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从香港收购的2000多枚战国竹简中，与《尚书》有关的当有90多枚。其中属于今本《尚书》的有《金縢》篇，有简14枚。属于逸《书》的有3篇，有简40枚左右：其中《尹至》篇有简5枚，《尹诰》有简4枚,《说命》分为3篇，当有简30多枚。属于今本《逸周书》的有3篇，有简43枚：其中《皇门》篇有简13枚，《程寐》篇有简9枚,《祭公之顾命》篇有简21枚。
还有一些简既不属于今本《尚书》，也不见于今本《逸周书》，就连逸《书》似乎也未曾提及。但从内容看，则与《尚书》很有关联，应该属于先秦《尚书》的范围。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已发表的《保训》篇。这部分简尚未整理完毕，具体有多少还不好说。从谨慎计，本文只对上述3类7篇中的前两类，也就是属于今本《尚书》和逸《书》的竹简加以介绍和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金縢》
《金縢》篇既见于今文《尚书》，也见于古文《尚书》，全篇连标题共478字。而清华竹书本《金縢》篇有简14枚，简长45厘米，[1]每简平均29字左右，加上篇题，包括合文，约410余字。
竹书本《金縢》简背有编号。这给编连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其简14（编号2254）背面还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13字。[2]这可能是原来的篇题，系概括文意而题之。而“金縢”之名则应是后人从文中撷取的。《左传·襄公三十年》将《仲虺之诰》称为“仲虺之志”，其《文公二年》有“《周志》”之称，其《成公四年》有“《史佚之志》”之称，都与竹书本“之志”说类似。不过，从“周武王”之称来看，篇题已非西周史官的实录，在流传的过程中，战国人为了区分，已有改动，加上了“周”字。今本《尚书》文前有《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文”“不用《金縢》篇题，可能表明没有见到《书序》”。[3]所谓“周公作《金縢》”，即“以旦代某之身”等祝辞为周公所作，并非指整个《金縢》篇为周公所作。[4]这与清华简《保训》篇的“（文王）述《保训》”一样，所“述”的是文中的文王语，并非指整个《保训》篇，《保训》篇乃为周史官所记。[5]如此说来，《金縢》文前的所谓《书序》，当从原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概括而来。
竹书本《金縢》与今本首尾一致，但中间行文却有详略之异。可以说是今本详尽而竹书本简易。这种详略到底是前后关系还是共时关系，值得探讨。
比如说周公的祝告，今本说周公自己代武王去死的理由先是“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后又说武王不如自己，“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而且“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责任重大。一正一反，对比鲜明，理由阐发得非常清楚。而竹书本多有省略，将“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与“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连在一起，以致逻辑混乱，实在是不如今本。
今本涉及占卜的文句，也见于《史记·鲁世家》，而竹书本除“穆卜”一词外，其它皆不见。李学勤先生认为两者“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6]其实，竹书本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周公的祝告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依前者，武王活而周公得死；依后者，武王死而周公得活。二者必居其一。而事实上周公的两难选择被打破了，武王活而周公也没有死。其原因今本《金縢》作了交代：“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而竹书本则没有这些交代，事情的发展就出现了断环，显然有欠严密。这只能是后人删节的疏忽造成的。因此，从上述两点来看，竹书本《金縢》从整体上要晚于今本，要劣于今本。
不过，竹书本《金縢》有些异文也非常重要。比如今本《金縢》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孔传以“周公居东”为周公东征，而马融、郑玄则以为是周公待罪于东。清人多宗马、郑说而不信孔传，现代学者如刘起釪等亦如此。[7]主要原因就是《诗·豳风·东山》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周公东征是三年，此云“二年”，因此两者并非一事。而竹书本《金縢》作“周公宅东三年”，“宅”即“居”，所谓“三年”，与《诗·豳风·东山》正合。[8]这一字之异，正证明了孔传的正确，破解了西周史研究上的一大疑难。
又如今本《金縢》的“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一段，“丕子”的理解是一大难题。孔传以“丕子”为“大子”、“元子”，马融以“丕子”为“大慈”，郑玄以“丕子”为“不慈”，曾运乾将“丕子”读为“布兹”；《史记·鲁世家》引“丕子”却写作“负子”，以致训为疾病。古往今来大家的各种说法莫衷一是。[9]竹书本“丕”字作“备”，也可作“服”。《文选·屈原〈离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吕向注：“服，用也。”《荀子·赋》：“忠臣危殆，谗人服矣。”杨倞注：“服，用也。”可见“服子”即“用子”。而“责”可训为求、要求。“服子之责”即“用子之求”。周公是说，如果你们三王在天上有使用儿子的要求，就用我这个儿子去代替姬发之身。周公和武王都是文王的儿子，比较起来，武王更重要一些，如果文王在天上要用儿子服侍的话，周公说自己愿意去代替。这样，文从字顺，千年的难题可谓是焕然冰释。
二、《尹至》
《尹至》篇共有简5枚，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每简约31字，共154字。
简文内容是伊尹与汤的对话，体裁属于今本《尚书》中的《商书》。[10]《文物》杂志2010年第5期封2所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照片上，第一简（2234号）为《尹至》篇的首简，第二简（1530+1494）为《尹至》篇的第四简。下面，略作考释。
第一简（2234号）共33字，释文作：惟尹自夏徂亳麓，至在汤。汤曰：“格汝，其有吉志？”尹曰：“后，我来，越今旬日。余闵其有夏众……”
李学勤先生指出：篇内伊尹称“尹”，也或称“
“夏”，即下文之“有夏”，其地在晋南、豫西一带。
“亳麓”，原作“白逯”。李读“白”为“亳”，而网上有人进而将“白逯”读为“亳麓”，并疑即《甲骨文合集》35501之牛距骨刻辞中之“白麓”。[13]今人据《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说，定“亳”在今河南濮阳。[14]
“在”，原作“才”，整理者读为“在”，并云：《尔雅·释诂》：“存也”。《左《左传》注：“存问之。”案：“在”，介词，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处所或对象。《书·洛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在”犹“至于”。《书·盘庚上》：“王命衆，悉至于庭。”《论语·学而》：“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至在汤”，来到汤那里，向汤汇报。
“格”，来。《尔雅·释言》：“格，来也。”《书·舜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孔传：“格，来。”“格汝舜”与此“格汝”同。秦桦林认为“格”与下文“来”正相应，因而主张“格汝其有吉志”连读。[15]
“其”，副词。表推测、估计。大概，或许。《易·乾》：“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左传·隐公六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
“吉志”，善意，好的打算。
伊尹“自夏徂亳麓”，从敌国有夏回到商都“亳麓”，来到汤那里，向汤汇报敌国有夏的情况，所以汤就说：“格汝”，你从有夏回来，“其有吉志”，大概是有好的打算，好的想法。
《孙子·用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国语·晋语一》：“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太平御览》卷一三五皇亲部引《纪年》曰：“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都是说伊尹到夏做间谍。
《吕氏春秋·慎大》的记载更详细：“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伊尹第一次“间夏”是“三年”方“反报于亳”。第二次“间夏”是“听于末嬉”，以“末嬉言”“告汤”。而简文所反映的，应是伊尹第二次“间夏”后之事。
“越”，于。《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史记·宋微子世家》：“殷遂丧，越至于今。”裴駰集解引马融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王引之《经传释词·粤越》：“《尔雅》曰：‘粤，于也。’又曰：‘粤，于也。’字亦作越。《夏小正》曰：‘越有小旱。’传曰：‘越，于也。’于，犹今人言于是也。”
“旬日”，原作“
“越今旬日”，即“于今旬日”，“我来，于今旬日”指伊尹来见汤，“自夏徂亳麓”，在路上走了十天。
“美”，原作“
第四简（1530+1494号）共29字，释文作：“‘……其如台？’”汤曰：“汝告我夏隐率若诗？”尹曰：“若诗。”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倾，汤往……
“其如台”上文为“今”，“今其如台”，即“今其奈何”， [18]这是伊尹所转述夏民对夏桀暴政的控诉。
“隐”，原作“
“诗”，原作“寺”，当读为“诗”，指上文伊尹所转述的夏之民谣。《吕氏春秋·慎大》：“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率若诗”，即“尽如诗”。“汝告我夏隐率若诗”，你告知我有夏的隐情都像民谣所说的一样。这说明伊尹所告知有夏的隐情大大超出了汤的想象。
“尹曰：‘若诗。’”这是伊尹的回答，肯定民谣反映的情况属实，从而坚定了汤攻夏的信心。
“汤盟誓及尹”，即“汤及尹盟誓”。 [19]《吕氏春秋·慎大》：“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及”，介词。犹跟，同。《诗·邶风·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兹乃”，词见《书·酒诰》、《立政》。[20]相当于“这样就”。
“柔”，怀柔，安抚。《左传·文公七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杜预注：“柔，安也。”[21]此指怀柔夏人。
“倾”，原作“萦”。整理者以为“萦”从“
由上述简文可知，此篇主要写伊尹谋夏之事，情节与《吕氏春秋·慎大》篇近似。命名为《尹至》，乃取首简“惟尹自夏徂亳麓，至在汤”之文。如以内容名篇，也可称之为《尹猷》或《伊尹谋夏》。
三、《尹诰》
《尹诰》有简4枚，共112字。其“简长和字的风格均与《尹至》相同，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23]
《礼记·缁衣》篇两引《尹吉》，其一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贰，则无疑惑也。”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缁衣》篇，都作“尹诰”，足郑注之确。
《缁衣》篇上引之《尹诰》语，为清华简《尹诰》的头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所不同的只是“躬”写作了“既”。[24]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缁衣》篇“躬”都作“
清华简《尹诰》篇的“既”当读为“暨”，连词，是与、及、和之义。《尔雅·释诂下》：“暨，与也。”《书·尧典》：“帝曰：‘咨，汝羲暨和。’”孔传：“暨，与也。”“惟尹既及汤”，即“惟尹暨及汤”，也就是“惟尹与汤”。“暨”、“及”复词同义。“晚书”《咸有一德》作“惟尹躬暨汤”，也是以“及”为“暨”。
《礼记·缁衣》篇又引《尹吉》云：“《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
“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依郑玄注当作“惟尹躬先败于西邑夏”，而清华简本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25]郑注“‘见’或为‘败’”说是正确，今本之“见”，清华简本正作“败”，“见”当是因“败”字左旁“贝”形近而讹。但郑注“‘天’，当为‘先’字之误”说，比照清华简本，显然有误。致于“‘邑’，或为‘予’”说，就更不可信了。
今本的“躬”清华简本作“念”，值得注意。“躬”与“念”古音相近，《诗·邶风·谷风》：“我躬不阅。”《礼记·表记》引“躬”作“今”。帛书《二三子》：“《易》曰：‘王臣蹇蹇，非今之故。’孔子曰：‘“王臣蹇蹇”者，言亓难也。夫唯智亓难也，故重言之，以戒今也。君子智难而备[之]，则不难矣；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故备难[者]易，务几者成。存亓人，不言吉凶焉。“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26]今本《周易》的“躬”，这里都写成了“今”。所以，“躬”与“念”是可以通用的。不过，今本的“躬”是说不通的，而清华简本的“念”方为本字。所谓“念”，思考也。伊尹思考上天为什么会抛弃“西邑夏”，原因就是下文伊尹所总结的：“西邑夏”失去了民心。《国语·周语上》引《夏书》：“后非衆无与守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失去了民心，“西邑夏”必然就会被“天”所“败”。
此篇《缁衣》称为《尹诰》，是从内容而言。《书序》以为《咸有壹德》，则是以首句“惟尹暨及汤，咸有一德”而名。孔颖达疏以为“是伊尹诰大甲，故称‘尹诰’”，是据“晚书”《咸有一德》而立论。从清华简本看，该篇中伊尹与之对话的其实是汤。孔颖达以为是“诰大甲”，实质是上了“晚书”《咸有一德》的大当。这也说明，“晚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而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
四、《说命》
孔壁古文《尚书》有《说命》3篇，《书序》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巖。作《说命》三篇。”但今文《尚书》却无，“晚书”虽有《说命》三篇，而人多不信。
清华简《说命》分为3篇，从简背的次序编号看，当有简30多枚。其简背篇题作“尃敓之命”，“尃”即“傅”，“敓”即“说”，也就是“《傅说之命》”。《书序》所谓“《说命》”，当是“《傅说之命》”的缩写。
《礼记·缁衣》篇两引《说命》，都称之为“《兑命》”。郑玄注：“兑，当为“说”，谓殷高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高宗，《尚书》篇名也。”其说是。
《礼记·缁衣》篇所引之两段《说命》，郭店楚简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都不见，论者不但怀疑此为后人所窜入，而且也怀疑其《说命》的真实性。
不过，《礼记·缁衣》篇所引《说命》之一的“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一段，却见于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篇。比较之下，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今本的“惟甲冑起兵”一句，郑玄注为“当慎军旅之事也”。孔颖达疏以为：“甲胄，罚罪之器。若所罚不当，反被兵戎所害，故‘甲胄起兵’也。”这些注、疏都有些勉强。清华简作“惟干戈作疾”，是说战争会引起灾祸。文从字顺，因果分明，明显胜过今本。
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篇尚未整理完毕。从所掌握的情况看，其内容与《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傅说事迹相近，而与“晚书”的《说命》三篇则大有不同。这说明“晚书”的《说命》三篇并非《尚书》原本，而清华简的《傅说之命》三篇，纔是已经逸失了的《尚书·说命》三篇，纔是真正的《尚书》原本。
清华简属于今本《逸周书》的《皇门》、《程寐》、《祭公之顾命》三篇，亦属先秦《尚书》的范围，价值也不亚于以上属于《尚书》的四篇，拟以后再予以探讨。
【注释】
[1]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
[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文物》2010年第5期，封2图版。
[3]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
[4]刘起釪以为此指《金縢》篇为周公本人所作，实误。刘说见《〈尚书•金縢〉校释译论》，氏著《尚书研究要论》，第518页（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
[5]廖名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初读》，孔子2000网站清华大学简帛研究专栏，2009年6月17日；廖名春：《清华〈保训〉篇解读》，《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北京，2010年5月。
[6]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
[7]刘起釪：《〈尚书•金縢〉校释译论》，氏著《尚书研究要论》，第508、519页。
[8]详见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刘国忠：《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北京，2010年5月。
[9]详见刘起釪《〈尚书•金縢〉校释译论》（氏著《尚书研究要论》，第522-530页）的讨论。
[10]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1页。
[11]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1-52页。
[12]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3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
[13]见《清华九简研读箚记》文后ee与dgcf的评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6月12日。
[14]孙淼：《夏商史稿》，第29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15]见《清华九简研读箚记》文后秦桦林的评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5月31日。
[16]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九简研读箚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5月30日。
[17]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18]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19]整理者已有说。
[20]整理者已有说。
[21]整理者已有说。
[22]整理者已有说。
[23]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24]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25]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26]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释文》，《帛书周易论集》，第3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原载《文史哲》2010年第6期。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