文化特点, 代表了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
新加坡现代化之所以给人以鲜明的文化表征, 是因为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运行并表现出各自特点的, 这正是韦伯以及发展经济学强调文化因素之于经济重要性的原因。与欧美原生资本主义所体现的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国家统治的分权主义和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不同, 这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新型资本主义表现出了迥异的风格, 它们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和以集团主义为核心的一系列儒家伦理。
儒家传统在历史上多有变迁, 涉及面极广, 但修己、治人二者是贯穿其中的两大要义。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 儒学的影响也相应地表现在这两方面: 一是作为浸润在广大民众文化心理之中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修己) 自发发生作用, 二是统治者以政策、律令形式自觉实施(治人) ; 二者相辅相成, 互相推进, 使儒学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 “尊君”、“重令”的集权政治 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但是在东亚后起现代化国家和地区, 却普遍存在着与现代政治制度并存的家长制集权政治和威权主义影响。新加坡建国后采取的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有着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一样的民主设施和制度, 但是, 它的实际功效却颇为不同。人民行动党自1959 年大选获胜成为执政党后, 几十年来一直控制着新加坡政坛, 总理李光耀在位20 多年, 1990 年才以内阁资政身份引退, 至今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不少西方学者依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和价值观, 认定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新加坡统治集团的政治文化具有独裁主义的特性”(保罗) 。
对于民主和新加坡独特的政治体制, 新加坡领导人有自己的看法。李光耀认为, 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 树立与本国文化传统相一致的民主观。他据此把民主分为东方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 认为前者强调个人自由, 重权利、轻义务; 后者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 强调政府的作用。在他看来, 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参见李光耀, 1994 年) 在这样的国家理论指导下, 新加坡俨然是一个家长制下的大家庭: 政府是人民的家长, 人民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负责任的家长为人民谋幸福, 人民作为家庭的一员必须服从家长的意志。(同上) 这不禁使人想起儒家“爱民如子”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训诫。
与“尊君”并行的是“重令”, 这是儒家自汉代以来“外儒内法”刚性原则的体现, 这一传统也成为今天新加坡集权政治的一大特点。新加坡法制之严密完善世界著名, 它的现行法律有400 多种, 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到政府决策, 小到赡养父母和公共秩序的管理, 建立起一个高度遵纪守法的一体化社会。
2. “仁政”、“德治”的治国方略 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生活取向的非道德化, 而与此不同, 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则处处突显出价值理性(道德)和伦理的至高地位。儒家由“内圣”引导的“外王”, 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泛道德主义色彩, 这一特点在今天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新外王”实践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新加坡治国的一大特色即将“仁政”、“德治”作为立国之本, 它包括两方面内容, 对于统治者而言, 是要求“贤人政治”、“精英治国”, 对于普通民众则是实施道德教化。
精英政治是新加坡几十年的基本国策, 也是李光耀最著名的政治理论。李光耀曾多次不无自豪地谈到, 依靠精英人才管理国家是新加坡成功的先决条件。精英政治直接来源于儒家的“人治”理论, 它的出发点是“为政在人”, 强调人的道德、才能对政治的决定作用, 这与现代官僚制度重视制度本身的功能效果全然不同。在精英政治下, 官员除管理职能外, 还对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秩序负有强烈责任, 其角色期待远远大于文官制下的技术官僚。李光耀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行, 他不仅要求自己和下属正直廉洁、奉公守法, 还通过建立完善一套严格的选拔、考核制度来确保官员和政府的廉能。
注重全民道德教育是新加坡政府“德治”的又一重要内容。从上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政府即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 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宣传活动,其中以80 年代初发起的儒家伦理运动影响最大。儒家伦理运动首先从中学的儒家伦理课程开始, 进而推广到全社会, 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再生运动。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自上而下, 由政府提倡, 组织实施; 二是主观选择性, 即从传统文化中选择有利于新加坡现实需要的儒家伦理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依准。1985 年由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正式颁发的《儒家伦理》教材, 是这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其中明确把灌输儒家伦理、介绍华族固有的道德文化、培养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主旨, 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目”)作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基本价值观。(《儒家伦理·前言》)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曾表示,在新加坡工业化和现代化中, 什么都可以改变, 什么都会有所改变, 但东方价值观——关系到新加坡生存和发展方向这个东西决不会改变。(参见《新加坡》,第12 页) 这表明, 以德治国, 以传统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已成为新加坡既定的国策和文化战略。
3. 个人服从社会的价值准则 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是东西方文化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差异性存在。西方以“天赋人权”为核心理念的个人主义作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以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化为特征的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东方历史上则由于集权主义政治的长期存在, 个人被消解在各种关系网中, 丧失了独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后来随着东方社会被卷入工业化潮流, 这种根深蒂固的个人服从社会的角色心理和价值观念不仅没有被削弱, 反而由于与新威权主义政治取得了一致,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影响, 使东亚资本主义显现出与西方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的集团化色彩。
反映东亚集团主义利益的传统学说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伦理, 它不仅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 今天仍然是东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1991 年1 月, 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白皮书》, 把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作了颇为扼要的表述, 它们是: 国家至上, 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 关怀扶持, 同舟共济; 求同存异, 协商共识。这一基本精神显然是与儒家一贯倡导的强调国家威权、群体和谐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的伦理原则一脉相承的。
4. 家族本位的伦理取向 在传统农业社会,“家”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社会组织形式, 是“国”赖以存在的基础。新加坡工业化过程中, 政府为保持这一传统的社会基础作了不懈努力, 如“培养家庭核心价值观”(“孝道”) ,制定“赡养父母法”, 鼓励三代同堂等。强调家庭的重要性, 是因为家庭伦理对于维护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秩序起着基础的作用。李光耀深谙其中的道理, 他说, “如果孝道不受重视, 生存体系就会变得薄弱” (李光耀,1982 年) 。这样的致思路向显然是与儒家“百善孝为先”的原则一致的——儒家正是从最基础的家族伦理“孝、悌”, 引申出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伦理, 并确定了“父子有爱、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这些前资本主义家族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伦理规范通过新权威政治的强化带入了现代生活; 所不同的是, 先前家族制的范围和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 家的概念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群体如公司、企业、社群等等, 而家族伦理“孝、悌”也衍化成了具有更加广泛意义的社会公共道德。(参见《儒家伦理》)
5. 克勤克俭的生活态度 在探讨东亚经济起飞与文化因素的关系时, 人们几乎都不会忽略这一地区居民身上反映出的勤奋、节俭、克己的人文特征, 并认为这是儒家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德, 对于推动东亚经济的发展具有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参见余英时) 在新加坡社区发展部编制的口述历史中, 一批成功的华商也都谈到儒家勤奋、节俭、自制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 而这些价值观主要来源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参见陈国贲等) 为了证明这些生活伦理和价值观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而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也发挥了实际作用, 一些西方学者还运用统计学的方法, 通过拟定代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诸项指标, 对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均属于“儒家工作动力”(包括节俭、毅力、稳重等) 强、经济增长快的国家和地区。(参见李焯然等)
三、如何看待儒家传统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作用
由上述, 不难看到儒家传统在新加坡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 这使人们在考察新加坡经济发展时不可能回避或者轻视儒学的重要性。本文认为, 儒学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确实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像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一样, 给这里的现代化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的印记, 使它与以往任何形式的现代化区别开来。但是这种作用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它必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 在旧制度彻底解体、儒学自身发生转化和更新的前提下, 才能融入现代生活并发挥正面效应。忽视前者, 固然无法说明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难出欧洲中心主义之窠臼; 而看不到后者, 则是取消历史主义观点,否定“儒家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定性, 回答不了为什么曾经阻碍资本主义的儒学, 今天却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动力。
所以, 就儒学谈儒学作用的作法是片面不可取的, 只有将新加坡乃至东亚经济发展及儒学的作用放在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之中进行考察, 才能合理说明传统文化资源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中的地位以及它所能发挥的影响。
东亚资本主义与西欧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的外发性(或后发性) 而非内源性。由于它的发生是由外部资本而非自身的社会变革引起的, 这就决定了它的工业化只能在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展开, 这一特点使这一类型的资本主义必然深深打上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从这一意义上说, 不是儒学推动了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是资本主义在东亚的扩张迫使儒学作出反应。当然, 儒学的最初反应是失败的, 直接表现为19 世纪上半期东亚国家和地区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代表东方君主专制集权的“政治儒学”寿终正寝。但是作为民族文化更具稳定性和深厚基础的“伦理儒学”以及以儒学为代表的其他文化资源和传统, 却以更为潜隐的方式存留下来, 它们不仅没有因政治儒学的终结而消亡, 相反由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包容性, 激活了儒学自身的实用理性机制, 使它成为了资本主义在东亚运行的合作伙伴。因而今天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 毋宁是“挑战- 反应”的又一种形式。上述新加坡发展模式所表现的种种儒家文化特色, 从表面上看是这种新型现代化区别于以往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但是深入地看, 却是资本主义在这一地区借以实现自己的历史形式; 换句话说, 此时的儒家传统业已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中脱胎出来, 成为了资本主义在东亚发展的助力和平台。
1. 集权主义政治与政府主导型经济 如前所说, 儒家思想影响政治层面主要是帮助形成国家集权主义。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 东亚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角色发生了根本转换, 即由原来维护封建领主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组织者, 从而形成了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国家或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新加坡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企业主, 它55拥有全国大部分的土地, 直接经营着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 并且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干预。有人描写说, “新加坡迄今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其说是自由市场调节的结果, 不如说是伸得长长的国家干预的手捏成的”(林琳达) 。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也一再肯定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是出色的宏观经济管理的结果。(参见世界银行, 第4 页)
宏观经济管理是国家主导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它是指国家运用超经济手段对经济及社会发展实行有效的干预, 包括由国家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 出台并实施各项经济政策, 调节社会公平, 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整合等。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宏观经济调控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而且还能保持经济发展中较高程度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凝聚力, 这是西方自由放任政策所不具备的有利的社会政治条件, 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和赶超型战略的制度保障。
2. 家族主义与现代企业管理 儒家传统在现时经济层面的表现, 最直接的莫过于家族主义企业管理方式, 这是基于东方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由家庭而企业、由企业而社会是现实生活教给人们的辩证法。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 大多是依靠根深蒂固的家族主义观念和组织方式开始他们的发家致富生涯的。他们最初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来自家族, 家庭成员是企业的核心管理层, 旁系亲属形成其外沿; 当企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到家族以外后, 他们便通过把社会关系“家庭化”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公司, 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管理的核心精神在于和谐。家族式的管理方式在淡化劳资关系、增强企业凝聚力方面较之以个人为中心的单纯雇佣关系容易形成“人和”效应, 因而在新加坡工业化起步阶段起了积极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同甘共苦、共存共荣的集团主义精神, 新加坡据以立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是很难成功的。不过,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和国际化, 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建立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将逐渐内化成一种企业精神或民族精神, 潜在地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影响, 而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家族企业正在被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方式所取代, 集团主义利益也以更多地注重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这里, 家族主义企业实际成为了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大生产过渡的桥梁。
3. 儒家价值观与经济增长 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套关于工作和生活的价值准则, 如前面提及的勤奋、克己、节俭等, 它虽然产生于古老的东方农业社会, 但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发展的前提下, 它不仅没有妨碍经济的运行, 反而演变成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条件。郝福特与米高邦关于儒家价值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调查明确表明:“儒家价值观具有金钱价值”。(参见李焯然等)
价值观念影响经济发展, 主要表现在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 如他们是如何适应经济组织的, 对于经济生活的兴趣以及处理财富的方法等。如果从这几方面考察, 儒家价值观也为东亚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行为方式, 这正像韦伯从新教伦理的禁欲苦行中发现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样。
儒家伦理适应经济组织的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 那就是形成了由家族式企业管理推广开的集团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凝聚力极强的团队精神, 它在新加坡经济起飞中无疑起了不容小视的作用。对于经济生活的兴趣则表现为渴望发家致富的资本创业者所具有的强烈的职业进取心以及由此焕发的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勤奋好学的求知欲望。新加坡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显示,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文指标(以成人识字率为基本指数) 远远高于经济指标; 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 现代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 GDP 就会增加9 %。(参见罗荣渠, 第26 页) 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 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对待财富的节俭态度也使其积累率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 从而为经济的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打下了基础。
以上分析意在表明, 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下, 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体现出来, 脱离了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的抽象的文化从来不具有现实的理论价值。因此, 与其说是儒家文化为新加坡乃至东亚的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 不如说是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重新塑造了新的儒学传统, 为从儒学中分离出有利于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创造了条件。如前所说, 历史上的集权主义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和地主经济的维护者, 而今天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则成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经济腾飞的强有力的手段。又如家族主义传统, 如果是在旧的宗法制度下, 它的家长制作风、对君主的绝对效忠和任人唯亲等痼疾会恶性膨胀, 而在现代民主法制社会里这些将被遏制, 它所强调的尊老爱幼、群体和谐的伦理道德则愈益受到重视。由此可见, 由传统儒学到新儒学的转换, 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实践和历史的选择过程, 只有被选择的儒学才是在新加坡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并参与形成“新加坡模式”的活的儒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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