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波】刘蕺山晚年对阳明《大学》解的文本批判
黄宗羲谓：“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不疑余力。” [1] “始而疑”是指蕺山早年“操功于主敬” [2]，不喜阳明、象山“本心”之说，谓其“有上截，无下截，其旨险痛绝人”。[3]蕺山早年对阳明的批评，大致如此，此时蕺山尚未全面接触阳明之书。天启六年丙寅（1626），时蕺山49岁，读书韩山草堂，开始广泛阅读明人文集。次年，即天启七年丁卯（1627），蕺山著《皇明道统录》，自此以后对阳明学的态度大变，此当为“中信”之始。[4]崇祯十五年，蕺山59岁，此时“始以《大学》‘诚意’、《中庸》已未发之说示学者。” [5]蕺山对阳明的批评开始增多，此盖“中信”之止，之后蕺山对阳明才“辩难不遗余力”。
据年谱载，蕺山天启丙寅（1626）以前“笔札无一存者。其间行事之始末，学力之深浅，不可尽考”，因此丙寅以前蕺山批评阳明学的相关言论保存甚少。[6]且丙寅以前蕺山尚未系统读阳明之书，其对阳明印象似乎多得之阳明后学，对阳明的某些批评，也只是泛泛而论。故而，蕺山对阳明学“始疑”是建立在没有真切了解的基础上的。至于“中信”的有关言论，遍检《刘宗周全集》，可谓不少。因此，蕺山对阳明的“始疑”与“中信”并没有太多有争议的地方。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蕺山晚年对阳明学的批判，因其对了解蕺山晚年的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蕺山晚年对阳明的辩难，牟宗三先生认为“故蕺山之说自可成立，但不必辨难良知教。其穿凿辨难大抵皆无谓，不可以为准。若据其辨难，以为良知教有问题，则全成误解” [7]，基本上对之持否定态度。东方朔在《刘蕺山哲学研究》中从“理论”与“教法”两方面对蕺山对阳明的态度给予了疏解，他认为：在理论上蕺山很能欣赏良知学的内涵，不过，在实际教法上，蕺山始终对良知教持保留态度。[8]不过，他在肯定蕺山教法之深密后，仍然指出：“蕺山此种辩难，实在难说是蓄意要置阳明于一无是处之境，差就差在蕺山纯一任己意而不顾他人之论而强出辩难。靶子未立，则已出之矢固不能中的，由此而蕺山辩难，则不由令人想起唐•吉诃德手持长矛大战风车之说。” [9]由此看来，蕺山晚年对阳明学的“辩难”的确是个难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蕺山晚年对阳明的辩难中，批评其《大学》解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在蕺山对阳明《大学》解的批评中，文本的批评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本文主要围绕这一点展开，至于深层义理方面的批评，姑俟他日。
一、 蕺山用“明德”、“知”批评阳明的“良知”
所谓文本的批评是指依据是否符合文本的“原意”为标准进行的评判，具体表现在文本逻辑、概念一致性，及概念解释力等方面。 蕺山对阳明《大学》解的批评，有一部分是依据他所理解 “大学之本旨” [10]来进行的。
《大学》言明德，不必更言良知，知无不良，即就明德中看出。阳明特指点出来，盖就工夫参本体耳，非全以本体言也。又曰：“良知即天理，即未发之中。”则全以本体言矣，将置明德于何地？[11]
且谓《大学》所谓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即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即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则谓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见。故言知止则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岂不架屋叠床之甚乎？[12]
上一条见于《学言下》，录于崇祯壬午（1642）。在蕺山看来，就《大学》的本文来说，“致知”之“知”本身就是善的，这可以从其上文“明德”中看出来，因此不必用“良知”来解释“知”。阳明的“良知”不过是给人以指点，让人悟本体而已。不过，阳明在有些地方却把“良知”当作“未发之中”，良知就纯粹成了本体。这样，在《大学》本文中，“良知”成了与“明德”并列的存在，实际上取代了“明德”，使得“明德”被架空了。这是用“明德”的原文来反对阳明用“良知”解释《大学》的“致知”之“知”。在蕺山看来，《大学》中“知”的文本意义应该如何理解呢？根据第二段文字判断，在蕺山看来，《大学》“致知”之“知”就是“知止”、“知先”、“知本”之“知”。从“知”能够 “知止”的角度来看，“知”已经具有良知的内涵了。因为“知”就内在于“止”，“知”不是将“止”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来认知，而是与“止”一体，就如同“知爱”、“知敬”之“知”与“爱”、“敬”是一体不分的一样。而且，“止”的内容就是本体性的、善的存在，就包含“良”字的内涵，因此不需要再于“知”前加一个“良”字。如果将“知”解释成“良知”，那么 “知止”、“知先”、“知本”就变成用“良知之知知止”、“良知之知去知先而知本”了。这样“良知”与“止”、“本”、“先”就成了同等的东西，这不就是“架屋叠床之甚”吗？上述蕺山对阳明的批评，实际上包含对《大学》概念的一致性的一种要求：
致知在格物，则物必是物有本末之物，知必是知所先后之知。……在王门则以知为直指德性之旨，转架明德之上，岂大学训物有二物？知有二知邪？[13]
在蕺山看来，王门是以“良知”解“知”，“转架明德之上”。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在概念的一致性上存在困难。在他看来，《大学》文本中“知”与“物”，只能有一种内涵。而照阳明的解释，把“知”理解成“良知”固然可以解释“致知”之“知”，却会造成以“良知之知知止”、“良知之知去知先而知本”这种“架屋叠床”的情况。除非阳明认为“知”有两种内涵，否则他就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这也就是蕺山会发出“岂……知有二知邪”之反问的原因。
蕺山以上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从反面揭示阳明以“良知”解释《大学》中的“知”字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提出《大学》中的“知”究竟是什么意义。蕺山在批评了阳明的以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以良知为性体，则必有知此良知者，独不曰：“知得良知却是谁？”，又曰“此知之外更无知”，辗转翻驳，总要开人悟门。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自是阳明教法，非《大学》本旨，《大学》是学而知之。[14]
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从《中庸》看得；其言良知，亦从生知看得。然《大学》只是言学而知之者。[15]
在蕺山看来，阳明所言“良知”乃是就“性体”与“生而知之”的角度说的，并不是“《大学》本旨”，大学主要讲的是“学而知之”，因此《大学》中的“知”不能被解释成“良知”。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学言上》载一条：“《大学》之知，即《孟子》之良知。《大学》之致知，即《孟子》之良能。” [16]似与以上所说矛盾，然此条记于癸亥（1623），是年蕺山45岁，属于对阳明学“始疑”阶段。且蕺山此处解释“知”与“致知”皆就《孟子》来说，因此不必是受了阳明的影响。也就是说此条中“良知”的内涵，并不一定是阳明“良知”的内涵。蕺山并不绝对反对用“良知”字样来解释大学中的“知”，不过有必要对“良知”作一个分疏：“良知”一词本于《孟子》，《孟子•尽心上》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蕺山在《学言上》有一段文字就是针对孟子此段的：“乍喜乍啼，或作或止，吟无诗句，做无义事，只是孩提稍长时不学虑之天机，然非道也。乃若其道则有之：‘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是也。知皆扩而充之矣，当啼而啼，当喜而喜，当作而作，当止而止，皆是也。是故君子学焉，而后不学之知无不知；虑焉，而后不虑之能无不能也。” [17]可见，蕺山对《孟子》中的“良知”的理解不是完全就本体上说的，而更多指向由此而开启的工夫，所以蕺山特别强调“君子学焉，而后不学之知无不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蕺山才强调“《大学》之知，即孟子之良知”，因为二者都强调对本有的道德情感的的体验和涵养、扩充。所以蕺山始终认为“良知”不能在本体的意义上与“明德”并列，《学言下》有一条载：“明德之上，可加明字，工夫即本体也；良知之上，只可加致字，加不得知字，工夫之外无工夫也。” [18]
以上是蕺山所理解的“良知”的内涵，那么他所理解的阳明的良知之内涵是否如此呢？蕺山举出阳明“良知即天理，即未发之中”的说法，说明他认识到阳明良知的内涵是偏重本体的。《学言下》的另一条也可参看：“以良知为性体，则必有知此良知者，独不曰：‘知得良知却是谁？’，又曰‘此知之外更无知’，辗转翻驳，总要开人悟门。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自是阳明教法，非《大学》本旨，《大学》是学而知之。” [19]此条说明蕺山意识到阳明是“以良知为性体”的。果真如蕺山所理解的那样，阳明的“良知”就具有与“明德”同等的地位。如此以来，既然可以说“明明德”，就应该可说“知良知”，因为在蕺山看来“明明德”的第一个“明”与“知”内涵相近，而“知良知”在《大学》的本文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相反，按照蕺山对《孟子》“良知”的理解， “良知”偏于工夫义，则“良知之上，只可加致字，加不得知字，工夫之外无工夫也”。这样一来，“致良知”就与《大学》本文的“致知”对应上了。因此，如果想用“良知”解释《大学》之中的“知”也可以，即“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则谓之良知亦得”，但是，必须牢记，此“良知”是在工夫意义上说的方可。明乎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蕺山要把《大学》之“知”理解成“学而知之者”。
二、蕺山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批评阳明
蕺山认为：《大学》中的“明德”就是“良知”，因此不必再提出一个“良知”。“明明德”的最终目标是恢复“明德”的本然样子，不需要再加一个“致”字（反对将“致知”解释为“致良知”）。“止至善”是“明明德”的最终准则，也是最终目标。蕺山这段话开始的三句主要解释了“明明德”与“止至善”两个概念，其表述非常微妙：他其实是认为，《大学》文本其实是很明白的，我们只需要依据文本进行解释就可以了。只需要依照“明明德”进行解释，没有必要再说个“良知”，“明德”就是良知；也没有必要再说个“致良知”，“明明德”就是“致良知”。因此没必要脱离《大学》本文，牵扯进外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必说“良知”，完全顺着“明明德”的本文解释就可以了。在“明明德”中，“明”就是工夫，“知”就是“明”的工夫。工夫始于“知止”，达到了“定静安虑”的程度后，就能有得于心，而有所止。此时“知”也就达道了极致， “明德”的全体也都恢复呈现出来。伴随着明德的完复，“意诚”到“天下平”的诸阶段就都自然实现出来，也就达到了“明明德于天下”。所以“致知”就是努力使“知止”之“止”清澄而真切。“致知”所“致”的“知”与“知止”的“止”不是两个；所“格”之“物”也是“物有本末”之“物”，“格物”的“物”与“物有本末”的“物”也不是两个。如果还要提出 “致良知”，则《大学》本文中的“明明德”就无处顿放，同时“诚意”、“正心”也成了多余。按照蕺山的这种梳理，可谓“一以贯之”。“知至”即“止至善”，即“意诚”、“心正”，后面的事一齐俱到。不仅众多“知”字可以得到疏通而毫无窒碍，就是“格物”与“物有本末”中两个“物”字也能够相互沟通。照蕺山的理解，大学的脉络在于通过“格物”而“知本”、“知止”、“知先”。因此“格物”不是像阳明那样被解释成“正念头”。照阳明的解释，则“格物”之“物”与“物有本末”之“物”是不能够很好统一起来的。而蕺山却处处要求概念的统一性，他认为《大学》中“知”与“物”都应该是一个，而不是两个。[27]他很认可王艮的“淮南格物说”中对“物”的解释。[28]他说：“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曰：‘格知身之为本，而国家天下之为末。’” [29] 王艮对《大学》“物”的解释是“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 [30] “格”即“絜度也”。因此“格物”就是“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31]这种把身与天下国家看成一物的思想，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解决了“格物”之“物”与“物有本末”之“物”如何统一的问题。而反观阳明对“物”的看法，则似乎没有这么强的解释力。阳明以“物”为“念”，或“意之所在”，则“物”即不止于一矣。且“物”既然为“意之所在”，则“物”不全为善，如此“格物”而在善恶杂糅的“物”中求个“本末”，显然不符合大学“物有本末”之意。
除了认为阳明 对“格物”解释不够圆通表示不满以外，蕺山还批评了阳明对 “诚意”、“正心”的解释。
[1]清：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刘宗周全集》（五），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 第50页。
[2]黄宗羲引刘汋之言：“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 （<子刘子行状>，《刘宗周全集》（五），第64页）
[3] “文成每言‘博学者，学此者也’，庶几此意。然象山、阳明之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谈克己工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要之，象山、阳明授受，终是有上截，无下截，其旨险痛绝人，与龙溪四无之说相似。苟执其说而一再传，终必弊矣。观于慈湖、龙溪可见，何况后之人乎？”（<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全集》（五），第142页）据年谱，此年蕺山三十六岁。
[4]据年谱此年载“先生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 （<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全集》（五），第142页）
[5]<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全集》（五），第353页。
[6] “是时。祸在不测，先生悉以生平著述寄其友人。其后党禁解，先生不之索，而友人亦不送归。故丙寅以前笔札无一存者。其间行事之始末，学力之深浅，不可尽考。” （<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全集》（五），第224页）
[7]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25页。
[8] “在蕺山，其对阳明的态度自始则分作两边看，理论归理论，教法归教法。”“蕺山就理论或义理方面固然可以赞同阳明的良知之说，然仅籍此理论之阐发却不足以堵塞王学末流之弊，故而蕺山在中信阳明之后，为学态度有一个回转，则转向对阳明的辩难上。此一辩难重点集中在教法或工夫指点方面。”（东方朔：《刘蕺山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6－197页）
[9]东方朔：《刘蕺山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21页
[10] “《大学》之本旨”的说法见于《刘宗周全集》（五），第373页，521页。类似的说法还有“以之解《大学》，殊非本旨”（《刘宗周全集》（五），第502）；“《大学》本文”（《刘宗周全集》（五），第499页）；“《大学》的意”（《刘宗周全集》（五），第427页），其他不一而足。可见，文本的解释力的确是蕺山“不可解于心”的关怀。
[11]<学言下>，《刘宗周全集》（二），第521页。
[12]<良知说>，《刘宗周全集》（二），第373页。
[13]<学言下>，《刘宗周全集》（二），第520－521页。此条记于崇祯壬午（1642）。
[14]<学言下>，《刘宗周全集》（二），第521页。按：此段其实是蕺山针对阳明的《大学古本序》所讲的话，阳明大学古本序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噫！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在《大学古本序》中，阳明明显以“致良知”解《大学》的“致知”，将“致知”视为《大学》工夫论的中心。蕺山认为，这是阳明将自己的“教法”牵扯进来解释《大学》，因此不符合《大学》原意。蕺山的这个看法，的确很有见地。因为阳明的《大学古本序》也几经修改，其初并无“致知”的内容。阳明在确立了“以致良知”为宗旨以后，才对《大学古本序》重新修改，加入了“致知”的内容。这样看来，阳明解《大学》，的确是用自己的“教法”来诠释《大学》，非“《大学》本旨”。与此相应，尚未修改的《大学古本序》则以“诚意”为中心，不存在“诚意”与“致知”的冲突。（参看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5页。）
[15]<学言下>，《刘宗周全集》（二），第540页。
[16]<学言上>，《刘宗周全集》（二），第426页。
[17]<学言上>，《刘宗周全集》（二），第425页。
[18]<学言上>，《刘宗周全集》（二），第521页。
[19]<学言上>，《刘宗周全集》（二），第521页。
[20]按：这封信是史子复读过蕺山所著《大学参疑》以后给蕺山的回信，此信开始云：“细绎《大学参疑》，具仰卫道苦心。”据<刘宗周年谱>载，《大学参疑》作于乙酉三月。（《刘宗周全集》（五），第516页）
[21]《刘宗周全集》（三）上，第450页。
[22]《刘宗周全集》（三）上，第452－453页。
[23]《刘宗周全集》（三）上，第453－454页。
[24]《刘宗周全集》（三）上，第454页。
[25]《刘宗周全集》（三）上，第455页。
[26]<学言中>，《刘宗周全集》（二），第502页。
[27]<学言下>，《刘宗周全集》（二），第398－399页。“致知在格物，则物必是物有本末之物……，岂大学训物有二物？”
[28]按：蕺山对“物”字的解释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蕺山有“有善无恶是物则”，“知无体，以物为体”，“物无用，以知为物”等说法，需要仔细分疏，只好留待以后了。
[29]<学言下>，《刘宗周全集》（二），第529页。
[30]清：黄宗羲，<泰州学案•心斋语录>，《明儒学案》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2页
[31]同注30，第711页。
[32]<学言中>，《刘宗周全集》（二），第498页。
[33]<学言上>，《刘宗周全集》（二），第459页。
[34]同注33。
[35]<学言下>,《刘宗周全集》，第520页。
[36]<学言下>,《刘宗周全集》（二），第524－525页。
[37]按：此处“宛转归到良知为《大学》宗旨”大概仍是就《大学古本序》而说。阳明在《大学古本序》末云：“致知焉尽矣”。
[38]邓艾民：《传习录注疏》，台北：法严出版出版社，2000，第46页。
[39]邓艾民：《传习录注疏》，台北：法严出版出版社，2000，第394页。
[40]据《传习录》此次谈话发生在丁亥（1528）九月，阳明于该年病逝于行军途中。&,lt;,/o:p>
[41]参看<刘宗周年谱•前编>《刘宗周全集》（五），第80－82页；<刘宗周佚著目录>，《刘宗周全集》，第847－850页。
（原载《黄宗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