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三民主义是一体的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体的，意思如其名，非常清楚。他自己多次说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前美国总统（1861-1865）林肯（1809-1865）所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他译为民有，民治，民享。说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1]从思想史上来考察，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如其名所直接表达的意思而言，是无法否认它的价值的。
如果说在如何实践三民主义的问题上，会引出现代史的争论；那末，其中民族主义由于其直接的革命成果推翻二千年帝制建立共和国体，打开了中国现代化之门，今日则恐怕已经没有人能予以公开否定的了。然而，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意义并非停留在人们最易见的改鼎易制的政治意义，它涵有深远的文化意蕴。
上篇：中国道统，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山民族思想的文化意涵自其革命之始就十分明确。这个文化意涵，是以中国文化为内容的意义，当然不是什么外来的思想与主义；如果是后者，那就离开了民族的性质的规定，是非中国文化的，甚或可能是反中国文化。中山先生以对中国文化存亡的忧患意识为动力，以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为指导，发起兴中会。《香港兴中会章程》之二，明确说：
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倘不及早维持，乘早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救挽。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2]
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也要说明五族共和的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1912年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上，演说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他谓：“此五族共和之所以可贵，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言为不诬也。”[3]很清楚，在中山先生的意识中，数千年声名文物冠裳礼义与中华家邦、民族是一体不可分割的，并且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规定；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由走上行路线上书李鸿章为民请命，而转变为走下行路线组织和发动全国人民革命，亦出于他对中国民本思想的深刻认识。
所以中山先生发动民族革命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他的“振兴中华”不是一将国家和民族文化割裂的概念，已经隐含着或实际上指向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的。
正因为中山先生有此文化意识，所以在清季知识分子亦步亦趋的崇洋和民初新文化运动全盘性反传统的主潮流中，他敢于撄其锋，既讲顺乎世界的潮流，又反对全仿欧美，说：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4]
在中山先生的文化意识中，崇洋意识其实是中国自信力的丧失，而民族自信力的丧失正意味着民族精神的丧失。所以他明确反对拿来主义，认为它是民族自信力丧失的表现，说：
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才想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5]
因此他认为要在文化上“穷本极源”。这个“穷本极源”的逻辑结果，就是要“恢复我一切国粹”，发扬固有的文化。它的内容，就是恢复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也就是说，中山先生的中国文化观念，不是一空洞的“理”或装门面的口号，而是有“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的内容的。他认为恢复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是恢复民族自信力、民族精神的必要。
说：
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6]
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中山先生概括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认为这即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说：
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7]
这八德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中山先生都有普遍主义的解释，此不赘述。盖这八德，在从前民国时代的大陆，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中山先生讲到，要恢复民族精神、恢复民族古代曾有过的地位，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他讲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具体的，中国历史文化有征的。他认为《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提供了一套中国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中国政治哲学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欧美国家都没有如此完全，应该保存。还有四大发明的能力，以及衣食住行如茶道、蚕丝、房屋桥梁建筑的能力，应该一齐都恢复起来。这些主张当然不能被误解为唯国粹主义的、排外的、封闭的。他反对全仿外国，却并不反对学习欧美的长处。但在学习他人时，必先保住自己固有的文化。说：
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们祖宗之当时为世界之独强的。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8]
中山先生是在以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开放心态下主张恢复国粹的，而恢复国粹更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前提。这个文化观念，今天看来已很平常，但比起鼓噪着一味反传统拆空自家祖屋揖洋入主的领时代风骚的知识心灵来说，毕竟高明。现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该跟的不跟，不该跟的瞎跟乱跟，自己不会作主，一定要请洋大人来作主。他不知道中国文化是作主的。拉掉这个前提，还谈什么民族主义、人文主义呢？
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一脉相传的统绪。孟子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于孔子的圣圣相承系统，韩愈承之而定道统之说。其后续有添说，兹不论。但可以肯定，道统观念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观念，意义丰富深远，[9]却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所反感，除新儒家中少数几个人外，几乎无人正面敢说。然而我发现，道统观念竟肯定性地贯串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中。中山先生民族思想中的文化底蕴也于此一道统观念集中表现出来。譬如1913年3月13日《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中讲民权时，即祖述尧舜禹相传以示公天下，以为其历史文化根据，说：“我国数千年历史之中，最善政体莫如尧舜。盖尧舜之世，亦为今日之共和政体，公天下于民。何以见之？
即尧以舜贡贤而让位于舜，舜以禹贡贤而让位于禹也。”[10]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讲三民主义，也提到孔子之道代表中国道统。[11]中山先生，这位现代中国革命第一人，毫无保留地认同中国古代的道统。他不认为三民主义思想的基础是由西方文化而来的，解释说：
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12]
这个要在文化上“穷本及源”、“恢复我一切国产的思想”，集中表现为认同中国道统。戴季陶即根据中山先生自己的解释，确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他认为，中山先生是最热烈的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其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戴季陶就此举证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甚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重复两遍。就这一段话，就看得出先生的抱负，同时也就可以认得清楚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13]
不必为尊者讳，中山先生对中国道统的认知并不完全准确，也不完整而缺乏深刻性，且还未能完全摆脱反传统思潮的学术观点之时代影响。当然，厘清道统观念本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儒学哲学专业的事，对他不必苛求。本文之旨亦仅在揭示中山思想中有其对中国道统的认同，使其文化底蕴有了深度、贞定度和集中的表现。民初新文化运动视一切旧道德、旧观念为封建制度的产物而必欲扫除而后快。对一个处于这样的士风时潮中的政治领袖来说，有这一点认同，就不错了。事实上，只有装扮成全能的政治领袖，而决没有全能的政治领袖。虽然，戴氏由此结论“中山先生是二千年来，中绝的道德文化的复活”，[14]我认为有对“领袖哲学”过度颂扬之嫌，这不好。但仅就一个政治领袖能逆反传统的时代主潮流，肯定、认同道统之本身来说，就有深远意义，这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我这里说其三大意义。
第一，中山先生的道统基础论，是在说明他的近代革命和民国立国建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华道统上的。实际上，也就为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确立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树立了中国文化的骨干。这是对处于被鄙弃、毁坏、糟蹋、颠复中的中华文化危机的一次有力挽救，同时也给被反传统思潮搞得无所适从的普通民众树立了一个价值路标。之所以在上层知识分子大反传统的时代，从前民国时代的大陆国统区还能讲讲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还相当程度上保存着儒家伦理，致传统未全部流失，恐怕与中山先生以道统为基础为骨干的民族文化思想不无关系。
第三，保存、恢复和建立了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只能来自它自己的文化，而决不会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就此意义而言，文化力也是凝聚力。而外来的东西，弄得不好，很可能会成为造成族群分裂的根源。中山先生很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自己虽然是基督徒，但不把个人信仰强加给国家社会人民，而一定要称他的思想来自中国道统。道统是中国历史文化高度凝聚与象征意义的观念，因而对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凝聚作用，是一个文化磁力场（MagneticField）。看看近多少年以来，不断举行的各种孔子会议与纪念活动，愈来愈隆重的黄桥黄帝祭祀活动，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以及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从国民党中分出来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回大陆，首先就是奔祭黄帝陵，就足以明白。
下篇：亲缘聚族，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
中山先生认为他的民族主义有对外对内两方面的意义，1924年1月2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概括说：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4]
同日由他起草与大会《宣言》并案审议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于此说得稍详：
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平等、国家独立。
[15]
之前，对这两方面意义，还有一内涵清楚的完整详述：
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广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州，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
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至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16]
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本身有一个逐渐明确化的发展过程。其早期“汉人民族革命”[17]的观念难免狭隘的种族主义，但至此，应该说已经化除了。对外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自然没有问题；以发扬固有之文化内涵为文化规定，与上述道统的思想基础一致，亦无须再说。须说的是，就中华民族内部而言，依中山先生之说，亦有消极的与积极的两层。消极的一层是反清革命。积极的一层即境内各民族平等共处，它又代表性象征性地表达为所谓五族共和，而其目的则在糅合、抟聚一个大中华民族和组织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中国。他在1919年所撰《三民主义》中说：
夫汉族光复，满清颠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18]
反清革命之根本意义在“破坏满洲专制”。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即将中国所有各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一个文明的中华民族，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国族主义。在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又申明此义：
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州专制。这主义也不是新潮流才有的。向来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国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19]
正就是因为有此明确目的，故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专就“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作了此方向性的强调，乃是“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之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0]合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21]。
这是中山先生对其积极意义的民族主义最后的成熟的表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揉合、抟聚，融成中华民族呢？于此，他有一具体的思路，这就是“团结宗族、联成国族”。
有三句话，直接表达了这个具体的民族思想：
第一句：“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
第二句：“合各宗族之力来成一个国族以抵抗外国”。
第三句：“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22]
中山先生这个具体的民族思想之形成，建立在二个理论基础上。其一，他认为国家和国民应有一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也就是说，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要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由是，始能实实在在地形成国族，否则就可能只是一盘散沙。过去中国人之所以被外人视为一盘散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中介的社会团体。所以，这个结构性又引出其二，国族之形成必须有其社会基础，即必须有团体的存在以为国民和国家结构之间的“中间社会”。相应地说，国家和国族观念亦应以家族和宗族观念为基础。
他认为，国家观念是建立在实实在在国族主义的基础上的。国家和国族是一个大团体，家族、宗族便是这个大团体的小基础。于此，说得极明确：
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依我看起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23]
这里的家乡基础云云，则是指同乡团体、地缘观念，非本文题内，不赘。具体的步骤，是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一级一级地做去，一级一级地放大，（关键点在形成一中间社会，）直到联合成国族：
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合各宗族之力来成一个国族以抵抗外国，……结合容易而且坚固，可以成就极有力量的国族。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工夫，譬如中国现有四百族，好象对于四百人做工夫一样。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的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团体之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互相联合起来，成许多极大的团体。更令各姓的团体……都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的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24]
至于家族和宗族团体之所以结合容易且坚固，中山先生认为是因为其中融入了中国人脑几千年的“敬宗收族”[25]的文化观念。
显然，“团结宗族，联成国族”，是一宗族社会学而含政治文化学的观点，或者可迳说是中山先生民族思想的社会学表述，亦近似儒家家国天下层层推进的进路。它对家族宗族及其观念的正面认识，表明中山先生不视宗亲社会团体为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而反视为基础，亦包含着肯定有集会结社自由的现代国家观，而与其民权主义相通。在民初视家族宗族为“封建”、“落后”、“陈腐”必欲除之以为快，在左倾革命思想和反传统主流思潮中，它显得非常突兀。
这个具体的民族思想，还透出一颇可引人注意的特殊思路，这就是我概括为“善用亲缘”的思想和方法。这里所谓推广家族和宗族观念，所谓利用家族的小基础云云，正是对亲缘的善用。其实中山先生革命一开始就善于利用亲缘的力量，同盟会成立之初，靠的就是亲友出资。后来在革命过程中，他也很重视亲缘的作用，如1912年4月《通告粤中父老昆弟书》即运用亲缘思想宣传革命道理，所谓“复愿父诫其子，兄勉其弟”[26]者即是。难怪晚年总结性地论三民主义，他坚持运用亲缘的思想和方法，强调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27]
如何揉合抟聚融成一个大国族团体？至此，我们已可给出一个连着方法论的更完整的具体的表述，这就是：善用亲缘，团结宗族，联成国族。约言之，叫亲缘聚族。亲缘聚族形成的思想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百姓生活形态，我们也可名之曰亲缘文化。而就其融成的国族言，则中山先生自己所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28]它是中山先生民族思想的族性规定、社会性规定，也是文化规定。
亲缘是个关系联结，但本质是个感情联结。唯因此联结，故中国的家族和宗族能自然结合而坚固。
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儒家认为，它是人类文化（当然也是中国文化）和道德的基源。在中国，几千年来，家族和宗族就是国人感情的基本存有场，是亲情世界，也是伦理世界，以儒学为常道的日常生活世界。
所以，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可以说就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家族宗族社会。或者说，以亲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社会形态。善用亲缘，团结宗族，联成国族，在逻辑上和指向上是一致的。它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不是颠覆的斩断的逻辑和指向，而是肯定的可持续的逻辑和指向。换言之，是建设的，不是破坏的。民族思想不是脱离中国历史社会的悬空概念或政治口号。中山先生肯定亲缘、家族和宗族文化，说明此是其民族思想的广度的文化内涵，亦表明其民族思想是真实的。它的意义或目标，即在做成一中间社会，将中国所有各族融成极大的文明的国族团体——中华民族。按中山先生自己的概括，这个民族思想或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
结语：
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之肯定是中山民族思想的文化底蕴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认同中国道统与肯定家族宗族的亲缘聚族的国族主义是中山先生民族思想的两大文化构成和文化规定。分别说，中国道统从中国历史学术思想上说，用时下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亲缘聚族（国族主义）则是着重于寻常百姓的生活形态，是社会文化，大体属中国文化的小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全面进入了中山先生民族思想的文化底蕴。中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是全面性的，他的民族思想的性质是中国的、文化的，即不是非中国性的、反中国文化的伪民族思想。
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20世纪以外来思想与主义为动力为主宰的反传统愈演愈烈[29]，反传统成了弥漫笼罩中国大陆的霸权话语，中国文化式微。在学术思想领域中，前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马一浮四大儒者，继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当代新儒学三大重镇等动心忍性的挣扎努力，抗争反传统霸权，护卫和维系着中国文化生命。中山先生因其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地位是无法公开予以否认的。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同样是无法公开否认的。这就是说，中山思想潜藏着一种特殊作用的可能性。中山先生虽然早逝，但他的中国的文化主义的民族思想，完全可视为在政治领域中，与当代新儒家的努力之同声相应，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不绝如缕、困顿履践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注释】
[1]《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下同），1985，P475。
[2]1895年2月21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82年，P451。
[4《]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
第九卷，1986年，P320。
[5]同上，P316-317。
[6]同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P242，243。
[7]同上，P247。
[8]同上，P251。
[9]拙文：《中国道统：孔子的传统——儒家道统观发微》，台北，《鹅湖》2005年1月号；另见四川《思想家》第1期，2005年7月；朱贻庭主编《与孔子对话》，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8月。
[10《]孙中山全集》第三卷，1984年，P43。
[11《]孙中山全集》第五卷，P393。
[12]转引自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再版，P174。
[13]氏著《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5年。此引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P602-63。
[1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P118。
[15]同上，P127。
[16《]国父全集》第一册《中国革命史》。引自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增补三版，P578。
[17《]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324。
[18]同[11]，P187-188。
[19]同上，P394。
[20]同[14]，P119。
[21]同上，P239。
[22]同上，P238，239，240。
[23]同上，P238。
[24][25]同上，P239。
[2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P352。
[27]同[14]，P242。
[28]同上，P185。
[29]参见拙文《五四反传统与文革》，香港，《法言》，1990年6月、8月号。
（原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