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研究《周易》有西方的风格。今天的西方学者如何看待《周易》？研究状况及走向如何？在近年来笔者与欧美易学家的接触和交流中，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也有许多体会。下面，将有关的情况及个人的思考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 信息三则
补充说明。在我国有关玻尔（Niels H.D.Bohr,1885－1952 ）的介绍文献中，常提到他以“太极图作为家族的族徽”。（注：许多文献都有类似的介绍。如灌耕编译：《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珊泉：《周易图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实际上，按照玻尔的遗愿，太极图还作为他的墓志铭刻于丹麦政府为他立的纪念碑上，该碑立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门前。此外需要具体说明一下，玻尔家族事实上不止一个族徽，当然太极图是其中他自己为家族设计的族徽。
周易广场。柏林市政府通过了一项市政规划，位于市中心的圆形广场将改建成以《周易》为主题的文化广场， 名“周易广场”（I GingPlatz）。按照这个规划，64 块分别刻有六十四卦的金属圆盘将矗立于广场四周，卦名等内容分别用中文、德文和英文三种文字书写。改建工程计划于2000 年竣工。（注：internet:www.wir—gmbh.de/501/mehring/mehring3.htm）
研究动态。瑞士的埃拉诺斯机构（Eranos Found ）， 是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当年主要学术活动中心之一， 也是当今西方最为重要的易学科研机构之一， 以其“埃拉诺斯聚会”（Eranos Tagungen Am Runden Tisch ）久负盛名。 （注：该聚会始于1933年，地点在瑞士小城阿斯克纳（Ascona），荣格是聚会的主要发起人。）这个机构的研究人员认为，尽管《周易》是一本“用语言文字形式”（verbal）写就的书，但它所要表现和反映的则应属于前语言的（pre-verbal）直觉图像。为此，在他们的“埃拉诺斯《周易》研究项目”（Eranos I Ching Project）中，有关《周易》直觉图像的研究去年被拟定为该项目最新的主攻课题。（注：埃拉诺斯机构负责人理茨玛（R.Ritsema）
二 西方易学中的“神秘性”
《周易》往往和神秘联系在一起，是“一座神秘的殿堂”。（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它的卦划卦辞构成让人感到神秘，它的卜筮让人感到神秘，人们在看待《周易》时，也充满了神秘。神秘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易学文化，尤其是民间易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现象上看，西方易学似乎承袭了中国易学的神秘。这种神秘性体现在有关称呼的忌讳上。根据笔者的亲身体会，国际易学交流中，当你称《周易》为“我们的《周易》”时，尤其是以严肃的口气如是讲时，恐会让人感到某种不敬；这种神秘性更体现在对待《周易》的一些态度及方法上。如对它所特有的恭敬、笃诚的姿态，学习实践过程中的虚无、寂定之法，以及西方学人给予占筮的特殊关注等。
当然，表面的神秘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西方学者会给易学敷上这多的神秘？细细看去就会发现，其神秘的下面原来不神秘，其神秘折射着对《周易》的特殊思考。
我们知道，《周易》反映和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和说理方式。然而，对于产生于中国的《周易》，也可以从一个更为抽象的角度进行审视。这时便会了解到，就它反映和代表的一定的思维认知的形式来说，是人类所共有的，是可以为人类所共享（share）的。这就是说， 它揭示的是真理性的东西，而真理是没有地域或民族性的。所以，当称之为“我们的《周易》”时，容易使人产生某种真理垄断的感觉。显然，围绕《周易》称呼上的这类忌讳，并非忌其冲犯神圣，而是忌其“冲犯”真理，它反映了西人的大易学观——《周易》不是“你们的”或“我们的”， 而是“世界的”（ global ）。 （注：美国易学家 Carol K.Anthony
那么，研究中的种种“神秘”态度和方法，又缘于何？答曰：研究本身的特殊需要。
这种神秘性主要表现在以众多荣格心理学家（Jungian ）为代表的易学心理学当中。按照他们的易学观，《周易》除了文化及思维理论等方面的价值之外，它的重要性还在于认知心理方面，在于它反映和体现着对直觉作用的某种追求和实践。《周易》是占筮的答问之书，卦爻辞是它答问的判断形式。不过，由于它所答之疑问、判断所针对的问题尚需通过占筮来确定，所以，它的判断总是待应的（ready to responseto ），且是以一应万的（available to any question）。显然，作为判断，它是违反逻辑、是非理性的，只能属于一种特殊的判断类型，即直觉的判断类型。（注：“直觉”（intuition ）的原义即为“不诉诸理性的理解力”，the power of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ithoutreasoning。见《朗文英汉双解辞典》第655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年。）此其理由一。其二，它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开启直觉之窗。用《周易》进行判断常常出现诸如答非所问、答不应问、所答非一等情形。对此等情形，若依照理性原则观照它，势必要否定、批判它；而要认同它，就不能遵循逻辑的原则，需要排斥理性。尽管这种认同往往表现为对荒谬的认同，但它依赖信仰（believe）来维持其认同， 通过顿悟（epiphany）来把握其真性，因而也易于使人打开内在心灵之窗，对自我提出怀疑，调动直觉意识去反复领悟它而非简单地接受它。因此，这样的判断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作用，可以激活内在心理的活动，促生心灵的交流过程；其三，《周易》在它的人格心理模式基础上，指出了直觉活动应有的方法要求。《周易》有关“君子”和“小人”的叙述表明，君子有小人所具有的人格因素，小人也有君子人格中高级的一面。如君子避之“童观”、不食“硕果”、不用“壮”，如他可以“有孚于小人”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按照这个模式，人格的基本构成包括了高级和低级两种因素。其中前者是和直觉直接相关的因素，它反映和体现着内在我亦真我（true self, real self）的需求，使人产生达到内心和谐的内在驱动，而这个驱动的主要作用方式，就表现为直觉。所以，《周易》激励人们
因此，在许多易学心理学家看来，《周易》是进行直觉研究和训练的一部好的教科书。而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训练，就需要有不同于理性研究的看上去颇为神秘的方式及方法。于是，我们看到，读《周易》要带着问题去读，读前先要抛钱掷币，读后要打开心眼（inner eyes），求其心灵的诚、敬、静。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心诚、恭敬及寂静定心，并非缘自所谓“心诚则灵”，而是出于放弃表我（imaged selfs,ego）的考虑，是为了得到一种内在的心理体验；即使是抛钱掷币之举，也仅仅是出于学习体验的需要，因它毕竟是《周易》原初的方法，只有凭借这一方法才能使问题和卦爻结论一一对应起来。重复说，其抛钱掷币是为了研究问题而不是用它来预知什么，是在把神秘当作一种现象来考察而不是在延袭神秘。
三 西方易学的研究优势
西方易学有许多独到的发现。在最近二十年来，西方易学思想已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西方易学的研究特点及优势，也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究竟有无优势？有怎样的优势？
答案首先是肯定的，因西方有良好的研究条件。比如，由于有着相对完善的图书文献管理体系以及先进的信息交流手段，西方学者可以较为方便地查阅并充分利用有关文献资料；再如，相比之下，西方有规范的科研出版机制，为科学研究的严肃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从而也为“研究问题”而非“写文章”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西方的这些优势是明显的，对于研究本身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它们毕竟属于研究的条件问题。既是条件方面的优势，也就不好说是西方所特有的。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的研究条件将逐步趋于完善，西方的所谓条件优势，将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事实上，近年来我们每个人都已有了这方面的切身体会。
问题是，西方学者有无研究本身的优势？
《周易》是中国的经典，在学习和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有着语言及文化上的先在（natural, given）优势。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西方学者不具有某种先在的优势。这里，不妨先看几则著名发现的实例，从中可以了解西方人是怎样看待和分析问题的。
在浩繁的中国古代文献当中，唯《周易》有“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之称。《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但人们对它却一直存有误解，在我们有关思维理论、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中，也没有将它真正当作“中国文化第一典”来看待。西方易学在这方面作了还原，还原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No.One的地位。在谈到为什么要如此看重《周易》时，前苏联东方学家舒茨基（I.K.Shchuskii,1897—1937）讲了自己的体会。他说：“考察研究中国哲学史文献时发现，《易经》是探讨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最基本的起点；要分析每一个哲学派别， 都必须首先对《易经》做出分析。 ”（注： IulianKonstantinovich Shchuskii, Research of the I Ching.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p.3,1979. ）舒茨基的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和处于传统文化中的我们不一样，他是站在外面看《周易》的，所以往往会从整个中国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中观照《周易》，从而也就较为容易看到《周易》与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联系，把它当作中国文化及思维理论的“起点”来看待。
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是我国最为熟知的西方易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欧洲第一位易学家。当他发现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关系时，曾推动了欧洲第一次易学热。我们注意到，莱氏在发现这一关系时，有两个不容忽视的背景。一、他是在与白晋（Joachim Bouvet,1656 —1730）的易学通信过程中发现的；另一，他是在酝酿提出二进制学说期间发现的。（注：1697年，莱布尼兹与白晋开始了著名的易学通信。通信过程中，莱氏常常是以一个“小学生”（pupil ）的姿态跟远在北京的白对话，但他们主要讨论的又是莱本人对先天卦二进制的看法。对这段历史已有过专门讨论。参见Hans J.Zacher,Die Hauptschriften zurDyadik von G.W.Leibniz.Frankfurt,1973; David E.Mungello, Thereconcili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ity in thewritings of de Premare,S.J.,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6,pp.389－410, 1976,Leibnize and Confucianism:the search for accord.Honolulu,1977,等。 ）如果说前者是他学习和了解《周易》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后者则是他研究《周易》所必须具备的，它提供了研究的工具。很明显，他是在以二进制思想发掘《周易》时发现其二进制关系的。他发现的是一种平行性，即《周易》卦序与二进制的相似性。
西方易学心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看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依赖于一个共同的心理学模式，即《周易》所确立的“君子一小人”人格模式。（注：参见赵继明：《安东尼及其〈周易〉心理学研究》，《周易研究》，1998年第三期。）这一发现无论怎样都是令人惊奇羡慕的，因它毕竟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也因我们没有这样的发现甚至很少这样去想问题。然而，这一发现看上去却来得颇为轻易，来得十分简单。它缘于语言转换当中的一种直接启示。“君子”和“小人”在汉语语义上是两种不同品质的现实人格的象征性表达。严格讲，在进行西语转换时，很难用某个单词将它丰富的内涵完整地表达出来。不过，或许正是由于其难于完整表达，却也正好把它的本质涵义揭示了出来。当“君子”和“小人”被译为“高级之人”superior-man 和“低级之人”inferior-man时，本身就表明了人格之“高级”与“低级”因素的存在。这样的译法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几乎就是直接给出了人格心理上的描述。接下来对《周易》的心理学考察及发现，也就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看待《周易》时有他们的特别之处。舒茨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以一个文化圈外人的眼光看《周易》的；莱布尼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用他自己的（二进制）思想来比较和看待《周易》的；易学心理学家的特别之处是从西语语义上得到一种启悟，而概念的语言转换（意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比较的过程，因而本质上也可以归结为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更何况，他们的发现说到底仍是在语言转换之“启发”基础上，用心理学学说“悟”出的，是以此反观《周易》的结果。显然，由于不同文化及知识背景的缘故，从外面看《周易》是西方学者共有的一个研究特点。比较性研究也是这样。仅就看问题的方式而言，当人们在看待另一种文化现象时，实际上是用自己的“眼光”看它们，是用自己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它们，是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思维参照体系而审视它们的。这样做，本身就是在进行比较。西方学者看待产生于东方的《周易》，也不在例外。所以，从外面看《周易》，以及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周易》，是西方学者在易学乃至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两个突出特点。
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特点也是优势。对于“从外面看”，不妨称之为“局外人”或“旁观者”的优势。虽不好说“旁观者”一定能将问题看得准、看得明，但对于西方学者这些“旁观者”来说，至少要少一些来自传统或权威思想的束缚，也便于自觉不自觉地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同时比较性研究也体现着某种优势。我们都知道，比较研究往往是跟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因它将考察的问题置于另一思维系统当中，容易使之得到新的整合，获得新的共生值（int-creation）。因此，如果说西方易学有什么优势的话，“旁观者”角度和比较研究方式就是优势。从一些西方易学家的态度来看，他们对这样的看法也给予了认同。比如，当笔者谈及类似的问题时，丹麦汉学家伦贝（Knud Lundbaek, 1912 －1995）曾反复强调“旁观”和比较在科研中的重要性，并从科研需要灵感的角度指出，它们是产生创造灵感的十分有效的态度及方法。（注：1994年至95 年 K. Lundbaek 跟笔者讲述西方易学及“伦贝俱乐部”（Lundbaek Club）时，多次谈到类似的思想。对此， 笔者在《集体思维与思维共生》，《晋阳学刊》，1998年第3期已介绍过。）再如， 笔者正式提出这个观点后，美国易学家安东尼（C.K.Anthony, 1932 －）说“完全符合她的实际情况”。（注：美国易学家Carol K.Anthony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一，西方易学虽然可能有较多的创造性，但不等于说就一定能有创造，更不等于说其创造、发现就一定合理。事实表明，西方易学中不乏像“易经主义”等牵强附会之说；（注：易经主义（I Chingism,Yi Jingism）， 又称“中国费格主义”（China Figurism），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西方易学学说。它的代表人物们将《周易》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圣经的翻版，其荒谬、离奇，是显而易见的。参见K. Lundbaek, Yi Jing and Yijingism,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S.J.,1991,Aarhus。）二，笔者讨论所谓研究的先在性优势，并不排斥我们也可以具有相应的态度和方法，更不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得来。正相反，探讨这样的问题，其目的就在于找出自身的不足，以便加强后天学习的自觉性，如自觉培养整体思维的习惯，尽量站在历史及理论的高度观照传统，主动从多个角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等等。
四 西方易学的直觉图像主义走向
和西方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一样，今天的西方易学也是多元化的，它的走向也势必是多方向的。但尽管如此，前面提到的埃拉诺斯直觉图像研究仍能代表一种主要的走向。理由在于，一，在时间上，它属于最新明确拟定的专门研究《周易》的科研课题；二，在研究主体上，它代表着德国、瑞士易学研究的基本走向， 而自从荣格和卫礼贤（RechardWilhelm,1873－1930）一道弘扬东方文化以来，德国、瑞士就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易学的发祥地，也一直是西方易学研究的中心；三，在研究方法上，它承袭了迄今在西方影响最大的荣格易学心理学研究模式，并代表了这个学派的研究走向；四，在研究内容上，它试图发掘的是《周易》所反映的非理性的直觉图像，也就是，它探索的是目前《周易》认知研究中最具前沿性的问题。
根据埃拉诺斯的介绍，他们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研究，是直接从明代理学家来知德（1525－1604）易“象”思想那里得到的启发。（注：来知德治易袭于《易·系辞》，长于易象思想，时有“绝学”之称，著《周易集注》。）事实上，来氏之说是中国易学的传统看法。在古代易学领域，“象”一直被理解为是一种思想深层的表意方式，也是《周易》的深刻内容所在。问题是，埃拉诺斯所要研究的“象”或“图像”，是否就是我国古代所说的“象”？应当说，它们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三国魏学者王弼（229－249）曾强调《周易》思想的言、象、意三个层次。在他看来，始作《易》者欲表之“意”先是转换为“象”的，而语言文字的作用不过是将这些“象”表达出来。很清楚，此所谓“象”不是指外在事物之现象或形象，而是内在心理之“象”（inner picture），是前语言的（pre-verbal）。因而，要发掘《周易》思想的深层，就不能满足于对它文辞上的理解，而需要体悟那些属于“象”本应有的内容，当然更深入的一步是要把握“象”欲达之“意”。所谓“得象忘言”，所谓“得意忘象”。（注：王弼：《周易略例》。）可见，古人探求《周易》之“意”、“象”，可以被认为是在进行直觉认知的心理学的研究；而埃拉诺斯的《周易》直觉图像研究，又无异乎是在“得象”。埃拉诺斯研究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中国古代对《周易》理解的实际的。
埃拉诺斯研究毕竟属于今天的而且是西方式的，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如果将后者看成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周易》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那么，埃拉诺斯则有其明显的自为、自觉的特征，他们的研究方法将是规范而系统的。在有关具体的方法问题上，究竟他们最终要采取怎样的研究方式，今年的“埃拉诺斯聚会”后应当会变得明确起来。不过，从种种情况来看，其法似乎主要是对《周易》内容逐辞、逐卦进行图像化。对此，首先可以从它的直接研究目的上得到了解。埃拉诺斯负责人理茨玛（R.Ritsema）称，他们的研究旨在“帮助欧洲人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周易》”。（注：埃拉诺斯机构负责人理茨玛（R.Ritsema）
无疑，埃拉诺斯的图像化研究必将难上加难，必将是十分艰巨的。在讨论有关该计划的细节问题时，笔者曾专门谈到了它的艰难性，例举了几方面的难度。如从《周易》文辞到它直觉图像的还原时的难度，古汉语歧义性带来的难度，还有中西语言转换中语义的非完整性难度，等。然而，或许我们该换一下思考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特殊的研究法。是否可以这样说：惟其艰难，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去做，要不得半点急功近利；惟其艰难，研究才显得更有意义。相信艰难过后，将又是一次有益的发现。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0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