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以常州为开端。为什么沉寂千余年的今文学能在清朝中叶重新兴起？而且在常州发轫？这是研究清代公羊学必然要涉及的问题，也是清代中晚期历史的重要课题。
一、公羊学复兴起源说
公羊学兴起的原因探讨，学界迄今基本有四种观点。
(一)章太炎、刘师培等认为常州多文人，而文人喜文辞比兴，擅发挥比附，与今文经合拍。常州今文公羊的兴起，与此地区盛产文士有关。章太炎说：“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途，自然也。文士既以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注：章太炎：《检论》卷4《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5页。）刘师培指出文人特点和今文经的关系外，更推断常州士人治今文经，是跟学术主流的朴学争夺学术领导权，他说：“孙星衍、洪亮吉，幼事词藻，兼治校勘金石，以趋贵显之所好。及记诵渊雅，复用以肄经，由是经学与糅杂，而经生为世诟病自此始。……常州自孙、洪以降，士工绮丽之文，尤精词曲，又虑择术不高，乃杂治西汉今文学，杂采谶纬以助新奇。始庄存与治《公羊》，行义犹饬，张惠言治《虞氏易》，亦粗足自守。庄氏之甥有刘逢禄、宋翔凤，均治今文，自谓理炎汉之墮业，复博士之绪论。然宋氏以下，其说凌杂无绪，学无统纪，遂成支离，惟俪词韵语则刻意求新，合文章经训为一途。”（注：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全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影印本，第342页。） 章、刘他们注意到文人特点和今文学的联系，然对于常州公羊学的兴起，尤其是庄存与研究公羊学的原因未多加阐述，观点比较宽泛，未被后人重视。
(二)杨向奎、吴泽等人的社会矛盾说。他们认为现实社会的变化将会导致思想的转变。杨向奎指出，庄存与所处的年代正值封建社会遭受危机，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滋长，旧的地主阶级感到处于危亡的时代，他们要进行自救，要巩固这固有的阶级秩序。（注：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页。） 吴泽说，清初康乾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地趋于衰败解体，内乱外患交相凌袭，地主制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解沦落，社会的有识之士有鉴于此，求助于公羊学说，于是“就在乾嘉学派鼎盛时期，公羊派今文经学经过一段蕴酿和发生时期终于拔地而起，常州学派诞生了”。（注：吴泽、陈鹏鸣：《常州学派史学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但是他们的推论似乎存在一定矛盾，庄存与作为清代公羊学的始祖，他的公羊学说与康有为等发挥的公羊改制学说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康有为的公羊说，是源于社会矛盾激化，促使他吸取公羊学变革学说，以经干政，企图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话，那么在庄存与身上，我们就没有看到社会矛盾的反映。后杨向奎虽注意此立论的问题，并试图加以弥补，说：“思想反映现实的要求是曲折的，庄存与的著作我们看不出这种要求，但在孔广森的思想中反映世族地主的意识形态是显著的、自觉的。”（注：值得注意的是，杨向奎的《清代的今文经学》原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1期，后在1994年出版的《清儒学案新编》第4卷《方耕学案》里，对庄存与的评说，他基本上采用原先发表的内容，但是却在中间加入了以上一条，可见杨向奎也已经注意到此立说的缺陷。） 但是仍然坚持他的总体思路。
(三)刘桂生认为庄存与的公羊学说具有“讲义”的性质，庄氏所撰《味经斋遗书》中的著作，都是他在入值上书房，教学成亲王永瑆的笔记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归纳为讲义说。他的直接论据即是永瑆所写的《送庄方耕师父提督河南学政序》中提到，“先生诲余数年，至意周画，不可一二记忆。……教以《禹贡》……教以《春秋》……教以《周礼》、《仪礼》……。”而庄存与所著《味经斋遗书》又大多包括以上所列经书，因此刘桂生认定“同一作者在同一时期内讲述之内容与撰写之稿件，两者之间必然有相同相通或相近之处，此乃合于常情之事。”庄存与采用公羊学教授满洲皇族，出于公羊学富有的“以文化而非血统为本位”之民族观，“只要满洲贵族接受中国文化，则可以中国视之”。且庄存与对汉族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而不满，则用“讥世卿”这条公羊大义来表示抗议。（注：刘桂生：《从庄存与生平看清代公羊学之起因》，《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四)艾尔曼提出“今文经学的崛起，是士大夫们为消除危害儒家政治文化的和珅之害努力的一部分。今文经学的复兴反映了士绅集团在国家与其支柱——士绅的关系剧烈变化时，关心自身政治命运意义的复苏。”（注：[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7、49、68—69页。） 庄存与转向公羊经学，是因为与和珅斗争失败后回乡著书，假借经典外衣，表达对和珅不满。（注：书中反复提到庄存与转向公羊学的政治因素，参阅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序论第6页；正文第76、78、81、97、127页。） 我们归纳为政治说。
二、艾尔曼研究模式的检讨
四种不同的说法中，艾尔曼的学说最有影响力。艾尔曼的著作以《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为题，揭示了其研究方法。他还有更深的意图，希望通过对常州今文学派论述，使世人看到“思想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一旦结合起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将会是何等的丰满。”（注：[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7、49、68—69页。） 他期望通过常州今文学的研究，提出思想史研究的范式(也就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重叠，他称之为“文化史”)。他的设想的确给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问题的关键是，他提出的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能否真正在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中整合。所谓的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的统一，我们认为或许在解释某些思想史的问题是可行的，但在一些历史现象中并不能得到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仍是历史解释的不二法门。如果为了迎合自己新的研究思路，而把此方法套用到从事的领域，那就是削履适足了，艾尔曼无疑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下面以艾尔曼的研究为开端，讨论常州今文经学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
艾尔曼的社会史取向以宗族为中心论述，描述清晚期江南宗族和常州庄、刘两族，证明庄氏家世的显贵为常州今文发展提供的保护，他讲：“庄氏家族内在亲属关系网络以及与刘氏成功的姻亲，成功地保护了常州士大夫秉持的儒家经世学说的生存，使之顺利通过了明清易代的冲击”。又讲：“常州今文经学只是18世纪常州的一股重要暗流，它受到中华帝国晚期家族权力的庇护，吸收了17世纪东林党传统的滋养，到19世纪，成为士大夫经世思潮的主流”。（注：[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7、49、68—69页。） 为了得出这个结论，艾尔曼必须用材料来说明庄家在科举中的得意，有能力保护这个经世传统。
艾尔曼用庄氏族谱标示的科举成绩来说明庄家的声名显赫。庄氏在明初从镇江金坛迁至常州，四传至庄怿，中进士，为山东布政使参政。后武进庄氏成为望族，多从此一支所出。庄怿后代，分出四房，庄齐为第二房，在庄氏家族第二房中，庄廷臣、庄起元在清代占主导地位，两支到清代声望显赫，庄齐元一支七代产生九位进士，他的四个儿子，三个中进士。庄廷臣一支的建树也可与庄齐元一支相媲美，庄存与即是其后代，在三代之内，庄存与一家出了八名进士，4位举人。（注：[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28、36、37页。）
在传统社会，功名的获得，大致上是一人跨入仕途的前提条件。艾尔曼对于家谱的爬梳，让我们对于庄氏家族举业的发达有了清楚的认识，可谓筚路蓝缕之功。但是，对进士数字的罗列并不代表一切。有了功名并非必然导致家族的显赫，还要具体看举业者的经历和举业年岁等，此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恰恰是艾尔曼没有注意到的。仅凭几名进士、举人数字来说明一个几百年家族的显赫，推断有能力保护明末经世传统，显然是论据不充分，根据庄氏家谱，我们同样清楚，有清一代常州庄氏家族职位最高的是担任礼部侍郎的庄存与，而他在乾隆朝政治舞台的位置远非要角，仅仅是个配角。其余的庄氏家族进士，担任官职级别相当低，或是知县，或是编修检讨之类，鲜有三品以上官员。（注：参见上海图书馆所藏光绪元年(1875)修《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及民国24年(1935)修《昆陵庄氏增修族谱》。庄存与的仕途经历可见后文注释。）
以下我们根据墓志铭、行状、传记来分析庄廷臣、庄起元后代在入清后的经历。
庄起元一支：（注：此示意图，仅列出有影响，或在地方志上有记载之人，非家谱之记载全部世系。）
庄起元→庄应会→庄嵋生→庄绍平→
附图
明末，庄起元为太朴寺少卿；子三人进士，其中庄应会为刑部右侍郎，可谓世家。入清后，庄应会子嵋生为遗民，并不入仕，（注：庄嵋生传曰：性高澹，博学工词，与恽南田、胡香昊诸人结浣花社……生平雅近渊明、尧夫之为人。(张惟骧：《清代毗邻名人小传》卷1《庄嵋生传》，周骏富编《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嵋生有子绍平，未中进士，后任宣城县知县，“以文学世其家”。庄绍平子庄映(康熙五十七年—嘉庆六年)，是举人，赵怀玉所撰的庄映墓志铭揭示了庄起元这一支的衰弱，“庄于吾郡虽世通显，至是已中落，年十二，从师乡塾，遇寒食还舍，母邹太宜人呵之，曰：家贫，方宜努力，何令节之有而以归为。复冒雨去往返，盖三十里，其励学如此。三试不售，壬申中顺天举人，以回避，格礼部试。戚友知才，劝速仕，佽以费因入赀，任临潼知县。”（注：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集》卷18《陕西临潼县知县升商州直隶州知州庄府君映墓志铭》，嘉庆二十年刻本。）庄映弟庄勇成，为诸生；庄映子六人，其中庄关和最有名，但以诸生终，不得志于世。（注：有关庄绍平、庄勇成、庄关和的传记分见张惟骧：《清代毗邻名人小传》第1卷、第5卷、第5卷。）
庄廷臣一支：
附图
明末，庄廷臣为湖广左布政使；子庄鼎鈜；庄鼎鈜子庄绛，两人“皆以积学敦行闻于世”。庄绛为诸生，（注：庄绛传曰：幼颖异，读书五行俱下，以高才生补县学生员，游京师声誉籍甚，以文章器宇见重于大学士王熙，疏以宫僚荐，格于例，遂寝。又欲以他途进之，以老谢归，参订经史，凡天文疆索，九流百家之书，靡不综贯(张惟骧：《清代毗邻名人小传》卷2《庄绛传》)。艾尔曼称庄廷臣的儿子和孙子(分别是鼎、绛)出于忠于明朝的立场，拒绝出仕清朝，实误。）生四子，其中庄楷、庄柱最有名。两人皆中进士，庄柱即庄存与父。庄楷，字书田，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正六品)，“少有能诗声……以召试高等与书局纂修，迨简入翰林，年已及艾其，……其诗偏涉唐宋而尤瓣香眉山苏氏，归田后耄而好学，次第释群经而亦不废咏吟，其于群经虽无成书，而庄氏经学实权于书田也。”（注：张惟骧：《清代毗邻名人小传》卷2《庄楷传》。）庄柱，雍正五年(1727)进士，为庶吉士，（注：艾尔曼说，庄柱供职翰林院，实非。庶吉士散馆为知县和供职翰林相差极大。）散馆后以大兴知县用，后为温州知府、海防兵备道(正四品)。彭定求称他最善书法，诗文亦有家法，“稿成辄散去，素以炫名为戒。游艺之心工，非所尚也，予以姻戚通讯问间，一往来谈论辄移日，于当世吏治之得失尤惓惓致意焉。”（注：彭定求：《中宪大夫浙江海防兵备道庄君墓志铭》，《碑传合集》，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1047页。）
庄柱子二：庄存与和庄培因。庄存与官至礼部侍郎(正二品)，庄培因乾隆十九年(1754)中状元，逐迁至侍讲学士(正四品)，任福建学政后卒。（注：庄勇成：《学士仲淳弟传》。(庄培因：《虚一斋集》卷首，光绪九年阳湖庄氏家刻本)）
庄存与子三，一为县学训导，一为詹事府春坊中允(正六品)，一为内阁中书(从七品)。
继承庄存与学业的是庄培因子庄述祖，以同知终(正五品)。庄述祖传授于庄绶甲，绶甲为监生。
以上，我们对常州庄氏最有影响的两支作了简单的分析。诚然，庄氏能在仕途上保持一定地位，亦可谓名家世族，但如果据此而说所谓的明末唐顺之、庄起元等经世传统被庄氏家族所庇护，实令人怀疑。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自觉意识。入清以来，常州庄氏并非是艾尔曼所述的众多成员任职显要，庄存与之所以选择公羊学，更多地出于自身的原因。
艾尔曼说：“为了避免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线性历史叙事的固有偏见，我们应该以开端代替终结。这并非轻视今文经学在光绪1898改革维新里的重要性，而是要将开端当作开端去发掘，不要流于事后聪明的历史目的论。”（注：[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序言第12、19页。）艾尔曼做到了第一步，他把庄存与和刘逢禄放到了当时政治的舞台中心，而非仅仅是康、梁或者龚、魏的注脚。但是在第二步上，他还是没有避免事后聪明的历史目的论。他实际上以嘉道时期公羊学和经世致用的兴起，来比附明末常州唐顺之、东林党人的经世主张，中间这一段的空白，艾尔曼称之为暗流，受到了他所证明的显赫庄氏家族的保护，由于庄存与和和珅政治斗争的失败，转向公羊学讥讽时政。继而明末的经世传统又开始复兴。由此他完成了对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统一建构。
艾尔曼竭力摆脱“现代化的叙事”方式，但研究中国依旧有一层隔阂，譬如对于士大夫阶层、社会的看法。不容讳言，传统的西方和中国在政治、社会结构是很大不同的。大致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把社会和国家(政治)分得很清楚，在社会和国家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世研究者常有公共领域、市民阶层的字眼；而中国作为政治、思想大一统的国家，国家就是社会，政治权力是无远弗届的，渗透至各个领域，国家和社会之间少有缓冲的空间，一般的士绅也就是在赈灾、地方福利、农田水利等一些具体而微的事情，表现自己的存在。艾氏自身也很明确指出，“1900年以前中国宗族的发展，不是出自‘私人’对国家的对抗，反而是国家和士绅精英之间‘公共’互动的演变结果，运用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模型，无法正确地阐明这种历史现象。”（注：[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序言第12、19页。）可惜他意识到这一点，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分析庄氏家族时，俨然冠以经世传统的庇护者，类似于中世纪意大利封建家族对于艺术的保护。
三、“自污其学”——庄存与的学术取向
庄存与是学术界公认的清代今文经学的启蒙者，由他继承了东汉何休解释公羊学的微言大义。
关于庄存与转向公羊学，刘桂生和艾尔曼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刘桂生提出的讲义说，已经把庄存与公羊学说形成的时间推到其卒前的近30年，而艾尔曼认可的观点，却是庄存与政治斗争失败，休致回家后著书立说，离去世已经没有几年了。那么庄存与在《春秋正辞》里所论什么，能否支持他们各自的说法呢？
庄存与《味经斋遗书》里诸书在19世纪20年代陆续刊行，后合成为一套，董士锡、阮元、魏源分别作序，（注：钱穆先后摘录阮元、董士锡、魏源序，论定三家之序，“出愈后者，推之愈崇，辨之愈畅，”以此作为世风既变，人心既易的一个根据(《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82页)，实误。考，董士锡写序在道光八年(1828)，而阮元写定在道光十年(1830)前后。）董士锡在道光八年(1828)年做的序论评价道：“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也。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因其艺精，抑亦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哉！”阮元序引用其受业师对庄存与的评论，说：“宗伯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称庄氏“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
两人的序论说明：(一)庄存与不胶执于各家学说，而寻求微言大义，誉他可称无门户之见，贬他可称不恪守家法；(二)庄存与学说在当时不被主流采纳，与时论“枘凿不相入”，被视为“经学之别流”。
嘉庆二十三年(1818)，庄存与孙庄绶甲馆于龚自珍家，为龚氏言“其祖事行之美者”，并请墓文，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到至京师认识宋翔凤，龚氏称“翔凤则为余推测公志”，过了3年，嘉庆二十七年(1822)龚自珍“屏弃人事，总群言，而删举其大者，撰庄公神道碑铭”。这个时候，已经距庄绶甲请托4年了。龚自珍此文，可谓精心之作。但是后之学者对此文少有注意，或只是引用龚氏对庄存与的赞语，殊不知此碑文实是了解公羊学在清代起源的一大关键。嘉庆二十四年(1819)魏源从刘逢禄处受教公羊学，到他撰写庄存与神道碑时，应该对庄氏的公羊学说比较了解，但是他的文章却只字未提，而是全力叙述庄存与的《尚书既见》的撰写经过。历代以来，《尚书》是诸经纠纷最多的经书，《今文尚书》在西汉时立在学宫，人人诵读。后鲁恭王坏孔壁，据说得《古文尚书》，比原《尚书》多出16篇，但不久此书失传。至东晋梅赜以伪《古文尚书》向朝廷献上，已经多出了25篇，在唐初年颁布取士标准的《五经正义》，孔颖达替伪书作疏，风行天下。宋吴棫、朱熹，明梅鷟开始怀疑流行《尚书》的真伪，直至清初阎若璩潜心二十余年，写就《古文尚书疏正》，才彻底驳倒《尚书》，影响极其深远，梁启超谈到，“辩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而起惊愕所供奉为神圣者，宜何如者？”（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页。）难怪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列阎若璩为清朝开汉学风气的第一人。
到庄存与时期，阎若璩的结论已经深入人心，龚自珍在神道碑中开篇即说庄存与熟习阎氏之学，并服膺之，“(庄存与)幼诵六经，尤长于书，奉封公教，传山右阎氏之绪学……既壮成进士，阎氏所廓清已信于海内，江左束发子弟皆知助阎氏言”。然他却在有人奏议朝廷剔除伪书，重新编订《尚书》时，“闻之忽然起，逌然思，郁然叹，忾然而寤谋……乃计其委曲，思自晦其学。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势，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尙书既见》如干卷”。龚自珍论庄氏用心：“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什之八，颇藉伪书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而流传千年伪尚书废弃的后果，“如《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如《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龚自珍在此短文中反复强调，庄氏为了维护世道人心，圣人之言，故“自韬污受不学之名”，“自晦其学”，“颇为承学者诟病”，简直把他宣扬成如佛祖入地狱拯救世人之精神。龚自珍赞道：“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以求济天下，其人之难，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载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数数有。虽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门生学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谓之史之大隐。”（注：以上龚自珍语，均见龚自珍《定庵文集》卷上《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从龚自珍清楚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庄氏的用心所在。他已经认识到汉学的发展，将要危及原有统一的思想体系，造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分裂。（注：艾尔曼也注意到这一点，只是他没有注意到龚自珍这篇文章，也未把庄氏对伪《尚书》的态度和他采用公羊学联系起来研究。(参见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70—71页)）所谓的由训诂而求圣人之道，他是不苟为的。也由于此，他的公羊学并不是着重家法，而是今古经文兼采，汉宋之学同收，目的就是维护旧有的思想和政治秩序，称呼他为保守者，实不为过。分析他对伪《尚书》的态度，我们就会明白他并不是如后人康有为等一样，取公羊学变易性的一面，而是用公羊学大一统之思想，巩固皇权的完整，反对挑战已有的圣人言论。
他也是经世致用者，但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认同的经世者对原有秩序加以调整和改革，而是甘愿“自污”其学，保存先圣之微言大义。李兆洛从经世角度赞誉庄氏治经，“实能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和人事，然后缀学之徒钩稽文词、吹索细碎、沿传讹谬之说，一切可以尽废。有志于治者，由其说，通其变，举而措之，如视诸掌，非徒经生讲解之资而已也。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夫！”（注：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4《周官记序》，光绪八年汤成烈重刻本。）就是反对今文经学甚力的李慈铭，虽否定庄存与解经之家法，但他还是承认庄存与说经的用意，“专于春秋公羊，其说经惟知人论世，而不为名物训诂之功，故经学虽无家法，而文辞奥衍，自成一子”。（注：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1154页。）
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不主阐述张三世通三统，他对后人康有为大讲特讲的公羊三世说，不太关注，虽也提到“据哀录隐，……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已成”。（注：庄存与：《春秋正辞》卷1《奉天辞第一》，《味经斋遗书》，光绪八年—光绪十二年刻本。）但是未作多少阐发。他主要讲的就是大一统。（注：参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4册《方耕学案》，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6—7页；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64—65、78—79页。）众所周知，《春秋》开篇隐公第一条“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学就解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而《谷梁》就不一样，解道：“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公羊学首讲大一统，而谷梁侧重名分。东汉末年何休进一步阐述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说：“统者，始也。”“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注：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1“隐公元年”，四库丛刊初编本。）到了庄存与，他引用汉王吉“《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五州同贯”的话语，（注：庄存与：《春秋正辞》卷1《奉天辞第一》。）更明确发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大一统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可以表现为思想的统一，亦可见政权的统一。庄存与竭力宣扬皇权授命于天，“大哉受命，钊我至圣，弗庸践于位，皇威飨德，乃配天地。”（注：庄存与：《春秋正辞》叙目。）政权之不可分裂，“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晋制则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谨而致之，欲天下之一乎”。（注：庄存与：《春秋正辞》卷2《天子辞》。）
庄存与不分两汉，所以今文学者一般认为是伪书的《周礼》，他却加以重视，写成《周官记》，《周官说》，而且把《周礼》引入《公羊》，“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于农工，谷不可胜，由此道也”。（注：庄存与：《春秋正辞》卷3《内辞第三》。杨向奎说：“庄存与以经师而谈政治，由公羊出发，以《周礼》为鉴，与法家正殊途而同归。《周礼》也尚法重农，和法家不二，公羊学而讲《周礼》，重农尊法，更接近法家。”(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周礼》多讲立国之典章制度，庄存与的用意就是把《周礼》和《公羊》相结合，以前者之制度来充实后者之大义，有资经世。庄存与亦取宋学，在《春秋正辞·奉天辞》就应用二程的话：“人理灭矣，天运乖矣，阴阳失序，岁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时。”难怪乎时人评他：“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注：语见阮元为《味经斋遗书》所写的序。）
庄存与的公羊学说曾给孔广森以一定的影响。（注：孔广森，字众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少受经于戴震，治学致力于《公羊》，不遵何休对《公羊》的解诂，而自创“三科九旨”，旁通诸家，兼采《左传》、《谷梁》，著《春秋公羊通义》。）孔氏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进士后，成庶吉士，时庄存与是会试副总裁。第2年，庄存与入院教习庶吉士。庄存与与孔广森不仅有座师之谊，两人也有师生关系。孔广森在《春秋公羊正义》卷五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条，就采用庄存与经说，指出：“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掘诸夏，……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孔氏认同师说，赞道庄存与此论：“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注：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卷5“文公十年”，转引自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可见庄存与在当时就已熟习公羊学说，此时距他休致还有十几年。这也进一步说明艾尔曼所断定的庄存与政治斗争失败而习公羊之说，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艾尔曼学说也有可取之处，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庄存与同和珅之间的矛盾。（注：需要明确的是，庄存与仕途不顺与和珅关系不大，庄氏在乾隆二十四年后一直在礼部侍郎一职上起浮，而和珅掌握朝政应是乾隆四十五年后。至于庄氏在乾隆五十一年休致(是年68岁)，否与和珅有关，未有材料证实。）
魏源曾经提到庄存与“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注：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238页。）我们认为，庄存与的公羊学说是出于考据学的发展，危及流传千余年圣人之道的考虑。在乾隆中叶时候，也就是和珅当政前，他就已经熟习公羊学说，但是与他回家写成《春秋正辞》，当有一段时间。而和珅“秉权以来，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狥庇之实”的情况，（注：昭槤：《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9页。）对于“有所权以求济天下”的他来说，自然有所触动，或在他的公羊学说里反映出来，希望君主整肃朝纲，不使朝廷小人得志，“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注：庄存与：《春秋正辞》卷1《奉天辞》。）
庄存与发挥公羊学“讥世卿”说，被杨向奎认为是直指满洲贵族，表示出对旧贵族政权的不满批判，刘桂生也同此意，说庄氏对“汉族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这种现象也觉不满。……以“议世卿”这条公羊大义委婉地表示抗议。”（注：刘桂生：《从庄存与生平看清代公羊学之起因》。）我们认为此处毋宁说是讥讽和珅更为合理。“讥世卿”本来自《公羊传》对《春秋》的发挥。《春秋》记载：(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解道：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何休继而发挥：“世卿者，父死子继也。贬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注：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第1卷《隐公三年》。）庄存与是这样说的：“公羊子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其圣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后圣，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于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世卿？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告哀公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彼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无故无新，惟仁之亲，尊贤养贤之家法也。”（注：庄存与：《春秋正辞》卷2《天子辞》。）很明显，虽同讲世卿，但是着力点已经发生变化，何休说的是“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比较征实，明确把世卿和父死子继联系起来。而庄存与解释为“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于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世卿？”。圣人讥世卿不是因为他们世代秉政，而是借着讥“世卿”，来“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他的用意应该很清楚了。庄存与归纳《春秋》义法，说：《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据正则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书。……《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注：庄存与：《春秋正辞》附《春秋要指》。）他反复强调《春秋经》有深远隐晦之旨以求微言大义。庄氏运用此义法，把“讥世卿”指向了朝廷之小人。当时朝政最大的政治斗争，主要体现在同是满人的阿桂与和珅权力之争。庄存与站在阿桂一边，“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斗争的结果是牵连到家族成员。（注：我们根据1875所修的庄氏家谱统计进士名录，在乾隆元年—乾隆45年前共有20次进士科中，族人共考中12名，但在乾隆四十五年和珅把握政权后，直至嘉庆4年和珅伏法，期间的7科进士试，庄氏族人无一人中第。此或许算是庄氏家族被和珅压制的一个旁证。）其侄子庄述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殿试，被和珅置于十卷后，并失去了馆选的资格。（注：宋翔凤：《庄先生述祖行状》，《碑传合集》，第1321页。）乾隆四十九年(1784)，其女婿刘召扬(刘逢禄父亲)参加乾隆帝南巡招试，和珅亦想摒弃不用，由于董诰的斡旋，名列一等，但刘召扬担心不测，“乃不补官且不试礼部而归。”（注：刘逢禄：《刘礼部集》卷10《记董文恭公遗事》，光绪十八年延晖承庆堂重刻本。）和珅受到乾隆如此恩宠，导致朝纲不振，庄存与在公羊学里自然借机发挥，吐露心声，如果说是把他“讥世卿”用意是来源于满汉矛盾问题，未免有些牵强。
我们说庄存与研究公羊学，是出于对考据学思潮的反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考据学兴起的时代。
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四库全书馆，庄存与参与其中，《清史稿》记载四库馆成员，“其纂修等官则有戴震、邵晋涵、庄存与、任大椿、王念孙、姚鼐、翁方纲、朱筠等，与事者三百余人。”（注：《清史稿》卷145《艺文志一》。据《四库全书总目》的署名，庄存与为总阅官。王俊义、黄爱平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显示了一代学术精华，它与明末清初以来的学风的变迁相适应，摒空疏游谈，尚征实求真，反映出重汉轻宋代学术倾向”。(《清代学术与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63页)）作为考据学的大本营，清代许多第一流的学者都出自此处，他们的学术交流也十分紧密。身处其中，庄存与当能洞晓学术主流之变化，但是他却走上与考据学者不同的治学方向。庄存与另辟蹊跷欲纠朴学之偏，以公羊学为中心谈论微言大义，博采群经，本已不合家法，与时论“枘凿不相入”。但是庄氏非专研经学之人，其说经以论世致用为宗旨，到他的后代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研究方法愈加精密，恪守公羊家法，严格经今古文之分，越到后来，门户越深，排斥越强，和首倡者庄存与的取向已经不同，这或许是一个学派发展的趋势。
（来源：《浙江学刊》2005年06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