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热点问题是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思想明显地具有许多过人之处。1978 年以前, 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并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工作, 但除了很少几篇关于莱布尼茨和周易的文章(如发表于1935 年和1967 年的两篇) 外似乎没有更多的成果。1978 年以后, 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思想倍受关注。中国学者不仅翻译出版了两部译著, 即《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陈修斋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和《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而且还出版了两本以介绍莱布尼茨自然科学思想为主要目的的同名著作, 一本是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作为其“科学家的故事”丛书中一种的《莱布尼茨》, 另一本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作为其“中外科学发明家”丛书中一种的《莱布尼茨》。这两本书虽然为通俗读物, 但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莱布尼茨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视。此外, 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也有10 多篇, 其中有4 篇发表在专业性很强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上。需要一提的是, 在这些论文中有多篇是讨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的, 这很可能同计算机在当代中国的普遍运用有关联, 此外也有许多篇是讨论莱布尼茨的数理逻辑、“普遍文字”和“综合科学”的。
第二个热点问题是有关莱布尼茨的人学思想。人学思想是莱布尼茨哲学思想中的一项根本内容。莱布尼茨认为哲学有两大问题, 其中第一个就是关于“烦扰着几乎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必然”的“大问题”。早年他提出“个体性原则”, 哲学思想成熟后又提出“单子论”, 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一问题。1949～1978 年期间, 莱布尼茨的人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差不多是一个“禁区”。1978 年以后, 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先后出版了两部研究莱布尼茨的哲学专著, 一是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4 年出版的陈修斋和段德智合著的《莱布尼茨》, 二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年出版的江畅著的《自主与和谐》, 可以说, 这两部著作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正是莱布尼茨的人学思想。此外, 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也有10多篇, 与研究莱布尼茨自然哲学思想的学术论文不相上下。值得注意的是, 在对莱布尼茨人学思想的讨论中, 一部分学者针对罗素从所谓“主—谓项逻辑学” (或矛盾律) 理解莱布尼茨哲学, 将莱布尼茨哲学形式化、逻辑化的弊端, 特别强调和论证了充足理由律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学者在莱布尼茨研究领域自觉同西方学者对话的一个积极尝试。
第三个热点问题为中西文化交流。莱布尼茨生活在中西文化第一次大交流时期, 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有多方面的了解, 写了一些重要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书信, 而且他还于1697 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新消息》( Novissima Sinica , 也译《中国近事》) , 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正因为如此, 我国著名学者谢扶雅早在1929 年就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但是,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者并未深入研究这一问题。1978 年以后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和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 中国学者越来越注重从这一角度研究莱布尼茨。不仅出版了一部由安文铸等人合著的《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 而且还撰写了10 多篇学术论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1981年庞先生译出并发表了莱布尼茨讨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一篇至为重要的长篇论文, 这就是《致德雷蒙先生的信: 论中国哲学》。而这篇译文是庞先生依据莱布尼茨的古法文手稿的复制品译出的, 这一复制品又是中国政府代表团1975 年访法期间从巴黎法高等学院获得的。这说明,中国学者近年来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广泛深入地研究莱布尼茨明显地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当然, 近年来国外莱布尼茨研究团体的相关活动, 对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例如柏林理工大学1997 年召开的“纪念莱布尼茨《中国最新消息》发表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对中国学界的“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近10 年来国际和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热烈讨论, 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莱布尼茨的广泛兴趣。
三、陈先生与武汉大学莱布尼茨研究
在讨论中国当代莱布尼茨研究时, 我们不能不谈陈修斋先生。陈先生从青年时代起, 就一直致力于莱布尼茨研究, 几十年如一日, 为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修斋先生是新中国莱布尼茨研究的奠基人。他先后翻译出版了《人类理智新论》(1982)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1983) 和《新系统及其说明》(1999) 等莱布尼茨的重要著作, 组织翻译了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2000) , 为中国莱布尼茨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40 多年来, 他先后写作和发表了近20 篇关于莱布尼茨的学术论文, 从认识论、本体论、人学、方法论等层面多方位、深层次地探讨了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 特别是他1981 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题为《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初探》的长文, 为中国人宏观理解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框架”。他的《莱布尼茨》(1994) 一书是中国人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莱布尼茨思想体系的第一次尝试。该书出版后, 受到普遍好评,曾获得中国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修斋先生对莱布尼茨研究的执着精神。他从20 世纪40 年代末在贺麟主持的哲学编译会工作时就开始其莱布尼茨研究工作, 对莱布尼茨哲学特别是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所写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黑格尔对莱布尼茨思想中矛盾律与充足理由律二元并列问题的解决》。此后他便同莱布尼茨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于1957年上半年查阅资料、潜心修改自己于1946 年6 月写出的前面曾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初稿(这篇长文直至1994 年陈修斋先生去世后才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 。1957 年以后他虽然身处逆境, 却始终不曾中止过莱布尼茨研究。60 年代初, 他先后发表了《莱布尼茨在认识论上和洛克的斗争》及《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转换问题》两篇学术论文。这是1949～1978 年期间中国学者写出的仅有的两篇篇幅较大的有关莱布尼茨的学术论文。而《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其实是他在政治上倍受歧视、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的所谓文化革命期间(从1972 年开始) 完成的。其主要著作《莱布尼茨》是他在病重期间委托其学生执笔写成的, 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 还念念不忘该书的写作。
尽管中国当代莱布尼茨研究已取得了上述一些重大成果, 但整个说来, 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才刚刚起步, 莱布尼茨的许多著作尚未翻译过来, 我们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至今也只是一知半解, 我们的莱布尼茨研究尚未形成中国的特色, 并且在许多领域尚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但是, 无论如何, 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毕竟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并不断加强同国际莱布尼茨学界的多方面合作, 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原载《哲学动态》2003 年第7 期。录入编辑：神秘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