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聚讼千年的历史疑案，即现存《庄子注》的著作权应属向秀还是应属郭象的间题。向秀为魏末竹林七贤之一，郭象为西晋玄学家，地们先后注释《庄子》，对逍遥、齐物、内圣、外王等著名的命题作了极其精致的阐发，使曹魏正始以来的玄学演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实在不亚于《庄子》。凑巧的是，这两部注释多有相似之处，有许多文字竟完全相同，以致引起怀疑，南朝宋人刘义庆声称郭注乃是窃自向住，后代一些学者又对刘义庆的说法提出异议。经过长期的争论，目前多数学者都同意将现存《庄子注》的著作权判归郭象，并认为向郭两注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一结论虽很中肯，然而欣赏竹林七贤的人们却仍有理由表示不满，因为向秀《庄子注》早已佚失了，迄今所知的向秀佚文为数很少，他的庄学的全貌如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包括询秀在内的竹林七贤的活动涉及中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不同的领域，上述未解决的问题可说是多种学科的共同难题。最近，笔者注意到有助于解决这问题的一条线索，即唐代一些学者利用整理皇家藏书的机会，将郭本《庄子》三十三篇三十卷改编成四篇十卷，并根据向秀注文对郭注作了改订和补充。这一情况意味着在现存的郭注十卷本中，不但有郭象抄自向注的部份文字，还掺有一些与郭注原文不同的向秀佚文。将这些佚文分厘出来并与郭注相对照，可以揭示出向、郭思想的许多差异，例如其中的一项是:向秀承认人类万物都是“有待”的，只有在“得其所待”的条件下才可逍遥，而这条件只有在接受“无待”的至人的统治时，才能得到保障;郭象则断定人类万物原本是“无待”的，至人的作用不过是使他们不失本性，“不待乎外”。由这差别可以看出向郭两人与正始玄学的不同关系，并可由此对魏晋玄学作出更全面的、系统的解释。
一
郭象《庄子注》原为三十三卷，唐以后的各种传本却都只有十卷。古书卷数减少的原因不外两种，一种是在战乱时期部份地佚失了，一种是在和平时期被改编合并了。郭注属于哪一种情况，是与向郭疑案有关的大问题，值得作一番认真的研究。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郭注卷数是在何时改变的。据《庄子》高山寺本郭象后序及《经典释文叙录》，可知《庄子》原为五十二篇，郭象始编定为三十三篇（有人据高诱《淮南子·修务训注》，说东汉已有《庄子》三十三篇采。今按《吕氏春秋·孝行览》高诱注说庄子“著书五十二篇”，与《汉志》相合，则《淮南子注》作三十三篇当为传写之误）。梁代阮孝绪《七录》著录郭本《庄子》三十三卷(见《隋志}))，作于陈末的《释文叙录》著录亦同。日本高山寺所藏唐代以前的郭本残卷共七篇，一篇为一卷。这些都证明三十三卷三十三篇为郭本原貌，直到隋朝以前还保持完整。到了唐代，《隋书经籍志》著录郭注《庄子》三十卷，较之原本减少了三卷。考察《宋夭圣二年隋书刊本跋》及《史通》、《史略》等书，可以知道戏隋书》中的纪传与十志原是不同的著作，十志即《五代史志})，在唐高宗显庆元年被献上于朝廷，后与《隋书》纪传合编在一起。《隋书经籍志》为十志之一，它著录古书均以当时“见存”的皇家藏书为依据(见《隋志序》)，那么这就是说，《志》中所著录的郭本三十卷，即是在显庆元年(656年)以前流传的郭本的卷数。沿袭郭注的成疏也是三十卷（历代书目著录成疏卷数不一，今据成疏自序，可知此疏原为三十卷。），成玄英在贞观年间号称西华法师，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1至655年)遭到流放，他的《庄子疏》三十卷正好完成于显庆元年以前。郭本由隋以前的三十三卷减至显庆元年的三十卷，原因只有一个，即在隋末故乱中有所佚失。
对于郭本来说，减少三卷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郭注《庄子》仅有十卷。两《唐志》著录古书，均以毋贾《古今书录》为兰本，而《古今书录》又是由元行冲《群书四部录》删略而成的。《群书四部录》完成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这意味着开元九年以后的郭本《庄子》已只有十卷了。在显庆元年至开元九年期间，长安等地仅有政治动乱，而无战乱，那么，郭本减至十卷这件事便绝非亡佚所致，而应是改编合并的结果。
我们知道，《隋志》与元行冲《群书四部录》都是关于当时皇家藏书整理工作的总结，佩如元行冲本人即是唐玄宗开元五年至九年的皇家藏书整理工作的主持者之一。《旧唐书经籍志序》说，毋哭对元行冲《四部录》作过评论:“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这话反映出元行冲等人的整理工作缺乏创造性，他们几乎是最大限度地承袭了魏征(溢文贞)等人的工作成果。在唐太宗贞观二年，魏征奏请召集学者整理皇家藏书，并成为这一整理工作的主持者。他离任后，由虞世南等人接任。这一整理工作到唐高宗即位时仍在继续，大约到高宗去世时(弘道元年)才暂告结束。其工作成果之一，是为皇家藏书撰写了叙录，由于这项工作是由声誉极高的魏征发起的，因而各书叙录可能都署有魏征之名，这就是元行冲所谓“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一说的由来。据《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这一长达三十余年的图书整理活动有一个曲折的过程，由贞观二年至显庆年间(628至660年)为第一阶段，当时“置仇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由显庆年间至乾封元年(666年)为第二阶段，当时“罢仇校及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墉，择散官随番仇校”;由乾封元年至高宗末年亦即弘道元年(666至683年)为第三阶段，当时“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置详正之士以校理之”。鉴于郭本《庄子》三十卷本在显庆元年已著录于《隋志》，而显庆至乾封的校书工作重在“缮写”，“仇校”似在“缮写”之后，那么郭本卷数的改变一定是发生在唐高宗乾封元年至弘道元年(666至683年)之间，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在“刊正”，安排了专职的“详正学士”来进行“校理”，这些专职的学士显然容易有标新立异以炫耀才能的倾向，于是郭注三十卷本就被改编成了十卷本。
日本学者岛田翰曾由雕板印刷术的应用来解释郭本卷数的变化，较合情理，然而在唐代，这种古书由三卷并为一卷的情况并不多见。再说，唐高宗以后的郭注传本不仅在卷数上有所变化，而且篇题也显得颇为特殊，例如元康《肇论疏》多次引述《庄子》及郭注，所提到的篇章名有《庄子逍遥游篇》、《庄子内篇养生章》、《内篇大宗师章》、《外篇骄拇章》、《外篇天道章》及《杂篇徐无鬼章》等。郭本三十三篇除首篇之外，在元康所见的传本中竟都变成了章!内外杂篇原指各篇的类别，在这里竟变成了具体的篇名!元康所见的郭本显然只有四篇，即《逍遥游篇》（《逍遥游》篇名未变的原因，当如《抱朴子·应嘲篇》所说:“伯阳以道德为首，庄周以《逍遥》冠篇”，这话反映出中古学者的共识，即《逍遥游篇》在《庄子》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内篇》、什卜篇》和《杂篇》。推敲这变化的原因，大概在于唐代学者对篇和章往往要严格区分，例如孔颖达等人为五经作疏，就明确指出哪些是篇，哪些是章。郭本《庄子》既有三十三篇之分，又有内外杂篇之分，这在唐代学者眼里一定是混乱得令人难以容忍，于是三十三篇就被合并为四篇，其中的三篇共有三十二章。假如我们再将汉唐史志目录对照一下，便可看出唐代书籍常以篇来划分思想内容，以卷来划分文字数量，较长的篇有时可分为上中下三卷。在元康所见郭本当中，内外杂三篇都很长，如果各分三卷，正合唐代书籍编排的通例。由此可以推测，郭本的十卷可能是《逍遥游篇》一卷与内外杂三篇九卷之和。
现存郭本十卷包括内篇三卷、外篇四卷与杂篇三卷，三十三篇仍然称篇，不称章，当是再次改编的结果。敦煌所出郭注《庄子》残卷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以后的写本（敦煌本篇名均有《南华真经》字样，而《唐会要》等书说，唐玄宗在天宝元年始规定《庄子》改称《南华真经》。），其中有五篇的卷首部份保存完整，篇题分别写作《天运品》、《刻意品》、《达生品》、《田子方品》及《知北游品》，各篇仿照佛经，一律称“品”，显示出唐高宗以后郭注《庄子》又曾遭到改篡。
元康《肇论疏》所提到的郭注《庄子》既是十卷改编本，那么便必须证明，这部疏的撰作时间是在唐高宗以后，因为上文已将郭注十卷改编本的出现时间限定于唐高宗末年(弘道元年)以前。《宋高僧传》说，元康曾在贞观年间“游学京邑”，说他得到皇帝的赏识，受诏“入安国寺”讲解三论。很多学者根据这些话，推测元康“入安国寺”并撰《肇论疏》等事件都在“贞观中游学京邑”之时，然而这一点在《宋高僧传》中并未得到确切的说明。根据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安国寺在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才得以兴立，元康“入安国寺”
肯定在武周以后。另外，日本遣唐学问僧道慈于日本文武天皇大宝二年(武周长安二年)入唐，一度随元康研习三论，于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唐玄宗开元六年)返国，这情况也说明，元康在武周以后仍在世并从事学术活动。《肇论中吴集解》卷末《题辞》说:“兴善元康，幽楼慧灯，此二尊者尝述疏钞以广之。”这话显示出元康作《肇论疏》时的身份不是安国寺僧人，而是兴善寺僧人。按照《宋高僧传》所说，元康受诏入安国寺，是由于在辩论中表现出惊人的智力与活力，可见他的生命不会在进入安国寺之后便很快地终止，他很可能是先在安国寺讲解三论，后在兴善寺为《肇论》作疏。《宋高僧传》的作者不了解他离开安国寺以后的事迹，因此未提他为《肇论》作疏一事，只为他加上安国寺僧人的头衔，并且说:“不测其终。”
这样看来，元康《肇论疏》乃是景云元年以后的作品，上距贞观至少有六十一年，上距高宗去世时也至少有二十七年。
另外，成疏自序说庄周“受号南华仙人”，又说“子是书名”，可见天宝元年以前，庄子其人其书名号不同，其人已称“南华”，其书则仅称“子”，不称“真经”。
如此详细地探讨元康的身世，显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种探讨有力地支持了上面的结论，即郭注《庄子》的十卷改编本出现于唐高宗乾封元年至弘道元年(666至683年)之间。
二
在唐代学者眼里，郭注虽是《庄子》的最佳注释，但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尽善尽美的，因为郭象的时代毕竟比唐代早出三个世纪。当唐代学者改编郭本时，对郭注加以修订的时机便已到来。他们进行修订的依据，便是被当时人们看作郭注来源的向秀注本。也就是说，在现存郭注当中，应有一定数量的向注佚文掺杂在内。若将这些佚文发掘出来，有利于揭示向郭庄学的思想歧异，对向秀学说乃至整个竹林玄学的研究来说也有很大的意义。
在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即向秀注文只能掺杂在向郭注本都包括的篇章里，而不大可能掺入那些仅见于享份本却不见于向本的篇章。《经典释文叙录》说向秀注本为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又说崔课注本仅有“内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本“亦无杂篇”。《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向秀本传》说:向注乃是“聊应崔撰所注”，那么向本篇目应与崔本相同，均为二十七篇，只分内篇、外篇两部分。考察《释文》提到“向本”并称引向秀《注》、《音》的情况，可将向本二十七篇的篇名确定如下:
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骄拇马蹄肤筐在有天地天运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盗环渔父列挚寇天下未出现于向本而为郭本所包括的，共有《天道》、《刻意》、《田子方》、《寓言》、《让王》、《说剑》六篇。又据《世说新语·文学篇》，向秀注本包括《秋水》、《至乐》二篇，而无注文。日本高山寺所藏郭象《庄子注》残卷，共有《庚桑楚}).《外物》、《寓言》、《让王从《说剑》、《渔父》、《天下》七篇，注文内容与今本大致相合，可见今本中的这七篇仍在基本上保持着唐代改编以前的原貌。总结这些情况，可知今本至少有十二篇不会掺有向秀文字，这十二篇是:
《天道》、《刻意》、《秋水》、《至乐》、《田子方》、《庚桑楚》、《外物》、《寓言》、《让王》、《说剑》、《渔父》及《天下》。我们从今本郭往中发掘向秀佚文，只能从其余的二十一篇当中去寻找。
发掘向注佚文的方法之一，是由上文关于郭本改编时间不得早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这一论断出发，将乾封元年以前的文献所引述的郭注文字与今本郭注相对照，假若有明显的、较大的差别，而且这些注文都限于今本中可能掺有向注的二十一篇之内，那么今本中相应的注文便有可能是向秀文字。李善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所上的《文选注》，即是这样的文献。《文选》卷五《吴都赋》提到“帝之悬解”，李善注引郭象《庄子注》说:“生曰悬，死日解。”今按“悬解”命题在郭本《庄子》书中凡两见，其一见于《养生主篇》，注文说:“以有系者为悬①，则无系者悬解也。悬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养生之要也。”其二见于《大宗师篇》，注文说:“一不能自解，则众物共结之矣。故能解则无所不解，不解则无所而解也。”两注内容均与李善所引郭注大相迁庭，显然不是一人所作。考察《养生主篇》“悬解”句①“悬”字繁体为“葱”，《庄子》及郭注一概作“豚”，“蒜”与“源”通。今为方便读者，一律写作“悬”。
下成疏云:
“为生死所系者为悬，则无死无生者悬解也。……且老君大圣，冥一死生，岂复逃遁天刑，驰鹜忧乐?子玄此注，失之远矣。若然者，何谓安时处顺，帝之悬解乎?’’
成疏所驳斥的郭象见解，恰为李善所引郭注“生曰悬，死曰解”之意，与今本郭注大为不同，那么可以肯定，成玄英和李善所见的郭象原注，当为“生曰悬，死日解”，今本“无系者悬解也”一类的注释，均非郭注原文。《释文》出《大宗师篇》中“悬解”二字，并引向秀说:
“悬解，无所系也”，与今本注文“‘无系者悬解”的意思完全一致，可见今本注文中“无系者悬解也”一类文字，都是掺入郭注的向秀佚文。
在现存郭本各篇中间，《齐物论》与《秋水》两篇论题接近，可资比较。郭本《齐物论篇》有一节注文说:
“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故日夭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
纯为郭象所作的《秋水篇注》则说;“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体大者快然谓小者为无余，质小者块然谓大者为至足，……所谓大者至足也，故秋毫无以累乎天地矣;所谓小者无余也，故天地无以过乎秋毫矣。”
两注大意相同，所用术语却不同，《齐物论注》以“有余”、“不足”对举，《秋水注》则以“至足”、“无余”对举。《齐物论注》所谓“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是由《庄子·骄拇篇》“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的命题演变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向秀之前，王弼《周易损卦注》也沿袭了《骄拇篇》的这一命题。如果说“有余”、“不足”的说法合乎先秦汉魏的文化传统，那么《秋水注》“至足”、“无余”的说法则可说是晋人的创造。中国哲学术语演变历史上的最大的转折点，正是在两晋时期，当时佛学开始兴盛，学术著作的措辞用语与汉魏著作普遍不同。这样看来，《齐物论注》中提到“有余”、“不足”的文字可能是向注佚文。
另外，与《齐物论》“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一节注文相应的成疏，提到“以性足为大，天下莫大于豪末;无余为小，天下莫小于大山”，可见成玄英所见的郭注原是以“至足”、“无余”对举，今本注文中“有余”、“不足”相对举的文字不是郭注原文，而是掺入郭注的向注文字。
“形影”关系以及“声响”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家所十分关注的。《列子·夭瑞篇》有“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的命题，张湛注说:
“夫有形必有影，有声必有响，此自然而并生，俱出而俱没，岂有相资前后之差哉?
郭象注《庄子》论之详矣。而世之谈者，以形动而影随，声出而响应，圣人则之以为喻①，明物动则失本，静则归根，不复曲通影响之义也。”
张湛在这里所提到的郭象议论，可能与《齐物论》“周两问景”一节下的郭注有关，这段郭注声称“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又说;“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其中所谓的“形景”，即是张湛所说的“形影”，“景”、“影”两字通用。然而这节郭注只提到形与景，未提到声与响。在现存郭本《庄子》书中，兼论形影与声响的文字仅见于《在肴篇》:“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句下注文说:“百姓之心，形声也;大人之教，影响也。大①应注意“圣人则之以为喻”也是“世之谈者”的议论内容。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犹影响之随形声耳。”郭本《德充符篇》有一条注文也说:“顾自然之理，行则影从，言则响随。·“...故名者影响也，影响者形声之栓桔也。”两注的意思与《齐物论》
“阁两问景”一节下的郭注不合，亦与张湛所介绍的郭象学说相抵触，不会是张湛所见的郭本的文字。张湛为东晋人，他所见到的肯定是郭注原本，那么现存郭本《德充符篇》与《在有篇》的两节注文应是掺入的向秀佚文。
《齐物论》“周两问景”一节下的郭注十分重要，因为这节注释还有下述的文字内容:
“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周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这里所说的“自造”，与《秋水篇》郭注所说的“自为”是同等层次的范畴。推敲这段注文的意思，是说万物的生存变化原来都是“无待”的，都是绝对独立地进行的。至人的使命不过是申明这种道理，对万物不加干涉，使万物反本于内，“不待乎外”。上文已据《列子·天瑞篇》张湛注，指出上述这段注文与张湛所见郭注相合，是改编以前的郭注文字。今按这段注释的下文提到“丧主于内”，《释文》说:“丧，息浪反。”可见陆德明所见郭本也有这段注文。
然而，有趣的是，在郭本布逍遥游篇》“彼且恶乎待哉”句下，又有一节与这段注文意思相反的注释:
“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
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夭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
这与《齐物论注》关于万物无待的说法相反，旨在说明人类万物的生存变化都是“有待”的，唯有至人或圣人才是无待的。至人的使命是“顺有待者”，使万物“不失其所待”。值得注意的是，陆德明《释文》未解释这段文字的音义，成疏也与这段文字的意思不同。敦煌本《逍遥游品》残卷有这段注文，然而上文已指出，敦煌本《庄子》是天宝元年(742年)以后的写本，时为郭本改编之后①。另外，上述《齐物论篇》郭注说:“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显示出“万物自造独化”说乃是以“万物无待”说为依据的，而南朝梁人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注》中只引述了郭象关于“无不能生有”的说法，未提到向秀有同类的说法。这些情况表明，《逍遥游注》论述“方物有待”的上述文字与郭注文义不同，当是掺入郭注的向秀文字。
向、郭关于“有待”、“无待”问题的这种思想歧异，也反应在刘孝标引文与郭象《逍遥游篇》解题注释之间。在《世说新语·文学篇》“《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一节下，刘孝标（“使”字据文义及《逍遥游》“彼且恶乎待哉”注文校补。《逍遥游》这一篇名有时又作《逍遥》或《逍遥篇》，无“游”字，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中“《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一句，即可为证。又据元康《肇论疏》，《庄子养生主篇》或作《养生篇》，而《庚桑楚篇》在高山寺本作《庚桑篇》，可为旁证。）敦煌本《逍遥游品》残卷有“世”字，不缺笔。然而敦煌本各篇避讳并不严格，其中《夭运》、《达生》、《田子方》三篇或见“世”字，或见“民”字，或缺笔，或不缺笔，篇题均有“南华真经”字样，其中《天运品》避唐玄宗讳，可见这三篇都是天宝元年茱庄子》称经以后的写本。《逍遥游品》残卷的书写格式及字体与《天运》等三篇相似，也应写于夭宝元年以后。注说:
“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鹊之起榆枯，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叭不失则同于大通矣。”
而今本《逍遥游》篇题下的郭注则说: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刘注所谓的向郭“逍遥义”，即是向郭两家关于《逍遥游》篇题的注释②，例如《释文叙录》所提到的《易义》，在《隋书经籍志》中多为《易注》，即可证明“逍遥义”与“逍遥注”的意思是相同的。这节“逍遥义”的前半部份与郭象《逍遥游篇》解题注释相合（成疏自序提到“郭象仍于题下即注解之，《逍遥》、《齐物》之类是也”，可证《逍遥游》篇题注释为郭象所作。），自“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一句开始的下半部份却不见于《逍遥游》篇题郭注，可见“物之芸芸，同资有待”一节乃是刘孝标由向秀注文抄来的。这段文字的意思与《逍遥游篇》“彼且恶乎待哉”句下注文相合，可支持上文关于“彼且恶乎待哉”句下注文出于向秀的结论。
将上述向秀佚文与郭象注文相比较，可对向郭思想的主要差别作一简单的概括:向秀承认“物之芸芸，同资有待”，一旦“得其所待”，便可逍遥;一旦“失其所待”，便不逍遥。
“所待”得失的关键，在于“统以无待之人”（语出《逍遥游篇》“小年不及大年”注。此注内容与同篇“彼且恶乎待哉”注相合，可能也是向秀佚文。），这种至人“顺有待者”，使后者“所待不失”。
郭象则断定万物原本是“无待”的，至人的作用不过是使万物不失本性，“不待乎外”。可以看出，向秀思想与正始玄学一脉相承，郭象则受裴顽影响，与继承正始玄学的王衍学说有敌对的意味。
三
有一件事，可以支持上面两节的结论，那就是在唐高宗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了解当时流传的《庄子》郭注已不再是纯粹的郭注。
例如，权德舆《张隐居庄子指要序》说:“今之畸人有隐居张氏者，治《庄子》内外杂篇，以向、郭旧注未尽采其旨，乃为之训释。犹惧学者之荡于一端，泥于一说，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权德舆是唐代贞元、元和之间的人，他称张氏为“今之畸人”，显示出张氏《庄子指要》撰于贞元、元和之间，远在郭本改编之后。权序说张氏参考过“向郭旧注”，又说张氏所治《庄子》为三十三篇，是有些矛盾的，.因为三十三篇是郭本篇数，与向本无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贞元、元和之间，向秀注本已亡。崔致远《法藏和尚传》说:“新经《音义》不见东流，唯有弟子慧苑《音义》二卷，或者向秀之注《南华》，后传郭象之名乎?”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称郭象为“向秀弟子”，是一种更为怪异的说法，因为魏晋南北朝典籍均未提到向郭二人有何师承关系。这一说法容易使人想起孔颖达《周易系辞传疏》的一句话:“韩氏(康伯)亲受业于王弼，承王弼之旨”，这话将王弼死时还未出生的韩康伯①，说成是王弼的亲传弟子，无非是为《周易》王、韩注的合编制造理由。那么，唐末杜光庭称郭象为向秀弟子，无疑是以向郭二注的混合为背景的。
晃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汉书志》本五十二篇，晋向秀、郭象合为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②，这也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因为《庄子》向秀注本为二十余篇，郭本为三十三篇，是《释文叙录》所明白指出的，以博学著称的晃公武不会不了解这一点，他说向、郭“合为三十三篇”，定是针对郭注中掺有向注的情况而言的。
这样，我们更可坚信上文的结论，即现存郭本《庄子注》中掺有一定数量的向秀注佚文，这些佚文的思想内容与郭注不同，是有助于揭示向郭思想歧异的重要资料。
（原载《中国哲学史》1993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