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家族兴起于魏晋,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屈一指的簪缨世家,“王谢”一词甚至成为世家大族的代称。琅琊王氏家族的第一代人物是以孝子著称的王祥,他后来历居魏、晋三公之职,奠定了琅琊王氏家族兴盛的基础。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戎了,王戎年少时结交了本是自己父亲王浑的朋友阮籍,进而在阮籍的引荐下成为“竹林七贤”之一,声望日隆。魏晋易代之际投靠了司马氏集团,由此官运亨通,封安丰侯,和“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一样位居三公,贵显一时。王戎以俭吝著称,做官与世浮沉,《晋书》对王戎多有批评,却对家族中人多有奖掖,由此使王氏家族更为显赫。王戎和王衍共同提携了王氏家族的第三代人物王导、王敦、王澄等人,使王氏家族达到极盛,甚至控制了对士人的品评。[13] “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之乱”中,王戎去世,王衍身背“清谈误国”之罪名被杀,但琅琊王氏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王导、王敦拥戴司马睿在江南立足,司马睿称帝后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时语,东晋建立之初,琅琊王氏家族无疑是第一家族。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家族在士族清流社会中的地位,王导等人应该从东晋之初就广为宣扬“竹林七贤”之名号及故事,因为“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人已成为士族青年崇拜的偶像,更准确地说这种宣扬恐怕在王戎晚年就已经开始了。除了黄公酒垆的故事很可能出自王戎之口外,我们还可以从《世说新语》中找到其他一些例子。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16条)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嵇康之子嵇绍)卓卓如野鹤旨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容止》11条)
从《世说新语》和其他史籍中可知,在“竹林七贤”中和王戎关系最好、交往最多的是阮籍,但奇怪的是王戎偏偏很少谈阮籍,却屡屡提及嵇康。从史料上看,王戎和嵇康关系一般,反倒是和构陷嵇康的钟会关系不错。[14]并且王戎所说的“与嵇康居二十年”一句从两人的年岁及交往上看也很值得怀疑,王戎生于魏青龙二年(234年),嵇康死于魏景元四年(263年),前推20年,即243年,王戎年仅10岁。而且以嵇康“刚肠疾恶”的个性,能像王戎所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吗?要么是王戎与嵇康交往不多,要么出自王戎编造。总之,王戎是极力要和“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拉近关系。嵇康无罪被杀,本就是晋王朝的丑闻,当时同情者就很多,只是不敢公开表露罢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嵇康的个人魅力在魏晋时代越发凸显出来,声望越来越高,王戎通过拉近和嵇康的关系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声誉,当然也不能否认王戎还有追念“竹林之游”的真情,毕竟那是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而王导等王氏子弟当然会在渡江之后着力宣扬“竹林七贤”之名号和故事,其中不无渲染和夸人之处。如《世说新语·文学》21条载:
旧云,王丞相(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嵇康著有《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王导渡江后所道三理,有两理皆为嵇康所创,可见王导对嵇康的推崇。《世说新语·言语》40条又载:
周仆射(周顗)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救人,王公(王导)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王导等人在闲谈时经常提起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故事。既然琅琊王氏家族欲借“竹林七贤”之名号和故事提升和巩固其在士族中清流地位,那么其政敌通过质疑此名号和故事来达到削弱琅琊王氏家族影响的目的就再正常不过了。
琅琊王氏家族势力之大连东晋帝王也为之忧心,晋元帝采取许多措施来削弱王氏家族的影响也力所不及,反倒招致王敦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公然兴兵反叛。晋明帝继位后开始倚重外戚颍川庾氏家族的势力制衡王氏家族,这是王、庾两大家族矛盾的开始。王敦第二次兴兵叛乱失败后,王氏家族的势力开始削弱,以庾亮兄弟为首的颍川庾氏家族的势力开始占据上风,东晋政局为之一变,王、庾两氏的矛盾更为激烈和表面化,《世说新语·轻诋》4条载:
庾公(庾亮)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
庾亮甚至还有联合郗鉴废除王导的打算,两大家族围绕江州之控制权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争斗。[15]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庾亮质疑琅琊王氏家族盛传的黄公酒垆故事的背景了。
陈郡谢氏是魏晋时期后起家族,自“元康八达”之一谢鲲之后才渐渐跻身上流士族,但东晋初期还没有很大名望,曾遭诸葛恢的拒婚和阮裕的嘲讽, [16]直至谢安出山后家族势力才渐渐兴盛起来,到淝水之战声望达到极盛,成为可以与久负盛名的琅琊王氏相媲美的高门大族。王、谢两氏的矛盾史料语焉不详,但可以推测一下。《世说新语·伤逝》15条载: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刘注:中兴书曰:“珣兄弟皆婿谢氏,以猜嫌离婚。太傅既与珣绝婚,又离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刘注:法护,珣小字。)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末婢,谢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开率有大度,为孙恩所害。赠侍中司空。)
从这里可知王、谢两大家族本来一直通婚,关系还不错,但不知什么事导致王珣兄弟与谢氏离婚,“由是二族遂成仇衅”。“猜嫌”究竟为何事,史书未明言,我推测是王氏子弟以门第骄人,轻慢虽是后起但已显赫的谢氏家族,而谢氏家族对此难以忍受。虽然是我的推测,但可以找出一条例证,《世说新语·简傲》12条载: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刘注:恬已见)时为吴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尔!”(刘注:王恬,小字螭虎。)
王恬是王导次子,王珣兄弟是王导之孙,从王恬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子弟对谢氏家族的傲慢,实际上王氏子弟作为高门士族的傲慢是出了名的,《世说新语·简傲》多有记载,谢安是深知这一点的。在谢氏家族初兴之时为了提高和巩固家族的地位,还可以忍受这一点,但当谢氏家族在淝水之战中立下不世功业,业已成为第一流门阀之后,恐怕很难忍受王氏子弟的骄慢了。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谢安对琅琊王氏家族极力鼓吹并由此获益的“竹林七贤”之名号和故事的质疑和贬抑了。
综上所论,本文认为,“竹林七贤”之名号及故事在魏晋之际就广为流传,西晋初期因为嵇康被司马氏无辜杀害的事情而成了忌讳,因此少见史书记载和时人议论。西晋后期随着政治的放松和社会的混乱,“竹林七贤”之名号和故事又重新流行起来,其中的领袖人物嵇康和阮籍尤其为士族子弟所崇拜。而在其流传的过程中,“竹林七贤”之王戎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家族也开始宣扬借以提高家族在士族社会的清流地位,其中不乏渲染之处,并为两晋之际的阴澹最先载入《魏纪》。东晋之初,琅琊王氏家族凭借其尊崇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继续宣扬“竹林七贤”之名号和故事并为之定型,成为魏晋文化的象征。而作为其政敌的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庾亮和谢安又通过质疑和贬抑此名号和故事来削弱和打击琅琊王氏家族的影响,使之成为一桩历史疑案。
【注释】
[1]参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1页;《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1页。
[2]参见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48—50页。
[3]参见周凤章:《“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学术研究》1996年6期;范子烨:《论异型文化之合成品:“竹林七贤”的意蕴与背景》,《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期。
[4]参见卫绍生:《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5期;李中华:《“竹林之游”事迹考辨》,《江汉论坛》2001年1期;王晓毅:《“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5期;韩格平:《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2期
[5]参见王晓毅:《“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5期。
[6]参见卫绍生:《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5期。
[7]参见《隋书》三十三卷。
[8]参见《晋书》八十六卷。
[9]参见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49—50页。
[10]李充《吊嵇中散》文见(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59页。
[11]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34页。
[12]参见王晓毅:《“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5期。
[13]参见《世说新语》之《赏誉》和《品藻》诸条。
[14]参见《世说新语•赏誉》5、6条及《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
[15]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之《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131页。
[16]事见《世说新语•方正》25条和《世说新语•简傲》9条。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