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青年学者张岱年，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面对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空前危机，对于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开展进行了深刻反思，明确提出并探讨了“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他满怀深情地向当时的中国哲学界大声疾呼：“中国能不能建立起新的伟大的哲学，是中国民族能不能再兴之确切的标示。”[[1]]“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2]]这一问题的提出与探讨，明确地提出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建构与发展问题，不仅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今天中国哲学开展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中国在今日急迫地需要哲学呢？在张岱年看来，这里面既有现时代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有现时代中国哲学开展的需要。正是这双重的需要，使“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鲜明地凸显了出来，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家必须思考、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从现时代中国现实的需要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民族，面对内忧外患、空前危机，迫切地需要能够凝聚民族力量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理想，而这些东西都需要哲学为之提供与支撑。张岱年说：“尤其在中国现在，国家与文化都在存亡绝续之交，人们或失其自信，或甘于萎坠，最大的一国竟若不成国，最多的人民竟若无一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的。”[[4]]对于当时的人们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所出现的对科技的迷信和对哲学的轻视，他予以了明确的批评，指出：“一般的识见总以为现在中国只需要科学工艺。当然科学工艺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然而中国所需要却非止于科学工艺。且如没有哲学，没有统一的思想系统，纵即学会了人家的科学工艺，恐也未足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文化；而科学工艺或且被枉用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有益的工具作成了戕贼人群的利器。”[[5]]因此，学科学的人常藐视哲学，认哲学为玄虚；喜实际的人常藐视哲学，认哲学为空谈；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对哲学的错误看法，遮蔽了哲学在现时代中国的存在价值。
从现时代中国哲学开展的需要看，这种能够满足现时代中国需要的哲学不是已有的现成的东西，不能仅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就可以获得，也不能仅靠西方哲学思想的引入就可以获得；这种寻找到的东西只是古代人的东西，这种引入的东西也只是外国人的东西，古代人的东西和外国人的东西实都解答不了现时代中国的问题，满足不了现时代中国的需要；只有立足于现时代中国，创造新的中国哲学，才能够提供回答现时代中国问题、满足现时代中国需要的哲学。张岱年说：“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而西洋哲学思想未必即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各该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强欲取来以为己用，是既不合理且亦无益的。中国现在惟有自己创造其新的哲学。”[[6]]因此，说现时代中国“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不是依靠中国传统哲学或西洋现代哲学就能够满足的，而是要依靠现时代中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创新。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应当是既不同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也不同于现代形态西洋哲学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
张岱年认为，正是这双重的需要，使“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得以鲜明地凸显。而要回答这一问题，也就必须首先考察现时代中国的需要，以这种需要作为出发点。他说：“如想创造新的哲学，必须先认清现在中国所需要。”[[7]]在这里，他把“现在”、“中国”、“哲学”三者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时代性、民族性与哲学的具体联系中来谈创造新的中国哲学。在他看来，创造新的中国哲学的必要性、重要性，也就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实际上正在于“现在”与“中国”，正在于“现在中国”的需要。
二、创造新的中国哲学的条件与特征
张岱年在提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后，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中着重阐发了“何以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在这里，他对“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作了具体的构想与说明，提出了创造新的中国哲学的条件与特征，从而勾画出了他所希望、所理想、所祈向的新的中国哲学。
在张岱年看来，为了现时代中国现实的需要和现时代中国哲学开展的需要，所创造出的新的中国哲学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
（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
（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
（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8]]
这四个具体条件，就是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就是对新的中国哲学创造的基本要求。
张岱年继而指出，为满足上述这些条件，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在内容上必须具备四个特征：
（一）在一意谓上是唯物的；
（二）在一意谓上是理想的；
（三）是对理的；
（四）是批评的。[[9]]
只有具备了这四个特征，新的中国哲学创造才能在内容上满足上述四个条件，从而真正成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张岱年认为，只有把这四个条件和四个特征结合起来，完整地加以把握，才能真正成就“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说：“我觉得今日如欲创造新哲学，至少必能满足上述各条件，具有上述各性征，然后才能对于新中国之兴起有积极的作用；在现在中国才算有意义的哲学，才能有指导的力量。不然，纵或能成立一个系统，也必只是无益而且无谓的，不能有影响于大众，且必一现即灭，不能维持于久远。”[[10]]可以说，这四个条件和四个特征，是理解张岱年回答“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的关键；也正是这四个条件和四个特征，使张岱年对“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的回答，对今天我们开展中国哲学的创新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从这四个条件和四个特征出发，张岱年认为，创造“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需要集中解决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都可以用他的原话作出表达：（一）“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二）“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三）“一个新哲学必更有其新创的方法”；（四）“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必能悬定伟大的理想”。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他进一步说明了这四个条件和四个特征，从而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指示了方向。
三、“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
在第一个条件中，张岱年强调新的中国哲学须得“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创新的，即通过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与吸取，创造出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新的中国哲学。
对于这一点，张岱年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中作了着重阐发。他指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洋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11]]因此，他力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于中国哲学之批判与继续，二是对于西方哲学之迎头赶上。在他看来，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固然有一个对活东西的继承和对死东西的扬弃；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也有一个批判与超越的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张岱年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创造“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新的中国哲学要获得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就必须自觉地承继和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他说：“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国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 [[12]]否则，这种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无根的哲学，不可能真正成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但他又强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也要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态度，既要看到其中有活的、好的东西，又要看到其中有死的、不好的东西。他指出：“中国以往哲学中假如有好的东西，则这好的东西之维护与发扬，乃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中国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态的、有害的东西，则这病态的、有害的东西之矫正与克服，也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13]]在他看来，“一种哲学必与其民族的本性相合，乃能深入人心；必能矫正其民族的病态，乃有积极的作用。”[[14]]
对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洋哲学与思想的输入，张岱年认为对创造“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因此，对于西洋哲学与思想的输入，应取欢迎与重视的态度。他指出：“这时世界大通了，西洋思想也随着西洋的武力与资本力量，侵入了中国。这次外来的思想，其力远比佛教为大，实有整个地扫荡了中国传统的趋势。由西洋思想的力量，中国旧传统之束缚人阻碍进步的成分被打破了许多，一部分人得到了一种解放。”[[15]]同时，西洋哲学与思想的输入，又必刺激中国思想力的复活。他指出：“佛教的输入使中国思想走上柔静的路子，这西洋思想之输入，必将使中国走到刚动的路上去。中国的宏毅刚健的精神必藉此而恢复起来。”[[16]]但他又强调，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同时，决不能搞照搬照抄，决不能强欲取来以为己用。西洋诸国的哲学思想本是为适应西洋诸国的具体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强欲取来以为己用，是既不合理、亦且无益的。他不赞成中国的新的哲学创造简单重复西方哲学走过的发展路径，更不赞成把西方哲学的局限和弊端也当做宝贝加以接纳，而提出对于西方哲学应取迎头赶上的态度。他说：“所谓迎头赶上即是以现代西洋哲学所达到的境界为基础而即据之作更进的发展，不要重演西洋哲学所经过的阶段。”[[17]]又说：“我们不只要吸收西洋哲学，我们也要加以批判。西洋哲学中因西洋人之种族的偏蔽而有的谬妄，我们是无需也采纳过来的。”[[18]]
基于此，张岱年不仅认为中国哲学家需要有广博的学识，而且更需要有独立的气魄。他发出感叹道：“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或则依旁古人，或则追随西哲，有独立的气魄的，实在太少。”[[19]]他认为，只有具有了独立的气魄，中国哲学家才有可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那种没有独立的气魄、迷信洋人和古人的人，是没有能力，也是没有资格，来胜任这一工作的。在
在“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上，张岱年既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也不认同西化思潮的态度，而是强调了综合创新的态度。一年以后，
四、“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
张岱年所说的第二个条件，强调新的中国哲学“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实际上是对哲学的现实性的重视与凸显。
张岱年是一位严肃的哲学家。这种哲学的严肃性，不仅在于学问的认真严谨，而且还在于他把自己的学问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哲学，对于他来说，不是一种纯书斋的学问，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思辨，更不是一种抽象概念的游戏，而应当是能够激励鼓舞中国人的精神、给予中国人以力量的东西，应当是对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东西。这一点，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文章中作了反复的申明。他说：“救中国，乃是绝对的应当。现在中国人之最大职任，即在拚其身命以维护中国之生存。我们应该与中国为一。”[[21]]又说：“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激励人的坚忍精神。惟其如此，才能把中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才能有助于民族的再兴。”[[22]]因此，他在论述创造新的中国哲学必须具有的条件时，十分重视哲学“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在这里，他把哲学与国族兴亡直接关联在一起，因而看重和强调哲学的刚性与力量。
那么，如何来建构现时代中国所需要的“有力量的哲学”呢？张岱年认为，一个哲学，如果是一个“有力量的哲学”，能够把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变革世界的力量，那就必然注意物质的现实，立足于物质的现实，是一种唯物论哲学。在他所强调的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备的四个特征中，第一个特征即“在一意谓上是唯物的”。他又指出，现时代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才是最彻底的唯物论哲学，才能把人类从一切空虚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积极而合理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是这样，他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世界的“有力量的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现时代中国所需要的“有力量的哲学”的思想资源。他曾借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3]]，来说明对新的中国哲学的要求。他说：“以前哲学只是对于世界的解说或曲解，今后的哲学将是改造世界的指针。哲学将是一种力量。”[[24]]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其基础正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说：“凡综合皆有所倚重，如康德之综合即是倚重于唯心，其实是一种唯心的综合；今此所说之综合，则当倚重于唯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25]]由此，他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中国哲学创造中以十分重要的位置，认为现时代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其基础，指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26]]这种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变革力量的呼唤，对哲学的现实性所予以的重视与凸显，是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认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新哲学创造基础的契机与动力，也成为他强调现时代中国哲学综合创新的一个鲜明特点。
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视相联系，张岱年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能够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点。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墨、道、名诸家哲学派别中，真正有持久影响力的是儒家，儒家哲学成为了中国二千年来的正统哲学。特别是北宋以来新儒家哲学的发展，对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开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他尤其注意探讨北宋以降新儒家哲学开展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他指出，北宋以来的新儒家哲学开展中，最主要的派别是程朱派、陆王派和清初以来的王夫之、颜元、戴震一派。程朱派主理学，陆王派主心学，王、颜、戴一派可称为气学或事学。这三大学派中，王夫之、颜元、戴震的气学或事学是最接近现代思想的。他对明清之际的哲学走向与王、颜、戴的哲学贡献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王、颜、戴的哲学是中国哲学中之活的潮流，能够为建构中国新哲学提供最直接的本土思想资源，足以为将来中国新哲学的先驱。他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更有很多可注意的，即是，这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哲学家，都是倾向于唯物的。这三百年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在宇宙论都讲唯气或唯器；在知识论及方法论，都重经验及知识之物的基础；在人生论，都讲践形，有为。所谓践形，即充分发展人的形体，这种观念是注重动、生、人本的。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我觉得，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王、颜、戴的哲学，都不甚成熟，但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很对的。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27]]张岱年以王、颜、戴的气学或事学为中国旧哲学的活东西和中国新哲学的先驱，承继了梁启超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本思想，进而启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探索，从而构成了20世纪早期启蒙说开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张岱年强调新的中国哲学应“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当然是与当时中国实际相联系的，但实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哲学创新的基本价值取向。他的中国哲学综合创新主张，就是以这一价值取向贯穿于其中的。在进行中国哲学综合创新时，不是简单地把各种哲学资源加以综合，而需要在综合各种哲学资源时贯穿这一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来熔铸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这是张岱年所给予今天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启示之一。
五、“一个新哲学必更有其新创的方法”
张岱年在谈到创造新的中国哲学时，十分重视思想方法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引入新的思想方法，才能创造“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说：“一个新哲学，必更有其新创的方法。有了新方法、新工具，然后才能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才能有新的创获，才能得到更近于真理的系统。不能发明新方法、新工具，是不能创出真正的新哲学的。” [[28]]在哲学方法上，他尤其重视两种思想方法：一是辩证的方法，二是分析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也就是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在内容上必须具备的“对理的”与“批评的”两个特征。
所谓“对理的”，就是辩证的方法。这一方法在20世纪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倡发。张岱年说：“人们都知道新唯物论是综合唯物论与对理法而成的”[[29]]。在他看来，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是辩证的。他说：“新哲学欲能综合各哲学之长，欲了解宇宙人生之实相而无所蔽，则更必须是‘对理’的（dialectical）。必能见两之一，对之合，相反之相成，矛盾之融结；以及一之两，合之乖，统一中之互违，谐和中之矛盾。如此方能兼综众善，方能融会异见，方能免于顾彼失此，方能不至以偏赅全。对理是解蔽之术，是综合之方。而且，欲能挽救危亡，转弱为强，其哲学尤须是对理的。对理原是对待厄运应付险夷的法门。推用对理乃能看出强敌之必终于衰弱，被压迫民族之必终于盛强。看出危可以救，安可以亡。看出祸福相倚，否泰相易。惟由对理乃能见险阻为进步之条件，苦厄是昌盛之所待；经否定后乃有更高的肯定，有被克服之危险乃有克服人之可能。善用对理，乃能死以求生，死中得生。”[[30]]在这里，张岱年强调了辩证法在哲学中的意义，也指出了辩证法在现实中的意义。
所谓“批评的”，就是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在20世纪主要由逻辑主义分析学派所倡发，反映了哲学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的一面。张岱年对此予以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即逻辑解析（Logical analysis），或简称解析。逻辑解析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在哲学中最占优势的方法，而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多数第一流的哲学著作全是用逻辑解析法写成的。逻辑解析对于哲学实可以说有根本的重要。如欲使哲学有真实的进步，更不能不用解析。”[[31]]在他看来，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主要是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对哲学的名辞概念、思想内容进行清理。他说：“哲学必须是精密的，即必须是充分的‘哲学的’；因而，必须是批评的。批评即武断之反，如不愿是武断的，便必须是批评的。用一名，须有其明切的义界；立一说，须有其精严的论证。不能证者不立，不可验者不持。二义不可表以一名，两意不可混于一辞。无当辨而不辨者，无日用而不知者。可再分析即再分析，可再细求即再细求。哲学务在求真知，原必须是极其矜慎谨严的。”[[32]]
辩证的方法与分析的方法又有着联系。
六、“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必能悬定伟大的理想”
张岱年认为，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于给予人以理想；特别是在内忧外患的现时代中国，哲学的这个作用尤其显得重要。因此，他强调新的中国哲学创造不是哲学家的自说自话，不是哲学家的悲观叹息，而应当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以伟大的理想，指示中国人以出路和希望。在他看来，“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在一意谓上是理想的”。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应当是具有鲜明的理想性的哲学。
张岱年对于哲学的理想性的重视和强调，是与他对哲学的使命的理解相联系的。在他看来，一个与自己的民族命运有着紧密关联的有力量的哲学，必定是能够给这个民族提出理想和希望的哲学。他说：“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必能悬定伟大的理想。不敢悬理想与不敢看实际，是一样的病态。人群是必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作其努力的目标，以一卓越的当然原则裁制其生活，然后才能有所成。一个民族，必须有值得为之牺牲的理想，人民更必须有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然后这个民族才能盛强。有这种大理想，才能促起人们的努力，才能鼓舞起人们的勇气。有了这种大理想，人们才会觉得人生有意义，才会觉得人生有价值；没有这种大理想，人们会感到空虚、无谓，因而萎靡、坠退。这种大理想，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必须有，而宣示这种大理想者，当是哲学。”[[39]]因此，他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特征时，十分重视哲学的理想性。
尽管张岱年十分看重逻辑主义分析学派的解析方法，但他却不赞成逻辑主义分析学派排斥哲学的理想性，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他指出：“讲解析者皆不喜言理想，认为哲学的本务只是循解析以显真，而非所以求善美。此实不然。此种见地，亦是由于离开实践。”[[40]]在他看来，一个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哲学，是必然要谈理想的，因为生活、实践都需要有理想来确定方向，从而超越出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平庸。他说：“根据生活实践以创立伟大切实的理想以为人类努力之标的，正是哲学之重要任务。哲学而不谈事实，犹可将谈事实之责任付予科学；哲学而不谈理想，我实想不出谁将接受谈理想之职任。……哲学而不讲理想，只是放弃本务而已。”[[41]]
正是这样，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寄予了希望。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把强调唯物与重视理想、把哲学的现实性与哲学的理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真正能够给予人类以力量和理想、并以这一理想引导人类变革世界实践的哲学。他说：“唯物与理想之综合，可以说实开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42]]正是在他们那里，理想与空想被鲜明地区别开来。他说：“理想须根据现实中的可能：理想固然是要对现实加以改造，然而却亦为现实的条件所决定；离开物的基础而只谈理想，不过是空想而已。”[[43]]“以前的哲学家，只顾建立至善的理想，而不注意理想实现的条件。辩证唯物论则不然，它认为人是能变革现实的，但实际的变革必须与客观发展规律相调谐，必须与已成熟的客观可能相调谐。因此，要详审现实之具体情况，及其一切实在的可能性，然后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进行变革。理想必须在现实中有其根源、基础，否则只是空想。人们确定理想之后，应创造实现理想的物质条件，并锻炼实现理想的毅力。这样，理想就必然能够实现。”[[44]]总之，“以空虚的办法求达空虚的理想是不可能的。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打破，但运用物质力量的是人。”[[45]]因此，张岱年的结论是：“辩证唯物论认为人要变革世界，改造现实，不仅应认识世界发展变化的历程，而且在实践中应当充分地发挥能动作用。然而不可随意作为，必须依循客观的规律。人类的真正自由、真正向上，只有凭藉唯物论的观点才能获得。只有唯物论才能把人类从一切空虚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在世界上建设实美实善的人生。”[[46]]也正是这样，张岱年心目中的“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方面“在一意谓上是唯物的”，另一方面“在一意谓上是理想的”。这两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已经有机地统一了起来。“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应当沿着这一方向来建设、来开展。
张岱年的这些思考，明确地提出了“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中的理想性问题，不仅强调了理想在新的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而且探讨了如何建设新的中国哲学的理想。这些问题对于今天中国哲学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的动荡岁月，“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必须具有鲜明的理想性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面对和平时期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同样需要具有鲜明的理想性。
七、简短的结语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的提出与探讨，不仅集中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的哲学思考，而且从一个方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动向，对于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建构与开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后来被张岱年视为自己的哲学代表作之一。他晚年曾回忆说：“我自己当时的哲学见解，较集中地体现于《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30年代以来，我一直关心中国哲学的前途问题，考虑中国哲学复兴的道路。……《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这一篇，提出了我对于未来中国哲学的见解。”[[47]]
今天的中国，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相比，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大变化。与时代的大变迁相伴随，中国哲学经历了自己的新开展。但张岱年当年提出的“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仍然是一个没有过时的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思考与探讨这个问题；他当年在回答“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时所做的诸多思考，特别是为解决上述四个问题所做的深入探讨，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创新仍然富有启发性。21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应当以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为自己的出发点，在这里面，当然应当包括张岱年的这些有深度、有力度、有启发性的思考与探讨。因此，张岱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所作的种种思考、种种探讨，不仅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有其价值，而且对于21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也有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