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相“因”继承和“损益”发展有着自觉的意识。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的“因”可以说就是文化连续性发展的“常道”，而“损益”就是对原有的文化有所减损和增益，以实现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命”。 

　　　　虽然孔子讲了夏、商、周三代之礼（文化）有相“因”的继承性，但他并没有说出此相“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认为，儒家文化真正的“常道”应是先秦儒家与秦后儒家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如果从“祖述尧舜”讲起，那么，崇尚道德、以民为本、和谐社会，可以说就是儒家文化所承自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常道”。而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因此，儒家文化的“常道”又是以仁爱精神为统率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4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认为，这里说的“固有的根本”“自己的精神命脉”，当就是指中国文化的“常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一种发展创新，但它“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即中国文化发展“变中有常”的辩证法。 

　　　　习近平特别强调：“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渊源。”我认为，这里说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之“常道”的一个精辟概括和表述。“常道”之常新，就在于它不仅传承久远，而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渊源”，这正是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常”或“因”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变”或“损益”就是要实现文化发展的“新命”。那么，在中国的古今之间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呢？第一，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第二，从君主制已经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第三，从服务于君主制的科举制已经转变为服务于社会多种需要的现代教育制度；第四，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 

　　　　儒家文化要实现现代化的“新命”，一方面要适应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转化或优化这四个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中的义利关系问题，政治制度方面的以德治国与自由、民主、法治的问题，教育制度方面的人文素质（“明体”）与工具性知识（“达用”）的问题，思想观念方面的继承经学之“常道”与“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王国维语）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是需要现代儒学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来解决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年在曲阜市召开的“世界儒学大会”承担着重要的学术使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原载《光明日报》201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