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国内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表现出了一些不平常的特点。一方面，学者们对当代外国哲学家思想的研究日益全面深入，特别是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列维纳斯等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思想以及英美哲学传统中的维特根斯坦、蒯因、斯特劳森等哲学家思想的研究更为客观，有的学者还强调了这种研究的中国语境和同中国文化的互动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哲学界与国外交流的常规化，国内学者们大多能够较为及时地了解到国外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充分反映出这些变化。注重与国外哲学界的对话和交流，譬如，直接组织和参与纪念列维纳斯诞辰百年的国际学术活动，积极开展与国外学者的对话，组织翻译国外哲学家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外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论文等。这些就使得2006年的国内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呈现出思想活跃、成果迭出的局面。
在这些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现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充分体现了以上两个特点：它既是对不同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家思想的一种深入考察，通过比较分析更为全面地把握这些哲学家的重要观点；同时，它也是对当前西方哲学研究中最新发展动向的一种积极回应，破除了学界长期以来在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之间设置的隔阂，主动从中国哲学家的“旁观者视角”探询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各自得失以及它们相互融合的可能性。
一 追寻共同话题，力图“异中求同”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注意到这两大哲学传统的沟通问题，把对语言问题的讨论看做它们合流的重要标志，特别是试图把维特根斯坦理解为能够沟通它们的重要思想桥梁，如江怡的论文《语言问题：一种思维模式的选择——论现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合流》（1991）和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1996年）。进入21世纪后，国内哲学界始终在关注这个问题，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著。2006年间，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1．对语言问题的共同关注构成了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交汇点
的确，学者们大多承认，西方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不仅出现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同样出现在欧洲大陆哲学中，无论是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还是德里达，他们都把语言思考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看做他们思想的重要起点。有学者还专门分析了这种“语言的转向”在西方历史哲学中的重要表现，认为这种转向“大胆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艺术学、文学诸领域，试图通过对不同学科之间的隐喻、映射关系来解决历史哲学本身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尝试”；“在历史领域进行语言的革命就是进行书写历史的思维方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说，新的历史哲学所要沟通的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话语交流，它更试图参与和建构关于未来的对话。”还有的学者对维特根斯坦和梅洛-庞蒂的语言观做了深入比较，认为语言问题在他们的哲学思考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作者指出，令人惊异的是,这两个分别隶属分析哲学传统和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在语言观上却有着很大的交汇空间:坐落在生活形式中的“语言游戏”和源出于世界之肉的“语言之肉”其间有着诸多的相似,当然也有不同。它们都可视为对传统语言观中过度膨胀的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不同反动。这或许显示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某种殊途同归,也预示着西方哲学的一种新方向。也有学者比较分析了梅洛-庞蒂的语言观与索绪尔语言学之间的近似关系，认为他们之间的主要认同体现在“区分原则”上,而分歧则主要涉及在方法论上对共时和历时、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区分。梅洛-庞蒂认为，言语和语言、历时和共时之间的交集不在于语言学的客观知识,而在于言语和语言的相互开放与相互超越，我们对整个文化史乃至于真理概念的理解，都应建立在这一语言哲学之上。
应当说，语言问题始终是国内学者讨论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哲学家对语言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则难以形成某些共识性内容。特别是涉及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概念与现象学背景中的语言概念，学者们的讨论还基本上停留在各自的研究对象上。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限于国内的研究，即使是在国外学者们的专门讨论中，大家对语言概念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确定的理解。或许正是在这种相互比较中，哲学家们才逐渐找到这两大哲学传统的共同视阈。
2.对意向性问题的讨论成为共同话题
如果说不同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家关注语言问题还是出自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的话，那么，他们对意向性问题的讨论则更为集中地表现出他们共同的哲学旨趣。为此，《学术月刊》杂志在2006年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集中于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视阈中共同关心的意向性问题。专栏编者按指出，之所以选择这个专题，主要是因为“意向性”是这两个学派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同学术流派视阈的交叉，更能有助于推进对“意向性”这一话题做横向与纵向的多角度的深入思考。在《现象学背景中的意向性问题》一文中，倪梁康探讨了现象学背景中的意向性问题的发端和展开历史，认为其中的意识分析方式折射出20世纪西方哲学史从知识论理论哲学向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实践哲学的过渡。有趣的是，作者还认为，这种现象学意识分析方式可以在两千年前的印度佛学中发现，小乘有部和大乘唯识宗所做的“心王-心所”的分类和奠基层次确定，与胡塞尔“客体化—非客体化行为”的分类和奠基层次确定，基本上只有术语上的差异。张志林在《分析哲学中的意向性问题》中指出，意向性问题不仅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论题，而且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核心论题，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分不在于研究主题的不同，而在研究进路的不同。他认为，在分析哲学中，意向性问题可以起到统摄语言—心灵—世界这个语义三角关系的作用，进而可以揭示分析哲学传统中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孙周兴在《我们如何得体地描述生活世界》一文中则讨论了早期海德格尔关于意向性的思想，认为他正是借助于关于意向性的思想成果，才获得了真正的“实事域”，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他与胡塞尔分道扬镳了。张志扬在《“指非指”：第三类检讨“意向性”的尝试》一文中先后考察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处理意向性问题的不同方式，认为两者都停留在“交互关系”的方式上，区别只在于对“意向性”是什么以及这种交互关系的内外限度有不同的体认。他指出，从根本上说，两者都是“构造意义”的理论，都强调构造所依据的观念是自明的，因此它们都属于“技术理性”范畴或“智能性思维”。他则提出第三种视角，试图从元典表达式及其意义域中显示与西方二值逻辑相悖的“道”的观念，可解读为“知其白守其黑”。
从学者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大家虽然承认“意向性”概念是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共同话题，但在思想的表述上依然各说各话，缺少从问题深度上展开对这个概念的哲学分析。只有张志扬的工作是试图超越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话语分析，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对这个概念的消解而不是重建。其实，在国外的研究中，从不同哲学背景讨论意向性的资料并不罕见，主要的思路是集中讨论这个概念在两个或几个不同哲学家那里的不同处理方式，由此说明这些哲学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之间的异同。可喜的是，颜青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他在《意向对象和摹状词》一文中，详细地比较分析了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概念与罗素的摹状词概念，认为两者的共同历史根源就在于解决布伦塔诺的现象学难题，即指称对象不存在的难题。通过比较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作者提出，一个意向对象就是一个摹状词，是一个非限定的摹状词或弗雷格意义上的概念词。作者还对摹状词理论做了一番现象学的分析，认为罗素取消对摹状词的逻辑限定而使其变成经验上的限定，这与胡塞尔的簇摹状词方案是异曲同工的，所以说，“罗素在逻辑学中对对象实施了一种‘悬置’”。作者最后指出，“现象学悬置如果在分析哲学中有一个对应的位置，那就是在处理指称与意义的关系时，悬置前者而坚定地选择后者。”应当说，这种比较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必将推进我们对两大哲学传统合流之可能性的认识。
3．对两大哲学传统共同思想根源的探索
这是学者们在比较研究中涉及更多的方面。因为只有找到了它们的共同思想根源，才能理解它们在20世纪的整个发展。2006年，学者们的这种探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寻找这两种哲学传统在最初发展阶段的共识，力求通过对话和争论揭示当代哲学发展的最初动力；其二是以问题为线索，把来自两种哲学传统的思想放在一个共同的讨论平台上，由此展现它们在相同问题上的不同路径。倪梁康的《观念主义还是语言主义——对石里克、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之间争论的追思》一文就代表了第一个方面，章忠民的《基础主义的批判与当代哲学主题的变化》一文就代表了第二个方面。
倪梁康在文章中详细分析了石里克和胡塞尔围绕“本质直观”理解的争论，认为这场争论本身就反映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在逻辑与经验关系问题上的出发点的差异，但他们以及维特根斯坦之间的讨论却又引发了当代哲学中的“语言主义”和“观念主义”的不同趋向。应当说，虽然石里克等人与胡塞尔之间形成了基本立场上的对立，但他们的争论本身却也反映出在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之间具有一种同时代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争论也推动了双方对自己哲学立场的重新思考。倪梁康在文章中还特别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的某些共识，如“他们都抱有传承莱布尼茨之遗愿的意向，都在尝试建立一种普全的数理模式，无论是以‘超越论逻辑’或‘普遍自身认识’的名义，还是在‘普遍句法’的口号下。在此意义上，两个学派都承担起了将哲学建设为一门科学的责任。虽然胡塞尔对当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始终持有警觉，……但现象学对经验和描述的尊重却可以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找到共鸣”。此外，“维也纳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石里克和卡尔纳普都在很大程度上拒绝逻辑实证主义的标签，而宁可采纳逻辑经验主义的称号。”同样，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理解也使得他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了共同语言。
章忠民的文章则从当代哲学中的反基础主义倾向入手，说明了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哲学家，他们都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出发点确定在批判基础主义这一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想上，由此形成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四种主题交替：后形而上学、语言哲学转向、理性定位和理论与实践的颠倒。伴随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之争的则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实用主义与非实用主义的斗争。同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总是与对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及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作者还详细区分了当代西方哲学中反基础主义的几种不同类型，如以尼采、波普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非基础主义”；以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温和的反基础主义”；以德里达和罗蒂为代表的“彻底的反基础主义”等。通过分析，作者向我们表明，反对基础主义构成了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的确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提供了一种启示。
二 关注哲学互动，强调对话融合
国内学者对现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工作，最初就是注意到这两大哲学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注意的是现象学与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与语言哲学等之间的相互影响，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比较，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与奥斯汀的比较以及对阿佩尔思想的研究等。2006年，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对英美哲学中发生的“语言的转向”对欧洲大陆哲学产生的影响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力图揭示这种影响为当代哲学的发展可能带来的变化，如李红对阿佩尔的“先验诠释学理论”研究；第二，通过比较分析，试图寻找能够重建这两大哲学传统共同基础的思维模式，如陈嘉明和殷杰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语境主义观点。
早在2002年，李红就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阿佩尔先验符号学研究》，对阿佩尔的先验符号学在融合这两大哲学传统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06年，她又发表《批判与重构——阿佩尔的先验诠释学理论》一文，从语言转向对诠释学的影响这个角度深入分析了阿佩尔的先验诠释学，认为他试图通过追问有效理解的可能性条件从而扩展了康德的先验问题。作者指出，阿佩尔“将诠释学、语言哲学、知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在语言层面上寻求先验的维度，通过语言分析建构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先验诠释学，使哲学的主题从理性批判转向了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批判。”通过分析阿佩尔关于说明与理解的“互补性主题”，作者认为，“诠释学传统中有关完满性的前概念被转换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目的，分析哲学的说明和诠释学的理解在以解放为归旨的转变中融合起来，而通过这种转变，交往共同体的理想的完满性前概念就在真实的交往共同体中不断实现。”作者还明确指出了阿佩尔先验诠释学的五个基本纲领，由此表明，先验诠释学意味着哲学从对理性的自身反思转向了对理性的表达中介（即人类对话）的反思。这正是当代哲学发生“语言的转向”之后的重要成果。
陈嘉明在《科学解释和人文理解》一文中，着重分析了“解释”和“理解”这两个概念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作者认为，新康德主义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主张“理解”的方法论，强调从“意义”、“价值”的角度来把握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而哲学解释学则提出了“解释学经验”的概念，把它作为理解的对象，意在把握科学活动与人类行为的本体论前提。通过比较分析这两种不同的维度，作者提出了“语境论”的解释观，将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不同归结为问题语境的差别。作者指出，在当代知识论中，语境论的一个重要运用是解决怀疑主义问题，它的基本思路是，知识依语境的差别而有不同的标准，怀疑主义问题的困难在于它提出了更高的知识标准。由此，作者就用语境论方法既解决了怀疑主义问题，也把两大不同哲学传统的对立消解在不同的语境标准之中。
殷杰在《语境主义世界观的特征》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语境概念的本体论构架、认识论路径和方法论视角，提出把语境概念上升为一种世界观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思维特征”。作者指出，“无论是在量子测量过程的整体性特征、生物学解释的语境相关性问题上，还是在社会人类学的语境诉求、心理行为的语境评价中，语境实在都为不同的本体论态度提供了共同的对话平台，使它们能够在语境的基础上，构建语义范畴和概念范畴的统一性；作为一种新的认识范式，语境为各个学科提供了可以达成一致的统一框架，为知识生产、真理探询提供了新的认识路径；语境分析的元方法论特征，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内在一致的意义上，对各个学科的方法论做了有效的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特征，它在世界观的意义上成为了构造世界的新的‘根隐喻’。” 作者对当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中的语境观做了比较分析，认为无论是从语境实在、语境范式还是语境分析方法上来看，语境主义的世界观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各种理论流派发展的共同基础，该主义的基本要义就是，“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相对于各种语境的，无论物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都是随着语境而变化的”。作者最后指出，语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观念，在本体论上可以使理论流派之间做出有原则的改变和后退，有意识地弱化各自内在的规定性，从而有相互融合的基础；在认识论上可以使认识疆域获得有目的的扩张，脱离给定边界的狭义束缚，获得以问题为中心的重组，趋向从一个视点透视整个哲学的所有基本问题；在方法论上可以使科学方法论从给定的学科性质中解构出来，在形式上相互渗透和全面扩张，从而成为核心的分析工具。从作者的分析和观点中可以看出，建构“语境主义的世界观”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哲学理想目标。虽然作者主要是从科学哲学的立场出发，但这一理想仍然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当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互动以及实现两者的融合和会通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思考，也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对这两个哲学传统的比较工作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 追踪哲学前沿，创新理论观念
应当说，国内学者对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直接受到当代西方哲学最新发展的影响，试图在这两大哲学传统之间架设桥梁正是许多西方哲学家的宿愿，其中就包括了阿佩尔、利科、罗蒂、哈贝马斯等人，当然还有许多目前正活跃在英美和欧洲大陆的更为年轻一些的哲学家，譬如美国的布兰顿、英国的皮科克等人。国内一些学者对他们的架桥和融合工作曾做过介绍，引起了国内哲学界的关注，如阿佩尔、罗蒂等人有关消解这两大哲学传统的思想和著作早已成为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之一，而荷兰哲学家弗莱斯塔尔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的文章也在国内研究中成为经典。2006年，国内在这方面的工作又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进展：一是对西方哲学家的最新工作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语言的转向”之后的西方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以韩东晖等人的工作为代表；二是开始注意从西方哲学家的工作中寻求融合这两大哲学传统的汇合点，试图从中确立新的哲学理论生长点，这以江怡等人的工作为代表。
在《后分析哲学时代与英美—欧陆的哲学对话》一文中，韩东晖根据西方哲学家的最新论述对“后分析哲学时代”的基本趋向做了分析，认为这个称谓意味着对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学的批判和反思，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作者把这种趋向概括为五个方面：（1）更为严肃深入的哲学史研究成为当代英美哲学家的亮点；（2）形而上学研究的回归和繁荣；（3）交叉学科研究趋势十分强劲；（4）语言哲学研究对语言事实的日益重视，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统一得到强调；（5）心灵哲学研究得到了飞速发展。当然，在所有这些变化趋向中，最为重要的还是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对话融合。作者对这种对话融合的可行性和前景做了分析：一方面，分析哲学家要走出自然科学研究的模式；另一方面，哲学应当超越人文学科的范围，成为人们在思维、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原理范围内寻找思想定向的一种尝试。作者认为，这两大哲学传统之间的对话首先和关键是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或就某些重要问题展开的对话，如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福科与乔姆斯基、塞尔与德里达等人之间的对话。作者最后指出，21世纪初，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界都已经走出了昔日的壁垒，对话、沟通、融会取代了哲学意识形态的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这不仅是哲学家们的理想，更是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现实。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第二次革命”》一文中，江怡把20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西方哲学中的变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认为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刻影响。作者认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哲学的视野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理论转向了实践；对哲学传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激烈的反叛变为回归传统；重新定位了哲学的性质，使哲学从科学转变为学科。在这些变化中，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某些异曲同工之处也使得这两种哲学有了对话融合的思想平台。作者把它们共同的哲学话题归结为三个，即意义与真理、理解与解释、思想与世界，作者认为这是“语言的转向”之后的西方哲学所表现出的共同特点。这的确反映了西方哲学的发展现状，是对西方哲学新版图的重新勘定。
当然，在对西方哲学最新发展的追踪研究中，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从西方哲学发展本身认识到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或者是能够用一种新的理路把握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体变化。江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性工作。他在《如何把握思想的脉络：一种哲学拓扑学的视角》和《斯特劳森思想的启发：寻求一种哲学拓扑学》等文章中，通过分析比较西方哲学家概念变化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一种研究西方哲学的新思路，即哲学拓扑学。他认为，我们应当更多地从哲学的历史中寻找新的理论创新点，而两大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一些共同的问题，也使得这两种不同哲学传统的合流成为可能。作者指出，哲学拓扑学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西方哲学中各种复杂多变的理论观点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混淆和困难，可以使我们直接追问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内容。江怡还明确规定了哲学拓扑学可能完成的主要任务：第一，以拓扑学的视角分析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第二，根据哲学拓扑学去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般轨迹；第三，把哲学拓扑学确立为一种追问形而上学的途径；第四，正确处理哲学拓扑学与当代哲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作者最后强调指出，哲学拓扑学不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门以强调思想连续性为主要任务的哲学学科，因而它适用于分析和研究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观点。显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更为可贵的是，这也为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两大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试图开辟新视阈的趋向。纵观国内研究的基本思路，大体上经过了一个寻找差别—追求同一—开辟新路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两大哲学传统之间根本的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差异，还仅仅是进行比较研究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些差别中找到比较对象之间的共同或相似之处，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追求“和而不同”正是国内学者在从事这种比较研究时的基本态度取向。这里的“和”存于“不同”之中，但看到“不同”却是为了得到“和”。国内学者对此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并通过解读西方哲学家著作以及西方学者最新研究资料，力图从各种差异中寻找不同哲学传统哲学家们的共同话题。这是国内学者在比较研究中取得的最大成果。但对于比较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各取所长”或“各取所需”，而是为了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把握比较对象。要完成这个“鸿鹄之志”就要有“鸿鹄之力”。这样，从方法论上甚至从元哲学上确立这种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思路，就成为重要问题提上了国内研究的议事日程。虽然目前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性工作，但要从理论上阐明这些基本原则或思路，特别是能够在对这两大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中贯彻这些原则，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7》，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