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历代文化名人不计其数。但如果要举出一个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人物，恐怕非孔子莫属。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的显学之一。自从汉武帝大力表彰和推崇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很快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也逐渐成为全社会家喻户晓的“圣人”。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从封建知识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一批先进分子，力图“师夷之长技”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是阻碍中国变法图强的绊脚石。在他们的心目中，封建的纲纪伦常和孔子的“圣人”形象都是不容触犯的。甚至到了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也要借助孔子的亡灵以造舆论，宣称变法维新乃是承接孔子改制之余绪。可是康有为以复原孔教为变法维新之先导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一些顽固守旧派的认可，他们斥责康有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见苏舆编），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都视为离经叛道的孔教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无论是维新派、守旧派或洋务派，都还是竞相高举尊孔的大旗，用来证明自己政治主张的合法性。可见孔夫子的“圣人”地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不容怀疑的。
但历史跨进20世纪之后，孔子这位“大成至圣先师”的命运可就走上多舛之途了。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世纪，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思想文化领域都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和不同社会思潮的碰撞，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也是毁誉交错、起伏不定，甚至出现了很富戏剧性的极大落差。尊孔与批孔的思想斗争，不仅演化成牵动全国上下的政治斗争，而且几乎贯穿了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行程。回顾这段历史，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不但是重要的学术课题，也有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一、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论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动的戊戌变法，从1898年的6月到9月，只延续了一百多天，就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而告夭折。变法的夭折和六君子的被杀害，唤醒了一些原先幻想通过立宪改良而使中国富强的人们，把他们推向从事共和革命的道路。但是康有为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在流亡海外期间，继续坚持拥戴光绪帝立宪改良的政治主张，号召国人尊孔保皇。康有为宣称：“今中国虽危弱，而实篡后权臣一二之故耳。皇上复位，则吾四万万同胞之兄弟皆可救矣。”（《游域从利温哥华二埠记》，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又说：“中土孔子之教，敬天而爱人，尚公而亲亲，忠孝信义，爱国亲上，及四千年之礼俗史事，尤吾国人所宜不忘而熟讲者也”。（《域多利义学记》，见同上）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下令推行一些“新政”的改革措施时，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更受到了巨大鼓舞，以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即将实现。康有为在代表海外中华宪政会向清政府所上的请愿书中，大肆宣扬君主立宪符合孔子经义的观点：“中国政教之原，皆出孔子之经义。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君不夺民分，民不失身家之分，则自上而下，身安而国家治矣。宪法之义，即《春秋》名分之义也。中国数千年之能长治久安，实赖奉行经义，早有宪法之存。”（《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针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尊孔保皇的主张，以同盟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中国要避免亡国的惨祸，关键“在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二十世纪之中国》，见张枬、王忍之编，第1卷上册）孙中山批判康有为的言论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1905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见同上，第2卷上册）章太炎抨击孔教说:“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能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加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微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1907年演说，见《民报》第6期）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中国应作出何种政治选择的论战，是以革命派的胜利宣告结束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次年元月，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教育杂志》第3卷第10期，转引自韩达编）二月，内务、教育两部通知各省：“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行之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唯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辛亥革命资料》，转引自同上）同月，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
临时政府颁布的措施和蔡元培发表的意见，于理于法都无不妥之处。但在一些名教的卫道士看来，却不啻是“无礼无义，违法蔑天”的行为。1912年12月，陈焕章、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沈曾植、麦孟华等人上书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内务部，申请成立孔教会。在获得批准后，于次年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推举康有为为总会长、陈焕章为总干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相继成立了一些不同名目的尊孔组织，如“孔社”、“宗圣社”、“孔道会”等等。这些打着尊孔旗号的组织大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康有为在为孔教会撰写的序文中，公然攻击辛亥革命和共和政体，声称“自共和以来，礼乐并废，典章皆易，道揆法守，扫地无余”，“曾不意数千年文明之中华，一旦沦胥，至为无教亡国也”。（《孔教会序二》，见《康有为政论集》下册）陈焕章则污蔑民国“一利未兴，一弊未除，而惟以废孔教为事”，是“并清季而不如也”。（《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见《民国经世文编·宗教》）孔教会等尊孔组织还上书参议院和众议院，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危言耸听说，若不规定孔教为国教，“其祸必至于国粹沦亡，国基颠覆，国性消灭，国俗乖斁，且不保矣”。（见柯璜编）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言论表明，他们“尊孔”并不单纯是一种尊崇孔子的文化诉求，而是力图把中国历史进程拉向倒退的政治诉求。
当孔教会鼓噪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之时，侵吞了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袁世凯正积极推行复辟帝制的阴谋。孔教会人士对待袁世凯窃国活动的态度虽然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对辛亥革命和共和政体的攻击，正符合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声称“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转引自韩达编）。袁世凯还在孔子诞辰亲率百官至文庙三跪九叩，祀孔行礼。1915年，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尊孔组织以及衍圣公孔令贻相继上书要求袁世凯登基称帝，为洪宪帝制复辟提供了舆论支持。
由于违反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洪宪帝制复辟很快夭折，但是孔教会仍然顽固坚持请定孔教为国教的政治诉求。陈焕章等人在上参众两院的请愿书中，竟然颠倒黑白地说：“袁氏之所以失败者，亦为违背孔教之故，非利用孔教之故也。”（见柯璜编）张勋、倪嗣冲等北洋军阀则纠合各省督军省长致电北京政府和参众两院，扬言如不“定孔教为国教”，就要解散国会，另组宪制机构。1917年5月，国会宪法审议会否决孔教为国教的议案，孔教会的头面人物如丧考妣，不依不饶。陈焕章在告国人书中说：“孔教之命乃惨被此等亡国绝种之宪法所革去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其将坐视数千年之大教，断送于违反民意之议员之手乎，抑将以保教为国，保种之道，竭力以自救乎？！”（同上）这年7月，张勋在北京发动政变，解散国会，拥立前清废帝溥仪复辟，康有为和一些清朝遗老都参与了策划。但民主共和的潮流已经深入民心，这次复辟丑剧不到半个月就被粉碎。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和封建礼教的批判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这场爱国运动虽然爆发于1919年，但作为它的先导的新文化运动，却是在此之前几年就开始酝酿和兴起的。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勾结帝国主义列强的北洋军阀和各省的封建势力仍然控制着中国的统治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以尊孔复古和提倡纲纪伦常为标志的封建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仍然在全国四处泛滥。原先以为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以后中国就可以加速前进的知识界，突然发现许多阻碍中国近代化的绊脚石，实际上并没有被共和革命搬走。污浊的社会现实教育了知识界的一些先进分子，他们痛切地醒悟到，中国要进步，民族要复兴，必须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最早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新青年》创刊初始，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孔子。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主旨是宣传新陈代谢、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通篇并没有贬斥孔子及其思想的意思。他甚至提出，希望青年学习积极进取的孔子、墨子，而不要效法守退安隐的巢父、许由。可是随后国内局势的发展，表明代表封建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的势力还以尊孔为名，竭力要把中国拉向倒退。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他因此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表明陈独秀此时认识到，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是相辅相成的：不批判儒家的纲常伦理，共和政治是无法得到巩固而有被封建复辟势力所颠覆的危险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发表了《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大力抨击以封建纲纪伦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孔子。陈独秀指出，张勋、康有为这些“复辟党”是与“尊孔论”“相依为命”的，“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李大钊、吴虞等人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时，也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李大钊指出，孔子“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文集》第1卷）
陈独秀等人指出只有政治上的共和革命是不够的，还需要批判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儒家的纲纪伦常，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这个认识并没有错。但是他们认为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皆本之“孔子之道”，因而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对准孔子，这却是一种缺乏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两千多年中是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和演变的。封建礼教、儒家学说和孔子思想三者虽然有密切的联系，却不可以完全混为一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社会上一些人“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独秀文存》卷1）在陈独秀看来，这几条“罪案”都是拥护民主与科学的人必须承担的。这种认识反映了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历史任务的理解存在着误区。“孔教”与封建礼教不能等同，“国粹”、“旧艺术”、“旧文学”更不能与“旧政治”相提并论，怎么能说是拥护民主与科学的人都要加以破坏的呢？陈独秀这种说法，很容易贻人口实，让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要全面破坏传统文化。
毛泽东在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陈独秀等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对于新文化运动所存在的缺点，我们应该如实地加以总结，引为历史的教训，但绝不能因为它存在着片面性、绝对化的缺点，就抹煞它的伟大历史功绩。没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社会进步不知道还要滞后多少年。但是几十年来，从北洋军阀到南京国民政府，从清朝的遗老遗少到民国的新贵要员，有人总是要打着尊孔和保卫传统文化的旗号，对新文化运动横加指责。蒋介石为配合其反动统治而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就竭力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担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理事长的陈立夫诬蔑说：“‘五四’运动，纯为一种文化的破坏工作，以致我国固有文化，摧残无余”；“整个的社会，陷于堕落颓废而毫无秩序的状态；整个的民族，日趋灭亡的悲境”，“凡此种种，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毒”。（《中国国民党员与新生活运动》，转引自关志钢）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干事贺衷寒声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把中国固有的东西都摧毁了，我们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要把中国固有的东西来发扬。”（《新生活运动之意义》，转引自同上）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把我国固有道德文化“摧残无余”的言论，和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与康有为等人攻击辛亥革命使我国“纪纲扫地，法律全废，廉耻弃绝，道德衰蔽”的调子如出一辙。
近二、三十年来，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行反思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批判，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至于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真空”和走入迷途。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政治上与那些主张复古倒退的卫道士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历史作用的评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破坏传统文化。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恰巧说明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20和3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关于儒家思想和先秦诸子的研究，摆脱传统经学和子学的僵化框架，开拓了新的视野，出版了一批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道的哲学史和文化史著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高等学府相继成立国学研究部门，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多门课程。继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之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四库全书珍本》、《丛书集成》和面向广大读者的《国学基本丛书》和《国学小丛书》。这一时期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展开的一些争论，如关于《古史辨》的讨论，关于东西文化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讨论，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可以说都与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有关。讨论的参加者虽见仁见智，意见并不一致，但就连主张文化建设要“全盘西化”的人，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尊孔复古和“新生活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断裂”，这一点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也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孙中山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不像陈独秀那样采取偏激的态度，他主张“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民族主义第6讲）。但对于传统思想文化中什么是好的和不好的，他缺乏科学的认识。他认为儒家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同上）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戴季陶，正是利用这一点，提出了所谓“孔子-孙中山”道统论。1925年孙中山刚去世不久，戴季陶就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宣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哲学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两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在戴季陶眼里，秦汉以后两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失去了创造力和没有存在意义的文化；只是在孙中山诞生之后，才复活周孔道统，开创了“中国国民文化创造史的新纪元”（《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9册）。经过戴季陶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双重扭曲，一部中国文化史只存在两个富有创造力的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孙中山。戴季陶以为他所捏造的这个“孔子-孙中山”道统论，可以突出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实际上它既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大歪曲，也是对孔子和孙中山历史地位的极大嘲弄。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的历史地位并不是也不可能定在孔子道统的继承者上。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为了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接受了戴季陶的“孔子-孙中山”道统论，竭力把三民主义儒学化，宣称“我们要恢复民族精神，要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民族道德”（《革命哲学的重要》，转引自宋仲福等）。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各学校在礼堂和公共场所悬挂书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的匾额。1934年，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等人的建议，通过有关祭祀孔子的决议。为加强思想统治，蒋介石还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这个运动的中心准则。他并不讳言“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是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是为了配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自称：“中正于国难期间，在南昌督剿赤匪，鉴于国内人心陷溺，民气消沉，四维不张，国势危弱，内未能共靖赤匪，外未能共湔国耻，爰本革命必先革心之义，倡新生活运动。”（《为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国人》，转引自关志钢）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发动的第二次尊孔复古高潮，无论在规模上和声势上，都大大超过袁世凯和孔教会所发动的第一次尊孔复古高潮。但是它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文化界和知识界却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并遭到抵制。鲁迅在1934年8月发表的一篇杂文中说：“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见《鲁迅全集》第6卷）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杂文，指出那些“权势者们”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鲁迅全集》第6卷）艾思奇、老舍、沙汀、李公朴、周建人、郁达夫、胡绳、陈望道、叶圣陶等进步人士联合签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相信复古的运动是不会有前途的。假如读经可以救国，那么，‘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的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转引自关志钢）包括胡适、冯友兰、张申府等人，也都认为提倡尊孔复古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胡适撰文批评南京政府说：“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吗？”（《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见《胡适文集》第4集）文化界和知识界这些有识之士之所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尊孔”复古运动，并非因为他们不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利用孔子和传统文化搞复古倒退。
四、“文化大革命”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歪曲和丑化
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20世纪上半叶尊孔与反尊孔的思想政治斗争画上了一个句号。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曾一度出现过生动活泼的局面。学者们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见解虽然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完全相反，但基本上并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1957年，冯友兰发表了两篇讨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文章，认为孔子的一些话就其抽象意义来看，到今天还是正确的，还是有用的。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载1957年7月8日《光明日报》；《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载《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受到批判，但冯友兰还是坚持他的观点。他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向毛泽东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冯友兰，第3章）可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百家争鸣”的政策被肆意践踏，孔子和儒家思想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也谈不上是什么“革命”。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一开始就掀起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疯狂行动。红卫兵在山东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砸碎孔子墓碑，捣毁孔子座像，铲毁孔坟。只是由于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红卫兵才不得不停止对孔府和孔林的破坏。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清查林彪住所的材料时，发现一些林彪抄写的“克己复礼”之类引自孔孟的文字。“四人帮”由此借机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班子肆意歪曲史料，丑化孔子形象，辱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等等。他们笔下的这个孔子和历史上的孔子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四人帮”并不讳言，他们批判这个假孔子的目的，是要“使人联想到林彪一类政治骗子”。但这个“假孔子”的形象又与林彪并不相似，“四人帮”一再提醒读者，这个“政治骗子”当过“宰相”，搞“折衷主义”，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这样，“四人帮”就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他们捏造一个“假孔子”的形象，目的是为了诬蔑和攻击周恩来总理，妄图除掉他们篡党窃国的重要障碍。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孔子的思想虽然有所批判，但从未完全否定孔子。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批准“四人帮”在全国大搞“批林批孔”运动，违背了他过去对孔子一贯采取的批判继承的态度，这也是他的悲剧所在。但是毛泽东对“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篡权阴谋是有警惕的。他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转引自金冲及）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警告和指示，才使“四人帮”企图利用“批林批孔”把周恩来打倒的阴谋没有得逞。
五、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与21世纪的世界文明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重新活跃起来。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个历史地位在学术界已经成为共识。但有关孔子及其思想的深入研究，无疑还是学术界的一个长期课题。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正确宣传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也是学术界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需要长期努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热爱和平、重视诚信、有容乃大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对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孔子思想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儒家所强调的群体观念和责任意识、人格尊严和德性修养、天人调适和社会和谐，在孔子那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思想源头。但是，孔子的思想既有积极和具普遍性的因素，也有消极和具局限性的因素。而且，传统文化是在已经消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价值和作用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认真总结孔子的思想遗产，是为了古为今用，而不是为了崇古和复古。对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要有全面的认识，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剔除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遵循的原则。对待孔子的思想遗产，同样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就孔子思想的原生态而言，“精华”和“糟粕”可能是混杂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孔子思想进行分析和价值判断。不作这种分析，所谓批判继承就是一句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个别以“新儒家”自命的学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和复兴儒学的旗号，公然提出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的指导地位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他们要求“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参见方克立）这些“新儒家”所提出的“儒化中国”的主张，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货色。民国初年孔教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闹剧，声势不可谓不大；30年代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更是借助政治权势力图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规定为全体国民生活的准则。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主张和行为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自命的“新儒家”能够多熟悉一下近代中国尊孔复古思潮和反尊孔复古思潮的斗争史，也许头脑就会清醒一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的传统文化也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和兴趣。西方有些人士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病无法克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人际关系、族群关系、国家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一条解脱各种危机的出路。我国也有些学者认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明具有明显优势，将会引领21世纪世界文明的潮流。对于这样一些言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
认为儒家思想在21世纪将引领世界文明的人士，期待中国能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对世界文明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认识上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西方世界的社会弊病和矛盾，是由它们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且不说儒家思想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即使是那些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值得继承的传统思想和道德，对于别的国家来说也未必能适应他们的国情。何况西方一些国家怀有文化偏见的决策者及其谋士，始终不忘要把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推广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身处当今的国际环境，竟然想象中国的儒家思想在21世纪可以引领西方世界，这岂不是要招痴人说梦之讥吗？
当人类告别20世纪和走向21世纪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已形成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亨廷顿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及其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争论。亨廷顿的许多观点很难令人同意，但他承认：“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亨廷顿，中文版序言）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清醒的。亨廷顿说他期望“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这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我们也可以相信他的这个声明是真诚的。但是亨廷顿并没有摆脱冷战时期的思维惯性。他把“中国文明”视为苏联瓦解、东欧巨变之后西方文明的第一对手，甚至断言：“中国的崛起”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同上，第230页）在谈到世界文明的多元格局时，亨廷顿说，西方文化的渊源是希腊、罗马文明，后来是基督教文明，沿着一条线下来。直到19世纪，西方文明的中心一直是在欧洲，20世纪转到美国，它们之间有一个文明亲缘关系。从文明的结构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没有亲缘关系，这就存在着冲突的危险。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在西方的文化精英中很有代表性。他们总是想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如果中国完全“西化”了，中国和西方就从没有“亲缘关系”变成有“亲缘关系”了，他们也就放心了。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很不现实，也是违背历史是“多样性统一”的发展规律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曾经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明元素，它对东亚一些国家的历史进步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一些精华，诸如以人为本、尊老爱幼、重视诚信、和而不同、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等等，在21世纪和以后世界文明的构建中，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孔子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历史遗产，我们应该珍惜这份文明遗产，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但如果认为孔子可以充当世界文明的教主，并为此而粉饰美化孔子，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宣传孔子及其思想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只有这样，才是对待孔子及其思想的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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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