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培根哲学的实用观，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位近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并为当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与运用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不实无用是旧哲学的要害
培根的实用思想产生于他对经院哲学的批判和对人类认识谬误根源的深入分析。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封建生产关系日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成长。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通过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渴望尽快发展自然科学。但是，当时笼罩英国学术界的经院哲学却窒息着人们的头脑，严重阻碍科学的发展。因此，培根决心冲破经院哲学的樊篱，全面改造人类的认识，使科学得到伟大的复兴。为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历数了不务实际的经院哲学的种种弊端：
一是脱离实际。经院哲学探讨对象是上帝和“圣经”，而对现实事物、实践经验、实际知识和科学事实则采取极端轻蔑、完全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它不是从实际经验的研究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而是在圣经和权威著作中抠字眼、钻牛角，为一些无聊问题进行永无休止的争辩。这样的哲学既不能产生改造自然的实际效果，也不能有益于人生。
二是哲学宗教化。迷信和对宗教的狂热，是科学发展的敌人。当时，哲学变成了神学的体系。经院哲学家们利用哲学来论证上帝的存在，论证宗教教义，力图从哲学家的原理中把基督教的“真理”推演出来，从而使哲学沦为宗教神学的附庸，成为煽动迷信和宗教狂热的工具。
三是迷信权威。培根认为，经院哲学把权威当偶像一样崇拜，不但不能使哲学和自然科学进步，相反，它只能使人的思想受到束缚。更有甚者，盲目崇拜权威，还会使人习惯于放弃自己的判断而沦为他人的信徒，专门去做支持他人的粉饰工具。
四是崇古。经院哲学盲目崇拜古代是致使哲学和科学停滞不前的又一原因。培根针对这一点，明确地提出厚今薄古。他认为古代人的知识是很贫乏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却又积累了无数的实验、观察资料和知识，我们完全可以从当代得到比古代更多、更正确、更有用的东西。
五是烦琐思辨。经院哲学家们在论述问题时，先罗列一大堆空洞的定义，大量引证权威的各种观点，把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都陈列出来，然后用一连串的三段论式进行推论和概念分析，反驳否定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烦琐的论证方式使得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变得深奥复杂，晦涩难懂。
培根总结说，经院哲学由于脱离实际、脱离自然，因而它只能够谈说，不能够生产；只富于争辩，而没有实际效果；它既无益于人们认识世界，也无益于人们改造世界。它已成为哲学和科学发展的障碍，不消除不足以使哲学和科学获得新生。
除了猛烈批判经院哲学外，培根还深入地揭露了其他各种妨碍科学发展的心理和文化障碍，分析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一是“种族假相”。即人不是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反以人的尺度为依据，把人所特有的本性强加于客观现实，结果歪曲了事物的真相。这种假相植根于人类天性，是人所共有的一种心理定势。二是“洞穴假相”，指个人具有的一种偏见，每个人在教育、性格和爱好等方面的差别，使他们在观察和认识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和偏好渗入到事物之中，从而歪曲了真相。犹如每个人被困在自己的“洞穴”中坐井观天，只看到井口一般大的面貌而不见全体。三是“市场假相”。指人们的认识，由于受流行观点的影响，使用不适当的、含混不清的词语概念，通过相互传播、以假乱真，从而产生的偏见和混乱，仿佛市场上劣货的叫卖者以假冒真、用次充好而引起的混乱一样。四是“剧场假相”。是人们在认识中，因缺乏独立思考，盲目崇拜权威教条和各种传统哲学而造成的错误。在培根看来，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和哲学体系，不过是舞台上的戏剧，全是虚假的，它仿佛比真实的世界更精致，但却远离客观真理，禁锢了人们的个性。培根的“四假相说”，从认识论角度对人类错误观念的形成根源作了深入剖析，揭示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可能产生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二、实用是知识的主要价值
在批判了经院哲学之后，培根决心建立一种新哲学。他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资产阶级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把知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内容，系统地研究了知识的实用价值。认为知识不是一种纯思辨，而是一种力量。
“法式（即规律——引者）的发现，能使人在思辨方面获得真理，在动作方面获得自由。”（注：培根：《新工具》，第108页。 ）这是培根把知识看作是力量的理论依据。他深信人类统治宇宙万物的权力深藏在知识之中，知识来自于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又是进一步认识、改造世界的手段。真正的知识是根据原因得到的知识。知识是由对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发现和解释构成的。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东西，在行动中便构成规则。如果不知道原因，结果也就不能产生。只有掌握了事物的原因和规律，才有希望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让自然界来满足人们不断改善生活的需要。
他断言：“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我认为最大的莫过于发现新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注：转引自法灵顿：《弗兰西斯·培根》，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3页。）他热情讴歌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颂扬从中国传入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三大发明所产生的力量、效果和影响。说这三大发现分别在军事上、在文字上、在航海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于人类事物能施加如此巨大的力量和影响。
培根认为古人有一个判断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有利人生的发明家尊为神明。这是当时对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原因是他们的发明如天上的德化，超越时空。
他非常赞赏柏拉图关于“如果国王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是国王，那么人们同国家都幸福了”的论断。并且为柏拉图声明，这并非是偏于自己职业的话，而确实是历史经验之谈。他以武功显赫的亚历山大和凯撒为例加以证明。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大弟子。在其驰骋沙场的戎马生涯中，不仅任用了很多学者作为幕僚，而且也充分应用了自身广博的科学知识。至于凯撒的学识渊博更是公认的，有许多历史著作、文法学著作以及改良的历法留给世人。他们的战功和学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当然，即使一个平凡的人，生活中也不能没有知识。因为知识指挥着人的理性、信仰和理解；知识使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正常，自己灵魂的尊严，以及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它使人衡量是非时能中庸适度；它能使人免除恶运的恐怖，减轻对死亡的畏惧；此外，知识还可以改变人的气质，使人自我完善，对知识的追求，还可以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实验是求知的基本手段
在培根生活的时代，宗教神学反对、蔑视研究自然。他们认为对自然的研究是渎神的、罪孽深重的。培根正是在这个时候倡导实验，强调、展示了自然的宏伟、崇高和无限，说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自然的发展进程就是人们认识的对象。无论是最低下最卑贱的事物，还是最庄严最华贵的事物，同样有权利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
那时，培根已经认识到科学实验是人们认识自然的根本手段。指出只有通过实验，才能使事物的本质得到充分的暴露，便于人们去把握。事物的本质是隐藏在表象之后的，它并不自发地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主动地干预自然、变革自然才能求得。此外，培根还指出人的感觉本身是有缺陷的，只有通过实验和工具的帮助，才能使人的感觉范围扩大，使感官的缺陷得到补救。在《新工具》第二卷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补救感官错误的方法。其中，“依赖于实验者多，依赖于工具者少，因为实验的微妙作用，要比感官在受了最精工具的帮助所具有的微妙性还要大。”（注：司佩丁编：《培根全集》第4卷，第26页。 ）实验是在人为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可以使同一现象在相同或相异情况下，多次重复出现，比一般的观察更精确可靠。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官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他曾期望医生们广泛地做实验，去解剖尸体，如有必要，也解剖活体，并把有关实验和结果记录下来，以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
这里，培根说他讲的实验主要指“光的实验”，而不是“果的实验”，不是以实验的直接效用来给人帮助，而是给人以光明，以求把原因、规律发现出来。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光的实验”，就是对自己没有用，而只是用来发现原因和公理的实验。所谓“果的实验”，是那些可以为自己带来直接效果的，关于应用技术方面的实验。“人们要说学术应以实用为归，那自然亦是合理的判断”，然而“如果想要一棵树比往常多结些果实，只在枝叶上用力是不济事的，必须把挨近根的地翻了，并且加上新的肥料，才能有效。”（注：转引自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第232页。）以此比喻基本理论对于应用技术的指导作用。 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探索性很强，一开始可能没什么价值，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但是，一旦突破，它所带来的的确不是单个效果，而是一系列的，甚至是人类社会生活根本性质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应该拨巨款来发展实验活动，尤其是不可忽视提高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给他们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
四、实效是辨别真假的重要标准
培根曾明确指出：“真理的确立，不是由于逻辑或者甚至观察的证明”，而是“由于工作的证明”。“在自然中，实际的结果是真理的保证。”（注：转引自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第243—244页。）后来，在《新工具》这部书中，他又多次重复了这一思想。
说逻辑的证明不能作为衡量真理的依据，培根是有所指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只耽于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证明，囿于无休止的辩驳，随心所欲地把能前后一贯、无逻辑矛盾、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当作忠实的信条，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他分析说，三段论为命题所组成，命题为字所组成，而字则是概念的符号。所以假如概念本身（这是事情的根子）是混乱的，以及是过于草率地从事实中抽出来的，那么上层建筑物就不可能坚固。所以说，正如现有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物一样，现有的逻辑也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更谈不上找出真理。
培根说甚至于观察的证明也不能使真理确立，是因为观察还只是停留于感觉。它对于判别一些可以直接感知的知识固然有一定作用，但对于人类大量超越直接感知范围的理性知识，感觉是无能为力的，经验是不能证明必然性的。而且就是感官的见证，也因感觉自身的主观性、相对性而有极大的局限。如“物体愈重，下落愈快”的命题之所以被人们奉为绝对的信条达二千年之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只依据了日常直观经验的验证。
培根把实效作为衡量真伪标准的思想与他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主张“在操作上最有用的，在知识上也就是最真实的”（注：培根：《新工具》，第109页。）。人们的认识正确与否， 决不是口头争辩所能搞清的，也不是靠引证某些权威的著作所能决定的，而是看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因此，认识是否为真，既要看他是否符合实际，还要看它有无实用效果，以果实来作判断。假如它不能产生葡萄和橄榄的果实，我们就可以断言，它是无意义的。认识的价值在于实用，能够有成效地指导实践的认识，才是反映客观、符合客观的认识。因为正是实践使人们头脑中观念形态的认识客观化。实践的结果，使人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才表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正确的。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培根的实用思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和意向，他对经院哲学的批判尚有不够彻底的地方，他的实验和归纳法亦存有片面性，他的社会历史观亦有许多空想的成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培根实用思想的时候应该摒弃的。
五、两点启示
（一）科技进步离不开实用方法论
世纪之初，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就从培根著作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他们看到，西方之强且富，正在于他们科学和技术的发达，他们的政治、军事、经济、生产都有科学理论作为基础。而西方的科学技术之所以突飞猛进，又是由于有着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明代以前，中国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并无多大差距，明代之后也即从培根开始，西方人遵从培根面向自然，学习自然，注重观察实验证实的认识论原则和运用经验的归纳法，才使得自然科学有着重大的进步。如牛顿的三大定律、瓦特发明蒸汽机、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法拉第在电学方面的贡献等等都是运用了培根科学归纳法的结果。而中国的学人其间却钻进了故纸堆里皓首穷经、读书穷理。所以中国的科学被抛弃在后面了。鉴于此，以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呼吁人们不仅要学习西方制造船舰炮械等器用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培根务实致用的哲学方法论。这是学习西方的命脉之所在，否则事倍功半，得不到应有的效益。
世纪之交，回顾华夏百年巨变，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正确，使亿万人民脱离苦海，走上了富裕之路。中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而今我们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但却很少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我们的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但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先进的。
这种自信诚然可贵，但如果过了头，就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所学的东西中不乏培根曾批判过的不实无用的东西，一些不能称作为知识的东西还存在于书籍课本之中；我们有一些研究人员仍以经书典籍为认识对象，从书本到书本，脱离自然、社会；思维方法上偏重演绎，疏于归纳，少有从实验观察中得出新发明；形式逻辑、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这些科学方法论，还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在许多场合，辩证唯物主义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替代了做具体工作的方法论，使理论与实践脱节。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学习西方科学的思维方法，真正做到得法者事半功倍，使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二）不能只讲实践，不讲实用效果
培根对旧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它们脱离实际，脱离自然，对人生无实际效益上。而他建立的新哲学的特点则是务实致用。他主张果实和事功是哲学真理的保证和担保品。这种重实用、实效的思想，当时非常适合资产阶级发展科技、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今我们也要发展科技、生产，那么有无必要肯定这种重实用、实效的思想呢？它和实践的观点是否矛盾呢？我以为重实用、实效的观点应予肯定。重实践和重实用总体上是一致的。因为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实用的结果，而实用效果离不开实践过程。但二者又有区别，重实践强调干；重实用不仅强调干而且要干出预期的结果。比如学习要学管用的；科研要出成果；生产要出效益；贸易要产生利润。只讲实践不讲实用，如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一样。只求干，不问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能促进生产、科技快速高效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只讲实践不求实用，而是要理直气壮地把实干与实用、实效统一起来，让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好坏的客观标准，推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
（原载《江汉论坛》1999年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