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齐名，并列“东南三贤”之中，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栻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其实学紧密相连，体现在肯定日用之实及人的欲、利需求，主张“一一务实”；重躬行践履；不废训诂，谨守朴学；以及诸多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等方面，而值得认真总结和探讨。
一、“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
宋代理学之中也包含了实学的成分，在张栻的思想里就有求实、求理的内涵。张栻强调事物不是空无，而是实然之理。他说：“所谓物者，果何谓乎?盖其实然之理而已。”[1]认为物是真实之理的体现，它是实然存在的，而不是空幻虚无。并指出：“万物有自然之理，一身有自然之性。”[2]万物之中存在着自然而然的规律，具体事物之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客观存在的。由此他批评舍实理而崇尚虚说的释氏之病。他说：“舍实理而驾虚说，忽下学而骤言上达，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细，正某所谓虽辟释氏，而不知正堕在其中者也。”[3]指出舍去实理而崇尚虚无之说，正是释氏之弊，而儒学则是通过形而下的具体事物来体现社会纲常伦理。张栻并把满足百姓的色、货需求作为天理之公，而非人欲之私，以此与佛教的禁欲主义划清界限。他说：“其所谓好货者，欲己与百姓俱无不足之患而已。……其所谓好色者，欲己与百姓皆安于室家之常而已。夫其为货与色者如此，盖天理之公且常者也。”[4]张栻对好货与好色做出解释，并与天理联系起来。所谓好货，就是使自己与百姓都无物质财货不足的忧虑；所谓好色，就是使自己与百姓都安居于男女结合组成的家室之中。这里的色与货都指正常的人生欲望，张栻主张对此加以满足，而不是作为人欲之私来灭掉。这不仅与佛教的禁欲主义不同，而且体现了其“天理之公且常”的内在本质。张栻指出：“言道德性命而流入于虚诞，吾儒之学其果如是乎哉?……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5]强调道德性命离不开日用之实，谈论道德性命并非流入虚诞之空谈，而是有其实在的内容。即认为儒家的日用之实学并不是佛老异端的虚无荒诞之说。
二、重躬行践履
重躬行践履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内涵。张栻开宗明义地指出：“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6]强调儒家圣门的实学贵在躬行践履，隐微之际的事物都是真实的。这表明，重践履的务实精神，贯穿于张栻的实学思想之中。并要求学者身体力行圣人之教。他说：“圣人之教人求仁，则具有途辙。《论语》一书，明训备在，熟读而深思，深思而力体，优游厌饫，及其久也，当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与矣。”[7]主张将《论语》中教人求仁的圣人之教不仅要熟读深思，而且要知之而力行，体现在行为上。他说：“考圣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苟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悌忠信之所发，形于事而后为行乎?自息养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间，皆合内外之实也。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区区诚有见乎此也。”[8]强调致知、力行是圣人教人的大端绪。认为人们在致知上不知如何用力，是因为未能掌握格物之妙。通过格物掌握了知识，还须贯彻到力行上。力行也不仅限于孝悌忠信方面，还包括了众多事物。所以张栻主张内外结合，知行统一，相互促进，而不应相互脱离。并强调：“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9]这种真知不离践履，重躬行践履的学风，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一大特色。
张栻及其岳麓弟子在治理国家和抵御侵略的实践中，均有突出的事功修为和政绩，这正是他们重躬行践履学风的表现。而朱熹则对只说践履有不同的见解，他在批评湖湘学者时说：“湘中学者之病诚如来教，……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10]虽然朱熹也主张“力行”，并没有否定践履，但在践履与穷理之间，朱熹更重视穷理。张栻则批评了当时重知轻行，忽视躬行践履的学风，强调要把所知付诸践履，否则，如果不践履，则是未尝真知。这种重躬行践履的学风，在一定程度上亦体现了张栻理学的特征。
三、义理与训诂相结合
重义理，是宋学的主要特征。张栻作为宋学中的人物，对义理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他的思想中，仍然有稽考经书、训诂文字为阐发义理服务的成分，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提倡考据实学。这成为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思想的先导。
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张栻虽对重训诂的汉学提出批评，但也适当肯定训诂章句对于理解经典文义有所帮助。他说：“盖自孔孟没，而其微言仅存于简编，更秦火之余，汉世儒者号为穷经学古，不过求于训诂章句之间，其于文义不能无时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圣贤之心郁而不章，而又有颛从事于文辞者，其去古益以远，经生、文士自岐为二途。”[11]在批评汉学不究大本使道失传的前提下，也主张把经生之训诂与文士之穷理合为一途，不使之分二。即训诂章句对掌握经典的文义是有帮助的，只不过要把它与穷究大本联系起来。并指出，“如笺注、诂训，学者虽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当昭示以用工之实，而无忽乎细微之间，使之免溺心之病，而无躐等之失，涵濡浸渍，知所用力，则莫非实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实也。”[12]认为不可忽略笺注、诂训之学。考证训诂，要注重用工之实，而不可忽视其细节。将用力于此，视之为“用力之实”的实事。可见张栻把笺注、诂训之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实学的一部分，而予以重视。在这里，张栻“无忽乎细微之间”，重视笺注、诂训之细节的思想与汉学学风比较接近，而与魏晋玄学之“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学风相异。
由此，张栻重视读书，谨守朴学，其目的在致乎道。他说：“某幸安湘滨，不敢废学，无足廑记念。自惟不敏，窃守朴学。顾世衰道微，邪说并作，肯信此者少。”[13]张栻讲学于湘江之滨，勤于记诵之功，而不废学。自称天资不敏，而谨守朴学。正因为当时“世衰道微”，张栻才努力问学以求道。在这里，张栻提出了“朴学”这一概念，虽不能等同于后来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之朴学，但亦具有朴实问学之意。张栻在其治学生涯中，著《南轩论语解》、《南轩孟子说》和《南轩易说》等多部解经著作，对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详加注解。其书虽以阐发义理为主，然也有训诂章句的成分。如前所引张栻云：“《论语》一书，明训备在，熟读而深思，深思而力体，优游厌饫，及其久也，当自知之。”[14]在读《论语》的过程中，参照“《鲁论》所载，疏程子之说于下，而推以己见”[15]，撰成《洙泗言仁》一编，摘录《论语》中“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之”[16]。把对“仁”字的考释与对“仁”之道的阐发结合起来，以发明孔子讲道之意，这是张栻把训解文字与阐发义理相结合的表现。
四、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
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经世致用之实学贯穿于行，做出了不少事功修为，淳熙二年(1175)，张栻赴知静江府(今属广西)、经略安抚广南西路任。张栻到任后，精简州兵，汰冗补阙。又传令各溪洞酋长头领，喻之以大义，规劝他们互相之间消除积怨，和睦相处，爱惜人命，为子孙长久安宁之计，不得相互掳掠，仇杀生事。随后张栻又派兵谨关防，以备不测，并捉拿反抗的边民。各头领见状安分守己，边民逃逸者自动归案，于是广西境内清平，方外柔服，社会治安得到治理。
当时朝廷在广西横山地区买马，时间一长便产生弊病。使得边区百姓不满，而朝廷又没有马用。在运马的途中，马又常常死在半道。张栻深入调查，掌握了其利弊六十余条，如水旱路运送过程中的问题、等量支付问题等。上奏革其弊。于是边民感悦，争相以善马卖给朝廷。运马路上，马无滞留，人知爱惜，以后便没有发生马死在路上的事。
张栻历访所属地区，了解到当地社会风俗存在着一些落后的方面。于是发布《谕俗文》，企图以理学思想改变社会风俗，通过教化和法律措施达到社会的治理。《谕俗文》云：
一、访闻愚民无知，遇有灾病等事，妄听师巫等人邪说。……
二、访闻愚民无知，丧葬之礼不遵法度，装迎之际，务为华饰。……不知丧葬之礼，务在主于哀敬。随家力量，使亡者以时归土，便是孝顺，岂在侈靡?无益亡者，有害风俗。
三、访闻婚姻之际，亦复僭度，以财相徇。……婚姻结好，岂为财物?其侈靡等事，一时之间徒足以欺眩乡闾无知之人，而在身在家，所损不细。若有不悛，当治其尤甚者，以正风俗。……
四、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淫祀谄祷，因循至死，反谓祈祷未至，曾不之悔。甚至卧病在床，至亲不视，极害义理。契勘疾病生于寒暑冲冒，饮食失时。自合问医用药治疗。……至于师巫之说，皆无是理，只是撰造恐动，使人离析亲党，破损钱物，枉坏性命。上件诳惑百姓之人。本府已出榜禁止捉押，决定依条重作施行。
五、访闻乡落愚民，诱引他人妻室，贩卖他处，谓之卷伴。词讼到官，追治监锢，押往寻觅。缘此破荡者前后非一，不知惩戒。其卷伴之人，官司自合严行惩治。[17]
以上条文，既有反对封建迷信，妄听巫师邪说，不及时问医用药而造成破损钱物，枉坏性命恶果的内容，又有批评丧葬之礼过于侈靡炫耀，务为华饰之风，而提倡哀敬孝顺，简易朴实的风俗；也有反对买卖婚姻，禁止拐骗、贩卖妇女的规定。早在南宋时代的张栻就提出这些治理方法，不能说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张栻并告诫众人，以上规定，如有违反，“官司自合严行惩治”，用法律的手段保障社会治理的实行，其态度可谓严明，亦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中德刑并重的表现。
淳熙五年(1178)，孝宗闻张栻治理静江有方，乃诏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属湖北)，安抚本路。张栻到任后，整顿军政，一日去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之纵贼者罢之。当时有金国官员入境，勾结宋朝京西路的流民盗窃杀人，他们掠夺财物，杀死县令，归途路过荆湖北路时被张栻派人拿获。张栻下令把里通敌国的贼人斩首示众，而缚其金人放回。金国得知后，叹曰：“南朝有人。”[18]信阳守刘大辨依仗势力，邀功请赏，广招流民，把有人耕种的熟田作为无人耕种的荒田分给招来的流民，以图请赏。并把不满百数的流民虚增十倍奏上。按当时朝廷的规定，凡荒田可分给流民耕种，以发展生产，防止农民迁徙。但凡占田已垦的土地，不得再分给他人，两年不垦，才能收回。张栻上奏，论刘大辨之罪，揭露其以熟田作为荒田授予流民的行为，是使朝廷失信于民。结果朝廷仅把刘大辨调往他郡。张栻自知为权臣所嫉，不能伸展用事。乃求离职。淳熙七年(1180)
张栻逝世后，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当张栻的灵柩从江陵运出时，当地百姓挽车号哭，悲哀之声“数十里不绝”。孝宗皇帝闻讣后，“亦深为嗟悼”，各地贤士大夫纷纷挥泪致哀相吊，而张栻治理过的静江百姓“哭之犹哀”[20]。这说明张栻在地方官任上，治理有方，重实事实功，弹劾贪吏，发展生产，为百姓谋福利，否则会有老百姓自发地哭声载道来相送数十里吗?如果对老百姓不好的话，有数十里路来送行的吗?不可能，这肯定要讲事功的。这包括“修徳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21]。强调“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这体现了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
由此，张栻提出先养民后教民，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轻徭薄赋的德治思想，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张栻的教化之学也可以起到预防犯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这比一味实行严厉镇压和滥用刑罚的手段，更有利于统治秩序的巩固。他说：“先王之于民，所以养之、教之者无所不用其极，故民心亲附其上，服习而不违。”[22]把养民与教民结合起来，从而使民心悦诚服，不至于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事来。
张栻主张，在德治、教化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刑罚的手段，来对付犯法的行为。“如是而犹有不率焉，而后刑罚加之。”[23]对那些经过道德教化而不率，仍然违背法律的人，则实行刑罚惩治。他说：“以理论之，则必待教而不改，然后诛之。”[24]“教而不改，然后诛之”，这就是张栻所谓的刑政为末。
张栻认为，施用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刑法必须明告于天下，使人知趋利避害。他说：“明刑法以示之，本欲使之知所趋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于刑法，则不得已而致辟焉。……严刑厉法者，固不足道。”[25]强调使用刑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刑法的制定是为了使百姓明白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样就可以遏绝犯罪的源流，给老百姓指明一条生路。
张栻虽然重视刑罚在社会治理中的辅助作用，但他还是提倡以无讼、无刑为贵。这体现了儒家重德轻刑的传统和相对轻视法治的思想。他说：
圣人之意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也。夫人之所以至于争讼者，必有所由而然，于其本而正之，则讼可亡也。故教之以孝爱，而悖慢之讼亡矣；教之以礼逊，而倾夺之讼亡矣。以至于均田有制，民得其养，而田野之讼何自而兴?昏姻以礼，不失其时，而昏姻之讼何自而兴?凡此皆使之无讼之道也。[26]
提倡以无讼为贵，用道德教化来代替打官司。他认为，各种官司都有其产生的原因，从根源上做起，就可避免官司。如向百姓灌输孝爱的思想，就可避免家庭问题的官司；灌输礼逊的思想，就可避免争夺的官司；使耕者有其田，均田有制，就可避免侵占田地的官司；婚姻结好，男女适时结婚，就可避免婚姻问题上的官司。凡此种种，张栻认为这些都是“无讼之道”。
张栻提倡天理治国论，以德礼为本，刑政为末，主张施行仁政，把德礼放在刑政之上，以刑政维护德礼。这既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又具有宋代理学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张栻之世，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对金王朝的南侵，张栻秉承父志，坚决抗金，反对议和。他在朝期间，屡次上疏，力陈抗金之事。疏曰：“吾与虏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然玉帛之使未尝不行乎其间，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27]张栻强烈表明，金兵南侵，灭亡北宋，这是不共戴天之仇，绝没有和金人讲和的道理。他向皇帝建议，不要被失败所吓倒，要益坚抗金之志，不向金人妥协，加强备战，等待时机，迟早将会成功。他说：“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28]把抗金恢复的意志贯彻上下，不向金人屈服，誓不言和，这是张栻抗金的基本态度，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贯彻。以往把张栻等理学家说成类似投降派的人物，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张浚、张栻父子及朱熹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深远，体现了理学家的基本精神。受其影响，宋末岳麓书院诸生，当元兵攻陷长沙时，个个奋起操戈登城，抗击元兵，民族气节，实为可敬。“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29]与此相关，朱熹的三传弟子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彪炳史册，激励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这也是理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五、经世致用思想的启示
张栻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提倡孝道，反对封建迷信；整顿社会治安，惩治贩卖妇女；反对侈靡之风，提倡简易朴实；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德刑结合，重视道德教化；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索，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使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也是有所启示，而值得提倡和借鉴的。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倡实用，反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所谓“虚文”，指空洞无实的文字，毫无意义的礼节，或徒具形式的规章、制度。张栻反对形式主义，体现在对“虚文”的批评上。他说：“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30]主张施行惠民政策，要体现出诚意，而非形式主义的虚文。这样才能够在千年之后也能查寻而不可掩没。并指出：“务为实用，不汨于习俗。”[31]主张务为实用，不为形式主义的习俗所扰乱。
在抗金斗争中，张栻反对形式主义的“虚文”。他说：“今大敌在前，国势不立，与其崇孝飨之虚文，曷若厉复雠之大义。请停大礼，悉以其费佐军督诸将，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灵。”[32]强调在大敌当前之际，与其崇尚形式主义的祭祀大礼，不如将其费用用在统军打仗、分道攻守上，这样更能够慰藉祖宗的在天之灵。《宋史·张栻传》称张栻“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33]，充分肯定其主张实用，反对形式主义的思想特点。
张栻从民本爱民思想出发，反对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他说：“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也……有司视民之死而不之救，则民视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矣，此其所以为得反之者也。然则于此，其可不深自省察而以行仁政为急乎!君行仁政而以民为心，民之疾痛疴痒无不切于己，则民亦将以君为心，而亲其上，死其长矣。”[34]批评官吏见死不救，骄慢对下而不体恤民众的官僚主义，主张行仁政，检讨省察官吏对老百姓的态度，以百姓之心为心，关心民众“疾痛疴痒”之疾苦，这样百姓才
张栻以重民思想反对骄矜放肆的官僚主义，他告诫人们：“夫治常生于敬谨，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而毎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纴之事，则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35]批评骄矜放肆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求为官者念及百姓稼穑之劳，思百姓饥寒之苦，心存敬谨，而去其骄肆，以民众之心为心，如此才能保民兴治。并指出：
后来只为不知艰难，故都不省察，但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离困苦于下。……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人主不以此为职分，以何为职分?人主不于此存心，于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与之不相管摄，则彼之心亦将泮涣而离矣，可不惧哉!……臣尝为州郡，备见百姓利害，百姓甚易扰动。未论州郡所行，只如知县妄行出一文字，乡间扰害百姓，有不可胜言者，何况以朝廷之势临之，若一事偶未审，草草行出，外间受害又何可以数计!百姓被困毒，得闻于人主之前者有多少间隔，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则岂可谓小害无伤?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扰百姓，失却人心，是将立事根本自先坏矣，乌能立哉!然则岂可谓要立事，扰人不奈何?人主又岂可不察?[36]
批评不知下层百姓流离困苦，不问民众疾苦，只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的官僚主义，并批评知县妄出文字，扰害乡间百姓甚多，何况朝廷不审事理，草草颁行发布，则造成更大的危害。主张以人心为立事根本，批评失却人心的官僚主义，强调不得以立事来扰民，要求君主对此要有觉察。
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张栻反对享乐主义。他说：“节礼乐者，进反之义。乐节礼乐，则足以养中和之徳；乐道人之善，则足以扩公恕之心；乐多贤友，则足以赖辅成之功。是乌得不日益乎!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乌得不日损乎?损益之原，存于敬肆而已。骄乐，以骄矜为乐也；宴乐，以宴安为乐也。”[37]批评享乐主义，认为追求享乐，会带来长傲、志荒、志溺的不良后果。并强调与民同乐，“不当自乐其身，当与民同乐而已。……盖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亦非也。乐民之乐者，以民之乐为己之乐也；忧民之忧者，以民之忧为己之忧也。惟吾乐民之乐，故民亦乐吾之乐；惟吾忧民之忧，故民亦忧吾之忧。忧乐不以己，而以天下，是天理之公也。”[38]要求统治者应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不当自乐其身”，只图自己享乐，而不顾百姓忧愁。
张栻指出，追求享乐足以陷溺其人。他说：“夫逸豫之溺人，而深求所以戒惧乎!当忧患之际者，诵斯言，可不念其为进德修业之要，而自勉励乎!”[39]所谓逸豫，即指享乐。张栻认为逸豫足以溺人，使人沉沦不能自拔，所以要时时戒备，不要沉迷于逸豫之享乐。
与批评享乐主义相关，张栻还批评了奢靡之风。张栻告诫：“毋放于欲，毋狃于逸，毋交非朋，毋从事于奢靡，则予有望，予又将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则复有进焉。”[40]在这里，张栻明确反对“从事于奢靡”，并将其与放纵物欲，习惯于逸乐，妄交朋友等联系起来一起批判，表达了张栻反对贪图享乐的奢靡之风的态度，于今颇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张栻反对奢靡之风是与提倡仁道，保民爱民，反对贪欲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人君有民，与其臣共司牧之，是当以保民为己任耳。”[41]强调人君应以保民为己任。“凡动于己私者皆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则何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处者安裕，故常泰然而无所不敬也，故不骄。若夫以势位智力自恃则骄，骄则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视，临之以庄也。持身如是之严，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42]反对贪欲，提倡仁道。主张“正衣冠”，树立好的榜样，解决动于己私的贪腐问题，而不以权势压人。
一方面反对奢侈，另一方面张栻又提倡节俭。他说：“禹之有天下，无所与于己，故饮食则菲，衣服则恶，宫室则卑，所欲不存焉。而于事神之际则尽其诚，于朝廷之礼则尽其敬，于保民之事则尽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43]盛赞禹在饮食、衣服、宫室等物资生活方面非常节俭，不存所欲，但禹对保民之事却竭尽其力。提倡为民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亦是对奢靡之风的制约。
张栻提倡以忠厚爱民作为其职守，表彰“其为政大体本于忠厚爱民，不苟其职，而不为赫赫名利之为”[44]。以忠厚爱民为从政之本，把爱民落到实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不去追求那种世俗的显赫名利。由此，张栻对百姓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的虚文、骄慢无视民瘼的官僚主义、沉湎于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和从事于奢靡的社会陋习深入批判，这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赞誉，而且对今天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也是有所启示的。
以上张栻“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重躬行践履、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他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以及他对流于“虚文”，“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从事于奢靡”等不良朝风和社会风气的批评与反对，集中体现了他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特点，也是其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体现。可以看出，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纠正不良风气，也是有所借鉴，而值得提倡的。
【注释】
① 张栻的事功修为可参见：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十六，《张左司传》；朱熹《朱熹集》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宋史·张栻传》；清代王开琸编《张宣公年谱》，有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近人胡宗楙编《张宣公年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胡氏梦选楼刻本。
【参考文献】
[1]张栻：《洁白堂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页。
[2]张栻：《南轩易说》卷三，《张栻全集》，第43页。
[3]张栻：《答彪德美》，《张栻全集》，第897页。
[4][34][38]张栻：《孟子说》卷一，《张栻全集》，第263、269、260页。
[5][11]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全集》，第699、699页。
[6][43]张栻：《论语解》卷四，《张栻全集》，第117、135页。
[7][14]张栻：《仰止堂记》，《张栻全集》，第733、733页。
[8][12]张栻：《答陆子寿》，《张栻全集》，第920、920页。
[9]张栻：《答朱元晦》，《张栻全集》，第961页。
[10]朱熹：《答詹体仁》，《朱熹集》卷三十八，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4页。
[13]张栻：《寄刘共甫枢密》，《张栻全集》，第810页。
[15][16]张栻：《洙泗言仁序》，《张栻全集》，第752、752页。
[17]张栻：《谕俗文》，《张栻全集》，第774-776页。
[18][19][21][33]脱脱等：《道学三·张栻传》，《宋史》卷四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74、12774、12772、12772页。
[20][27][28]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第4554、4546、4546-4547页。
[22][23][42]张栻：《论语解》卷十，《张栻全集》，第233、233、237页。
[24]张栻：《孟子说》卷五，《张栻全集》，第418页。
[25][39]张栻：《孟子说》卷七，《张栻全集》，第470、474页。
[26]张栻：《论语解》卷六，《张栻全集》，第169页。
[29]《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30]张栻：《文帝为治本末》，《张栻全集》，第781页。
[31][32]张栻：《直秘阁詹公墓志》，《张栻全集》，第1080、1081页。
[35][36]张栻：《经筵讲议》，《张栻全集》，第666、667-668页。
[37]张栻：《论语解》卷八，《张栻全集》，第210页。
[40]张栻：《送犹子焕炳序》，《张栻全集》，第774页。
[41]张栻：《孟子说》卷二，《张栻全集》，第299页。
[44]张栻：《夔州路提点刑狱张君墓志铭》，《张栻全集》，第1077页。
（原载《船山学刊》2014年01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