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仁福】韩愈文“气”多维论衡
“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元语词，也是古代文化的元精神之一。在古代文献中，以“气”构成的语词，像云气、元气、精气、浩然之气、志气、骨气、意气、神气、辞气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语词的文化蕴含非常深厚广博、丰富多彩。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这些语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一气贯注，源远流长。就像人的生命离不开“气”一样，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与“气”息息相关，神脉相联。他们或以文论气，或以文行气；或以气观民察世，或以气品人衡文，在对气的关注思考和阐发弘扬中，表露了他们关怀宇宙、社会、人生的博大情怀和俯仰天地、洞察社会人生的不懈探索和追求。正因为此，有的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气的文化’”，[1]“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华夏美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2]
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杰出代表，以丰硕的理论成果和辉煌的创作实绩，为唐代文学，乃至唐代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在韩愈的作品中，“气”和以“气”构成的语词频频出现，可以说这些语词是他表情达意的关键词。因此，本文拟从“气”文化的视角，对韩愈作品中出现的“气” 和以“气”构成的语词进行解读和多维论衡，以此探究其丰富的文化蕴涵。
韩愈对“气”的文化蕴涵并没有专门的理论著作进行阐释，而是在具体的多种体裁、不同内容的作品中予以阐释和表述的。从韩愈作品中所写“气”的内涵看，大体可分为自然物质之气、生命生理之气和人文精神之气三个维面。在韩愈的诗文中，不管是论世评人，还是衡文品辞多与“气”相关联，在这些诸多与“气”相关的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气”这一中国古代文化元精神的认识与思考，以及由此折射出他的思想底蕴、人生志向、人格崇尚和对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
就所写的自然物质之气来看，韩愈在文中写到了云气、春气、暑气、秋气、寒气、水气、海气等自然气象，其所写多是他面向自然时，“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3]将所见自然景观摄入文中，主要描述自然客体的物质状态；有时也以此表现他身处特定环境的独特感受，如“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题临泷寺》）[4]这是韩愈被贬至潮州途中写下的一首小诗，诗中写到的“海气昏昏”就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景象的描述，而是蕴含了韩愈被贬的忧伤和对前景的忧虑。韩愈在文中还多次用到“气象”一词，如“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县斋有怀》）“气象”主要表现大气自然物象，这是它的常用义。他在文中还赋予“气象”一词以人文的内涵，“几欲犯严出荐口，气象硉兀未可攀。”（《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以“气象”形容人的神气形态；“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荐士》）用“气象”一词表述文学的总体风貌。这不仅延展了“气象”一词的内涵所指，也为后人用“气象”一词论诗、论文开了先河，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汉、魏古诗，气象浑沌，难以句摘……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5]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6]
韩愈在作品中还写到了生命生理之气，这一方面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怀，另一方面他也往往赋予生命生理之气以新的人文内涵。生命生理之气源于自然的物质之气，但对此气的认识和表述是我们先民在亲和自然、物我合一观念影响下自我观照的结果，所以生命生理之气既有自然之气的物质属性，又有人文之气的精神属性。我们先民在认识了生命生理之气的基础上衍化出了诸多的人文精神之气。可以说生命生理之气是“气”的自然物质属性向人文精神属性引申的重要中介，正如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所言:“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7]因此，审视他们有关生命生理之气的叙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所崇尚展现的人文精神之气。
有关生命生理之气，韩愈在作品中写到的并不多，主要写到了“血气”、“神气”、“气力”等气，如“马之与人，情性殊异，至于筋骸之相束，血气之相持，安佚则适，劳顿则疲者同也。”（《上张仆射第二书》）“人皆谓童子耳目明达，神气以灵。”（《赠张童子序》）“若有德及气力尚壮，则君优而留之，不必年过七十尽许致事也。”（《论孔戣致仕状》）“君少气高，为文有气力，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引文中所见“血气”、“神气”两词基本沿承了常用之义，没有新的发明，倒是用“气力”一词论文，赋予了语词以人文审美的内涵。虽说刘勰曾将“文辞气力”并提，认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8]但刘勰侧重创作，韩愈则侧重欣赏，而且与“气高”、“务出于奇”前后对应，强调了“气力”的审美质素，表现了他为文欣赏的美学追求。
在韩愈所写到的诸多的“气”中，其人文精神之气蕴涵最为丰富。对此又可从哲学、道德人格、文学艺术等层面进行审视。
对“气”的哲学认识，在韩愈的诗文中也有表述，如“十月阴气盛，北风无时休。”（《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杏花》）“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气叙行，万汇顺成。”（《祭董相公文》）气有阴阳、五气之说，这在韩愈之前的文献中已有述及，如《庄子·庚桑楚》篇云：“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9]《鶡冠子》云：“五气失端，四时不成。”[10]韩愈对“气”的哲学认识主要沿承了前人的旧说，并无深入的探讨。不过在柳宗元的《天说》中，引述了一段韩愈有关“言天之说”，其中也涉及到他对“气”的哲学认识。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夫果蓏，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虫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镕，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11]
这段话后人有不同理解，一种意见认为韩愈宣扬了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有神论思想；一种意见认为韩愈是用文学的手法，表明了他的自然天道观。细读这段话，笔者赞成后一种意见。因为韩愈开始明确批评了那些遇到不幸就“呼且怨”的人是“举不能知天”，认为“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这就表明了人类的存在首先是由物质的“元气”决定的，不是由神决定的。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韩愈的这段话开始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他认为天就是元气阴阳。”[12]不过从柳宗元的《天说》观之，韩愈对“气”的哲学认识不如柳宗元那样自觉、深刻。
韩愈对道德人格之气的思考和表述比较集中而有新意。他在表述其社会理想时，使用了 “仁气”与“和气” 这样两个语词，他在《远游联句》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德风变谗巧，仁气销戈矛。”“德风”与“仁气”互文见义，表现了对现实的忧患和对儒家思想醇化社会风气的向往。“生恩既及于四海，和气遂充于八纮。”（《贺赦表》）虽是赞颂之辞，但天下和平的气象毕竟是广大人民和正直的知识分子所企盼的。另外，“和气”作为一种思想道德人格之气，更是韩愈极为欣赏的，这在下文还要述及。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赠族侄》）这“壮气”就是韩愈“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县斋有怀》）的雄心壮志所激荡起的雄壮之气，也是所崇尚的“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的“浩然之气”。[13]韩愈的“壮气”与孟子的“浩然之气”一脉相承，并贯注其一生的事业文章，成为他生命交响曲的最强音。在韩愈关于“气”的表述中，与“壮气”相谐的还有“狂气”、“劲气”、“锐气”、“勇气”、“胆气”等，如“云夫吾兄有狂气，嗜好与俗殊酸咸。”（《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故其文章言语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 “文字锐气在，辉辉见旌麾。”（《寄崔二十六立之》）“公心有勇气，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没，不自求腾轩。”（《送进士刘师服东归》）“自笑平生夸胆气，不离文字鬓毛新。”（《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在这“壮气”、 “狂气”、“劲气”、“锐气”、“勇气”、“胆气”的交响中，表现了韩愈对阳刚之美的欣赏和追求。与之相应，他在《太原王公墓志铭》中称赞王仲舒“所为文章，无世俗气，其所树立，殆不可学。”“气锐而坚，又刚以严，哲人之常”；他嘉许向他请教的窦秀才“年少才俊，辞雅而气锐”（《答窦秀才书》）；他在《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中称美薛公达“君少气高，为文有气力，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上述引文中“气锐” ，即指勇于进取的锐气；“气高”，即为刚健高远的志气。为文“无世俗气”、“辞雅”需要“气锐”；“为文有气力”，以奇超俗，离不开“气高”。这里韩愈将人格之气与为文之气打通，在评人中阐释了为文的真谛，从中也显示了韩愈为人为文的锐意进取、超常拔俗、不甘平庸的个性特征。
韩愈“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尚奇超俗是他一生为人为文的追求，这一点他和著名诗人孟郊可以说是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孟郊一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韩愈一见为忘形交”。[14]韩愈对孟郊很欣赏，他在《与孟东野书》中满怀深情地写到：“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孟郊去世后，韩愈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称赞他“内外完好，色夷气清，可畏而亲。” “气清”是孟郊最突出的人格特征。“气清”源于心清，“气清”与“浊世”相对，鲜明表现了孟郊超凡脱俗的一面，韩愈正是在赞美中表现了他的心仪和向往。
还应指出的是，韩愈虽欣赏气的阳刚之美，但他也欣赏气的中和之美，这在他的人格修养方面显得尤其突出。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就是讲具备仁义道德之人，他的言语就表现出温良和气的样子。韩愈“颇能诱厉后进”，[15]他在推荐提携后生韦群玉时，就赞美“其为人贤而有材，志刚而气和，乐于荐贤为善。"(《与祠部陆员外书》) 他在《答尉迟生书》中也曾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气和”就心态而言是心平气和，就言语而讲是语气温和。这与韩愈为人行文一贯欣赏的“壮气”、“狂气”、“劲气”“锐气”等所呈现的态势和力度都有所不同。这其中原因固然是由于韩愈作为大家，对丰富多彩的美的气质有着广泛欣赏的兴趣，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儒家的“和谐意识”，以及“中和”的美学理想对韩愈有深刻的影响。当然，韩愈的先天禀赋和不平的社会现实，往往使他难以心平气和，这就使他对儒家思想的信奉追求与实际的气质表现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在韩愈诸多“气”的表述中，有关文学艺术之气的“养气”说是最富有创见性的。早在韩愈之前，庄子、孟子、刘勰等人都曾提出“养气”说，韩愈主要继承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将孟子善养的“浩然之气”，即道德人格之气与为文之气融合为一，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说。这在他的《答李翊书》中有精辟的阐释。这篇文章写于贞元十七年（801年），时后生李翊向韩愈请教为文之道，韩愈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写下了这篇“尤为深造自得之言”[16]的力作。这篇文章并没有谈具体的写作技巧，而是从更高的层次阐释了养气为文的态度、根基、途径、方法、境界、目的等问题。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首先提出了端正态度，为文先要为人的问题。韩愈教导李翊为文要像古代立言者那样，不能急功近利，即“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确认做人是为文的根本，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明白“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的道理。韩愈的观点显然是受了孔子“有德者，必有言”[17]思想的影响。韩愈一生信奉儒家思想，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做“仁义之人”，明儒家之道，这是他一生为人为文之根基和鹄的，所以韩愈对李翊传授为文之道，先强调为人之道，这恰恰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其次，韩愈结合自己修养与创作经历，分三个阶段讲述了他养气为文“二十余年”的心得体会。第一阶段是他学习、立志、沉思、练笔的阶段：“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学习是有选择的，即要学习“三代两汉之文章”。韩愈认为从晋到隋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文是日益衰落的时期，这在他的《荐士》中就表述了他的看法：“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批评是尖刻的，也是一针见血的。虽说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晋宋至隋的文坛“气象日凋耗”的总体评价还是得到了后人广泛的认同。韩愈主张学习“三代两汉之书”是基于他的实践与思考之后的理性认识。“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是讲立志要向圣人看齐，这是一个很高远的志向。韩愈就是向孔孟学习，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的。在第一阶段，学习修养需以认真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要“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进学解》） 练笔要得于心应于手，“词必己出”，务去陈言。这是一个艰难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还要有一种独立不移的精神，不怕世俗的非难和嘲笑。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努力多年的基础上，渐入佳境的阶段：“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在这一阶段增强了古文的辨识能力，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功夫，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当心有所得要用手写出来时，就超越了第一阶段的苦涩与艰难，进入了文思泉涌，随手而出的境界。由于文章写作一开始就要“无诱于势利”，不与世俗为伍，所以对于世俗的评价反倒坦然地当作一个反面的参照。世俗的嘲笑倒是可喜的，赞誉倒是可忧虑的了。这是一个超常拔俗，居高临下者的气度与胸怀。惟有超尘之上，“能自树立”之人，才能俯视世俗，不为世俗的好恶所左右。但这一阶段的文章之所以还能受到世俗的赞誉，是因为文中还有世俗人喜欢的文辞，即“陈言”没有去尽。韩愈养气为文的第三阶段是在第二阶段文思泉涌，随手而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多年，达到了文思充沛奔放，左右逢源的境地：“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既然在第二阶段写作的文中还有被时人欣赏的“陈言”，那么在这一阶段就特别注意检视剔除那些驳杂不醇正的思想和“陈言”，以求在思想道德和文辞表达等方面达到“皆醇”的境界，然后为文才能恣意纵放，尽情挥洒。在第三阶段虽说已达到了一种“皆醇”、纵放自如的境界，但要保持这种境界，必须以儒家仁义的思想和《诗》、《书》等儒家经典不断地加强修养，使自己行走正途，养护源泉，而且要终生不懈，死而后已。韩愈在文中强调要以儒家的思想和经典加强修养，而且要求达到“皆醇”的境界。联系文章下面所述，“皆醇”也可用“气醇”来代称，因为韩愈所讲之气是指作者通过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艺术修养所形成的综合素质，是在为人为文等方面的外在呈现。“气醇”是韩愈为人为文追求的最高境界。“醇”即醇正、醇化之意。韩愈常用“醇”来臧否人物，如他在《欧阳生哀辞》中称赞欧阳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嶷然。”他欣赏后生尉迟汾“心醇而气和”，他仰慕孟子儒学修养所达到“醇乎醇”的境界。“气醇”、“心醇”、思想“醇”都是依儒家“圣人之志”加强修养的结果。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讲到的“皆醇”是理解他思想和文气说的一个关键词，其妙处需深入体会。
“气盛言宜”说是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的理论创新点。“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在这里不是人们常说的“年少气盛”，好感情用事之意，而是有着独特的美学内涵。结合韩愈在文中的论述，“气盛”应是指作家在深厚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为文的综合素质，即一种浩然正大、充沛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一种“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语言驾驭能力的完美结合。虽说孟子也曾讲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但孟子所讲的“知言”、“养气”主要是着眼于道德人格之气的培养。韩愈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道德人格之气与艺术表现的行文之气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气盛言宜”说。宋人吕本中评：“韩退之《答李翊书》，……最见学文养气妙处。” [18]韩愈的“养气”说不仅丰富了曹丕提出的文气说，也发展了刘勰“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19]的“养气”说，对后世论文气者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这也是韩愈对中国古代文气论的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
综上而论，韩愈对中国古代“气”文化的接受是全面的。无论是自然物质之气、生命生理之气，还是人文精神之气，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叙写和阐释，特别是他的“气盛言宜”说，为后代文学家开辟了一个为文论“气”、“养气”的传统，而这一传统所蕴涵之精华，今天依然有它的生命和价值。
【注释】
[1]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2] 韩林德：《境生象外》，三联书店载1995年版，第153页。
[3][8][19] 刘勰：《文心雕龙》卷十、卷六、卷六，四部丛刊本。
[4] 韩愈：《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64页（本文所引韩愈诗文均出自《韩昌黎全集》，恕不一一注出）。
[5] 严羽：《沧浪诗话》。
[6]刘熙载：《艺概》。
[7]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八。
[9] 王先谦：《庄子集解》。
[10] 陆佃：《鶡冠子·度万第八》卷中。
[11] 柳宗元：《柳宗元集》。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13]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14]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版。
[15] 刘昫等：《旧唐书·韩愈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95页。
[16]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
[17]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18] 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原载《学海》2006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