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经济进入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果。与此相应，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在这三十年内取得飞速的进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二十年内取得的进展。
建国初期，西方哲学研究的工作重点在于创建科研机构、培养干部、搜集资料等打基础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以贺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创办了《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红旗》杂志社创办《学习译丛》，上海创办《译文》杂志，着重翻译苏联哲学界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评论西方哲学的论文，翻译苏联哲学研究所主编的六卷本的《哲学史》以及许多评述西方哲学的论著。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由苏联专家主讲，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老专家金岳霖、郑昕、贺麟、洪谦、熊伟等人集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批判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
当时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受到联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左”倾言论的严重干扰。日丹诺夫在1947年提出：哲学中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前者代表特定社会中进步阶级的要求，后者代表特定社会中反动阶级的要求，现代西方哲学代表没落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应当严厉批判的对象。在这种“左”倾言论的影响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许多老专家不得不撰写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文章，如金岳霖对罗素的批判、郑昕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贺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等等，但他们内心并不赞同日丹诺夫的观点。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任继愈、石峻、朱谦之等老专家开始批驳日丹诺夫的观点。1958年，关锋发表《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把冯友兰等人的反驳压了下去，“左”倾思想再次抬头。1957—1958年的反右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一步受到严重干扰。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党中央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也采取一些较为松动的措施。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加强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会后，哲学研究所成立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哲学译丛》复刊，组织18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的翻译出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相继成立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开展这方面的科研教学活动。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当时成为研究的重点。对古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也作了一些研究，但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仍无很多论著出版。
从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摧毁“四人帮”这整整十年中，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方哲学研究才进入恢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可以把这个时期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可称为复苏阶段，后二十年可称为繁荣阶段。
一、复苏阶段(1978～1987)
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整顿西方哲学的科研教学机构，开展科研教学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哲学研究所恢复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复刊，北大、复旦、人大、武大等校也重建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有些大学还新建了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开设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程。1977年恢复大学本科生招考制度，1978年起哲学研究所与上述高等院校开始招收西方哲学专业的硕士生
为适应西方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需要，在此期间出版了20多部西方哲学史教材，如北大编写组编写的《欧洲哲学史》，复旦全增嘏等人编写的《西方哲学史》，苗力田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新编》，武大陈修斋、杨祖陶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稿》，吉大高清海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纲》等等。在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也编写了30多部教材，如刘放桐等人的《现代西方哲学》，夏基松的《当代西方哲学教程》，葛力的《现代外国哲学》，郑杭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纲要》，车铭洲、王守昌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等。此外，洪谦、任华主编的《西方古典名著选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等书，都在提供科研教学资料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此期间，还出版了许多本专题史，如夏基松的《唯物论史话》，肖焜焘的《辩证法史话》，朱德生等的《西方认识论史纲》，张尚仁的《欧洲认识论纲要》，李匡武的《西方逻辑史》(2卷)，罗国杰的《西方伦理思想史》，萧萐父、陈修斋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钱广华的《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等。
除以通史、专题史的形式系统地评介西方哲学外，还出版了许多部西方哲学家评传，如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涂纪亮主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2卷)，袁淑娟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2卷)等。
此外，还出版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如北京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和上海出版的《哲学大辞典》，其中收入数百条关于西方哲学的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辞典》，葛力编辑的《现代西方哲学辞典》，陶银骠编辑的《简明西方哲学辞典》等。
随着西方哲学科研教学活动的开展，这个领域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活跃起来。首先应当提到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建国后二十多年来首次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以及汝信等一百多位中青年学者出席，会上进一步批驳了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的错误观点，清算了“四人帮”推行的“左”倾路线，对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了重新评价，对此后的西方哲学研究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起了重大作用，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此次大会后成立了“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每年都分别召开一次或数次全国性的专题讨论会，如1979年召开的“重新评价唯心主义讨论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批判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会”，1980年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会”，1981年召开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暨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会”，1980年召开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问题和认识论问题讨论会”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讨论会”，1983年召开的“分析哲学讨论会”和“存在主义讨论会”，1984年召开的“中世纪哲学讨论会”，1986年召开的“现代外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讨论会”等等。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多至百余人，少也有五六十人，他们提交的优秀论文大多在《外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康德黑格尔哲学》、《德国哲学》等集刊上发表。
这里需要谈一下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哲学掀起的三次研究热，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萨特热”，1980年代中期的“弗洛伊德热”和“尼采热”，由此引起大批有关论著的出版。例如，关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出版了夏基松的《存在主义哲学述评》，徐崇温、刘放桐等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王克千等人的《存在主义述评》和《论萨特》，黄颂杰等人的《萨特及其“人学”》等等；关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出版了张英的《精神分析学述评》，张传开等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述》，车文博的《弗洛伊德主义论评》，陈学明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关于尼采哲学，出版了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尼采的形而上学》，陈鼓应的《悲剧哲学家尼采》等论著，以及尼采的许多论著中译本。
在大力开展国内科研教学活动的同时，也逐步开展与国外哲学界的学术交流。80年代初，我国开始派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欧美进修，为期半年至两年，其后又派出本科生或研究生到国外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措施为培养我国的西方哲学教学与科研人才作出更大贡献。我国还开始派学者到欧美参加西方哲学会议，如1983年首次派代表团出席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受到国际哲学界的重视，其后相继参加了每五年召开一次的第18至21届世界哲学大会。1980年代起直到现在，每年都邀请一些西方著名哲学家来华讲演或授课。1988年起还与英、澳、美三方联合成立中英、澳、美暑期哲学学院，迄今已办了9期高级研讨班，为我方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研究人才。
二、繁荣阶段(1988～2008)
从1980年代后期起，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入繁荣阶段。这既得力于在此之前十年内在学科基本建设方面打下的巩固基础，也得力于这十年内派到国外进修的中青年学者和在国内培养的大批硕士生
粗略说来，前一阶段侧重于从宏观角度研究西方哲学，出版了一大批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教材，后一阶段则侧重于从微观角度对西方哲学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潮、流派以及哲学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个特点无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或者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明显。下面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作一简述。
在西方哲学史领域，近二十年来对其中各个时期的哲学都进行了深度和广度不等的研究，以对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古希腊哲学一向受到我国哲学界的高度重视，严群、陈康等老一辈专家早已开展这方面的研究。80年代初，又先后出版了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论的学说》，杨寿堪的《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简论》，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范明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等论著。80年代下半叶起，先后出版了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合著的4卷本《希腊哲学史》，杨适的《哲学的童年》和《古希腊哲学探索》，姚介厚的2卷本《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该书是叶秀山和王树人主编的8卷本《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等论著，还出版了苗力田主编的10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王晓朝译的4卷本《柏拉图全集》，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等译著。在台湾出版了牟宗三的《四因说讲演集》，程石泉的《柏拉图三论》，杨深坑的《柏拉图美育思想研究》，傅佩荣的《柏拉图》，孙振青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曾仰如的《亚里士多德》等著作。
中世纪哲学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尽管如此，80年代初出版了杨真的《基督教史纲》，车铭洲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张尚仁的《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等著作。80年代下半叶起，又出版了徐怀启的《古代基督教史》，尹大贻的《基督教哲学》，付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陈村富等编写的《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王晓朝编写的《信仰与理性：早期基督教教父思想评传》，黄裕生主编的《中世纪哲学》等专著，在台湾出版了沈清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等著作。
对17—18世纪西欧哲学中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研究，最近二十年来也取得重大进展，既出版了陈修斋等的《欧洲哲学史中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徐瑞康的《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汪堂家等的《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等综合性论著，也出版了大批专题性论著，如余丽嫦的《培根及其哲学》，巴发中的《霍布斯及其哲学》，吕大吉的《洛克物性理论研究》，邹化政的《〈人类理解论〉研究》，傅有德的《巴克莱哲学研究》，蔡信安的《巴克莱》和《洛克的悟性研究》，周晓亮的《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和《休谟哲学研究》，李瑞泉的《休谟》，孙振青的《笛卡尔》，冯峻的《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研究》，洪汉鼎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以及陈修斋、段德智的《莱布尼茨》等专著，最近还出版了周晓亮主编的《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一书。
对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哲学和启蒙运动，也做过不少研究。早在50年代已出版了葛力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80年代起又出版了李凤鸣、姚介厚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冯俊的《近代法国哲学》，于凤梧的《卢梭思想概论》，侯鸿勋的《孟德斯鸠》等专著。最近又出版了尚杰的《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历来是我国哲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早在上世纪40年代，郑昕、陈康、贺麟等老一辈专家已在这方面有论著问世。50年代，贺麟、杨一之、姜丕之、张世英、汝信等人又出版了不少论著。80—90年代，更有大批论著出版。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有杨祖陶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杨文极等的《德国古典哲学教程》，俞吾金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张慎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等论著。评论这些哲学家的专著更为众多，例如，关于康德哲学，出版了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论》，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论》，张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谢遐龄的《康德对本体论的抛弃》，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黄裕生的《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侯鸿勋的《康德》，程志民的《康德》，孙振青的《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李明辉的《儒家与康德》等等。关于费希特哲学，出版了梁志学的《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和《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程志民的《费希特哲学》，谢地坤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等等。关于黑格尔哲学，出版的专著尤其众多，例如，周礼全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王树人的《思辩哲学新探》，薛华的《自由意识的发展》和《黑格尔与艺术论题》，朱亮的《黑格尔的〈小逻辑〉新论》，宋祖良的《青年黑格尔的哲学》，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论》，张慎的《黑格尔传》，赵政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章忠民的《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王建军的《灵光中的本体论——谢林后期哲学思想研究》等。此外，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重要著作大多译成中文。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内获得空前的蓬勃发展，成果累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层出不穷，这里分别对现代英美哲学和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作一简述。
现代英美哲学以分析哲学为主流。金岳霖、洪谦等老一辈哲学家早已开始对罗素和维也纳学派的研究。洪谦曾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早在40年代就发表了《维也纳学派》一书，80年代又编译了两卷本的《逻辑经验主义》，还写了不少论文，收入《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和《论逻辑经验主义》中。不过，把分析哲学作为一个流派进行系统研究则始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涂纪亮的《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2卷)》，徐友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陈启伟的《西方哲学论集》，王路的《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和《走近分析哲学》，陈波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以及江怡主编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2卷)等著作。去年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成立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台湾的殷海光、林正弘、方万全等学者，香港的何秀煌、刘述先、高宣扬、周柏乔、冯耀明等学者，也分别对分析哲学做过很多研究。至于对蒯因、戴维森、普特南等分析哲学家的研究，由于他们也被称为新实用主义者，将在后面论述。
对分析哲学的研究还集中表现在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上，因为他是上世纪影响最大的分析哲学家。早在50年代出版了舒炜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80年代先后出版了江怡的《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传》和《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韩林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和《〈逻辑哲学论〉研究》，王晓升的《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概论》，李国山的《言说与沉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学说》以及邱文元的《维特根斯坦论语言的明晰性》等著作。本世纪初，涂纪亮主编的《维特根斯坦全集》(12卷)和他在此基础上写成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以及王晓升、郭世平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
对分析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因为这两者是分析哲学家着重研究而且成果累累的两个领域。我国哲学界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涂纪亮的《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这两部专著，以及他主编的《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徐友渔、陈嘉映等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车铭洲主编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周昌宗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陈嘉映的《语言哲学》，黄华新等的《描述语用学》等等。此外，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的学者也发表了许多与语言哲学有关的论著。
至于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早在80年代上半叶已出版了江天骥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舒炜光的《科学哲学简论》，舒炜光与邱仁宗合著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夏基松的《波普哲学述评》，周昌宗的《西方科学方法论史》等著作。这十多年来科技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又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郭贵春的《科学实在论教程》，乔瑞金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沈清松的《解除世界的魔咒——科技文化之冲击与展望》，林夏水和童天湘合编的《新自然观》，罗嘉昌的《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林夏水的《分析的哲学漫步》，吴国盛的《现代化的忧思》和《追思自然》，殷登祥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余谋昌的《生态哲学》、《生态文化论》和《自然价值论》，赵功民的《遗传的观念》以及刘纲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等等。
对现代英美哲学的研究，除分析哲学外，实用主义也是一个焦点。前面谈到，50年代国内曾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批判实用主义运动。80年代召开了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着重纠正这次运动中的片面性，出版了刘放桐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杨文极等人的《实用主义新论》，邹铁军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孙有中的《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尚新建的《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等论著。90年代下半叶进而开展对新实用主义的研究，召开了新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出版了王元明的《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陈亚军的《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和《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幸国强的《语言、辨明与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张国清的《无根时代的精神状态——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等论著。本世纪初，出版了涂纪亮与陈波合编的9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和6卷本的《蒯因著作集》，较系统地选译了从皮尔士到蒯因、罗蒂等人的重要论著。涂纪亮还在此基础上写出《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这本专著。刘放桐、俞吾金等人正在编译多卷本的《杜威全集》。
最后还应提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现代英美哲学的综合性论著，例如，涂纪亮的3卷本《美国哲学史》(其中第二、三卷着重评述现代美国哲学)，姚介厚的《当代美国哲学》，王守昌和苏玉昆的《现代美国哲学》，罗志野等人的《美国哲学史》。在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著作中，现代英美哲学也占很大篇幅。近两年还出版了张庆熊等人的《20世纪英美哲学》(收入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陈嘉明主编的《实在、心灵与信念——当代美国哲学概论》，欧阳康的《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以及徐向东的《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等论著。
关于现代欧洲大陆哲学，首先也应提到一些综合性研究，如谢地坤主编的2卷本《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在上面提到的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及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著作中，也对此作了很多评述。
80年代中叶之后，对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主流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相继作过深入的研究。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受到高度重视，他的重要著作大多译成中文出版，先后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专著和论文，如罗克汀的《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演变——现象学纵向研究》，叶秀山的《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研究》，涂成林的《现象学的使命》，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和《现象学的始基——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思考》，李鹏程的《胡塞尔传》，张祥龙的《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和《朝向事物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张庆熊的《现象学的新唯实论与胡塞尔现象学》，尚杰的《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蔡美丽的《胡塞尔》等论著。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成立了“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出版《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集刊多期，并与国外现象学研究机构建立起密切联系。
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门徒和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同样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主要著作也大多译成中文，并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熊伟作为海德格尔的门生，早已发表许多评述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论文，主编了《现象学与海德格》一书。其后一些青年学者又发表许多论著，如靳希平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张灿辉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孙周兴的《说不可说的神秘》，俞宣宜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哲学》，宋祖良的《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陈嘉映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张汝伦的《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黄裕生的《时间与永恒》，胡自信的《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等等。
在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中，萨特仍然是研究重点，有杜小真的《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万俊人的《萨特伦理思想研究》，魏金声的《“探索”人生奥秘——萨特存在主义》，李辛生的《自由的迷网——萨特存在主义剖论》等。台湾出版了赵雅博的《认识萨特》，香港出版了高宣扬的《萨特传》。
解释学(或释义学、诠释学)也是近十多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翻译了其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等人的许多著作，邀请哈贝马斯、利科等人来华讲学，召开专题讨论会，出版许多论著。例如，洪汉鼎的《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郑涌的《批判哲学和解释哲学》，邓安庆的《施莱尔马赫》，谢地坤的《走向精神哲学之路：狄尔泰哲学研究》，何卫平的《通向解释辩证之路——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李河的《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放与视野中的翻译问题》，章启祥的《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李建盛的《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韩云等人的《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等等。在台湾出版了杨慧林等人的《圣人、圣言——神人诠释学》，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解读——神学诠释学》等。
近十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重点，出版了不少论著，如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中国后现代话语》，冯俊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讲演录》，陈嘉明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张之沧的《后现代理念与社会》，黄作的《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等，此外，对其他流派也进行研究，如尚杰、杨大春合编的《当代法国哲学评论》，尚杰的《德里达》、《解构的文本：读书札记》和《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杨大春的《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和《梅洛——庞蒂》等等。最近还成立了“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80年代起，开始大量翻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还出版了不少论著，如江天骥的《法兰克福学派》，徐崇温的《法兰克福学派述评》，欧力同和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李忠尚的《“新马克思主义”析要》，欧阳谦的《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王元明的《弗洛姆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在台湾也出版了许多论著，如洪镰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集》，《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和《人的解放——21世纪马克思学说新探》，高宣扬的《新马克思主义引论》，姜新立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理论结构群》，史文鸣的《马库色——马库色及其批判理论》，罗晓南的《哈伯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冯沪祥的《超越新马克思主义》等等。
最后，还应介绍关于苏联、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状况。前面谈到，1950年代苏联哲学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翻译出版了大批苏联哲学著作。1960年代，对日丹诺夫等人的“左”倾观点有所批判。80年代开始从新的视角研究苏联哲学，成立了“苏联东欧哲学专业委员会”(苏联解体后改名为“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论著，如王永江的《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干扰和影响》，王荫庭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贾泽林等人编写的《苏联哲学纪事》(1953—1976)和《苏联当代哲学》，贾泽林的论文《改革中的苏联哲学》、《苏联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以及《‘批判’—‘批判地分析’—‘建设性批判’：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态度的演变》，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和《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等等。近年来对俄罗斯的宗教哲学也出版了一些论著和译著。
以上简略地列出近三十年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在西方哲学领域内出版的部分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和掌握资料不全，既没有涉及旅居欧美等地华裔哲学家的论著，也没有对所刊出的论著的内容、作者的观点以及这些论著由以形成的社会背景或思想背景进行任何评述或分析。按照本文的标题，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应当做的。但要完成这些工作，势必大大扩充篇幅，而这又是这篇短文做不到的。本文由于作者见闻有限和资料不全，肯定有许多重大遗漏，敬请读者和有关学者鉴谅。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对今后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研究的趋向作一粗略的展望。鉴于最近已有《西方哲学史》和《西方哲学通史》这两套各有10卷的论著问世，可能今后这方面的研究重点会转向对个别的时代、哲学家、哲学概念或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主要源泉，一直受到国内哲学界的重视，目前又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师的论著全集，为这方面的研究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中世纪哲学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目前不少学者对基督教及其哲学思想感兴趣，估计这方面的研究会取得较大进展。近代哲学包括范围广阔，国内哲学界对经验论和理性论作了大量研究，今后将分别对一些哲学家或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影响较大，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目前又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著作的新译本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估计今后较长时期内将继续成为一个研究焦点。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在欧洲大陆仍以德、法哲学为主流，目前现象学和法国哲学这两个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频繁，加以《德意志文化丛书》、《法兰西文化丛书》以及《法国哲学与文化著译丛书》等著作的出版，预示无论现象学、存在主义这些较早的哲学思潮，还是解释学、后现代主义这些较晚的哲学思潮，都将在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继续成为研究重点。
对英美哲学的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以分析哲学为重点，因为尽管它的影响较前有所减轻，但目前仍在英美哲学界处于主导地位。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有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将深入研究以蒯因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和以罗萨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化这两种趋势,今后的发展及其对分析哲学主体的影响；二是要对语言哲学中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从逻辑分析到概念分析的转变，以及从以形式语言为对象到以自然语言为对象的转变等等现象进行专题研究；三是要追踪考察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产生的大量的科学哲学新问题；四是对分析哲学家近年来逐渐把注意力转向道德、政治、社会领域内的现实问题所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评论，以资借鉴。以上展望只是个人管见，仅供参考。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