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公羊》在汉代就势不两立。西汉时，《公羊》被立于学官，显赫一时，而《左传》只能在民间流传；从西汉末年到东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主要表现为《公羊》与《左传》的高低是非之争。自郑玄以古文经学混合今文经学，《春秋》三传一直通行的就只有《左传》，《左氏》学几乎成为《春秋》学的代名词，《谷梁》与《公羊》则几成绝学。因而，不否定《左传》，就不能确立《公羊》在《春秋》学中的正宗地位。刘逢禄以发扬《公羊》学为己任，除了正面发挥董仲舒、何休之学，还必须否定《左传》。激烈的批评《左传》与阐发《公羊》学，成为刘逢禄经学思想的二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刘逢禄的攻毁《左传》，是经学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否定《左传》；《左传》不传《春秋》，《春秋左氏传》是刘歆作伪的产物，则是刘逢禄否定《左传》的主要观点。
一、历史上对《左传》的质疑
对《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汉代的经学博士就有《左传》不传《春秋》之说，因而，反对将其立于学官。自汉以后，历代有人怀疑《左传》不传《春秋》，朱彝尊《经义考》第169卷载有历史上怀疑《左传》不传《春秋》的各家论说。张广庆的博士论文在《经义考》所言之外，还指出了一些怀疑、否定《左传》的说法。如中唐赵匡以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汉书》云左丘明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自起六传至贾谊等说，皆近世儒者，欲尊《左氏》，妄为此记（参见【唐】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第五》卷1）。元人吴莱说：“左氏约经以作传，……晋王接则谓别是一书，意者，当西汉末，与《公》、《谷》二家争立博士，故又杂立凡例，广采他说，以附于经，是岂《左氏》旧哉？”（参见《渊颖吴先生文集·春秋举传论序》卷11）明人赵时春谓《左传》以汉为尧后之说，为王莽时人所附益，欲助莽篡汉（参见《赵浚谷文集·史论》卷9）。由上可知， 汉代以后对《左传》的怀疑、否定，较早的是晋代的王接，形成一股风气则开始于唐代的啖助、赵匡，而在宋代得到发展，被较多的人所认同。在清代，先于刘逢禄的孔广森、庄述祖都有《左传》不传《春秋》之说。但是，怀疑《左传》的人数在经学界一直是少数，影响不大，学术界多数人的主导观念还是承认《左传》是传《春秋》的。
这些怀疑、否定《左传》的言论，或是从左丘明与左丘的不同，或是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或是从《左传》与史籍的联系，或是从《左传》的语言，或是从《左传》的流传，或是从《左传》的内容等不同方面，指出了左丘明非《左传》的作者，《左传》详于事实，略于微言，不传《春秋》，《左传》有后人增益、刘歆犀人的内容。这些说法都往往是只言片语，也没有较为充分的论说，更没有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阐说这些观点。所以，在刘逢禄之前只是存在怀疑、否定《左传》的零星论点，还没有形成一个由系统论点所组成的完整思想，在学术界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这些观点却是刘逢禄否定《左传》的先声。刘逢禄否定《左传》思想的直接来源，则是庄述祖否定《左传》的观念。刘逢禄正是在直接承继庄述祖的思想，并吸收前人怀疑《左传》的各种论说的基础上，才著作了全面否定《左传》的著作，通过辨析《左传》与《公羊》的不同，及其《史记》、《汉书》等有关《左传》的记叙，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左传》不传《春秋》、《春秋左传》是刘歆作伪而成的思想，而在经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更对随后清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二、《左传》不传《春秋》
《左传》不传《春秋》是刘逢禄否定《左传》的根本观念，这涉及到《左传》一书与作者左丘明两个问题。
关于《左传》一书，刘逢禄的看法是，《左氏春秋》与《春秋左传》是两部不同但又有联系的书。前者是左氏所著的史书，后者是刘歆的伪作，刘歆的伪作是依托左氏之书的。就是说，《春秋左传》是从《左氏春秋》，经由刘歆的改窜增益而成。在刘歆之前，没有《春秋左传》，只有《左氏春秋》，而《左氏春秋》与孔子所著的《春秋》是毫无关系的。刘逢禄说：“《左氏春秋》之名，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所据旧名如此，故西汉太常博士皆以左氏为不传《春秋》。其改称《春秋左氏传》，盖始于刘歆《七略》，而东汉人以伪传伪，《尚书伪孔传》托于安国，而有称《春秋左氏传》之言，此作伪明证也（原注：太史公从安国问故，岂有史公所见尚是《左氏春秋》，而安国乃先见刘歆所改名之《左氏传》者哉）。且其书不尽邱明之本真，故《汉书·刘歆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而公孙禄议曰：‘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广膏盲序》）他认为《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从书名上说是相同的，应该是同一性质的书，《晏子春秋》等名为史书之名，所以，《左氏春秋》是一部史书。他在批评郑玄时说：“君子识其大者，经意也；其次，识其小者，《左氏春秋》说也。”（《申膏盲》）《春秋》的经意是大，《左传》的史实是小，这是从大小来区分《春秋》与《左传》的不同，肯定《左传》的史书性质。在刘歆之前，只有《左氏春秋》之名，而无《春秋左传》之名，《左氏春秋》被改名《春秋左传》，开始于刘歆。自刘歆改名《春秋左传》以来，《左氏春秋》就失去了原有的本真。所以，刘逢禄的否定《左传》有二层意思：一是否定《左氏春秋》与《春秋》有联系，二是否定经刘歆改窜过的所谓《春秋左传》。前一层的否定是从根本上消除《左传》与《春秋》的关联，后一层的否定则主要是指斥刘歆的作伪。
刘逢禄否定《左氏春秋》，多据太史公的《史记》为说。他以为《史记》成于刘歆之先，没有刘歆的改窜，是可据以为说的信史。故《申墨守》、《广墨守》多据《史记》，发挥其说。如他否定《左氏春秋》的主要观念，就来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如下一段话：“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逢禄正是依据这段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云鲁君子明非弟子，故不列于仲尼七十二弟子中也；因孔子史记，明在孔子身后，但见鲁史，未尝口授微言之作传也，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之《春秋》并列，明其为记事之书，非说经之书，故不名《左氏传》也。此太史公所见原本如此。……其改称《春秋左氏传》，自刘歆《七略》始。”（《广膏盲》）左丘明非孔子弟子，其书据史记而成，其名与先秦史书之名相同，《春秋左传》之名出于刘歆之伪，而归结到一点就是《左氏春秋》是不传《春秋》的史书。但是，完整地阅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整段话，就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将《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之《春秋》并列，同时首先讲到孔子著《春秋》，在结尾处又有董仲舒推《春秋》义之语。这说明司马迁不仅将《左氏春秋》与《吕氏春秋》等并列，同时也与《春秋》、《春秋繁露》等书并列。如果说与《吕氏春秋》并列就是不解《春秋》，那么，与《春秋繁露》尤其是与《春秋》并列，岂不就一定是解《春秋》之作呢？所以，司马迁的本义并没有否定《左传》与《春秋》的联系。刘逢禄的论说，带有先入为主的意向。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确是刘逢禄的一大发明。此说也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台湾学者程元敏先生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为之证明说：“所谓《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上引《史记》之外，亦见《汉书·河间献王传》‘立《左氏春秋》博士’、《儒林·房凤传》‘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后汉书·范升传》‘韩歆欲为《左氏春秋》立博士、《左氏春秋》复以比类及《左氏春秋》不可录者三十一事’、《贾逵传》‘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它书或省称《左氏》或《左氏传》，此不具录），而杜《序》下文尚曰‘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西汉末，刘歆始改名为《春秋左氏传》，《汉书》卷三六《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此以《左氏春秋》为解《春秋经》之传，是易名为《春秋左氏传》矣，故大体据歆《七略》撰成之《汉志》遂著录《左氏传》，《汉书》亦多处称《左传》，而歆与其弟子郑兴合著《春秋左氏传条例》及《章句》。”[1](PP.32～33) 在汉代， 以《左氏春秋》称呼《左传》是一个普遍现象。《左氏春秋》之名先于《春秋左传》，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从《左氏春秋》之名，是否就可以说《左氏春秋》不传《春秋》，却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从《左氏春秋》的书名来论说不传《春秋》，未免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刘逢禄还从《左氏春秋》的文体等方面论证其与《春秋》无关。他说：“《左氏》旧文之体，如《春秋》前，则云‘惠之二十四年’，获麟以后，则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附《春秋》年月。自歆改窜，而旧文遂乱。……而《左氏》之真，不可复见，则其罪尤不可逭也。”（《广膏盲》）刘逢禄以为《左氏春秋》原文的文体是以“惠之二十四年”、“悼之四年”等来表述的，与孔子的《春秋》不类，现存《春秋》日月相比附的文体是刘歆改窜的结果。他曾多次论及这一点：“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广膏盲》）《左氏春秋》原本非传经之体，只是相错编年的史书，与晋《乘》、楚《梼杌》相同，同孔子的《春秋》毫无关系。而且，《左传》的篇数与传《春秋》的诸传篇数不合，并多有附会的鄙倍之谭：“又歆以秘府古文书经为十二篇，曰《春秋》古经，不知《公》、《谷》、《邹》、《夹》皆十一篇，乃夫子亲授旧本，歆惟既造古经，故遂敢于续经书至三家分晋，尤妄作之显证。其传中则附会鲁君子左丘明之语，多设为君子曰、书曰云云，类多鄙倍之谭，圣门五尺童子所勿道，致唐宋以来攻《左氏》者，皆以为口实，则歆欲为《公羊》之蟊贼，先为邱明之罪人。”（《广膏盲序》）传《春秋》的《公羊》、《谷梁》诸书都是十一篇，而《左传》则有十二篇，还有所续孔子《春秋》之后的记载，不仅篇数不合传《春秋》各书的篇数，而且还有《春秋》所无的所谓续经部分。刘逢禄说：《左氏春秋》是左丘明“自为记事之史，故其书自鲁悼赵襄而止，其为不传《春秋》明矣”（《广膏盲序》）。他特别指出《左传》的续经背离经意：“孔子生卒，谨书于传记，宜也；而附于经，则经为夫子家乘矣。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辞，不识后有刘歆之徒狂悖如此。而贾逵、杜预诬及弟子，是深惑于‘左氏亲见圣人’之说也。”（《广膏盲序》）刘歆的续经是狂悖之至，而贾、杜相信其说，就不仅附益了《左传》，而且是对孔子弟子的莫大诬蔑，把圣人之经变为了夫子家乘；《左传》的内容又“多鄙倍之谭，圣门五尺童子所勿道”，如“妄生异说”，“好记琐事”，“好言怪力乱神之事”（以上所引皆见《申膏盲》），不仅不传圣人微言大义，而且有许多地方直接与圣人之道相违背。这些都表明《左传》是不传《春秋》之书。
但是，《左传》是否不传《春秋》在历史上就有分歧。在朱彝尊的《经义考》关于《左传》考的部分，除了前引怀疑《左传》的内容外，还有大量历代肯定《左传》传《春秋》的论说，而且这是刘逢禄之前关于《左传》的流行观念，较《左传》不传《春秋》更有影响。刘逢禄的《左传》不传《春秋》，也遭到李慈铭、陈澧、章太炎、刘师培、叶德辉与今人的批评。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路新生先生就撰文驳刘逢禄《左氏》不传《春秋》之说，文中引用大量汉代经学的史料，而得出与刘逢禄截然相反的结论：“综上所述，汉代的学者层中视《左传》‘解’《春秋》亦即‘传’《春秋》者本数不胜数，且上举张敞、严彭祖、翼奉、龚胜、杜邺，均学出今文，他们亦明指《左氏》传《春秋》。这样，自从《左氏》传衍，形成一‘学’以来，从先秦到汉代便存在着一个未曾中断的、视《左氏》为《春秋》之‘传’的传统。”[2] 的确，刘逢禄由《左氏春秋》之名判定其不传《春秋》，这与汉代经学史的实际是不相合的；尤其是汉代的诸多今文经学家都以《左传》为解《春秋》之书，更是对刘逢禄的《左传》不传《春秋》的反证。然而，刘逢禄的《左传》不传《春秋》乃是由《公羊》学家的家法出发，而排斥其异己的理论表现，并不是严谨的历史考证。所以，并不能以其不合于经学史的实际，来否定刘逢禄此说。恰恰是有了《左传》不传《春秋》之说，才使刘逢禄的经学更具有《公羊》学的特色，也才使他的《公羊》学成为较为完备的理论。
刘逢禄还从《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来否定《左传》与《春秋》的联系。关于左丘明，历史上多有异说。对左丘明时代与身份的确定，对《左传》的成书与性质认定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都肯定左丘明就是《左氏春秋》的作者，但是，左丘明是否是孔子的弟子，与《论语》中孔子提到的左丘明是不是一个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肯定《左传》传《春秋》的人基本上都以左丘明是孔子弟子，还肯定左丘明曾与孔子共观《史记》，而以《左传》不传《春秋》的人，多认为左丘明非孔子弟子。刘逢禄认为，左丘明不是孔子的弟子，也不是《论语》中提到的左丘明，因此，“无所谓（孔子）与丘明共观史记之说”（《广膏盲》）。他根据《左传》旧文有“悼之四年”，而断定左丘明是鲁悼公之后的人，“邱明盖生于鲁悼之后”，“鲁君子左丘明非《论语》之左丘明”（《广膏盲》），其身份是战国时期的一位良史。他说：“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而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观其文辞瞻逸，史笔精严，才如迁、固，有所不逮，则以所据多春秋史乘，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后人所能附会。故审其离合，辨其真伪，其真者事虽不合于经，益可以见经之义例。如宋之盟，楚实以衷甲先晋，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伪者，文虽比于经，断不足以乱经之义例，如展无骇卒而谥，单伯为王朝卿，子叔姬为齐侯舍之母，鄫世子为鲁之属是也。事固有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则，冀以存《左氏》之本真。”（《广膏盲序》）
左丘明是战国时期的一位良史，其才能在司马迁、班固之上，而《左氏春秋》是一部“文辞瞻逸，史笔精严”的历史巨著，非后人所能附会。虽然有刘歆的改窜，但是，只要将左丘明的原书与刘歆所添加的书法凡例等分开，就可以离之双美，而存《左氏春秋》之真。刘逢禄此说虽有赞美史书的《左传》之义，但肯定左丘明是一位战国时的良史，也就否定了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而肯定了《左氏春秋》是一部史书，自然也就不传《春秋》了。刘逢禄不止一次地自许，他的发明《左传》不传《春秋》，不仅是《公羊》的功臣，而且更是有功于《左传》与左丘明。因为有了他的这一发明，才使《左氏春秋》得以重见天日，恢复其本来面目。
三、攻刘歆作伪
刘逢禄认为，原本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变为《春秋左传》，并被认为是解经之书，这一切都出自刘歆的作伪。刘歆与《左传》的关系，在《汉书》中有二段最重要的记载。其一是《汉书·楚元王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粱》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其二是《汉书·王莽传下》：“公孙禄曰：‘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
刘逢禄以为以上二段记载，一正一反，就是“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为刘歆所为的“明证”（《广膏盲》）。张广庆的博士论文《刘逢禄及其公羊学研究》第6章第3节，将刘逢禄所说的刘歆作伪归纳为4个方面：一曰易旧名《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 使《左传》从名称上依附《春秋》；二曰增窜《左氏》之文，如书曰、君子曰、五十凡例等，使《左传》从形式上得以与《春秋》相比附；三曰伪作续经，《公羊》、《谷梁》的经文皆为242年，而《左传》经文有244年（其后还有哀公17年到26年有传无经的部分）；四曰伪托《别录》，伪造《左氏传》之授受。此论较为全面地说明了刘逢禄所言刘歆作伪的主要方面。
在这4个方面中，刘逢禄谈得最多的是第二个方面，即对《左传》的增窜。这也是他认为刘歆作伪的要害所在。刘歆的增窜主要是袭用《公羊》的义例，以《左传》与《春秋》进行经传的附会，一方面以造成《左传》解《春秋》的假象，另一方面则是企图“迷”、“乱”《公羊》的义例。故刘逢禄说刘歆：“欲迷《公羊》义例，则多缘饰《左氏春秋》以售其伪。”（《广膏盲》）仅在《广膏盲》的隐公篇中，刘逢禄就有多次指斥刘歆的“迷”、“乱”《公羊》义例的记录：“欲迷张三世及诛得臣之义，实则袭其义，似是而非者也”；“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欲以迷《公羊》不与夷狄，及责不死位之义也”；“欲迷疾始灭之义”；“欲以迷《公羊》贼不讨不书葬之例耳”。这些指责涉及到《公羊》学的张三世、《春秋》当新王、异内外、疾始、贼不讨不书葬等例，而这些义例都是刘逢禄认为最重要的义例，多属于三科九旨或是与其相关的内容。可见，刘逢禄的攻刘歆作伪，也是紧紧围绕《公羊》学的三科九旨来进行的。刘逢禄在斥责刘歆的这些地方，还往往以“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不可枚举”、“此类皆袭《公羊》，而昧其义例”等语，来说明刘歆的作伪带有“类”的普遍性。
此外，刘逢禄还较多地指斥《左传》的君子曰、凡例等为刘歆的伪造。他说：《左传》“凡引君子之云，皆刘歆所附益，以附会《史记》鲁君子左丘明之语”。这是一个全称判断，将《左传》的所有“君子曰”都视为刘歆的作伪。因其是作伪，所以《左传》的“君子曰者，皆歆所空衍也，不然，何游谈无根若是”。他说：“朱子以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但惜其“不知皆刘歆所伪托也”，“凡例皆附益之辞”，“凡例之谬，不胜举也”（以上皆见《广膏盲》）。凡例与君子曰一样，都是毫无可取的，应该完全否定。刘歆臆造的“不赴告，故不书；不行礼，故不书即位之属，使宋以后谓《春秋》第据赴告之文，别无褒贬，则不特邱明之罪人，尤为圣经之蟊贼矣”（《广膏盲序》），不但破坏了《左传》的本来面目，更危害了圣人典籍的正义。“不但疑惑当时学士，而并疑惑万世之学士也”（《广膏盲》），造成了汉以后的微言大义不得讲明的严重恶果。
刘歆所以要伪造《左传》，刘逢禄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从学术上说，是使《左传》能够得以依附《春秋》，以求立于学官。他说：“今《左氏春秋》所有君子曰、书曰云云，及续经之类，皆歆所窜人，以解《左氏》不传《春秋》之说。”（《广膏盲》）刘歆的作伪是为了回应《左传》不传《春秋》的责难。对于此点，杜预《春秋释例》早有明说：“邱明之传，月无征文，日之为例者，二事而已，其余详略，皆无义例也。而诸儒溺于《公羊》、《谷梁》之说，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经传久远，本有其异义者，犹尚难通，况以他书驱合《左氏》，引二条之例，以施诸日无例之月，妄以生义，此所以乖误而谬戾也。……先世通儒而乖妄若此者，由于《左氏》与《公羊》、《谷梁》阙阙者，谓《左氏》不传《春秋》。世无盟主，听断可惑，假取二传以救当时之事，然亦后进君子所当悟思也。”但是，杜预与刘逢禄之说有很大的不同：杜预之说是为《左传》作辩护，言其合理性，而刘逢禄则是指责刘歆的破坏圣经。同时，刘逢禄还指出刘歆的以《左传》依附《春秋》，是为了立于学官。在汉代，只有被立于学官，才算是得到汉王朝承认，也才可以设置经学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员，享有俸禄。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汉代经学到武帝时的百余年能够出现极其兴盛的局面，就是利禄使然。刘逢禄的指责刘歆，也带有司马迁斥责当时学人追逐利禄的含义。
第二，从政治上说，则是为新莽篡国制造舆论。刘逢禄这一方面的指责，仅在《广膏盲》中就多次出现，如说：“如歆之事莽，真汉之帝族哉”，“歆视余分闰位为正统，宜其为国师嘉新公矣”；并二次说刘歆之伪是“真莽国师之言也”。刘歆本是西汉皇室，却投靠篡汉的王莽，在莽新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所以，刘逢禄讽刺他“真汉之帝族哉”，这是反话正说；更多的是直接指责他投靠王莽，在《左传》中制造为王莽篡国夺权的理论。这一指责不仅是对刘歆人品、人格的谴责，而且也说明刘歆作伪在政治上的龌龊肮脏。刘逢禄还进一步指出，刘歆的这些伪窜对后世的危害极大，如所谓“歆之党贼养乱也，甚矣”；“若然，则《春秋》止为阿谀缝君者之藉口耳”；“自伪书法出，而国忠促哥舒之战，秦桧掣武穆之柄，祸有不可胜言者矣”等（以上皆见《广膏盲》）。刘歆的作伪不仅危害当时，而且流毒万载。
刘歆作伪是为了迎合王莽，在东汉刘歆之徒贾逵等人又作伪以迎合刘氏。《左传》文公十三年有“其处者为刘氏”之文，刘逢禄认为：此为迎合汉室之文，“亦歆之徒附益也”（《广膏盲》）。“歆之徒”虽未明言何人，实指贾逵。《后汉书·贾逵传》就有贾逵依《左传》，附图谶，以证刘氏为尧后之说。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就曾疏证：“传说处秦为刘氏，未知何意言此？讨寻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盖以为汉世初兴，损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孔颖达以为此文本为刘歆在王莽当权前所犀人，原本是为西汉刘氏制造血统的高贵性，贾逵不过是引以为说，而刘逢禄则以为是贾逵所犀入。故曰：“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中垒（指刘歆）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刘逢禄于此条材料不讲刘歆作伪，不过是要突出刘歆的献媚新莽，对宗室的背叛，并说明刘歆及其后徒的伪作，都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完全是出于卑劣的政治动机，毫不可取。这样，刘逢禄就分别从学术、政治两个方面根本否定了刘歆的作伪，也完全否定了《春秋左传》的价值。因此，刘逢禄尽管对郑玄之学还较为推许，却在《申膏盲》中对郑玄的《针膏盲》，总是一一予以驳斥，以实证《左传》之非。
刘逢禄不仅以《左传》为刘歆的伪作，还将古文经学在礼制上所依据的经典《周官》，也说成是刘歆的伪作。《申膏盲》就二次言及这一点：“《周官》、《左氏》同出刘歆……而杜氏短丧之说遂以污经蔑礼矣”，“《周官》亦出刘歆，何氏所不信”。此外，刘逢禄还以《逸书》十六篇亦出于刘歆，“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之，以抑今文博士耳”（《刘礼部集》卷4《释礼制中》）， 序魏源的《诗古微》又否定古文经的《费氏易》等典籍。这说明刘逢禄虽以否定《左传》为中心，但对整个古文经典都是否定的。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在汉代兴起，尽管刘歆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也与东汉初年的一批古文经学家的努力有密切关系。为了彻底地否定《左传》，刘逢禄在讲刘歆作伪之时，也将东汉初年治《左传》的代表性人物郑兴、贾逵等说成是刘歆的后继者，说他们也对《左传》有所附益。如说：“自刘歆等妄附书法，而郑（兴）、贾（逵）、服（虔）、杜（林）纷纷聚讼”；“今《左氏》书法、凡例之属，（郑）兴亦有所附益矣”；“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以上皆见《广膏盲》）。由刘逢禄的这些论说来看，他的攻刘歆作伪，实带有否定整个古文经学的含义。汉代的今文经学之争都是围绕着《公羊》、《左传》而展开的，刘逢禄的以《公羊》否定《左传》，既开启了清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更由此引发了此后以否定《左传》为重点的疑古辨伪思潮的兴起。
（原载《现代哲学》200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