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厚。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注意对那个时代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总结研究，作批判性的评述，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哲学所作的总结性研究，《四朝学案》（《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识》）对宋明理学所作的总结性研究，这些都可以说是广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早就有了，但在近代以前，它和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史还分不开界线，因为上述著作都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史著作。
中国是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后，才明确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的规律，也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关于“性与天道”的学问。哲学研究的问题涉及到真、善、美的各个领域，包括形上学、认识论、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领域。于是有人开始参照西方哲学的问题和研究范围，来整理中国传统哲学资料，哪些属宇宙观、形上学问题，哪些是认识论问题，分门别类，形成几大块，并寻绎出一个思想发展的线索来，建立所谓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这种工作实际上是日本学者最先开始做的，中国到本世纪才有人讲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而且早期的研究受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的影响比较大。
中国较早受到西方影响进行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梁启超学识渊博，他写过很多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但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他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曾经对胡适有过影响，但是他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又都出版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显然又受到过胡适的影响。
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飧书》等著作中，有许多文章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解的深度要超过梁启超。
蔡元培在清末宣统年间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虽然是讲伦理学史，但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中国近代的这些思想先驱，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都曾留学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日文著作或西方哲学著作的日译本，当然也有他们根据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所作出的独特理解，以及他们个人的一些研究心得。
中国学者用近代学术观念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应该说是胡适。他留学美国，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主要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方法，回国后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１９１９年商务出版。这本书的价值，蔡元培在为它写的“序”中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肯定它四点：①证明的方法；②扼要的手段；③平等的眼光；④系统的研究。其中第三点“平等的眼光”最重要，肯定它突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定儒学为一尊的传统观念，对孔、老、墨平等看待，把他们都看作是古代哲学家，都肯定其长处，批评其缺失。这是封建时代的学术史著作做不到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胡适以后，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二个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冯友兰。冯友兰先在北大学中国哲学，后留学美国，接受了西方的新实在论哲学。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列出中国和西方的各种人生哲学加以比较，但偏重讲伦理学，还不能算是哲学史著作。冯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中国哲学史，讲稿形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分别于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４年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了上册，写到先秦为止，他终其生也没有把下册写出来。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全的，是通史，这是它的优胜处。冯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卜德译成英文出版，至今仍是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我注意到吾妻重二教授最近出版了该书的第二个日译本，第一个译本早在１９４２年就已出版。在日本，冯的《中国哲学史》似乎没有产生在英文世界那样大的影响。
在旧中国，还出版过一些中国学者写的其他中国哲学史著作，如钟泰的《中国哲学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等，但这些著作都不如胡适、冯友兰的书影响大。
解放前也出版过一些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专史和断代史著作，如在中国佛教史方面，有蒋维乔和黄忏华的著作。蒋书主要是根据日本学者境野黄洋的《支那佛教史讲话》编写的，黄书则是根据宇井伯寿的《支那佛教史》小册子编译而成的，都谈不上有多少自己的研究心得。解放前中国学者写的最有价值的佛教史著作是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也曾留学美国，哈佛出身，他不仅懂西方哲学，而且学过梵文和巴利文，写过《印度哲学史略》一书。另外，中国老一辈著名学者陈寅恪、陈垣都在佛教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们研究工作的特点是对宗教不是抱信仰态度，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认识对象来进行学术史的研究，并且都在考证方面下了很深、很专门的功夫。
中国在解放前，已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中国学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清理古代思想的一部著作。接着范文澜、侯外庐、杜国庠、吕振羽等学者都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方面作出了贡献，而的，是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书。该书前三卷和后来作为第五卷出版的侯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都写于解放前，名曰“中国思想史”，内容就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作者在“序”中说，这部书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在一起编写的，而实际上它还是以哲学思想为基本线索和论述的重点。该书不仅观点不同于封建正统派和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中国哲学史，而且研究范围宽广，论述内容系统全面，引据资料翔实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一大贡献是挖掘出了许多长期被埋没的唯物主义无神家思想家的资料，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该书对解放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影响比较大。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开展的，旧的封建正统派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都遭到了批判，冯友兰等老一辈学者纷纷放弃唯心主义哲学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解放后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数有较大增加，研究成果也相当多，应该肯定２０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种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原因，在８０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多干扰，没有取得本来应该有的更大的进展。这主要是政治的干扰，最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那个时期虽然也在“学一点中国哲学史”的名义下发表了大量文章，但是完全谈不上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另外就是把学术思想批判混同于或上升为政治批判，如１９５７年划的“右派分子”，有的就是只发表过一些不同的学术见解而被戴上了帽子。５０年代末还有人提出了“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的口号，这就完全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把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变成绝对公式，来给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定性，也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当时讨论的问题不外是老子哲学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朱熹哲学是理一元论还是理气二元论，……不是重在总结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而是把唯物和唯心的定性本身当作价值判断，唯物主义就表彰，唯心主义就批判和否定。这当然不利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这一段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经验教训，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以后，许多学者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认真的总结，后十多年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在方法论上虽然还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克服了过去那种简单化的做法，突破了教条主义设置的一些思想禁区，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繁荣。最近１５年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一个最好的时期。
应该肯定，后半个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就中国大陆来说，主要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前面讲到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它的篇幅最大的第四卷（唐宋元明清部分），是到解放后才写作和出版的。他们的科研集体中后来又吸收了一批新中国培养的中青年学者参加，继《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之后，又出版了《宋明理学史》两卷本，以及其他一些通俗的或专门的、资料性的或研究性的著作。这个科研集体被称为“侯外庐学派”，是本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一。
现代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几个重镇、几个大家，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等学者，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的。张岱年受其长兄张申府（崧年）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哲学，解放后虽然一度政治上受委曲，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他特别注意研究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史，尤其推崇王船山的学问和人格。他还注意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概念、范畴，解放前写了《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解放后也大力推动对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他提出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同，代表了当今中国正确的文化研究方向。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化概论》教材就是以这种观点为主导，来对大学生进行历史文化知识的教育。
任继愈是汤用彤的学生，他的学术专长是中国佛教史，写作和主编过多种中国佛教史著作，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是一项嘉惠后世的浩大的学术工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方面，任继愈在６０年代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教材，“文革”前一直被各大学采用，影响了一代后起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文革后任先生又主持编写了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现已出版四卷。任先生现在是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张先生是前会长，现在的名誉会长。
去年春天去世的冯契先生也在中国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他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部书，贯彻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理论分析深刻透辟，逻辑上圆融一贯，文笔简洁流畅，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冯契有他独创的“转识成智”的智慧学说，他的三本哲学理论著作（“智慧学三篇”）就是专门论述这一学说；而他的两本哲学史著作又是和“智慧学三篇”互相贯通的，体现了他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读他的书确实可以看出大家气慨。
中国各大学、研究所近十余年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多达数十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可以提到肖＠①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该书是继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后，８０年代为各高校较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教材。它在哲学史观上和冯契比较接近，重视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强调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关于２０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我们还必须提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他写了３０年，前后思想有一些变化，但在去世前终于把七卷本都写出来了。冯先生解放后放弃了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表示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观上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唯心主义的“根”并不那么容易完全清除掉，所以不时还要表现出来，于是不断地受批判和作自我批判。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论”时，基本上还是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道理；到他写到该书最后两卷时，中国社会上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有所发展，他又写进了一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例如他在该书的“结语”中说，中国传统哲学是“仇必和而解”（张载语），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是“仇必仇到底”，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同于所谓“斗争哲学”。他的结论是人类历史的趋势必然是以调和哲学来取代斗争哲学，这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冯先生这个人比较复杂，我们对《新编》的评价还是要看全书，全面衡论其价值。从３０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到８０年代的《新编》七卷本，可以看到冯先生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概况。
近十余年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的通史、通论性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李泽厚的三个“思想史论”，即《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作者确实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从过去３０年的困境中走出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思想史研究政治性太强，讲历史问题往往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发的，学术上并不十分严谨，所以人们对他的看法分歧很大。他最近提出要“告别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和１９４９年的革命都搞错了，中国不应该走革命道路而应该走改良道路，又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特别是近现代史学界的一场大讨论。从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的建设发展来看，对李泽厚的三个“史论”不能评价太高。他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思想家而主要不是哲学史家。
解放后，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哲学专史、断代史、哲学家个案研究、专书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数量相当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都被作为研究对象，有专门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出版。有些过去鲜为人知的思想家也被发掘出来。在断代哲学研究方面，先秦哲学始终是研究重点，孔孟儒家、老庄道家和《周易》的研究成果最多。过去由于判定宋明理学是唯心论，不被学术界重视，汉代哲学也是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领域，８０年代都召开过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予以推动，以后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研究成果，如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石训等著的《中国宋代哲学》，还有张立文、陈来、蒙培元、贾顺先等人关于宋明理学的著作；汉代哲学方面也先后出版了金春峰、于首奎、祝瑞开、周桂钿等人的研究专著。过去由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在哲学史研究中表现出“厚古薄今”的倾向。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也得到了加强，出版了多种研究专著和教材，而且今天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多地是在近现代。最近十年来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展和人们对它的重视，也对扭转“厚古薄今”的学术取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中国哲学专史研究方面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中国唯物论史、中国辩证法史、中国认识论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人性论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美学史、中国逻辑史、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国无神论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易学史、中国儒学史、中国道家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等等。其中有些是集体研究的成果，有些是作者下了多年功夫的精心结撰之作。如朱伯昆先生的四卷本《易学哲学史》，在推动对《周易》哲学的科学研究方面就起了重要作用。朱先生是学者，不是靠《周易》来混饭吃的时髦易学家，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在当今中国数百种易学书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受到很高的学术评价；朱先生也因此而成为当今中国易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美芝灵国际易学院院长、《国际易学研究》杂志主编）。在中国哲学专史著作中，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牙含章、王友三主编的《中国无神论史》、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夏甄陶的《中国认识论史》等，都有较高学术价值。此外，这十多年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大型资料书和工具书，各种资料选辑、论著索引、辞典、年鉴、大事记等也出版了不少，颇便学术信息交流和后来者的学习与研究。我们只要翻阅一下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和论文索引，就可以看到这个学科近十余年来确实是处在一个全面发展和繁荣的时期。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８０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政策宽松了，思想禁区破除了，学术就能发展和繁荣。这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教育的整个大形势均呈发展势头，这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能够繁荣和发展的前提；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奋发昂扬也是研究传统思想文化的学科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８０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队伍的变化也较大。老一辈专家侯外庐、冯友兰、严北溟、孙叔平、赵纪彬、邱汉生、杨荣国、王明、冯契等人相继去世，张岱年、任继愈、石峻等学者现在都已超过８０岁。这个时期起骨干作用和学科带头人作用的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代中年哲学史工作者。这些人毕业于五、六十年代，文革耽误了十年，在时间上有紧迫感，勤奋工作，挑起了科研和培养下一代两付重担。他们中有的现在实际上已进入老年，他们培养的更年青的一代专家也已逐步成长起来。中国在８０年代建立了学位制度，对培养新一代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国大陆现在有九个大学和科研单位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它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先后被批准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的有４０人左右。十余年来他们已培养了１００多位中国哲学专业博士。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全国有２０多个，已培养了数百名硕士。这批年轻学者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年富力强，现已成为各大学和研究所教学科研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的成长很快，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已经提升为教授。目前全国已有七位年轻的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陈来、郭齐勇、李维武、李宗桂、赖永海、杨国荣、陈卫平）。中国哲学史学科这种后继有人的局面是十分可喜的。
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活跃还表现在有关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和重要学术会议不断出现、频繁召开。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是１９７９年正式成立的，下属的二级学会有中国周易研究会、中国宋学研究会、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等。各地组织了不少地方性的孔子学会、周易学会，老庄学会……，特别注意开展对本地区历史上出现的著名哲学家的研究。８０年代成立的全国性儒学研究组织有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华孔子学会两大家，前年还由中国发起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于７０年代中期的国际中国哲学会，８０年代初中国大陆就有学者参与其活动，出席该学会两年召开一次的年会，以后参与者越来越多，去年七月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出席第九届年会的中国大陆学者已多达３５人。中国学者还于１９９３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近年来由各个大学、研究所和各个学会在中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各种学术会议越来越多，内容涉及对传统哲学的梳理和正确诠释，它的现代价值，中外、东西哲学比较，以及中国近现代哲学等广泛的问题和研究领域。中国各地学者之间，中外学者之间，通过这些学术会议加强了联系和交流。
５０年代以后港台学者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港台地区，没有经历过对儒家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猛烈的批判，在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阻力较小，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特别是新儒家学者对中国儒家正统哲学，孔孟程朱陆王的道德心性之学，作了较多的研究和阐扬。台湾天主教派的新士林哲学，从“本土化”的需要出发，也注意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罗光主教的一套《中国哲学思想史》就写了九大本，他还有多种阐论儒家生命哲学的著作问世。大陆和港台研究中国哲学的指导理论和方法不同，但研究成果也可以互补。
我们在世纪之末来总结回顾这一个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走过的历程，应该肯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中国哲学史学科也有很大的发展，有长足的进步。这个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基本上是胡适、冯友兰领风骚的时期，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等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主导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它们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实现了一个“结合”，当然也有歪曲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因为程朱理学到底不是新实在论，颜元、戴震哲学也不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后半个世纪则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占绝对优势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一个时期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理解，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都要认真加以总结。
展望下个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我们相信，在２０世纪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进展的基础上，它一定会向着科学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前进。因为中国和整个亚洲重新崛起、东方文明复兴的历史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教育在２１世纪还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包括学位制度的健全和制度化，下个世纪还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和硕士，数量会比现在有所增加，专业队伍将不断扩展、壮大。后者在思想上会更加开放，他们的学业基础和研究条件会更好，包括国际交流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好。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哲学史学科在２１世纪还会有一个大发展，研究成果将会更多，水平更高，并且有可能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一，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更加明确和突出。２０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是按照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和模式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不论是用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都是参照西方哲学的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模式，来整理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料，理出一个思想发展线索来。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符合这个模式的就被函盖进去，套不进这个模式的往往就被忽略。许多学者已感觉到这种研究方法有严重缺陷，提出要重视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８０年代初一些学者提倡开展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就有要突出中国哲学特点的意思。但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按照中国哲学的特点和自身的发展规律，应该建立起怎样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譬如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在中国哲学中最突出的是天人关系问题，天人关系问题能不能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划等号，它是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这就很值得研究。中国哲学不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为最高目的，而是强调为己之学，以提高人的境界为目标。研究做人的学问当然也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身心关系等问题，但和西方以知识论为中心的天人之学不同，中国的天人之学是以伦理学为中心。中国哲学也要探究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即所谓“性与天道”的问题，这是人类思维共同性的普遍问题。但是具体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西方哲学不同，注意的侧重点不同，所运用的哲学概念、范畴也不同。和西方哲学只是人类创造的哲学理论思维的一个特殊形态一样，中国哲学也是一个对人类精神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特殊哲学形态。我相信我们的后来者在深入地比较研究了世界各大哲学系统之后，会把中国哲学的特点更准确、更清晰地揭示出来，建构起更加符合实际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比较大，这种影响自然还会延续到下个世纪去，继续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原则，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认为思想不是不受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而完全自身独立发展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理，认为哲学理论创造离不开先前的思想资料和整个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等等。这些一般性的原理原则当然没有错，但是它不能代替具体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中国过去有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有解释学的方法、发生认识论的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还可以在哲学史研究中运用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今天文化研究对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渗透影响都比较大，哲学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尤其密切。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只能有利于揭示它的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并且各种研究方法往往还能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今后人们还将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哲学，可以从东西哲学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日、韩哲学比较的角度来研究，还可以如沟口雄三教授讲的，从东亚、北亚、西亚、东南亚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中国哲学，在多种相互作用和交流融合关系中给中国哲学以更恰当的定位。日本学者是把中国学看作外国学之一种来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角度和中国学者就有很大的不同。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往往也能起到互补的作用。
三，中国哲学将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哲学与西亚、南亚、东西、东南亚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双向交流运动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事实上中国哲学早已走向世界。不用说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东亚国家，现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汉学研究也相当发达，孔子被奉为人类的导师，西方人也纷纷要到老子《道德经》、《周易》和《孙子兵法》中去吸取东方智慧。就拿现代新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来说，第一个阶段是在大陆本土，第二个阶段在港台，第三个阶段就已经走向世界，“儒家资本主义”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提出来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余英时等人已经生活在美国。文革中儒学在中国大陆受到严重挫折时期，杜维明提出儒学今后可能要走从纽约到巴黎到东京然后返回北京的路线，也就是说，今日儒学研究的重心已经是在海外。可是，他说的那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最近十年中国大陆的儒学和新儒学研究蓬勃开展，已经成为世界儒学研究的中心，国际儒联总部设在北京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７０年代中期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国际中国哲学会，它的宗旨就是要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这个学术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学术活动日益活跃，也说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趋势。我看到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视，有那么多著名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精通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仅东大中国学会就有１０００多名会员，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也有到日本来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看到这种情况，我更加相信下个世纪，中国哲学一定会进一步走向世界。所以我非常希望加强中日两国中国哲学研究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同世界各国同行学者的交流，共同发掘和阐扬中国哲学这一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我本人对中国哲学在下个世纪的发展是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