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包括印度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以及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哲学。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东方哲学就涉及到其中的三个,他们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丰厚的精神资源,而且由于这些文明所在地区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又使它们在今天面临了现代化的挑战,因而其内部新旧因素相互激荡,古典与现代价值交叉融合,孕育着极强的生命力。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更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
我国的东方哲学研究可追溯到本世纪前半期,梁漱溟、汤用彤、金克木、吕瀓等人在印度哲学和佛学研究上造诣颇深,享誉中外。解放后,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8年创办东方哲学室,开设日本、印度、阿拉伯哲学史等课程,1964年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文革”十年动乱中,东方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教学、科研工作均陷于中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新开展起来。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成立东方哲学研究室,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恢复东方哲学室,此后,山东大学、宁夏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东方哲学室。199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并联合国内外研究东方哲学的专家学者、学术团体及社会人士,开展东方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使东方文化走向世界,为建构21世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两年来,该中心举办了中日、中韩、中越等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陆续推出《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 继1997年第一套丛书《月亮国的智慧》、《风流与和魂》、 《信仰与理性》、《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之后,第二套丛书《儒学与现代社会》、《道教与现代社会》、《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亦即将出版。
目前,关于东方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东方各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现代转换;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及东方文化的特质;东西方文化兼容互补与建构21世纪人类新文化。现将近20年来东方哲学各分支的研究情况简介如下。
一 印度哲学
宏观研究 在这一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该书是解放后我国第一部印度哲学通史。它将印度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哲学一气贯通下来(其后有《印度近现代哲学》面世),让人们对印度几千年的哲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对印度各派哲学和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巫白慧在宏观研究方面也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观点,他从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哲学方法上去考察,并从人们一直认为是印度唯心论宝库的吠陀本集、奥义书、梵书中追溯了许多唯物论思想的萌芽。姚卫群对印度哲学的因果观、量论、辩证思维和直觉思维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出版了《印度哲学》一书。葛维均在《南亚研究》上发表的一组有关“业报与轮回”的文章,对这一印度哲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印度古代、中世纪哲学 印度古代哲学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因此许多著名的学者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译解方面,季羡林翻译了《罗摩衍那》1—7卷。巫白慧翻译了《梨俱吠陀》中的哲理诗;金克木的《印度文化论集》和《比较文化论集》则集中对《梨俱吠陀》中一些具有哲理意义的诗歌进行了译解,对其中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分析尤为精辟。徐梵澄的《五十奥义书》,用语古雅,义蕴深厚,尤得个中三昧。金克木等译的《摩克婆罗多》,也为我们提供了忠实练达的第一手资料。张宝胜翻译了另一部原典《薄伽梵歌》。
印度的吠檀多派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也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巫白慧翻译了乔陀波陀的《圣教论》,孙晶则对《圣教论》进行了研究。孙晶还译解了商羯罗的《示教千则》,并根据《示教千则》、《梵经注》等著作对商羯罗的宇宙观、个人观、认识论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江亦丽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商羯罗的专著《商羯罗》,对其生活及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
印度佛教哲学 佛教逻辑即因明学的研究近20年来有很大进展,石村的《因时述要》是建国后第一本介绍因明的著作,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为学界注目。法尊编译了陈那的《集量论略解》。宋立道翻译了俄国佛学家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佛教逻辑的世界名著。
巫白慧认为,印度不但有丰富的形式逻辑(这表现在正理论因明之中),而且具有丰富的辩证逻辑。巫寿康在《〈因明正理门论〉的研究》一文中,采用数理逻辑方法,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印度近现代哲学 印度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极其显著,黄心川撰写了《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和《印度近现代哲学》。前者论述辨喜的生活与思想,后者对印度近现代哲学进行了综述。朱明忠等翻译了印度学者的《印度现代哲学》,对我国学者的研究不无启发。
对现代印度哲学家奥罗宾多·高士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徐梵澄翻译了他的代表性论著《神圣人生论》和《瑜伽论》。朱明忠撰写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奥罗宾多生活和思想的专著《奥罗宾多·高士》。对印度现代诗人、哲学家泰戈尔的研究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宫静翻译了泰戈尔的《人生的亲证》和《民族主义》,并撰写了专著《泰戈尔》,对泰戈尔的人生观、真理观、宗教观、教育观等进行了论述。
二 阿拉伯伊斯兰哲学
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作为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的精神主体,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地影响、引导着世界上12亿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活动。因而对这一宗教文化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在今天正日益受到重视。
尽管该学科的研究发始于50年代,但直到90年代初期,这方面的专业论著仍仅限于几本译著,即
在阿拉伯伊斯兰美学研究方面,刘一虹翻译了《伊斯兰艺术风格》,另外还与齐前进合作完成了《伊斯兰教艺术百问》。作者认为,伊斯兰美学原则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独一、统一和运动,即:显示真主的独一;体现事物间统一的关系;强调宇宙万物的动态美。
三 日本哲学
综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日本哲学史的综合研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是:王守华、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教程》、金熙德的《日本近代哲学史纲》,方昌杰的《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史稿》和卞崇道主编的《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1、 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避免简单化、公式化。论著概括了日本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发展特点。2、各著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如《日本哲学史教程》指出,移植的特点、融合创造的特点、中间类型的特点等,是日本哲学既不同于西方哲学、又不同于东方其它哲学的独自特征。《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对战后日本哲学发展总体特征的分析,对西方哲学流派导入日本后的演化过程及特征的分析等,都颇具独到之处。3、史料丰富翔实,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外日本哲学研究的水平和现状。
专题研究 在对日本哲学史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所从事的大量研究还是专题性的。这种专题研究有的是关于某个哲学家思想的,有的则是就某个哲学问题进行综合性考察。比如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是支配20世纪日本哲坛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日本哲学,也是我国学者极为关注却又望而生畏的课题。
比较研究 对中日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关于儒学的比较,有王家骅的《中日儒学之比较》、葛荣晋主编的《中日实学史研究》和李sū@③平主编的《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其他方面的比较研究著作有:《严复与福泽谕吉》(王中江著)、《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李威周编著)、《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李sū@③平著)、《中国古代哲学与日本近代文化》(徐水生著)、《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朱七星主编)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中日哲学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互补共生的特点。
此外,对于日本哲学各分科问题,如日本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也作了初步探索。
四 韩国哲学与越南哲学
中国学术界对韩国学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形成高潮。主要学术观点及对韩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1、 对韩国性理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韩国性理学是韩国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也吸引了中国学者更多的注意力。如对韩国性理学大师李退溪的心性思想、易学思想、理学思想、教育思想,对李栗谷、齐高升、南冥等人的性理学等都有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立文的《李退溪思想研究》等。此外,对韩国的主气学者如徐花潭的气学观也有博士论文作了透彻研究,对学术界否认的韩国阳明学,多篇论文提出了相反观点,并对韩国阳明学者郑霞谷和朴殷植的阳明学观点进行了论述(李sū@③平《中韩阳明学比较研究》)。2、 实学是韩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界90年代以后才展开初步研究。如有博士论文认为实学对韩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视实学为韩国哲学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3、对中韩哲学展开比较研究。以前, 学术界将韩国哲学视为中国哲学的移植、外延,现在通过对中韩哲学的比较、分析,这种偏见得到了纠正。另外,通过中韩朱子学、中韩气学、中韩阳明学的比较研究,中国学者认识到中韩哲学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基本特点,这些形成了它们不同的理论价值,表明中韩哲学是多元的(徐远和《退溪与朱子易学思想之比较》、李sū@③平《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
我国哲学界素来对越南哲学研究不够,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起步。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部分介绍了越南的几位哲学家,第二年出版的宗教部分也列有专条,介绍越南佛教、道教概况和有关人物。何成轩近年来致力于越南儒学的研究,所撰《儒学南传史》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系统论述了儒学在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地区及越南发展演变的历史。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和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广西联合召开了“中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中越两国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34篇。会议围绕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是中越学者第一次就两国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现代社会的关系联合进行研讨,意义重大。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