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能为，安徽歙县人，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主要学术领域：伽达默尔哲学、康德哲学、当代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等。

摘要：“希望”问题在伽达默尔思想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性的重要意义，是他后期声称的最重要“学说”，也是他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思想，既肯定时间性、历史性之于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也强调未来性之于实践哲学理智理想的内在关联。不同于将希望归为宗教上的上帝信仰、视作心理性的激情之物，抑或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的理解，伽达默尔把希望问题看作哲学性论题，将其置于“人的此在”的存在结构要素、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和生活世界规划创造三个维度上分析，阐明希望既是人的此在的自身理解与规定，且由其显现而构成存在本身，也是实践理性具体化的普遍性理智理想，还是生活世界应有改变的可能性规划与期望构想。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具体化，整体方向性、未来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及理性自由共同构成了“希望”之思的重要特性。伽达默尔主张希望不由外而来，而来自人的此在之理解，“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相结合，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世界定向筹划。哲学的工作和任务在于，让超越性的“希望”得到理性化、具体化与现实化之规定、实行，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希望的满足和实现。

关键词：伽达默尔；希望；解释学；人的此在；理智理想

近些年来，随着布洛赫（E.Bloch）“希望哲学”的迅速传播，欧陆哲学思想中的“希望”论题逐渐进入研究视域。哲学发端于存在之思，存在问题内含着一个重要的时间性维度即主体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存在不同于物，人是可能性的存在，可能性是通过人对未来的希望、规划而得以展开的。“希望”不仅是人的一种意识特征，而且也是存在本身得以显现的一种存在论问题。但长期以来，“逻各斯”（Logos）精神与“努斯”（Nous）精神分离，“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相互脱节，“逃入逻各斯”（Flucht in die Logos）（伽达默尔，1999年，第583页）成为哲学研究不应有的状况。鉴于此，晚年伽达默尔声称“希望”是其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的说法引起了学界重视。

一、“希望”作为哲学论题，晚年伽达默尔为何声称希望是其最重要“学说”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有一个对“希望”之来源的神话性描述。宙斯因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而愤怒，向人间送去礼物潘多拉，同时给潘多拉一个密封盒子，里面装有众神所送礼物。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没有听从劝告，娶了美丽的潘多拉。后来潘多拉受好奇心驱使，打开了魔盒，盒里装满的祸害、灾难和瘟疫等释放了出来。幸运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为挽救人类命运而悄悄放在盒子底层的“希望”还没来得及飞出盒子，惊恐不已的潘多拉就把盒子关上了。这则神话寓意是，应趁希望还未被放出之前赶紧盖上盒盖，把它永远封藏于盒内。人世间虽有不幸、灾难和恶行，但只要希望还藏于盒中，藏在人们心中最为隐秘之处，那希望就还没有失去，仍能激励人类前行，美好未来依旧可以期待。

“希望”是未被希腊古代哲学所重视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古希腊人持有一种“轮回时间观”。世界万物流转轮变，起点与终点是重叠的，时间观中不包含不确定的未来，希望问题也就无法进入要求绝对性认识和把握的哲学思考之中。希伯来文化传入欧洲，才使线性时间观或一种包含未来性维度的“爱与希望”文化进入哲学思想领域。伽达默尔认为，时间问题具有一种哲学特色，以特殊方式反映出人类文化和历史时代的多样性，“基督教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才引出线性的历史时间并因此而脱离了古希腊人轮回时间的观念。……只有在世俗化的形式中才首次得出了古希腊人从根本上尚对之蒙昧无知的历史概念，这个概念同时间之流的一维性和一义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关于历史和历史时间的概念为现代思想奠定了基础，但在古希腊文化的古典时代还不存在。”（伽达默尔，1997年，第100页）在伽达默尔看来，时间的永恒性是延续，时间就是世界本身的一种结构因素，“当我们要规定在我们的时间经验中作为存在者而遇到的东西时，时间并不是我们顺着它进行测量的尺度，而是把存在作为存在本身而进行构成的东西：在场、到场、现时性”。（同上，第447页）可以说，时间是存在显现自身的视域，使存在在其中被思想，至黑格尔那里，才在时间视野里把存在认作可由之思考一切的在场性，“希腊人探求的存在的逻各斯和黑格尔追求的历史理性，构成了精神宇宙的两个半球”。（同上，第448页）在黑格尔及之后，历史性、信念性的精神与希腊思想的“逻各斯”精神（科学性、知识性精神）真正联结起来，“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共同构成了对存在问题本身的思考。

近代哲学中开始明确将希望（Hoffnung）问题作为哲学重要论题的是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人类理性提出三个问题，即“人能认识什么”“人应做什么”和“人能希望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人的希望问题。康德哲学将人的知、情、意统一起来，让作为理性信念的“物自体”为人类存在确立了一种范导性和理想性的目标与希望。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将“时间”作为直观形式引入知识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理念论不再以表象为基础，也不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变成了关于未来存在的理性信仰或信念问题，由此康德引出“人能够希望什么”的问题，就与希腊精神离开甚远了。利科也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幻象”关涉的是“希望”问题，其宗教哲学是“一门关于限制的哲学同时又是对整体性有实践要求的哲学，是哲学对希望宣教的回应，是对以希望为根据的自由的最紧密的哲学接近”（Ricoeur，p.110）。

现当代哲学发展中兴起了一场现象学的运动，将存在问题与存在之显现完全统一起来，这为引入时间性维度上的希望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胡塞尔认识到意识的时间性并反对传统的“回忆性的”时间理论，把主体性的存在方式证明为具有绝对的历史性和时间性，从而率先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参见伽达默尔，1997年，第414页）海德格尔对人的此在（Dasein）的实存性分析，使存在问题的时间性更鲜明地展现出来，存在成为一种时间性的过去、现在尤其是未来的存在，“原初和本真的时间性的原始现象乃是未来”，人的此在是向着将来筹划的此在，“其贯通、支配着作为一种期望或希望的当前，让人在希望中对未来之要求作出猜度，真正的存在是作为未来走向我们的，这就是希望、要求等等”。（海德格尔，2011年，第123页）“希望”也就真正与存在问题统一起来，成为了一种存在论意义的问题。不过，从人的存在的整体上，海德格尔还是认为，有限性的人的存在并不能为自身提供绝对性希望，希望来自人的存在之外，“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海德格尔，1996年，第1306页）。

宗教学家特雷西（D.Tracy）在后现代语境中，探讨了解释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克服和抵抗人类思想史上一切绝对必然的意义理论，其方向和路径就是在宗教中寻找抵抗的希望，宗教信仰是解释学的真正希望所在。不过，上帝既是人类所有理解、解释建构的希望和统一者，又是一切非多元性、非含混性意义思想的抵抗，这使解释的冲突无法找到出口，因此特雷西最终放弃了将希望奠基于上帝信仰上，而是认为宗教经典意义的解释必须交给“西方理性这一伟大希望”或相信存在着绝对终极真理“这一希望”。“解神话化”的哲学家布尔特曼（R.Bultmann）也认为，信心不是一个历史性认识问题，而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个末世论的存在，蕴含着世界存在和人的生命意义的希望。信仰的希望具有生存论意义，让人建立新的自我认知与自我理解，未来成为此时此地的发生，并具体地实现在我们的生存品格中，人与神相遇，敞开自己，投身于神的绝对完满中。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一书中，强调了人的存在的动态性、过程性，并明确提出了一种“希望哲学”（Philosophie der Hoffnung）。在他看来，人的存在的心理意识有一种朝向“尚未”的未来指向性，作为“尚未”意识的希望具有存在本体论意义。“尚未意识”是一种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意识，“希望意识凝结于尚未意识中”（Roberts，p.83），是“人的本质的结构”，是某种期待与可能。世界在本体论上是不完整的，人类存在离不开希望，哲学的真正使命就在于唤醒人心中的“希望”能力。

“希望”作为一个哲学论题，在伽达默尔这里是如何被提出并被视作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的呢？德国学界有这样的评论：“伽达默尔不仅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个好的人。”（丁东红，第34页）后期伽达默尔之所以提出“希望”论题，与伽达默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以哲学表达人类命运”，始终在以思想的方式为人类存在殚精竭虑，因而希望问题进入其思考之中是毫不奇怪的。当然，此种思考更深地有其解释学思想本身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出版《真理与方法》后受到了诸多误解、批评和指责，认为其解释学建构于历史意识基础上，在肯定历史、传统和前见时，因缺乏未来性思考而无法避免历史主义解释学的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因其解释学只强调不同的解释而不主张有更好的解释就造成了价值向度的丧失。应该说，这些看法促进了伽达默尔的后续思考。后期伽达默尔明确提出和强调“希望”之思，是他思想的进一步自我阐明，也是对其思想所受到的误解和批评的间接性回应，更是通过其“希望”之思对当代希望论题讨论作出的积极响应。但要指出的是，伽达默尔的“希望”思考并非是对其前期思想的一种修正、补充，更不构成与其前期思想的冲突、对立，其前后期思想是一体性和一贯性的，后期只是将其解释学思想中本身就有的时间性维度和未来可能性明确地展现出来，以更为全面地呈现其思想的全貌。

历经一个世纪有余，伽达默尔亲身感受了整个20世纪所发生的人间灾难和深重危机，面对近代以来实践哲学的沦丧以及人类文明深陷科学技术化与实证化之困境，他发出警醒之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备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如果世界按现状继续发展，这个世界就会完蛋。”（伽达默尔，1988年a，第96页）对当代人类文明现状与全面性危机的担忧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思想界存在着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两种情绪与认识，而二者区别的关键就在于对人类的未来还有没有希望的判断与思考，并提供出哲学上的分析和论证。

伽达默尔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而是一位谨慎性乐观的人，他“以乐观的态度穿越了如此危险重重的一个世纪”（格朗丹，第461页）。在伽达默尔看来，悲观主义是不诚实的，“人们可能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让我们苦恼，但陷入悲观主义则有点不够诚实”（同上，第462页），这是因为倘若认为一切都很糟或无望，这恰恰是由于人们希望这是错的或者说是可以改变的。反对悲观论，其原因就在于伽达默尔对人类存在的未来持有希望，他认为，“生活充满希望”（同上）。退一步说，即使事情本身不存在希望与否的问题，那么也如格朗丹（J.Grondin）所评论的，“在为事情的幸福逆转而感到惊喜的秘密希望中，伽达默尔降低了自己的期待。人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同上）

2000年，伽达默尔与杜特的对谈录《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出版，在该谈话结尾部分，伽达默尔谈到“没有谁能够无希望地活着”。（伽达默尔、杜特，第75页）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伽达默尔在9月25日接受了《世界报》的访谈，在表达了不解和对人类命运担忧的同时，他仍坚定地认为“人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格朗丹，第485页）2002年，在伽达默尔102岁生日之际，他又接受了一次访谈，其中重复最多的就是“希望”，“他重复了他最后几年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学说’”，即人的存在要有“希望”，“人类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这是我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同上，第458页）同年，伽达默尔还出版了题为《人活着不能没有希望》（Die Menschen Können nicht ohne Hoffnung Leben）的访谈录。（同上，第458页注2）

由此可见，“希望”问题之所以成为晚年伽达默尔特别强调的论题，是出于他对解释学理论本身的思考，也发思于伽达默尔跨过一个世纪的“灾难都会过去”之经历和他对当前人类存在困境之忧思与希望。伽达默尔将“希望”问题作为一种“学说”，使希望作为一种未来可能性之有“筹划”，被置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存在论解释学上得到论述，意在表明其哲学是一种开放的、有“希望”的思想，是一种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其希望是哲学化、理性化和现实化的理论学说，是人的一种存在性理论和实践的理智理想。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思考希望怎样以理性的、具体的方式被规定，以使人们的希望获得满足和实现。

二、伽达默尔如何理解和呈现作为一种理论“学说”的“希望”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不仅要理解或阐明某种东西，在其原始意义上，“解释意味着指明一个特殊方向。……指向一个能充满各种方式的开放领域”（伽达默尔，1997年，第497页），“一种对意义的希望自一开始就引导着进行理解的努力”（同上，第478页）。伽达默尔关于“希望”问题的思考，既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影响，但根本上又表现出与海德格尔、布洛赫、特雷西、布尔特曼之看法相异，他们将希望归于宗教意义上的绝对存在者。在伽达默尔看来，希望并非由外而来，不意味着是一种对上帝绝对者的信仰，也不是作为一个对象物用科学理智所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任何理解和解释都内在地关联着世界定向、事物定向（参见同上，第307页）。有什么样的理解、解释，总是与具有世界定向、事物定向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此种定向蕴含着人关于世界、事物应当如何的方向性、可能性希望，“预先形成的被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定向、事物定向不断地进入到我们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的自发过程中，我们所一般理解到的东西，我们一般在精神上能使之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东西，才藉此向我们开启了它们的无限性和可能性。”（伽达默尔，1997年，第177页）伽达默尔主要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实践哲学理智理想、人的生活世界和未来变化三个维度上对其“希望”思想加以论述和阐发，呈现出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的“希望”之思。

第一个维度，将“希望”作为“人的此在”的存在论结构要素加以理解，希望具有“理解存在论”的意义。伽达默尔深受海德格尔思想影响，将“希望”问题首要地作为一种存在论来思考。1983年，伽达默尔在其《现象学、解释学、形而上学》一文中指出，“形而上学意味着一个维度的打开，此种维度，如同时间本身的无限性一样，就像时间本身的流动当下一样，包含了所有我们的提问、言说和我们的希望”。（Gadamer，1995，S.108）这就是说，人的此在是历史性、有限性的，它处于时间维度中，不仅有此在之在的过去、现在，还有其朝向将来存在的未来性，未来性同样构成并决定了人的存在的自我理解和通过此种理解而显现的存在本身。这是因为“时间构成了追问存在问题的视域，甚至显现为存在自身的意义。存在通过时间而和我们联系在一起。……存在就是超越。”（伽达默尔、多托利，第101页）解释学的理解是在时间性中进行的，“时间距离”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之物，恰恰构成了使理解成为可能的重要要素，要视之为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参见伽达默尔，1999年，第381页）

人的此在对未来的筹划显示了此在存在论结构中的“先于”性质，对未来之物或者说将某物作为某物有所预期，并在可能性之筹划和预期中与世界照面——“谁理解，谁就知道按照他自身的可能性去筹划自身。”（伽达默尔，1999年，第335页）筹划构成对存在真理的自身揭示，“此在总是已经走向未来的事物”（Gadamer，1991，p.163），此在显现的存在本身也是由期待中的尚未存在之物所决定的，“由于人类此在在生存论上的未来性，历史理解的结构才在其本体论的全部基础上得以显现”。（伽达默尔，1999年，第336页）伽达默尔指出：“存在是在场的，并且所有在场的意识意指着存在。尽管科学的客观性是这种此在之在最纯粹、当然也是最抽象的满足，但是‘此在’（Dasein）的‘此’（Da）的存在要更多。它既是在过去的不存在与尚未在场的不存在之间的当下，又不完全是人们称之为‘自我意识’的‘自身-当下’（Sich-Gegenwrtige）。这也是一种觉醒，在其中‘世界化着’（es weltet），就如在每个早晨那里一样。这是问之所及超出了所有当下、并且为自己打开了可能之物的发问。这是对不可言说之物寻找词语的言说，直到‘言语说着’（es wortet）并像是‘回答’一样，而且始终是希望，它知道尚未并且不是人人皆有的期待——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唯有那些对未曾希望和不可希望之物有所准备的人，才能为他的希望找到满足。”（Gadamer，1995，S.108）此表述表明，人的存在是一种在场性存在，具有意识地理解存在，但由“此在”显现的存在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万物之纯粹本质性的知识要更多，或者说，存在问题绝非仅仅是知识性的本体论问题，而是与此在之在这个“此”（Da）相关联的所有事物的意义理解问题，这也就是人的存在的“世界化着”的问题，它是超出时间性的过去、当下而包含着未来可能性维度的发问。未来性的希望就蕴含于人的此在之在，是超出当下的、对人的此在之存在可能性的发问，这种发问通过语词之言说而成为一种“尚未（实现）的”希望向我们涌现，当排除了未曾希望和不可希望之物，希望就会成为人的此在的存在要素而有可能被满足和实现，并在此在之在中让存在本身向人们发生、显露出来。“希望”既是作为显现者的“人的此在”之理解、规定，也构成了被“人的此在”所显现而向人们发生与显露出来的存在本身。

第二个维度，“希望”本质上是实践哲学的普遍性反思的“理智理想”，它作为实践理性被具体规定。伽达默尔从实践哲学上将希望问题与实践的“理智理想”结合起来，认为人的存在和行为所信奉的善的共同信念、决定与希望绝不是人云亦云或随大流之事，而是出于人关于自身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理性反思的普遍性思考。解释学的理解、解释与应用三要素是一体性的，应用要素是核心性的，“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规定了理解活动”（伽达默尔，2010年，第330页），因此“希望”作为一种存在论结构要素必须要应用到关于人的存在与行为意义反思的实践哲学之普遍性的理性思考上来，这也是存在论理解的应用抑或希望之存在论意义的实践理性具体化。在伽达默尔看来，基于理解存在论之上的实践智慧同样是朝向未来的、开放性的，我们对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意识都指向一种虽非科学、但在人类全部生活实践中都起定向作用的知识，此种知识在生活实践对科学的要求和运用表示关切的地方发生作用。（参见伽达默尔，1997年，第225页）这种起着定向作用的知识就是实践知识或实践哲学，“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伽达默尔，1988年b，第79页），“也许仅仅对人类才会产生如下问题，即我们必须把自己引向什么方向”（伽达默尔，1988年a，第139页），“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均取决于如何设定目标，或者说，如何接受由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并找到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同上，第72页），这是因为“在所有理论的解释之前，我们总是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一切人都献身于一种确定内容的理智理想”。（同上）这种“理智理想”便是实践理智观念化（Idealisierung），也就是被实践理性具体化规定的目标与希望，此种出于理性反思的目标与希望构成了人的自我存在和自我理解的尊严，人类存在之一切离不开实践的理智理想，其理想的目标之共同性包容了整个人类。人类之存在需要实践哲学作为根基，实践理智理想就是实践哲学的目标与希望，也是人的存在之希望的理性具体化、观念化。理性要求正确应用我们的知识能力，应用之实质在于使知识能力归属于对我们都起作用的共同目标与希望，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便是人的未来性存在希望的理性具体化呈现。

第三个维度，“希望”是“生活世界”状况的未来可能改变与创造，是希望的理性规定的现实化运用和实现。伽达默尔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来思考被理性规定的希望之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可被视作希望的实践哲学理性具体化的进一步现实性运用。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的基本经验就是对普遍东西的具体化，“人类的一切行动正是以谋划的有效性为依据的”（同上，第143页），“被认为是合理的东西以及我们所赞同的对我们自身或他人作出的判断……都源自于我们有关好的和合理的普遍性观念，但它们只有在对非普遍性规则运用的具体实践中才具有特别的明确性”。（Gadamer，1987，S.184）故此，实践的“理智理想”必须进一步具体化地结合到人的存在处境中来，才能真正发挥其所蕴含着的希望的作用。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蕴含着可以想象的可能性，“描写本质‘生活世界’时，它所意味的是‘生活世界的理想化问题’”。（伽达默尔，1994年，第190页）伽达默尔于1965年发表《论未来的规划》一文，就现实世界的世界秩序的科学合理建构问题，论述了必须面向的未来性维度，认为“这里所指的并非对现存的认识，而是对尚未存在的秩序的规划和创造”（伽达默尔，2021年，第195页），作为未来性的“希望”就是对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进行规划和创造，尽管这“并非某种在内容上具体的确定的关于未来的理想”（同上，第203页）。要明确和具体地制定出一种政治秩序或世界图景几乎毫无希望（参见同上，第202页），但希望绝不是一种空想，希望本质上表现为人类未来存在、生活以及“一种完美管理的理想”，这也就是说，希望是人的存在一种力量，它是方向性的、整体性的和普遍性的，只不过“我们中有一些人相信，这种力量最终源于对人的不信仰和对上帝的信仰，相反，另一些人则完全将之基于对人的存在本身的信仰之上”。（Gadamer，1995，S.294）当下的人类世界，丧失了基于实践理性的普遍性思考，崇信精确的绝对必然的科学知识，忽视了远比此更大的世界，造成了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几乎控制了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失去了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哲学基础，使得在具体事务上无数的视角起着决定作用，而无法使无数具体的视角上升到普遍的整体的共同性思考。人的实际性存在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整体，“平衡其实是生活本身的基本规定”（伽达默尔，2021年，第212页），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失衡”，由“失衡”转向“均衡”，是事关人的实际性存在应有改变的现实化的希望之所在。

基于对“希望”的三个维度思考，伽达默尔要强调的是，“希望”根本上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也不是心理学和科学知识应用的，需要将希望作为哲学问题来理解，理由就在于，“人类的未来不仅要求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而且要求我们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作出理性的解释。”（伽达默尔，1994年，第194页）伽达默尔的哲学性的“希望”是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理想与对生活世界可能改变之理性思考，表现出五个方面重要特性：

其一，“希望”不是在宗教意义上寄望于一个外在绝对存在者的“上帝”信仰或宗教信念，而是内化于人的此在与存在本身，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生存论结构要素（时间维度上的未来可能性）决定此在本身，也构成了由此在得以显现的存在本身。因此，伽达默尔的“希望”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哲学存在论意义上的希望之思。在伽达默尔这里，解释学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开放性，人的存在希望与意义理解的开放性联系在一起。人的此在是一种理解性的存在，而作为时间维度的未来性或希望之思就内含于人的此在的理解上，这种理解不仅由效果历史所决定，也决定于人的此在对未来性希望的思考，作为“显现者”的此在之在的理解从根本上也规定了被其所显现的存在本身。伽达默尔强调，“如果有某种东西和生命不可动摇的力量迥然相异，那是因为生命意志的特点就是坚持不懈地追求将来”（伽达默尔，2006年，第239页），“在文本中任何所说的和所在的事物都处于预期的支配之下。这意味着，只有在预期之下的东西才根本上能被理解。”（伽达默尔，1997年，第305页）将希望、预期、定向等引入存在意义之理解中，存在问题就不仅是一个理解的效果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开放地指向未来可能性的希望问题。

其二，“希望”并非人的心理的激情（pathos）寄托，也不是科学知识的应用之物，因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或可有可无的东西。希望是人关于未来生存可能性的存在论思考，也是被理性具体化的对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的整体性普遍反思，是一种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的共同性目标。从根本上说，“希望”是实践哲学的，是“哲学要在观念的普遍性中实现的东西”（伽达默尔，2006年，第240页）。希望是一种超越物，如不能进入具体化即实践理性观念化，那希望便是“空洞的”“虚幻的”。希望也不是科学知识的应用，科学知识的应用是借助科学的帮助做能做的事情，此种应用是基于应用效果、利益的，因而，“不管科学之运用有多少进入了我们的实践知识，以为在我们的实践决定背后的知识仅仅是科学之运用，这是一种错误”，“这种应用确实不是要对未来负责的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应用”。（伽达默尔，1997年，第387页）在伽达默尔看来，把希望归为人的心理情感寄托或科学知识应用都是错误的，相反，希望就具体化为人的存在的共同生活理想，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性的希望，“真正生活的推知——它事实上构成全部实践理性的本质——务必具体化”（同上，第250页），人的存在的实践理智注重“实现筹划与普遍的能力”（伽达默尔，2006年，第237页），哲学的“希望”就在于关注和倾心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之整体性、普遍性的实践哲学思考，将希望具体性地贯穿和落实到人关于自身存在的实践理性反思之中，以使希望作为未来性、可能性的维度在实践哲学中加以理性具体化、现实化。希望与人的存在意义理解须臾不分，它就蕴含在哲学性的实践理性反思之中。

其三，“希望”不是某种个人的、特殊的希望，不具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内容，哲学的“希望”之于生活世界是整体性、普遍性、方向性与未来性的。希望是普遍性的理智反思之物，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及其生活现状的整体性思考、筹划，和对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构想，未来性是希望的核心指向性，哲学的希望并不等同于人的具体行为与现实事务上的某种具有特定内容、要求的期待或期望。伽达默尔在强调希望是一种整体性的普遍性思考的同时，并不否定希望作为一种理性普遍思考的现实性应用问题，准确地说，伽达默尔力图在理论反思普遍性与现实具体应用的统一中，展现希望在理论与应用上的双重价值。在未来性问题上，“我赞同以胡塞尔新型生活世界实践的思想为基础的那种道德冲动，但我想把它与一种真正实践政治的常识的旧冲动结合起来”。（伽达默尔，1994年，第194页）在伽达默尔看来，如果有人将此理解为一种实践哲学向社会科学的过渡，那么，这种过渡的实质性意义只在于澄清给定的标准内容并使之具体化，但并不表明由此要去进行如社会科学一样的具体性研究。伽达默尔始终坚持将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思辨性理论哲学来思考和研究，强调的是实践哲学对实践智慧的指导性功能（参见伽达默尔，1997年，第599页），实践智慧始终是区别和选择人所认为是好的东西的理性反思，正因此，“我的有关实践智慧的主张不过是纯粹的雄辩”（伽达默尔，1997年，第600页），希望也就不能被日常性地甚或庸俗化地看待为一种具有明确特定内容的期望或愿望。

其四，“希望”既与人的存在的过去、传统关联，也与人的存在的当下和未来相通，是对人类存在本质与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关于“应当如何存在”的可能性筹划。在希望问题上，伽达默尔并不将之完全归为人的存在的未来性，而是认为希望是人的存在的未来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一方面，伽达默尔强调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与未来性，“对我们来说，脱离了对我们自己的可能性的认识和意识，就没有了未来”（Gadamer，1995，S.323）；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又反对将未来性与历史性割裂，“不是没有历史。因为历史并不意味着就躲进了过去，而是memoria vitae（生活之记忆）”（ibid.），“关于过去的历史认识使我们看到人类存在的可能性总体，从而作为我们同自己的未来的中介来说，毋宁说它是人的存在自己经验到的区别”。（伽达默尔，1988年b，第148页）在伽达默尔这里，历史的认识和传统是能够在我们自己同可能存在的东西之间，以及同我们能以之发生和我们能以之变成的东西之间提供一种中介的（参见同上），人不能因其存在的历史性而否定其未来性，也不能因其未来性而否定历史性。希望既是未来性的，也是历史性的，是人的整个存在的理性反思之物，它不构成与历史性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冲突。解释学的希望不意味着盲目地或虚幻地期望未来，而是要从过去和传统中开放出可能性，在开放态度下去感知和理解尚未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正是由于历史，使我们不可能局限于将我们作为自己的东西所了解认识的东西之上。因为历史描述了所有我们的可能性。并且有朝一日我们将拥有何种未来，将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和扩展历史传统的遗产，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来自于这个历史传统”。（Gadamer，1995，S.323）

其五，“希望”蕴含于人的存在的自由意识之中，没有自由就没有“希望”；失去“希望”，就意味着人的存在丧失了理性自由。希望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人的存在有无自由的问题，唯有“自由”才保证了人的存在有所希望，希望与自由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海德格尔将自由上升到存在本身来理解，认为自由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敞开，是存在之领会的可能性条件；自由需要通过决断来实现，决断是关于可能性的筹划，“就是自由的必然实行方式”（海德格尔，2016年，第125页）。伽达默尔强调希望的自由基础与希望之具体化实现的实践意志自由，指出“没有比自由的原则更高的理性原则，……比一切人的自由的原则更高的原则，是不可想象的”（伽达默尔，1988年b，第8页），“实践哲学……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推动那些人类的根本倾向，使其作出某些具有‘完美’特征的选择，或者告诫人们，审慎地思考和采纳某些指导其行动的意见。但是，不论这种哲学以哪一种形式出现，它都必须将‘可以自由选择’这一人类特有的品格提高到所谓的反思意识的水平上。”（同上，第81页）实践问题与人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自我意识由人对自己的能力意识的反思所确立，而能力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由选择与创造的意识。概言之，没有自由意识，就没有自我认识，也就失去了对于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对“应当如何”之希望指向的理解，不仅传统总是依据自由的意识（参见伽达默尔，1999年，第758页），人的未来存在之可能性与希望同样取决于人的自由的意识。

显然，伽达默尔的哲学是一种给人以希望的哲学，希望又是一种哲学性的思想“学说”，它具有哲学的存在论意义，也具有以反思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为旨归的实践哲学性质。哲学思考正是“希望”得以由此“进入哲学”的东西，也是使得对希望的反思能够实现的东西，希望就在人的存在中伴随着人所理解的存在本身。哲学是要有未来性的，而希望便是此种未来性的重要构成和集中表现，以“预先思想”的形式展现，是“思想现存存在和将要存在的东西”（伽达默尔，1997年，第457页），并以未来作为意义解释的历史性之外的另一重要向度，形成“希望指向”中的意义理解和无限的解释敞开性。伽达默尔对人的存在整体性的希望之思，从实质上说，就是一种希望的解释学和实践哲学。

三、伽达默尔哲学指向“希望”并着力于使之实现

海德格尔认为，“解释学的任务是让每一个此在都关心他的存在，将存在传达给他自己，去追索困扰此在的自我异化。在解释学中所形成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此在最终能够理解自身并从这种理解中去实存”。（海德格尔，2009年，第18页）比人的被抛状态更加重要的是人的“筹划”，筹划就体现在理解之中，“此在”就是“去理解”，“在等待中，我们让我们等待的东西保持敞开”。（海德格尔，2018年，第52页）师从海德格尔的伽达默尔强调，人的存在意义和希望就在人的存在之中，是“此在”之在背后的“存在”本身的自我表现，在解释学中重要的不是去说明如何进行理解，而是要求“去觉察那将我们联结起来的东西”（Gadamer，2001，p.80）。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任务就是作出正确的符合事情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Gadamer，1990，S.272），解释学绝非只涉及科学知识的理解方法问题，而是“一种基本洞见——它洞见的是对处于实践生活中的人而言思想和认识意味着什么”。（伽达默尔，2022年，第89页）因此，当代解释学要重新激活蕴含着共通感、对话、教化、历史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等长期被遗忘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要打开意义理解之开放性，让人重视起思想理解的未来可能性，使“希望”哲学性地获得理解与规定，解释学的实践旨向就是：“从深思熟虑的抉择与实践理性的普遍反思中确定共同的目标与存在的希望，并在实践性反思中将我们在当前情境中应当做什么具体化。”（伽达默尔、杜特，第76页）

伽达默尔认为，“人的生存意识，似乎不可避免地趋向记忆和回忆领域的新的视域，并且保持着向未来的视域开放。即使当人们临近生命的终点，期待和希望也要在将来的视域中努力战胜一切懦弱”。（伽达默尔，2006年，第239页）换言之，人们总是会意识到“尚未（实现）的”希望，但关键还在于如何使希望作为人的此在的存在要素在哲学的观念化普遍性中获得满足与实现。于伽达默尔而言，实践哲学是哲学，正是实践理性能够使生活充满意义的构成幸运地具体化，“才能为人的希望找到满足”（Gadamer，1995，S.108）。解释学不仅要研究“理解是何以可能”的问题，作为实践哲学，更要在未来性维度上为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提出基于实践理性反思的普遍性共同性的“理智理想”，解释学的灵魂就在于让人们认识到，关于世界事物的一切认识都还有其他的可能，一切确定必然的绝对知识都是可疑的，所有寻求诉诸实证主义的思想模式都已经是过去了的，“我们的命运将由未来如何被我们决定来衡量”。（伽达默尔，2022年，第88页）故此，未来性解释学不是解释学的新补充、新建构，而就是解释学本身应用要素和实践性思考的展开和实现。后期伽达默尔强调的是，人的存在是不能不存在着希望的，这种希望就源自人之此在的自身理解、自由想象与理性化规定，就在于基于“努斯”和善的世界定向筹划，要将“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统一起来，努斯作为最高和最本真的存在物，把一切存在物的存在都聚集于自身之中。（参见伽达默尔，1999年，第583页）

希望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理解性实践的问题，“没有半神学的庆典，没有‘预示’，而是探究性的，‘被形成的’话语”。（伏拉施，第54页）伽达默尔声称自己不信仰什么，尽管其晚年在与多托利的对话中，承认超越是“伟大的未知者”，还称宗教情感“也许它是一种希望”（伽达默尔、多托利，第214页），但需要指出的是，伽达默尔绝非在宗教的信仰上来谈论人的存在的希望问题，而是将宗教情感关联于一种超越性存在并置于理性反思中来思考其作为希望的意义；对于超越性存在之意义的理解是哲学性的，而非信仰性的。伽达默尔明确认为，宗教情感作为对超越性存在的希望，“毋宁说，它是一个在我们的共同理解中把我们联合起来的任务。这种终极的伦理任务绝不可以与我们追问和理解我们自己的实存的那个任务分离开来”。（伽达默尔、多托利，第214页）这就是说，“存在一种希望，即人们会逐渐以某种合乎理性的方式理解超越的概念”。（同上，第213页）伽达默尔始终持有这样的理解，即希望并不存在于某种宗教信仰上，相反，宗教情感作为一种对超越性存在的情感只有在理性的方式中才能获得理解，也是由此才能使之作为一种希望，在哲学中呈现出对它的理性化、具体化和现实化的规定与实行，而这便是今天的哲学工作和任务。（参见同上，第95页）

保持理性的自由的批判思考，这是哲学不可丧失的自身规定与思想前途，而将一切意义和知识活动置于人的存在性理解和实践理性反思的“理智理想”中，人们才会重新拥有“存在的希望”，并使人们获得对“希望”的具体化满足与实现。肯定理性自由批判，恢复实践理性反思，重建理解的实践哲学，相信基于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普遍的社会理性，这就是伽达默尔所强调的人类尚有未来和希望之根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不仅立足于过去，而且同样基于未来，实践哲学正是让人们知道去留心并共同担负起容合人类所有认知和活动于其中的普遍的未来的东西。伽达默尔哲学的“希望”，将一种时间性维度上的可能性置于人的此在“筹划”和对存在本身的理解上来，既拓展和完善了其前期侧重于历史性的解释学建构，从而在历史性与未来性的结合中展现了解释学的综合性维度思考；更是从理解的实践哲学上，根本性地将希望之思融于实践的理智理想之中，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普遍反思理论或“学说”为人的存在提供了富有未来性的筹划与规定，并以希望为指向对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之现状和可能改变提出了整体性、方向性的未来规划，让人的“此在”之在哲学性地内含一种未来性的想象、构想与希望。

伽达默尔在哲学上将“希望”问题凸显出来，体现了解释学之历史性与未来性相结合的完整性思考，彰显了其解释学实践哲学的“希望”性质。伽达默尔的“希望”思考也影响到了后来利科、德勒兹等人关于意义问题的“希望”维度之深思。利科在语言学基础上，突出了“象征”的意义理解问题，这种意义既在语言之内，又在非语言或语言之外，特别是他在《解释学的冲突》中将解释学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意义解释，明确提出了一种注重“希望”的意义理解方式，只是这一方式在其本人那里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德勒兹更为重视希望问题，坚决反对法国流行的结构主义，强调欲望的差异问题，以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欲望来分析意义的流动性、变化性和差异性，明确指出，事物的意义理解就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无限的流动，哲学的思考就是做“无象之思”，始终要“寻找另一种可能”，在形而上学的流动中，永远存在着其他的可能之希望。

伽达默尔逝世后，伏拉施在纪念专文里谈到，“柏拉图是把哲学规定为学习死亡，而伽达默尔则表现了一个关于哲学的新的生活概念，一个在经历百年生死的险境当中的生活概念：哲学就是学习活下去。”（伏拉施，第54页）人要活下去，当然就要有希望，哲学根本上就是要学习让人如何持有希望地活下去，要理性地将超越性的未来之思融入对于我们的实存的意义阐明中来，以使“希望”内在地构成人的存在的意义理解和实行。伽达默尔认为，“在欧洲的思想中，对超越的希望无处不在，而又隐而不显，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它组织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通过它彻底地获得……完成的东西。”（伽达默尔、多托利，第191页）可以说，“哲学不再是我们的知识的整体和一种正在认知的整体”（伽达默尔，1997年，第445页），而是关乎生命、世界和人的意义的终极思考，故此，哲学不再可能与关于未来性、超越性存在的希望相分离。

人的生命过程不是为了把过去的视野扩展到随便一个地方去，而是去提出问题并寻求回答，这种回答是作为将来的注重可能性而被允诺的（参见伽达默尔，1997年，第96页），因此，解释学需要一种幻想力或想象力（Phantasie），想象力即是对于问题以及问题所要求我们的东西的敏感，希望就属于想象力中问题所要求于我们的东西。伽达默尔哲学的“希望之思”，打开了人的存在的未来可能性、指向性，思想的发问进入了开放域中，“世界可能会找到我们尚没有任何想法的另一种答案”（伽达默尔，2006年，第235页），这一切取决于人们对于世界存在作出怎样的理解、解释，也决定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和行为意义的普遍性实践哲学思考，而贯穿其中的就是基于历史性发展上要拥有对未来性的开放思考，并使之作为一种“希望”而被理性地具体化、现实化，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对希望的满足与真正实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是一种反思和主张人类有限性的哲学，更是一种有信心的和对将来者敞开的理论（参见伽达默尔、多托利，第xxix页），其“希望之思”展现了解释学实践哲学的意义敞开和未来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存在反思。人类存在要有希望，伽达默尔“希望之思”便是一种哲学性的卓越理解与论证。

【参考文献】

[1] 丁东红，1988年：《访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载《现代哲学》第3期。

[2] 伏拉施，2022年：《简直是在倾听他人——为哲学家伽达默尔逝世而作》，邓安庆译，载《世界哲学》第3期。

[3] 伽达默尔，1988年a：《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上海三联出版社。  1988年b：《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年：《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伽达默尔集》，严平选编，邓安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年：《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卡普里的对话》，载雅克·德里达、基阿尼·瓦蒂莫主编《宗教》，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  2010年：《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2021年：《伽达默尔著作集》第2卷，洪汉鼎选编，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2022年：《从话语到概念：作为哲学的诠释学的使命》，陈莹译，载《世界哲学》第5期。

[4] 伽达默尔、杜特，2005年：《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惠敏译，商务印书馆。

[5] 伽达默尔、多托利，2022年：《20世纪的教训——一部哲学对话》，王志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 格朗丹，2020年：《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黄旺、胡成恩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 海德格尔，1996年：《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人民出版社。  2011年：《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6年：《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2018年：《从思想的经验而来》，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8] 叶秀山，1991年：《哲学的希望与希望的哲学——利科对解释学之推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

[9] Gadamer，H.-G.，1986，Gesammelte Werke 1，Tübingen：Mohr Siebeck.  1987，Gesammelte Werke 4，Tübingen：Mohr Siebeck.  1990，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Tübingen：Mohr Siebeck.  1991，Plato’s Dialectical Ethics，R.M.Wallace（tran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Gesammelte Werke 10，Tübingen：Mohr Siebeck.  2001，Gadamer in Conversation，R.E.Palmer（tran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0] Ricoeur，P.，2016，Essays 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L.S.Mudge （ed.），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

[11] Roberts，R.H.，1990，Hope and Its Hieroglyph， Atlanta：Scholars Press.

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11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