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一词已沿用了两千来年，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当我们今天习惯以这一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时，我们似乎并不清楚这一概念之产生与衍变的历史，更不清楚在汉儒那里，它又往往别称为“儒术”。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本文旨在考证这个问题。考证离不开史料，所以本文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证，是藉梳理“儒学”、“儒术”两个概念之产生与衍变的历史来进行，决不凭空推论，以免臆断。
一
就史籍中的史料而论，“儒学”一词所称谓的对象各异，或如“儒学教授”、“儒学教谕”所示，是指从事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教官；或指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机构，如我们常在史籍中见到“儒学刊本”字样，这里所谓的“儒学”，并不是指某教授儒家学问的教官，而是指某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机构，该机构“自京师至郡县”皆有，但不论级别高低，均称作“儒学”；或统称尊崇孔子、服膺儒家学说的学人，如《旧唐书》、《元史》都以“儒学传”来统称这类学人。此类的“儒学”称谓，其产生的时代不会早于唐代，而以“儒学”称谓儒家学问的教官和教学机构，更是晚到明清两代才盛行。
与这三类称谓相比，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其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证据是《史记》、《汉书》中已广泛使用了这一内涵的儒学概念，但检索先秦典籍，并没有发现某文献使用“儒学”这一概念。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距汉高祖立汉，已三百来年。那么，在三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为何一直不被学者称为“儒学”？先秦学者既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又以什么概念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前一个问题，下文考证“儒术”概念涵义时会给出答案。对于后一个问题，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供考证，目前很难作答，不得已，权做以下推测：
其一，从先秦学人将儒墨并为“显学”的史实来断，可以推定那时的学人在心目中已确认其生活的时代确实存在着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在先秦此概念尚未出现，但先秦已惯用儒、儒者的概念)学问，他们所以不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问称为“儒学”，也许出于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已由指称一种职业衍变为指称一种身份，虽就身份同称为“儒者”，但正如孔子自己所强调的，儒者分为“君子儒”与“小人儒”，其在志向与思想上都莫不有天壤之别，既然如此，如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问称为“儒学”，则势必混淆了孔门儒者与孔门之外儒者的本质区别，不利于张显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一个新概念的创立，是以有效地张显其称谓对象的本质为目的，既然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不利于张显该学说，则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先秦学者来说，也就是必然的选择。可汉儒为何又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呢，难道他们就不担心因此而混淆了孔门儒者与孔门之外儒者的本质区别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这是因为汉儒根本就不会产生这种担心。汉儒所以不会产生这种担心，是因为在汉代身份意义上的广义儒者已不复存在，儒者这一概念已衍变为专指孔门儒者，并特称之为“儒家”。既然“儒”、“儒者”、“儒家”都无例外地特指孔门儒者，则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称为“儒学”，对于汉代学人来说，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与担心。
其二，根据韩非《显学》的论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孔门八派，各有宗传，各异其说，虽都标榜得孔学真精神，但因“取舍相反不同”，则在孔子死后，“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①。韩非此问并不求答，他不过藉此表达他自己的没有说出来的回答：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人能够断定他们中的哪一派能真的继承和发扬孔学的真精神。则从韩非的这一论断不难推论，战国时的孔门儒者之所以也不以“儒学”称谓本门的学说，很可能与他们不能以一个根本的原则统贯本门诸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固然反映了战国时的孔门儒者对本门之思想的认识缺乏系统性与深刻性，但就认识根源而言，这一认识深度的缺乏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认识局限性，与那个时代整体的思维水平相吻合。因为从《庄子·天下》篇来看，尽管当时学人有对“百家之学”分别加以本质概括的强烈愿望，并且将之付诸实践，但他们终究没能做到分别以十分贴切的概念来揭示各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实质，仍然只是将某派的思想归在该派代表人物的名下，并不将某派思想从本质上取名为某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天下》篇虽然论及儒家思想，但它并不像将墨家思想归在墨翟名下似的，将儒家思想归在孔子名下，而是归在“邹鲁之士”名下。“邹鲁之士”固然暗指儒士，但它毕竟不等同于孔门儒者，则这一称谓似乎有将孔门儒者排斥于正统儒者之外的嫌疑，因为《天下》篇明确地将“邹鲁之士”断为系《诗》《书》《礼》《乐》的传承者。如果这一推测合乎事实，那么当时学者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就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上的局限性问题，甚至很可能是因为门户之见而有意不用这个称谓。
二
上面将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的时代追溯到汉代，但对于探讨“儒学”这一概念的起源来说，这一追溯意义不大。因为两汉前后历时426年，“儒学”这个概念在汉代一定经历了涵义衍变的复杂过程，未必整个汉代都是在“儒家的学问”的含义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为了把握“儒学”这个概念的涵义衍变过程，有必要根据有关史料做进一步具体分析。
在汉初陆贾、贾谊的著作里，没有发现“儒学”概念，只在稍后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发现将儒家“六经”称作“六学”。因此，我们首先关注《史记》中的记载。《史记》为司马迁所撰，司马迁与董仲舒同生活于汉武帝年代(公元前140-86年)，他的记载应该说能够反映西汉中期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儒学”一词的真实情况。
检索发现《史记》中使用“儒学”一词者只有三处，首先见于卷59之《五宗世家》：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②
其次见于卷63之《老子韩非列传》：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③
再次见于卷121之《儒林列传》：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
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明白：至迟在汉武帝年代已使用了“儒学”一词。但是，由于司马迁在这三篇中没有给“儒学”下定义，所以当时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该词，还有待我们通过分析来揭示。我们认为，仅凭《五宗世家》、《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不将汉武帝时所谓的“儒学”理解为是指一类人(即后来习称为儒家者)而非一种学说，是很难的，因为将“好儒学”、“绌儒学”改换为“好儒家”、“绌儒家”不仅说得通，而且从文中以“儒学”对应“儒者”、“老子”的用法来看，将这两篇中的“儒学”理解为是指一类人(儒家)，似乎更合乎原文的语气脉络。
幸亏有《儒林列传》中的记载，它使我们明白：即便汉武帝时的学人将“儒学”用作“儒者”、“儒家”的别称，但这并不足以排斥他们同时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因为《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显然是指对属于“儒”之性质的学问的透彻了解，而不是指对属于“儒”类人物之人格的准确把握。可为什么不能将《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呢？这是因为从它的上下文的语意脉络联系看，不容我们做这种理解。孤立地看，“明儒学”未必不能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但同“上亦乡之”以及“言《诗》……言《春秋》……”之类语句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明白《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只能理解为“明了儒家的学问”，因为上(指汉武帝)所向(“乡”通“向”)往的显然是“儒”的学问，而非“儒”的人格。在汉武帝年代，孔子尚未奉为圣人，儒者也只是“士”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贵为天子的汉武帝，其理想又怎么会在于成就儒士人格呢？
与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儒学”一词之涵义难以一眼看明有别，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儒学”一词却让人很容易看明其涵义。例如，《汉书》卷100上之《叙传上》有这么一段论述：“(班)稺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⑤我们仅凭其中的“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就立即明白这里所谓的“儒学”是指“儒家的学问”，否则，它用在这里就与老庄学术⑥不构成对比。诸如此类一眼就能看明其涵义的“儒学”概念，在范晔的《后汉书》中更是屡见不鲜，如该书卷58下《冯衍传》有云：“豹，字仲文，……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敎丽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⑦；又如该书卷74《徐防传》有云：“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⑧；再如该书卷106《王涣传》有云：“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⑨。
范晔虽是南北朝时宋人，其生活的年代距东汉后期已过去了二百多年，但他所记载的东汉儒者“修儒学”、“好儒学”、“敦儒学”应该说是史实。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推论：在东汉儒者的心目中，“儒学”这个概念就是特指“儒家的学问”。问题是，为什么东汉的儒者比西汉的儒者能够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更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这是因为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学术积累，到东汉初，学界已有条件和能力从本质上总结和归纳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的思想，否则，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这样总结和归纳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也。⑩
作为一种本质性的概括，《汉书·艺文志》关于儒家所以为儒家的这一论断，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它充分地反映了东汉儒者对儒家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高度的认识，自然会导致高度的自觉，所以东汉儒者在使用“儒学”这一概念上能做到高度的自觉(即能明确地就“儒家的学问”这层意思上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就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从“‘五经’乖析，儒学寖衰”一句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谓“儒学”，具体可能就是指“五经”之学(或泛言“经学”)。这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痕迹，因为两汉时的儒家学问就是以“经学”的形式表现的。
三
与“儒学”一词不见于先秦典籍有别，“儒术”一词却屡见于先秦典籍。通过检索，现在我们已知在《荀子·富国》、《墨子·非儒下》、《公孙龙子·迹府》篇中都出现了“儒术”这个概念。这三篇，除了《府迹》篇是否为公孙龙所著尚存在争议外，余下两篇属于先秦文献不存在疑义。那么，先秦文献中的“儒术”是什么涵义？请看有关论述：
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于是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荀子·富国》)(11)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墨子·非儒下》)(12)
龙曰：“先生之言悖……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孔穿无以应焉。(《公孙龙子·迹府》)(13)
《富国》篇的这段论述，是针对墨子“非乐”、“节用”主张而发，其主旨在于强调“礼乐”对于治民富国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推论，所谓“儒术诚行”，在荀子的心目中，具体就是指“礼乐”诚行。荀子之所以将“礼乐”治国思想统称为“儒术”，当然是因为他觉得：既然诸子百家惟有孔门儒家才主张以“礼乐”治国，则这样称谓不至于引起误解。与荀子以“儒术”统称儒家的“礼乐”治国思想不同，墨子则是基于批评的立场，将“毋逐奔，揜函勿射”之类的主张概称为“儒术”。“毋逐奔，揜函勿射”意为不要追杀败兵，也不要射击处境窘迫的敌人。这类思想，在儒家看来，体现了“仁”(仁者爱人)，但在墨子看来，它只会助长残暴之人为害天下，是不义至极。由此不难明白，墨子以“儒术”称谓儒家的“仁义”学说，是含有批评意味的。
如果说通过分析还能弄明《富国》、《非儒下》篇中“儒术”的具体含义的话，那么对《府迹》篇中“儒术”一词的涵义，就不是仅凭该文就能分析清楚的，只有进而分析孔穿的身份，才有可能弄明。孔穿，字子高，系孔子六代孙，他对公孙龙说，只要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说，他愿意以公孙龙为师。公孙龙不愿放弃自己的学说，于是那样回答孔穿。公孙龙以为孔子的说法也就是认为楚国人不等同于人，这与他讲的“白马非马”的意思相同，所以孔穿让他放弃“白马非马”说，不啻“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公孙龙在这里显然是将“儒术”与“尼之所取”联系起来谈，这表明他所谓的“儒术”，不是指孔子的某种主张，而是泛指孔门儒家思想。
由上面的分析可明，尽管荀子、墨子、公孙龙使用“儒术”一词所指各异，或具体指“礼乐”思想，或具体指“仁义”学说，或泛指孔门儒家思想，但在用这个词来称谓儒家的学说这一点上，他们又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先秦各派都认同以“儒术”来称谓孔子及孔门儒家的学说。至于为什么不将之称为“儒学”而偏要称之为“儒术”，这很可能与先秦学人喜欢将无所不包的根本学问叫做“道术”有关。既然无所不包的根本学问叫做“道术”，那么将包含其中的儒家学说称为“儒术”，也就是很方便的事情。
四
虽然先秦学人已用“儒术”一词称谓儒家学说，但由于先秦学人不曾使用“儒学”一词，所以在先秦典籍中也就看不到将“儒术”与“儒学”视为异名同实概念的任何论述。可当我们阅读两汉典籍，就很容易发现汉儒实际上将“儒术”与“儒学”作为内涵相同的概念来使用，如他们有时将“老严(指庄子)之术”与“儒学”对称，有时又将“儒术”与“道家言”对称，便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这个道理，上文第二段引文中的“好儒学”、“修儒学”在汉儒那里，又往往写作“好儒术”、“修儒术”。这样的置换很难有别的解释，只能解释为：在汉儒的心目中，“儒术”与“儒学”这两个词名异实同，完全可以互换使用。为了表明此说不是空论，不妨摘录几则史料以证明之：
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史记》卷12《孝武本纪》)(14)
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15)
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襃以文章显。(《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16)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卷121《儒林列传》)(17)
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18)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汉书》卷88《儒林传》)(19)
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襃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后汉书》卷3《帝纪第三·章帝》)(20)
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赵岐《孟子题辞》)(21)
《四库全书》中出现“儒术”概念的论述有2932则之多，以上8则论述是从其中挑选的。挑选它们，是因为综合起来看，具有以下明显特点：(1)以“儒术”比对“道家言”、“黄老言”；(2)将“修礼乐”与“服儒术”并提；(3)将“儒术”与“五经”、“六艺”、“六学”并提；(4)将“儒术”的废黜与儒家的衰微联系起来谈；(5)将“儒术”兴盛与孟子、荀子的学术贡献联系起来谈；(6)将“儒术”兴
五
既然在汉儒那里将“儒学”别称为“儒术”是自觉的，那么要问：汉儒为什么在创立“儒学”这个新词后，又使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旧概念，以至于兼用“儒学”、“儒术”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当时“‘术’化儒家思想”这一思潮来谈。
“‘术’化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汉儒适应时代要求，使儒家思想合乎封建大一统之政治统治需要的一个自觉的取向。汉高祖刘邦立汉以后，一直到景帝年代，都是以“黄老之言”维系人心，不取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到了武帝年代，休养生息已不成为统治国家的迫切问题，当时统治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稳固封建统治。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董仲舒在呈给汉武帝的“对策”里，向汉武帝建议确立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惟一官方哲学，“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2)。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是“罢黜百家，独遵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国家的官方哲学。
“儒学”概念之提出过程，很可能与汉武帝确立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的过程相一致。为什么敢于这么推断？这是因为：从现在已知的史料看，“儒学”一词最早见于《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23)既然惟刘德“好儒学”，则说明“儒学”概念的使用不会早于刘德生活的年代。那么刘德生活在何时？根据《汉书·景十三王传》，可知刘德系汉武帝同父异母之亲兄弟，他生活的年代与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完全相同。既然如此，一个(汉武帝)立儒家思想为官方哲学，一个(刘德)“好儒学”，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儒学”一词的创立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汉儒又用已有的“儒术”一词来称“儒学”，就很可能与汉儒渴望发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的作用有关。儒家的学问，在汉武帝年代之前，一直是以“私学”地位在民间流传，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官学”，其地位的转变势必迫使儒家改变自己的儒学观，将儒学不仅仅视为抚慰人心的纯学问，而是更看作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如何发挥儒学的工具作用这一想法的驱使下，在汉代出现了“‘术’化儒家思想”的思潮也就毫不奇怪。
随着“‘术’化儒家思想”的思潮的出现，称“六经”为“六艺”、“六术”，称“儒学”为“儒术”，在汉武帝以后的儒者那里，似乎成为风尚。正是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当班固作《汉书》时，明明是照抄司马迁的记载，却又将司马迁笔下的“儒学”一词改为“儒术”，例如，《史记·五宗世家》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记载是“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被改为“献王……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诸如此类的改动，对班固来说，应该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所以，我们认为，班固的这一字改动，有深意在，它反映了汉代儒家刻意将儒学由理论形态变为统治方术的努力，体现了儒家精神蕲向由重道德理性向重工具理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儒家积极以自己的思想服务于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自觉。
相关链接：蒋国保《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4期。
蒋国保，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