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是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学为中心的学术。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的独尊地位，自汉至唐，对“三礼”的研究从未间断，然而自宋元以降，礼学式微。至清中叶(上起雍正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由于考据学的兴盛，礼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三礼”研究文献超过了汉至明“三礼”研究文献的总和。本文以清中叶乾嘉礼学为对象，尝试对其盛因与特点予以初步分析。
一
据清儒治经成果总汇的两部经解统计，在《皇清经解》(阮元编，所收著述从清初到道光九年)中，有关“三礼”的专著占了所有专著的百分之二十；在《皇清经解续编》(王先谦编，所收著述从清初到光绪十四年)中，有关“三礼”的专著则占所有专著的百分之二八，其中还不包括文集中单篇论礼的文字。而理学据以为理论基石的《易》，实际只占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四书》占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五。其间消长殊为鲜明，可说清儒治礼实用之迫切、成就之巨大，其中自然以乾嘉礼学为代表。秦汉以来，学术环境、社会思潮、礼制建设(政治环境)历来是影响礼学尤其是“三礼”学研究的最重要因素，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且形成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缘由也不出这三个因素。
一是从学术环境来看，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其影响之下的礼学呈现出两条发展线路：一是重视性理而兼治礼学，如江藩(1761—1788)、戴震(1723—1777)等为代表的徽州礼学；二是以汉学考证为主，专治礼学，以此来阐述经世致用之思想，如胡培翬(1782—1801)等。前者发端于对朱熹理学体系之礼的反省与批判，或者说是朱熹礼学在清代的余流；后者以考证为主，学术几与现实人生隔绝，礼学家起而矫正，指出学问经世之途，同时又倡导整理典章制度，坚信唯制度才是最具体可行，不落虚阔。在古今庞杂的制度中，一些礼学家不仅独治“三礼”，而且专心于伦理教化，试图把伦常礼制实践出来，所以是非常明显的走着徽州理学重视性理又兼治礼学的路子。其中的主流人物多反对宋儒的空疏和汉儒的支离，力图使礼学研究开出新义，走出一条综合汉、宋学术风格的道路来。这些人物除上所指江藩外，还有凌廷堪(1757—1809)、阮元(1764—1849)、焦循(1763—1820)、程瑶田(1725—1814)、汪中(1744—1794)、孙星衍(1753—1818)、金榜(1735—1801)等人。
二是从社会思潮来看，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对理学之“礼”论的分析和批判是乾嘉礼学承接清初礼学发展新思想的主题之一，其目的在于转化理学框架中的“礼”偏重道德形而上的兴趣，使之直接切入实际人伦日用的践履，从“社会效应”的角度立论，把礼在道德上关注成圣与否的要求，落实到道德实践的规范和方式上。程朱理学在清代的发展有二途，一是朝廷做为功令的朱学，即后来李光地(1642—1718)等所遵行鼓吹者，在学说上并无新意，反而和考证学形成汉、宋门户之争。二是徽州诸儒致力于转化的朱子理学。戴震理学从反对程朱“天理人欲”之严格对立处立论，痛斥社会上不顾生人情欲以理杀人的现象。他认为，“理”乃客观存在于具体之事物，即所谓“条理”，但宋明儒却把“理”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于是造成以个人之“意见”为“理”的现象，以至为尊上的、有权势的就有理、有权衡是非的力量。人性情欲被抹杀，而“理”也就失去了衡量是非的地位。故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三礼学强调性理与礼学并重。
以礼学之“礼”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的争论源于张成孙(1789—？)于嘉庆十七年写给方履籛(1790—1831)的三封信，① 杨以增(1787—1855)在道光间将之录出，并与凌廷堪《复礼》三篇汇辑成《礼理篇》一书。这一争议实具有普遍之代表性。② 杨以增是道光二年(1822)进士，出为县令。治县先教化后刑政，有两汉循吏之风，少治经学，为王引之所重。③ 杨氏刊印《礼理篇》，言其目的并非为调和汉宋，只是欲指出礼理不可偏执，一为体、一为脉，一是外在仪节、一是内在气血。“礼犹体，理即脉。人具体而脉不调，则病；人袭礼而理不析，则诬。汉儒精言礼，宋儒承之而特揭理字，导人以从入之径持循之端。犹之医者切脉以审人气血偏滞之由，而后才以治之，其体始可无恙也。学者不察，自判汉宋，各执门户，为一家言，亦曰勤止，而制礼之初意，果如是乎。”④“若谓调停汉宋，模棱两端，是浅识之昧昧自诬。”⑤ 是知《礼理篇》之编刊，其用心只在提示为学之准的，主张“惟学逊志主善为师”，勿为门户之见；并无意于调停汉宋。《礼理篇》今已不得见，但从高均儒(1812—1869)所撰《礼理篇跋》仍可得知其内容。其跋曰：“至堂先生……以近儒凌君次仲廷堪《复礼》三篇，张君彦惟成孙、与方彦闻书三篇合刊，而书其后，先征‘理’字之见诸经者，以孔子读《烝民》之诗为折衷，末附陈侍郎序姚郎中经说之语。”⑥ 据此知《礼理篇》包括：(1)凌廷堪《复礼》三篇；(2)张成孙与方履籛之三书；(3)经书中论理之字；(4)桑民诗；(5)陈用光(1768—1835)序姚鼐(1731—1815)之《经说》。其中，凌廷堪倡导复礼论，否定理学最为彻底：而陈用光师事姚鼐，治学宗宋儒尊朱子学，虽也承认理学末流有空言性命忽略躬行之失，并在典章制度上多所懵然，却仍然坚持汉学即使在典制上能对宋学有所增补，但在阐扬经义和道德践履上仍得以理学为归。⑦ 至于搜辑经书中的理字，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从经书中找出理学的根据以还击焦循等所持经书中无理字的攻评，这充分显示出礼、理争论之激烈，以及礼学主流派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之迫切。
三是从礼制建设来看，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这既是落实三礼学实践致用精神的体现，更是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隆初政，对礼制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系统完整的程度，而后逐渐经历了一个由强化统治秩序而强调礼制，到为规范礼制而梳理诸礼的深化过程。乾隆即位时存在着不利于皇权的矛盾，如其弟弘瞻就曾以“汗阿哥”称己为“今上”的四兄弘历。⑧ 这表明朝礼秩序是礼制建设的当务之急。因此，乾隆元年他便全面阐述了对礼与统治关系的认识：“朕闻三代圣王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所以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凋敝也。”⑨ 礼制的衰败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汉唐以后，虽粗备郊庙，朝廷之仪具其名物，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时虽缙绅学士，皆未能通晓，至于闾阎，车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纪，皆未尝辨其等威。议其度数，是以争为侈恣，而耗败亦由之。将以化民成俗，其道无由。”⑩ 对因礼制的复杂致使百姓无以适从的情况，乾隆心里也很有数：“前代儒者，虽有书仪家礼等书，而仪节繁委，时异制殊。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难施以黎庶。”(11) 他要求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就“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应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12) 这种认识的理论依据是礼具有治政安君的意义。王朝推行礼治是为了理顺各种关系，避免国家陷入混乱。乾隆花了10余年的时间，通过不断调整参与治礼的成员，修正相关礼器礼仪，逐渐强化并完善了礼制。
乾隆礼制建设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礼序。清五礼在乾隆初年排序为嘉礼、军礼、吉礼、凶礼、宾礼，(13) 到二十四年五礼的排序变成为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此后终清160余年再无改变。礼序的变化显然是乾隆对礼的重要性的认识深化的结果，如对吉礼从第三位升至首位，与他在十二年时表达的“朕思八政，祀居其首，而大祀莫重于郊”的认识相关。(14) 对军礼，十四年时有谕：“兵戎，国之大事，故命遣大将必先有事于堂子，正类祭遗意。而列纛行礼，则禡也。……朕思出师告祭，则凯旋即当告。至乃天地宗祖俱已祝册致虔，且受成太学，而堂子则弗之。及祠官疏略，如神贶何！祀典攸关，彝章宜备。著议政王大臣详议具奏。朕亲为裁定。”(15) 从此确立了大兵凯旋祭告堂子之礼。乾隆看来，礼序的规范化有助于达到“人伦日用之间，兴孝悌而正风俗”，即整顿社会秩序之目的。(16) 二是改造礼器礼仪。清初祭天之礼器因袭明代用瓷质，之后改为铜质。乾隆于十二年明确要求更换礼器的质地：“考之前古，笾豆簠簋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贵重，或用陶匏以崇质素，各有精义存乎其间。历代相承，去古浸远，至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品祭器悉遵古，而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17) 乾隆改革礼器的理由是：“朕思坛庙祭品，既遵用古名，则祭器亦应悉用古制，以备隆仪。著大学士会同该部稽考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作款式，折衷至当，详议绘图以闻。朕将亲为审定。敕所司敬谨制造，用光禋祀，称朕意焉。”部议自然会“称朕意”，回覆为：“议定凡祭之笾，以竹丝编造，……郊坛之笾纯漆，太庙画以文采。豆登簠簋，郊坛用陶，太庙之豆与簠簋，皆用木”。这次对祭器的变革，为日后形成《礼器图》奠定了基础。礼器既变，礼仪不变是不妥的。因此“今稍为增益，更定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为大驾卤簿，南郊用之。方泽以下，皆用法驾卤簿。”(19) 说是“稍为增益”，实际上改革以后的卤簿，品类众多，规模宏大，不仅增加了4头导象、5头宝象，辂也仿周礼增为金玉象革木5种，至于伞盖旗幡、斧钺刀枪、鼓铙锣钹等，更是大量增添，达到后来《礼器图》“卤簿”卷中罗列的品种和数量。卤簿改革实为全面实施礼制改革的标志。
二
乾嘉礼学就其内容范围而论，涉及礼乐思想、天子建制、兵刑赋役、冠婚乡射、朝聘丧祭、服饰器物、宫室车马等，几乎包括了以往儒家礼学的全部。然而就其特点而论，则是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概括而言，其主要特色当推以下数端：
一是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乾嘉新学以考据学为主脉，此外还有二途：一是宋学势力，二是汉学的义理化。这两股学术势力在各自的侧重之外，都主张学术要发挥义理和经世致用，张扬救世功能，认为礼学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强而不落虚阔。复礼、议礼思想迭兴于汉、宋两大学术思潮间。礼经考据学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主要原因除清初政治高压和“文字狱”迫使士人不得不埋头学问外，还在于两方面：(1)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乾嘉学术承续清初考据学而纠宋学之弊，是对王学乃至程朱理学的反拨。理学在明末可说发展到了顶峰，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20) 顾炎武也曾慨叹：“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今之语录几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21)。当时学人厌倦了理学的空谈心性和游谈无根，他们认为这种空谈、游谈的恶果要么是脱离了圣道，引发士风的放纵；要么迂腐无用，面对王朝的覆灭束手无策。他们普遍推崇征实的学风，重新重视考据，以期回到儒学原典的经世传统中来。(2)乾嘉汉学自有其经世的意图。汉学家认为，“六经”是个完整的系统，他们的一个前提是通过考证可以恢复三代礼制之真貌。而这种客观的考证，可以破除理学家关于“理”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理学杂于释老，虚构本体以解经，可谓是“蚀经诬圣”，流弊多有。他们认为，当儒家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被恢复以后，圣人的理想便可付诸实行。汉学吴、皖两派的治经意图最为明确地体现了他们的经世意图。惠栋以治《易》著名，主张“凡汉皆好”，固然是因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但也有作难于宋儒的意思。杨向奎认为：惠栋的汉学在两方面反对了理学：“一是他否定‘先天’、‘无极’等说，一是他对‘理’字有别解。”(22) 惠栋还批评宋儒：“宋儒之祸，甚于秦灰。”(23) 他的汉学有纯洁经典、再扶圣道的经世目的。(24) 皖派以治三礼著名，戴震及其后学凌廷堪、阮元等人都对礼学有精深的研究，他们在礼制典章的研究中特别关注礼的实践致用，提出“礼”、“理”关系的辨析，认为凡“理”皆虚，惟“礼”最实，应该以“礼”代“理”。这反映了清中叶礼学研究的理论特色和内蕴所在，即将礼的研究重点转移到礼与维系社会秩序的关系上，俾使社会牢固地树立起礼治秩序。其内涵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要求“理”的客观性，即本事物求条理，要求人类情欲的满足和崇智重学。二是承认情欲是性的一部分，并给予适当的满足，同时情欲与理则必须相适应，换言之，理、欲不对立，理从欲出。三是重视礼义践履，相信践履是行为达到善的唯一有效保证，而非理学所说的个人内在之心性体悟。
凌廷堪为倡复古礼学的中坚人物，他的礼学研究主要体现在《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校礼堂诗集》等著作中，在《凌次仲先生年谱》、《皇清经解》所收清儒论述《三礼》之部分，并凌廷堪友人文集和经著中，也有所体现。阮元在嘉庆十四年春(1808)已刊刻凌廷堪礼学专著《礼经释例》一书，说明他的礼学在当时就已引起注意。道光初始辑刻《皇清经解》，不仅收入前书且兼录其论礼之哲学要著《复礼》上中两篇，并谓：“其尤卓然可传者，则有《复礼》三篇，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也。”(25) 江藩称美其经学专著《礼经释例》一书，谓其集胡惠成之大成外，尤其推崇其礼学思想，谓其辟宋明蹈空之弊，而将礼与德性之践履合而为一。(26) 杨国桢重刊陆耀(1723—1785)所编《切问斋文钞》，亦补刻凌廷堪《复礼》二篇。到魏源(1794——1856)、贺长龄(1785——1848)编《皇朝经世文编》时，更将凌廷堪《复礼》部分登于礼论部分之首。足以说明其礼学思想之重要。钱穆在讨论清中叶“学者相戒恶言理，而以礼代之”时说：“东原之深斥宋儒以言理者，次仲乃易之以言礼。同时学者里堂芸台以下，皆承其说，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27) 阮、焦、凌三人乃论学好友，而凌廷堪与阮元最为相契。焦循在乾嘉学术界以笃志义理克绍戴震著称，其《论语通释》一书，十五篇中亦无论“理”之目。孙海波撰《凌次仲学记》亦谓：“以礼代理，此清学与宋学根本不相同处，而廷堪恰为其中坚人物焉。”又说：“自廷堪复礼之说出，天下风气为之一变。……后世君子欲尚论乾嘉以后之学术，于廷堪不能漠视者焉。”足见古礼学复兴之重要。
二是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与通礼既精且博。《三礼义疏》和《大清通礼》的撰作是其中的代表。乾隆元年(1736)六月，鉴于其祖已有四经义疏，独《三礼》未就，高宗因命儒臣修篡《三礼义疏》。在他看来，“五经乃政教之源，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28) 又说：“夫礼之所为，本于天，截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须不可去者。……故言礼者，惟求其修道设教之由，以得夫礼之意而已。顾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传，未尝不赖于经。”(29) 有见于此，高宗力主修篡《三礼义疏》。乾隆元年即开“三礼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甘汝来充任总裁；杨名时、徐元梦、方苞、王兰生充任副总裁。后汪由敦、尹继善、陈大受、彭维新、李清植、李绂、任启运补副总裁。专精礼学之名儒，如褚锦、惠士奇、杭世骏、蔡德晋、吴廷华、姜兆锡等，均赞纂修之职。自乾隆元年始修篡《钦定三礼义疏》，至乾隆十一年(1746)冬初成。
《钦定三礼义疏》包括《周官义疏》48卷、《仪礼义疏》48卷、《礼记义疏》82卷。三书均冠以《纲领》，总论《三礼》之有关问题，采掇群言，分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例。较之鄂尔泰等奏《拟定纂修三礼条例》(30)，只增一“总论”而已。三礼馆中人认为，就《周官》六典而言，其源确出周公，然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因而，既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四库馆臣本于此原则，认为：“是书(指《周官义疏》)博征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尤合圣人阙疑之义也。”(31) 而《仪礼义疏》主旨“以(敖)继公所说为宗，而参核诸家以补正其舛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同异，则全采郑注，则移附音切之下。经文、记文之次第，则一从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说。所分章段，则多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以杨复、敖继公之说互相参校。《释宫》则用朱子点定李如圭本，《礼器》则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用杨复《仪礼图》本。而一一刊其说缪，拾其疏脱”，以致“数百年庋阁之尘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四库馆臣因而赞道：“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32) 至于《礼记义疏》，则“广摭群言，于郊社、乐舞、袭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征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33)。分任《礼记》中《学记》、《乐记》、《丧大记》、《玉藻》诸篇的杭世骏曾慨叹：“京师经学之书绝少”(34)。可见，《三礼义疏》之成书，实使礼学研究步入一新阶段。
《大清通礼》50卷，修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高宗在颁发纂修《三礼义疏》谕旨后第七天，下纂修礼书谕旨：“前代儒者，虽有《书仪》、《家礼》等书，而仪节繁委，时异制殊，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难施于黎庶。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35) 且“三代以下，汉称近古，观叔孙通之《朝仪》、公玉带之《明堂》，不过椎轮粗具。后此如唐《开元礼》、宋《太常因革礼》、元《通礼》、明《集礼》，取足征一朝掌故。迨承用日久，俗尚駸寻，精意远而敝赲随之。既苟简慢易，而无以称其情，甚且改错偭观，敢于侈汰而冒其上”(36)。古礼如此难通，高宗认为实有“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37) 之必要。因而，要求组织臣僚，投入此项工作中去。
《大清通礼》一秉高宗“法古准今”之意，依吉、嘉、军、宾、凶之次，进行排纂，并于每篇之首，弁以数言，括其大旨。于“五礼之序，悉准《周官》，而体例则依仿《仪礼》”(38)。因通礼所重在行礼仪节，详悉记载，以便于遵循，所以此书“惟载贵贱之等差、节目之先后，而不及沿革；惟载器物之名数、陈设之方隅，而不及其形制。盖沿革具于《会典则例》，形制具于《礼器图式》，各有明文，足资考证，故不复述也。”(39) 又鉴于“辨上下，定民志，纲纪四方，必自朝廷始”，《大清通礼》因而“首纪朝庙大典，次及钦颁仪制”，至于“通行直省郡邑”，则“各依类分附于后”。此书内容之取舍，则秉“礼时为大，今古异尚，从其仪也”之意，故“皆取见行仪注辑定，其非皇朝成式，虽有古制，概不摭拾。至合于今制者，存之。”(40) 这即高宗所自许的“淑世牖民之意”，亦即家诵而户习，以达之人伦日用之间，兴孝悌而正风俗。
义疏和通礼的编纂，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空前关注，一时群儒并兴，盛世佐、任启运、黄叔琳、江永、吴廷华、诸锦、沈彤、程廷祚、汪绂、杭世骏、惠士奇、惠栋、褚寅亮、胡匡衷、程晋芳、庄存与、朱筠、汪中等人无论其学术宗尚若何，或兼治《三礼》，或专究一礼，或就一礼之某一问题专门考究，皆于礼加以注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礼义疏》、《大清通礼》两部煌煌巨帙，在凝结乾嘉学术精神的《四库全书》中占据了清代礼仪研究的最重要的位置，这是继《五经正义》以后礼学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四库全书总目》论儒学传统，谓“三代以上，无鄙弃一切，空谈理气之学问”(41)；“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42)，其含义都是强调儒学传统是“学期实用”。这既表明了对理学的正宗地位力加否定及对清代“实学”的肯定态度，也表明了对礼仪之学的经世品质的默应。
三是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皇朝礼器图式》(现存故宫博物院)的编纂是其中的代表，这是一部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大型器物图谱，山庄亲王允禄领衔绘制。4年后第一次校刊，后来又由乾隆的亲信大臣福隆安率员增补，于乾隆三十一年由武英殿修书处刻版印刷。再后于乾隆三十八年收入《四库全书》史部。《皇朝礼器图式》是一部册页式的图谱，左为图，右为说，共计1300幅图。(43) 主要参与绘制者有蒋溥、汪由敦、何国宗等礼部、兵部、工部3部27人。其内容分6个部分：第一为祭器部，计2卷。所祭者有11坛9庙2殿。第二为仪器部，计1卷，分天文仪、地理仪、测绘仪、光学仪和时钟4类共50件。第三为冠服部，计4卷，有男女服之别。男服分皇帝、皇太子、皇子等计59类人，所用冠服有冬夏朝冠、冬夏朝服等24类。女服分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等17类。与男冠服同，同样因人员等级不同，其冠服的纹饰也不完全相同。第四为乐器部，计2卷，有鎛钟、编钟等87类，以不同的组合，组成不同的乐队。第五为卤薄部，计3卷，有辇、辂、舆、车多达88种之多，其内容，天上人间，几乎无所不包。皇家成员在出行时，以不同纹饰、不同造型的仪仗器物，组成不同的仪仗。第六为武备部，计6卷，有甲胄、行营冠服、櫜鞬等26类。每一类又分若干种。同类的武器在功能上并无质的差别，所以区分主要是区别形式或使用者的等级。
礼器图式是关乎礼制典则的十分繁复的图谱。据《大清通典》，清礼吉嘉军宾凶五类中的每类又各分若干项：其中吉礼129项，嘉礼74项，军礼18项，宾礼20项，凶礼15项。《皇朝礼器图式》所分6部，当然是以五礼为基础，但又并非是对应五礼而绘。清礼的来源，乾隆皇帝在《礼器图序》中，开宗明义指出：“五礼五器之文，始著《虞书》。”显然，清礼是承袭古礼而来。古礼有自然礼仪、社会礼仪与政治等级礼仪三大系统，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社会成员的基本运行模式。《皇朝礼器图式》所涉之“礼”与“器”，也包含在这三大礼仪系统之内，它完成时距清入关已115年，正是清代社会发生大变化、进行所谓文化“整合”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清礼也是在这一百多年间，从最初带有浓重的满族烙印，到后来融入儒家理念，进而形成系统成熟独具特色之礼。乾隆出于一统天下的目的，和自幼培育的尊师重道的儒学素养，十分清楚强化礼治对统治的意义，但多数王公大臣，特别是满洲贵胄，对极具中原特色的祀礼，在认识上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有鉴于此，乾隆强化礼制以及治礼的手段，有了改变和发展。可以说，从十二年(1747)开始，乾隆的治礼，开始从政治上要求王公大臣共同参与，进入到改善礼器礼仪的礼制自身建设阶段。一部图谱耗费9年，煌煌《四库全书》也不过修了10年。馆臣在书成后所上表中道出实情：“当此青编之告竣，适逢紫塞之归诚。”(44) 所谓“紫塞之归诚”，是指准噶尔蒙古和南疆大小和卓木于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对清廷的臣服，从此清廷奠定了对天山南北的有效统治。清代最高典则《大清会典》的重修，与重要礼书《大清通礼》的修纂，也几乎同时完成。可以说，绘制《皇朝礼器图式》是围绕重修《大清会典》(始修于康熙二十三年)的一个治礼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它与《会典》的关系“凡例”讲得十分明确：“《通礼》与《会典》相为表里，谨遵谕旨，同《会典》节次进呈。”(45) 而《礼器图》的绘制，虽未直接阐明与《会典》的关系，但在乾隆为《礼器图》所写的序言中，也有“武备器什，有旧会典未经胪载者”的提法。言外之意，《皇朝礼器图式》中“武备器什”一门，是要列入新《会典》的。
《皇朝礼器图式》做为清帝钦命绘制的一部经典图谱，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当时的影响仅限于宫廷，这主要是因为18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另一方面清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微，五礼所涵盖的制度大都已无以治国。仅以朝廷而论，某些直接体现皇权的礼仪，如大朝仪、祭先农、先蚕、南苑阅兵、秋弥田猎等礼，都已长年不举，涉及民间的礼仪之制，影响力就更为有限。加之自宋明以降，作为礼学经典的“三礼”，大部分不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内，士子多不诵习，《皇朝礼器图式》惟有束之高阁。但作为乾隆朝的经典图谱，对后世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最直接的，就是它成为嘉庆朝首次绘制的《大清会典图》的奠基之作。
上述三个方面，即礼学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义疏与通礼并时而兴、礼制典则的制作更显精致与繁复，是为嘉庆礼学的基本特色。王国维曾以一个“精”字来概括乾嘉学术特点：“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46) 乾嘉礼学中，惠栋、戴震、钱大听主盟学坛，后先辉映，占学复兴蔚成风气。三家之后，最能体现一时学术风貌，且以精湛为学而睥睨一代者，当属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道光初《皇清经解》及与之前后问世的《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为标志，乾嘉学术遂步入其总结时期。胡适在评价清中叶学术时况：“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上一个世纪获得的知识被保存下来加以巩固，同时产生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对整个清代学术的健全性与适用性提出疑问，并且探索更新更有用的知识与行动方法以期有助于内忧外患迫在眉睫的国家。”(47) 汉学的义理化倾向激发了学者在鸦片战争之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使他们重新思考学以致用的问题。汉学家的科学求是精神与救世热情结合起来，促成了一批士人将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域外地理、典章制度、诸子百家、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原载《满族研究》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