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在讨论和阐述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时，法拉比（阿尔法拉比）、伊本·西拿（lbn Sīna,拉丁名字为阿维森纳，Avecinna,980-1047）和伊本·鲁西拿（Ibn Rushd,拉丁名字为阿维洛伊，Averroe,1126-1198）等几位阿拉伯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我们永远回避不了。这里所说的中世纪阿拉伯哲学，指的是中世纪存在于阿拉伯世界且主要用阿拉伯语所写的哲学。但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所介绍和阐释的则是欧洲的哲学。那么，我们在讨论和阐述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时，为什么就不能不谈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呢？为了解开这个西方中世纪哲学之谜，我们就必须对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西方属性及其对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的深刻影响做一番较为深入的探讨，从而对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何以能够构成中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中世纪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环节做出较为具体的说明。
在讨论阿拉伯哲学的西方属性时，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虽然简单但却相当重要的事实是：铿迪（Ibn Ishāq alKindī,拉丁名字为阿尔金底 Al Kindi，约800-873年）被公认为第一个阿拉伯哲学家。尽管对铿迪的生卒年月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毕竟大同小异，这就是他生于9世纪初，死于9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亦即他生活于阿拔斯王朝初期。而阿拔斯王朝初期乃中世纪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帝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疆土远远超出了默罕默德当年栖居的麦地那，而横跨亚非欧三洲：不仅包括也门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南半部，不仅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呼罗珊、亚美尼亚等地区，而且包含克尔曼与印度西北部，中亚的坦罗斯（属今哈萨克斯坦地区）、埃及、北非、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并且一度迫使拜占庭帝国对其纳贡。那么，我们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中能够看到哪些我们值得关注的东西呢？
首先，我们看到，阿拉伯帝国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经受过近千年的希腊化洗礼。早在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就统帅马其顿和希腊各城邦的军队进入“东方腹地”，先后侵占了小亚、叙利亚、埃及、伊朗、巴克特利亚、印度等地，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定都巴比伦，在推进政治东移的同时，也促成了希腊文化东渐，使后来成为阿拉伯帝国版图的广大地区接受了希腊化的初步洗礼。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罗马帝国的安敦尼王朝（96-192年）使罗马帝国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不仅拥有日耳曼行省、西班牙和高卢行省、叙利亚行省，而且还设置了西亚行省和阿拉伯行省，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希腊哲学和希腊文化的东渐。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分裂，特别是随着“米兰敕令”的颁布和基督宗教社会地位的合法化，基督宗教在阿拉伯地区得到了强势的发展。史称希腊教会的基督宗教东派教会逐步形成了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耶稣撒
其次，在继承和使用哲学遗产方面，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与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一样，所继承和使用的主要是希腊哲学遗产，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遗产。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发展的前提和规律时，曾强调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哲学家，从9世纪的铿迪到12世纪的阿维洛伊，主要继承的正是希腊哲学遗产，尽管他们对希腊哲学遗产的态度不尽相同，对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态度也有所区别，但他们在致力于继承和阐述希腊哲学方面，特别是在致力于继承和阐述亚里士多德主义方面却是大同小异的。哲学史家常常用“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来对他们做出区分，这一做法本身就表明他们在对待和处理希腊哲学，特别是在对待和处理亚里士多德主义方面的一致性。诚然，阿拉伯哲学家也继承和阐释过希腊哲学之外的哲学遗产。例如，有第一个阿拉伯哲学家称号的铿迪就曾认真地讨论过印度婆罗门教的梵的理论，并且还因此而写出了论文《真主使者的确证》和论著《依逻辑学家的方式论证先知说》。但是，无论如何，阿拉伯哲学家所继承和阐释的则主要是希腊哲学遗产，从而并不妨碍阿拉伯哲学与中世纪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的总体上的同源性。更何况，铿迪虽然认真探究过印度婆罗门教的梵的理论，但他对该理论的绝对理性主义态度和立场持鲜明的批判立场，而竭力主张调和理性哲学与宗教神学。从而，铿迪的这样一种调和理性哲学与宗教神学的态度和立场，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态度和立场便可以说是大体一致或殊途同归。在哲学遗产方面的同源性以及处置哲学遗产方式的这样一种相似性，使得阿拉伯哲学与西方中世纪哲学或拉丁哲学之间生发出了一种理论形态的罕见的亲缘性和内在关联性。
最后，在宗教神学思想方面的同系性也是阿拉伯哲学具有西方属性的一个重要理据。在讨论阿拉伯思想时，人们往往将阿拉伯哲学与阿拉伯神学区别开来，似乎至今尚没有人将穆尔太齐赖派和艾什尔里派称作哲学派别的，也没有人简单地将阿维森纳和阿维洛伊称作伊斯兰神学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阿拉伯哲学与伊斯兰教神学毫无关系。事实上，阿拉伯哲学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一样，从主流和本质上看，也是一种为宗教教义做出理性论证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在从属宗教教义的程度方面的差别，而不是从属层次上的差别。第一个阿拉伯哲学家铿迪虽然高扬哲学和人类理性，宣称“最高荣誉属于‘第一哲学’”，但他却还是将“推论真主存在”规定为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并且宣称在哲学科学中，还应当“掺进神学”等“引导人们行善弃恶的学问”[2]。应该说，整个阿拉伯哲学大体上是继承了铿迪的这一理论传统的。事实上，即使那些对某些伊斯兰教教义持批评立场的比较激进的哲学家，他们在思考哲学问题时，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伊斯兰教的教义为思想背景和参照体系的。例如，当伊本·西拿宣布并论证个人的身体有朽时，谁能完全否认他在这种情况下并未想到伊斯兰教的“人身转世”的信条呢？然而，相映成趣的是，阿拉伯哲学与拉丁哲学在理性论证宗教神学方面相一致，而且其所论证的宗教神学也有多方面的一致性和内在关联性。宗教学奠基人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年）在谈到人类圣典宗教时，曾经谈到三个“族系”的宗教，这就是中国族系的宗教、雅利安族系的宗教和闪米特族系的宗教。中国族系的宗教有儒教和道教，其圣典分别为《四书》、《五经》和《道德经》。雅利安族系的宗教有婆罗门教、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其圣典分别为《吠陀书》、《三藏》和《波斯古经》。而闪米特族系的宗教有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其圣典分别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和《古兰经》。在具体谈到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关系时，缪勒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伊斯兰教就其最根本的教义而言，是从亚伯拉罕的宗教的源泉产生的，亚伯拉罕是唯一的真神的崇拜者和朋友”[3]。这就把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的同系性和同源性极其鲜明地表达出来了。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不仅都源于犹太教，而且都属于一神教和启示宗教。而宗教人物和宗教故事的相近更进一步拉近了这两大世界宗教的距离。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阿拉伯哲学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致性和通融性，保证并加重了阿拉伯哲学的西方属性。不仅如此，一些基督宗教徒甚至在阿拉伯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生于叙利亚的聂斯托利（Nestorius，约380-451）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基督宗教神学家，曾担
如果说解说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具有西方属性比较困难的话，那么，相形之下，要解说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具有西方属性，显然就容易得多了。因为所谓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无非是西班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而西班牙自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后就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就成了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属于欧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板块。尽管公元419年西哥特人的入侵和711年阿拉伯人的入侵使西班牙的文化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作为西班牙文化的底色毕竟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尽管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但从本质上看却与拉丁哲学一样具有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属性。
在讨论和阐释西方中世纪哲学时，不能不特别关注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不仅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明显地具有西方属性，而且还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对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拉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虽然和柏拉图同为希腊哲学的巨擘，但他们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待遇却相当悬殊。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322年去世的。他去世后，他所创立的学派即逍遥学派虽然由他的弟子继承了下来，但是对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哲学却并未造成重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承人，无论是狄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年逍遥学派领导人）还是斯特拉图（Strato of Lampsacus，公元前287-前269年逍遥学派领导人），都专注于自然科学研究，从而使得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偏狭化，很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失去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希腊人对马其顿王国和亚历山大帝国统治者的不满，无疑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缺乏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4]相形之下，柏拉图哲学的命运要好得多。柏拉图学园派不仅一直延续到中世纪“黑暗时代”（455-1050年），而且，在柏拉图学院派后期，还形成了对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有过重大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多个小的派别，除了提出“太一说”和“流溢说”的普罗提诺和《九章集》的作者波菲利所代表的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学派外，还有以普罗塔克和普罗克罗斯为代表的雅典学园派和以杨布利可为代表的叙利亚派。所有这些都使得柏拉图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初期享有得天独厚的理论优势，不仅构成了奥古斯丁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构成了早期经院哲学的理论基础。柏拉图主义不仅主导了“黑暗时期”西方哲学的发展，而且还一直主导着早期经院哲学的发展。
毋庸讳言，即使在黑暗时期和经院哲学早期，人们也没有完全忘却亚里士多德。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在黑暗时期，还是在经院哲学早期，人们所讨论和阐释的都只限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想。波爱修所翻译的只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而且他在翻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同时，也翻译和注释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菲利的《引论》，这也表明新柏拉图主义的普遍影响。在经院哲学早期所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争论，即辩证法与反辩证法之争，所关涉的也只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想及其哲学和神学运用问题。早期经院哲学家所理解的辩证法无非是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推理。辨证学者，如吉尔伯特（Gerbert，约945-1003）、贝伦加尔（Berengar，1010-1088）、阿伯拉尔（Petrus Abai ardus，1079-1142）等都主张在哲学和神学研究中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方法或论辩推理；而反辩证的学者，如兰弗朗克（Lanfranc，约1010-1089）、圣达米安（Petrus Damiani，1007-1072）和伯纳德（Bernard，约1080-1167）等，则反对在哲学和神学研究中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或论辩推理。尽管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争论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无论如何，这一争论所关涉的只限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想。
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做出全面研究，并且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仅在逻辑学领域而且在形而上学、伦理学和自然哲学领域都构成经院哲学理论基础的局面则是在12世纪下半期逐步形成的。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即拉丁哲学中的全面复兴，不仅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且也使得其在理论形态上面取得了与教父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获得了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何以能够在12世纪实现这样的提升、转变或进步？毋庸讳言，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之所以能够在12世纪实现这样的提升，归根到底，是由查理大帝的养士之风、大学的诞生、11世纪末开始的共相之争以及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等诸多社会和学术因素决定的。而在这诸多因素中，最为直接的当属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这样一个因素。然而，更进一步也更深一层的问题却在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或拉丁哲学家何以能够在12世纪看到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及其译本？一旦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能够即刻发现阿拉伯哲学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转型或提升的至关紧要的作用了。
我们知道，早在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东罗马帝
事实上，阿拉伯哲学对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的贡献还不止这些。因为阿拉伯哲学家毕竟是在阿拉伯文化背景下从事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阿拉伯哲学家的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势必会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做出有别于欧洲人的思考和诠释，提出一些欧洲学者不曾想到或难以想到的问题，从而会推动欧洲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做出新的说明和解释，使得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获得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内容。不难看出，12-15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讨论和阐述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存在与本质的区分问题、人类理智的性质问题、能动理智与被动理智的关系问题、人类理智的独一性问题、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世界的永恒性问题等，差不多都是阿拉伯哲学家，特别是法拉比、伊本·西拿和伊本·鲁西拿提出和阐释过的问题。离开了阿拉伯哲学，我们是很难对中世纪中后期经院哲学的哲学内容和哲学成就做出充分的说明的。
著名的中世纪哲学史专家、英国学者约翰·马仁邦（John Marenbon）在谈到阿拉伯哲学与拉丁哲学同属于“中世纪哲学”这个“单一的独特的传统”时，曾经强调指出：“为什么在西方哲学史中包含用波斯语和中东的非欧洲语言写成的著作呢？这些似乎是很难的问题，但答案很简单（尽管用一种傲慢的方式运用‘西方哲学’的描述是错误的，阿拉伯语的著作对于中世纪哲学的重要性应该使历史学家问‘西方哲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传统虽然存在重要的差异，但却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最好把它们理解为一个整体”[5]。马仁邦的这个说法有点武断，但是，倘若我们充分注意到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西方属性以及它对中世纪中后期经院哲学发展的至关紧要的影响，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切中肯綮的。
【注释】
（原载《哲学动态》2012年第3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