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谶纬神学是汉代的一种社会思潮。谶和纬的含义是不同的。谶具有应验、灵验之义。《说文》曰：“谶，验也，从言，签声。”可见，谶的本义是应验，它是同人的语言有关的。凡是有应验的预言，就叫做“谶”。宣扬这种宗教预言的书，就叫做“谶书”。张衡说：“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后汉书·张衡传》）纬是什么呢?《说文》曰：“纬，织横丝也。”织布上的横丝是纬的本义。因为织布上的纵丝称经，纬相对经而言。因而，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书的书，被称作纬书。汉代儒学有“五经”、“七经”之说，纬书也有“五纬”、“七纬”之称。
谶与纬虽有差别，但都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谶书作者托名于天帝、神仙。汉成帝时甘忠可制造谶书，托名赤精子，说是“上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王莽时，哀章在铜匮上所造的谶文，其一托名“天帝”，其一托名“赤帝”。（ 《汉书·王莽传》）当时有的谶文还托丹石、三能文马、铁契、石龟、文圭、玄印、石书、玄龙石、神井、大神石、铜符帛图等。谶书作者为增加神秘性，还在谶书中配有古怪的图画，因此谶书也叫做图书、图谶。纬书托名孔子。孔子本来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在谶纬中却被描绘成“前知千岁，后知万世”（ 《论衡·实知篇》）的神人。谶语有“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后汉书·公孙述传》)的说法。汉自称继尧之后，推五行终始属火德，色尚赤。赤制就是汉制，西汉正好十二代皇帝。孔子在大约三百年前就预先规定好了西汉历史的发展，这不是“后知万世”的神人吗了？《孝经·钩命诀》还将孔子的形貌描绘成海口、牛唇、舌理七重、虎掌、龟脊、辅喉、骈齿。班固在《典引篇》中说：“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天命，圣孚也。”(《后汉书·班固传》)可见在谶纬神学盛行的东汉，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已经不是“人”，而是通天的“神”。纬书也有图画，七纬中有《稽览图》、《坤灵图》、《演孔图》、《保乾图》、《握诚图》等。（《后汉书·方术列传》注）
谶纬的神学本质，主要表现在它所宣扬的神学内容。《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谶，符命之书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故谶书又称“符命”、“符书”。王莽一伙所造的谶文，就叫“符命”。“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 《汉书·王莽传》）就是说王莽代汉是受命于天的。刘秀即位告天文引谶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用以说明他当天子，是天帝在谶文中早就注明了的。刘秀在封禅文告中还六引谶文，用以证明他封禅是天命决定的。（详见《后汉书．祭祀志上》）
纬书也是讲上天符命的，不过在形式上是通过孔子所预言的。如《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春秋潜潭巴》三十三条，全是说明某日日蚀，就是上天向人君预示某种变乱，天人感应的神学气味十分浓厚。
二
谶纬神学起源于何时?东汉大思想家张衡曾说：
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著述，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知。……
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
张衡这两段话，从西汉的学术发展和谶纬内容两方面，说明了谶纬神学起源于西汉的成、哀之后。
从学术思想发展，张衡讲了两点理由。第一，是夏侯胜，眭孟的著作，没有一句讲谶纬的话。
夏侯胜见于《汉书·夏侯胜传》和《汉书·儒林传》。他曾从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昭帝时为《尚书》博士。宣帝时为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他的著作虽有浓重的阴阳五行论的神秘色彩，但毕竟是解经的著作，不同于纬书。眭孟见于《汉书·眭孟传》和《儒林传》。他略早于夏侯胜，曾“从赢公(董仲舒高足弟子)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昭帝 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上苑林中枯柳复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公孙病已立”。（ 《汉书·昭帝纪》）“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并要“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孟传》）从这件事来看，他的思想同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相通的，这同谶纬神学也是有区别的。
第二点理由是，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未见谶纬。
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在成帝年间受诏领校《五经》等。刘向去世后，哀帝初年刘歆继承父业。刘向父子所校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后由刘歆总为《七略》，并分诸子为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家，这可从《汉书·艺文志》中窥见大略。从班固根据《七略》修成的；《汉书·艺文志》看，其中没有谶纬的类别，《河图》、《洛书》及七纬的书名、篇名，也未见到。
张衡从谶纬神学内容方面讲了三点理由。第一，谶书中有益州的记载，而益州建置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图谶有益州的记载，证明图谶成书是在汉武帝置益州之后。
第二，图谶中关于“三辅渚陵世数”，最近可以考知的是汉成帝，图谶既有汉成帝陵墓的记载，证明图谶成书于汉成帝死后。
第三，图谶中对王莽代汉没有戒告，而王莽代汉是西汉后期的重大事件，可见图谶成书于王莽代汉以前。
张衡是东汉“通《五经》，贯六艺”（ 《后汉书·张衡传》）的名儒，又是东汉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在哲学上他是谶纬神学的激烈反对者，对谶纬神学应该是了解的。关于西汉经学和最早出现的谶纬神学的资料，他比后人也见得多。因而，张衡关于谶纬产生于西汉成哀之后的看法，基本上是可信的。
《汉书·李寻传》关于谶书出现的最早年代的记载，较张衡所说的时间略早。它说：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
哀帝即位后，夏贺良通过李寻、解光、郭昌等人推荐，甘忠可制造的谶纬被哀帝接受。汉哀帝还以此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导演了一次改元易号的闹剧。《汉书·哀帝纪》说：“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书·王莽传》也说：“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可见，甘忠可所造的书就是最早出现的谶书。根据这条史料，我们可以说谶纬神学产生的确切年代是成、哀年间。
《汉书》的记载，似乎同张衡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是张衡讲刘向父子“阅定九流，亦无谶录”，但《汉书·李寻传》明确讲刘向在成帝时，“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哀帝初，刘歆也认为甘忠可的谶书“不合《五经》”。可见刘向父子在校书前或校书过程中是见到过谶书的。但张衡又说刘歆校定的书目，没有谶书。从《汉书·艺文志》看，确实如此。这好像说不通，其实并不矛盾。刘向父子见到过谶书，校书时又没有记录，二者都是事实。因为刘向父子是坚决反对甘书的。同时谶书始出，数量太少，专列一项不大可能，附于别的项类，又似不妥。这两种原因都有可能使刘歆见到谶书，而又未把它列于所校书目内。
第二点矛盾是，张衡讲谶纬在“成、哀以后乃始闻之”，“成于哀、平之际”，但班固的《汉书》记载是成帝时甘忠可已造出谶书，时间上明显不合。但这也并非不可解决的矛盾。首先，成、哀、平是三代相继的
谶纬神学产生于成、哀年间，绝非偶然，既有思想渊源，又有社会根源。从甘忠可的“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的话来看，它是两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的天命论与阴阳五行说合流的产物。从“天帝使真人赤精于下教此道”看，显然是秦汉以来方士思想的影响。
除了思想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成、哀年间，除了繁重的赋税、徭役外，各级官吏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成帝在诏书中说：公卿、列侯、近臣“广务第宅、治园地”；（ 《汉书·成帝纪》）哀帝在诏书中也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汉书·哀帝纪》）许多农民由于丧失士地，变成了“流民”。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 《汉书·鲍宣传》）于是，农民起义便在各地相继暴发，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空前激化。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刘氏集团与王氏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或为了挽救西汉灭亡，或为了夺取刘氏政权，都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谶纬神学正是适应这种政治要求，便在吸取西汉今文经学与方士迷信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
三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谶纬神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甘忠可制造谶书到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是谶纬神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刘秀宣布图谶亍天下到东汉王朝灭亡，是谶纬神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上，谶纬神学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第一阶段，谶纬神学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的思想武器，尚未法定地统一起来。王莽、刘秀、公孙述等政治力量，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和利用谶纬。王莽以“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谶文，做上了假皇帝。两年后“广绕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大保属臧鸿奏符命。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王莽又以此为根据，正式取代了西汉王朝。“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了’”王莽鉴于此，曾一度企图将谶纬统一起来，专门为他服务，在公元九年，“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并且宣布“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但是，由于王氏政权尚不稳固，相应地思想统治也不稳定。王莽班《符命》后，甄寻制造谶书同王莽进行争权的斗争。其后，更有李焉与卜者王况等制造谶文，预言“汉家当兴”。（ 以上均见《汉书·王莽传》）可见，王莽在实际上并没有把谶纬真正法定地统一起来。
其后，刘秀根据“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文，登上了皇帝宝座。当时，公孙述也引用谶纬证明他是真命天子，并同刘秀作斗争。《后汉书·公孙述传》曰：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
刘秀对此也很害怕，还专门给公孙述写信，对谶文作出不同解释。
在这个阶段上，谶纬神学的第二个特点是，谶纬的制造者和宣扬者主要是方士和投机政客。最早制造谶书的甘忠可是方士，王莽时有卜者王况、道士西门君惠（见《汉书·王莽传》、《后汉书·光武帝纪》）都是方士。此外，制造谶纬的还有孟通、刘京、扈云，臧鸿、哀章、甄寻，张永、蔡少公等，这些人都是投机政客。儒生制造谶纬的，只有华强曾造作《赤伏符》。（《后汉书·光武帝纪》）信奉图谶的有《易》经博士苏竟。刘歆虽是王氏集团的重要成员，但并未有他制造或宣扬图谶的记载。相反地，激烈反对甘忠可所造的谶书，倒是史有明文的。可见，在这个阶段，儒生制造和宣传谶纬的是极少数的。
在这个阶段，谶纬神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比较粗陋。尹敏在受诏校定图谶后曾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儒林传》）从现存资料来看，王莽、刘秀、公孙述等所引谶文都是很短小的，他们的拥护者所造的谶文也是如此。这个阶段上人们所引谶文均不见《河图》、《洛书》和七纬的书名。可见，这时《河图》，《洛书》和七纬还未成书。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秀统—了全国。随着刘氏政权的逐步巩固，思想上的统治也加强了。谶纬神学在刘秀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但谶纬神学又具有危险性，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年代，一切人都可以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王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曾力图统一谶纬神学。刘秀同样懂得这一点，所以很重视将谶纬法定地统一起来。据《后汉书·儒林传》载，“帝以(尹)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又载：薛汉在“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可见刘秀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就已开始注意谶纬的统一问题。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光武帝纪》）如果尹敏、薛汉是在建武二年受诏校定图谶的话，到这时正好三十年。所谓“校定”，校只是次要的，定才是主要的。就是说薛汉等人受诏校定图谶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为东汉王朝服务的统一的谶纬神学。《河图》、《洛书》和七纬就是经薛汉等人之手，成于这个时期。
这从《后汉书·祭祀志》中也透露了一点音讯。“建武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二月，刘秀在封禅文告中引有《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台古篇》、《河图·提刘予》、《洛书。甄曜度》、《考经·钩命诀》。这是《后汉书》中最早注明《河图》、《洛书》及其篇名的地方。恰好在这一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河图》等纬书成书的最迟年代是建武三十一年，即公元55年。第二，薛汉等人所造《河图》等书，吸收了以前为刘秀服务的谶纬，但又把它发展得更精巧更神秘了。如华强曾造《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而《河图·赤伏符》则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很显然后者是在吸收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第三， 《河图》等是由刘秀钦定，并抬到法典地位的。刘秀夜读《河图》等，实际上是审定谶文。他在封禅文告中宣布“皇帝唯慎《河图》、 《洛书》正文”，随后又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皇帝出面把谶纬抬到国典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谶纬神学不仅相当精巧，而且被法定地统一起来了，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此时，谁敢擅造图谶，就是大逆不道，一旦被发现，难免杀身之祸。楚王刘英是刘秀的儿子，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七十年)，被告发“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结果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废，不久自杀。（《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谶纬神学在这个阶段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少经学家和儒生都是谶纬神学的热烈信奉者。据《后汉书》载：《易》经博士苏竟“善图谶”。(《苏竟传》)《韩诗》博士薛汉“尤善说图谶灾异。”(《儒林传》)博士郭凤((亦好图谶。"兼明《五经》的樊英“又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方术列传》)博士椰信仲、曹褒也善图谶(《党锢列传》、《曹褒传》)。沛献王刘辅“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光武十王列传》)被称为关西大儒的法真亦“通内外法典”。(《后汉书·逸民列传》)四世传《诗》的翟酺“尤善图纬”，并作《援神解诂》、《钩命解沽》(《翟酺传》)。
由于东汉的儒生一般都信奉谶纬神学，不少经学家都以谶纬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依据，使经学神学化。据《儒林传》载：景鸾“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李育认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排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后来，贾逵以图谶为据，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使《左氏春秋》立于学官(《贾逵传》)。从东汉名儒丁恭学《公羊严氏春秋》的樊鯈，“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正《五经》异说。”(《樊鯈传》明帝时曹充上书，建议另制汉礼，其中一引《河图》，一引《尚书纬》作为依据，明帝“善之”。他儿子曹褒受诏撰汉仪时，也“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曹褒传》)马融“集诸生考论图谶，”以图谶作为儒生教学内容的(《马融传》)。章帝建初四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以谶纬统一五经的会议。
（附记：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章写成时，我还在四川青川的一家工厂工作，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就投到《中国哲学史研究》，想不到竟得到人大著名学者
（此文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