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郭店简中的“性命”与《易传》的年代问题

本文根据郭店楚墓的年代，利用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中出现的“性命”以及传世文献的材料，指出刘笑敢先生以“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判定《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之说，存在问题。因而以刘先生之说为根据的种种关于《易传》年代的结论均不可靠。

《易经》所附《彖传》上下篇、《大象传》、《小象传》、《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八种十篇，俗称《易传》。古代学者一直根据孔子赞《易》的传统说法，以之为孔子所作(或者说孔子后学所编撰，而思想来源本于孔子)。后来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提出了怀疑，认为《系辞》中的“子曰”为先生之言。至疑古思潮认定《易传》晚出(甚至有认为晚至西汉晚期者)，《易传》的年代问题就成了一个易学研究上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的研究，尤其是马王堆帛书《易传》出现之后，使得人们对于《易传》的年代问题有了新认识。然而因为马王堆汉墓的时代限制，所能解决的年代问题有限。譬如许多学者就帛书《系辞》与传本的关系，就有不同看法。郭店楚墓竹简儒学典籍《六德》中出现了六经之名(又见于《语丛一》)，这对于判定《易》与儒学的关系以及年代，很有帮助。[1]

但是对于承认《易传》的主体年代在先秦的学者来说，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当前有两种很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是以金景芳先生及其同仁、弟子为代表的意见，大体上倾向于重构传统意见；另一种是以朱伯崑先生及其同仁、弟子为代表的意见，大体上倾向于战国中晚期说。而出现这种差异，和刘笑敢先生论证《庄子》内篇早出的方法或不无关系，两边对于刘先生之说均有回应。

下面首先简要阐述刘笑敢先生之说及其影响，然后论述两边的回应，最后谈一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

刘笑敢先生采用了主证和辅证相结合的方法，论述《庄子》内篇和外杂篇的时代先后问题。在主证中，刘先生指出“内篇虽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由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反复出现了。”刘先生说根据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内篇早出，外、杂篇晚出的结论；并进一步考察《左传》、《论语》、《墨子》、《老子》、《孟子》，还查证了《诗经》、《尚书》、《国语》，发现“在战国中期以前，约略相当于《孟子》的时代以前，还没有出现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而此后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就出现了这三个概念，由此断定《庄子》内篇基本上是庄子所作。此外，刘先生还从思想的源流、文章的体例、特殊词汇的用法等方面提出辅证，支持其结论。①

刘先生此说一出，影响非常大。尤其不少知名学者对于其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张岱年先生云“像数学一样，别人很难反驳”，“《庄子》书中内外杂篇的先后早晚便得到无可争辩的证明”(《张岱年序》，第1页)[2]，李泽厚先生谓“引入了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李泽厚序》，第3页)[2]，陈鼓应先生说“这些论证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陈鼓应序》，第10页)[2]。于是，《庄子》内篇早出的问题几乎就被解决了。

虽然后来张松辉先生指出刘先生之说“有一个漏洞”：外杂篇26篇中只有13篇用过以上复合词，那么如何证明其余13篇也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呢？“当然刘先生也采用了其它证明方法，但同词汇证明法相比，其它方法的可靠性就差多了”。但是他也认为“这一方法是科学的”[3]。

倒是刘笑敢先生后来在其专著的台湾修订版中说：

很多问题光靠某种语言现象的统计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我们不能认为《外杂篇》中没有道德、性命、精神三个复合词的篇章都一定是早于《外杂篇》其它篇章的。因为，晚出的文章也可能因为内容的原因或作者的习惯风格等原因而不使用这三个复合词。脱离开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孤立地考察词汇的有无和数字，不一定有重要意义。②

刘先生后来的话是否表明他对早年的考证方法有了根本改观，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所可以见到的是这一方法的示范作用非常大，不少学者也采用相近的方法，例举一些词汇，考证古籍文献的年代。

更常见的则是继续利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一既有成果进行发挥，如陈鼓应先生后来申述刘笑敢先生之说：“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战国中期及以前的子书不使用‘道德’、‘精神’、‘性命’等复合词，而后期的子书则使用。根据这点来考察《黄老帛书》四篇，‘道’字出现86次，‘德’字42次；‘精’字9次，‘神’字14次；‘性’字1次，‘命’字13次，却无一例‘道德’、‘精神’或‘性命’的复合词出现。因此，从一般的情况来看，这四篇应写成于战国中期或以前，至少与《孟子》、《庄子》内篇同时。”③

对于《易传》的年代，朱伯崑先生就根据《说卦》中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和“顺性命之理”，“道德”、“性命”连称，遂认为《说卦》“是战国后期的作品”(第53页)[4]。值得注意的是，许抗生先生也说到：“《系辞传》中出现了道、德、精、神等词，但皆是以单词出现的，而没有道德、精神等复合词。而现存的通行本《说卦》与帛书中‘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至‘故《易》逆数也’一段文字相同，却出现了道德与性命的复合词。可见《说卦》与帛书中这一段文字的写作时代一定晚于《系辞》。”(第56页)[5]但是许多学者并没有利用这个成果说明《系辞》早出(按照刘笑敢先生的成果来推断，《系辞》应该早于《庄子》外杂篇，起码和庄子的生存年代接近)。尤其是朱伯崑先生举出范畴、概念、命题等方面的五条证据，认为“《系辞》的上限当在《彖》文和《庄子·大宗师》之后，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断于战国末年。”(第52-53页)[4]同样，运用刘笑敢先生的成果以说明《黄老帛书》年代早出的陈鼓应先生，也不再运用相同的方法证明《系辞》早于《庄子》外杂篇了——这恐怕和他论证《系辞》等作品是道家作品、受老庄思想影响有关。其说之不可据，笔者已有所讨论[6]。而朱先生的五条证据背后的思想分析法，相对于刘笑敢先生的方法而言，似乎不太有力(详后文)。

朱先生的弟子王博先生根据《彖传》中有“各正性命”，已经使用了“性命”，论定《彖传》晚于《孟子》。(第49-50页)[7]其说看来是对朱先生的观点作补充。但是为什么在论证《说卦》的年代时已经用过相近方法的朱先生，却没有在论证《彖传》年代时运用这一方法呢？我们还注意到陈鼓应先生也根据“性命”断定《彖传》晚于庄子(《〈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第20页)[8]；可是，由个别例证就断定文献年代，是陈鼓应先生曾经激烈批判过的存在逻辑错误的方法。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之后，陈先生曾回顾了《老子》成书年代的问题，指出：晚出说认为“《老子》书中‘王侯’、‘仁义’、‘尚贤’、‘万乘’这几个名词术语是战国时才出现的。然而这些论点当其提出之时，就已经被张煦等人驳倒了……上述论点之所以被一些人用来否定《老子》成书的年代，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考证的思想方法上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抓住一些片言只字，或一些孤证，便对整本书进行论断，也就是以一些特称命题扩展而为对全称命题的论断，这在形式逻辑上是犯了‘急速推广的谬误’(The Fallacy of Hasty Generaligation)”④。按照陈鼓应先生的说法来看，他和王博先生由“性命”就断定《彖传》晚于庄子，恐怕是犯了“急速推广的谬误”。朱先生是否因为《彖传》中的“性命”是孤证而不用，尚不得而知。

相反，金景芳先生曾专门指出过：“‘性’与‘命’有联系，但却是两个概念。《易》经多次讲到‘性’、‘命’。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说卦传》也说圣人作《易》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以顺性命之理’，都没有把‘性’、‘命’说成是一回事。”(第31页)[9]《彖传》、《说卦传》中性命已经用在一起，但是又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分用。金先生的意见，看来是即使性、命连用，也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一个复合词。金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说这里的“性命”应该点读成“性、命”，是一个并列词组。这样的话，刘笑敢先生的论证就有被完全消解之嫌疑。同理，根据道和德的差别与联系(这是从《老子》以来就明确了的问题)，《说卦》传中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可能点读成为“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那么《说卦》的年代也要重新考虑了。

二

关于早期文献中的“性命”、“道德”连用，是否能表明它们就是复合词，抑或只是并列词组的问题，笔者将专文论述。下面只是根据一些文献证据，说明“性命”、“道德”的使用年代并非如刘笑敢先生所说的那样晚。

刘先生考察了《左传》、《论语》、《墨子》、《老子》、《孟子》，还查证了《诗经》、《尚书》、《国语》。可是先秦古籍佚失者太多，而我们无法保证现存古书相对于全部古籍是“合比例地存在”⑤，故而刘先生所使用的是不完全归纳法，而这种方法，“说有易，说无难”。并且，刘先生回避了也许是问题比较复杂的《逸周书》、《战国策》等书篇。

应该说，“不完全归纳法”在很多的学术条件下是无奈之举(而在疑伪书思潮的笼罩之下，刘先生考察《左传》、《国语》已经属于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所得结论持谨慎的态度。在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中，简11就赫然有(为方便，通假字直接写出正字)：

(节？)乎肌肤血气之情，养眚(性)命之正。(第157页)[10]

原注释[一五]指出：“眚，简文字形与一般‘性’字有别，疑为‘眚’字异体。”(第159页)[10]郭店简中，常以“眚”作为“性”的通假字。“”，原简作“”，字形左半不能完全确定，李家浩先生隶定为“”⑥。简文若果从“术”，疑读为“述”，《说文》：“循也。”这句话可以读为：“述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这句简文中，最关键的是出现了“性命”。

考古工作者根据郭店一号墓出土文物，推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11]。虽有个别学者对于考古工作者的楚墓序列提出了质疑(第366-389页)[12](第18-29页)[13]，但是，这种怀疑本身存在许多问题，难以成立(第47-54页)[14]。后来李学勤先生进一步将墓葬物品和其它楚墓所出土物品做了详细的比较，支持考古工作者的研究结论[15]。池田知久先生则对于郭店简中的《五行》、《穷达以时》等篇，从文献的关联出发，断定其年代晚于荀子，由此推论郭店简很晚(池田知久《郭店楚简〈五行〉研究》、《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研究》)[16]；王志平先生也从文献关联论证《穷达以时》很晚[17]；还有张立文先生运用和唐钺、刘笑敢类似的方法，认为《穷达以时》篇“‘穷达’两字是作为复合词出现的……可能作于孟子晚年，或孟子稍后”(第11页)[18]。这三种说法均存在不少问题，不可信。⑦

墓葬中出土的带有思想性内容的简文，应该是墓主人生前所有，不像遣策一样是临葬时书写，所以，郭店楚墓中所出土竹简之作品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如果考虑到竹简文本还有一个著述、抄写以及流传到楚地的过程，那么竹简文本形成的时代当更早，不会晚于公元前三百年。李学勤先生曾指出：“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与孟子活动的后期相当，墓中书籍都为孟子所能见。《孟子》七篇是孟子晚年撰作的，故而郭店竹简典籍均早于《孟子》的成书。”(第15页)[19]李先生后来还指出：“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三六五～二九○年，所以郭店、上博简中各种书籍也都为其所能见。”(第7页)[15]

在充分考虑到郭店楚墓竹简年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断定，公元前三百年之前，很可能在《孟子·尽心下》中出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以前，在庄子还在世的时候(甚至《庄子》内篇还没有完成之前)，性、命就已经连在一起使用了。

而《逸周书·谥法》有“道德博厚曰文”、“道德纯备曰思”。《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有：“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章有“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赵策二》“王破原阳”章有：“仁义道德”，《中山策》“阴姬与江姬争为后”章有“不好道德”。《逸周书·谥法》或可谓递有增补；《秦策一》或可说是追录之文(第121页注二金正炜说)[20]，至于其它的《战国策》几篇，则时代可能并不晚于公元前三百年。

至于“精神”，传世文献中有记载较早期的人物提到“精神”者，但是因为书篇年代本身还有一些疑问，我们就不举例了。

因此，刘笑敢先生所举论证《庄子》内篇早出的三个概念中，有两个其实在《庄子》内篇的时代就已经可以运用了。而根据上述陈鼓应先生的意见我们可以相信，仅凭“精神”一个孤证，是难以断定《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的。因此，在《庄子》内篇的时代就已经可以运用的概念，虽然尚不见于《庄子》内篇，但是很显然我们已经不能由此推断：使用了这几个概念的《庄子》外杂篇，比《庄子》内篇的时代晚。

胡适先生曾经在讨论《老子》的年代时指出：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作证明，他是“始作蛹”者，但这种方法“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用文字、术语、文体”等方法很有用，但是“(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问题的批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替古人著作做“凡例”，是劳而无功的工作。[21]由胡适所说来考察，刘笑敢先生所提出的思想的源流、文章的体例、特殊词汇的用法等辅证，恐怕也难以支撑其说了。

上述言论，是不同意刘先生论证《庄子》内篇早出的方法(但这并不代表笔者就否认《庄子》内篇早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尚有待研究)。如此一来，上述运用刘先生的结论进行推论的一些论证及其结论，我们也是难以承认的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没有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出现，也有《战国策》足以构成反证；也有金景芳先生的意见值得考虑。可是许多学者并没有严格地审查论据和论证，倒是往往根据内心的成见和个人的学术兴趣，而得出了结论，乃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做法。因此，《易传》篇章的年代，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

在此，想顺便讨论一下朱伯崑先生推断《系辞》年代的问题。

关于《系辞》的年代，张岱年、李学勤先生曾认为《乐记》袭用了《系辞》[22](第81页)[23]，故《系辞》的年代在公孙尼子之前。朱伯崑先生针对这种观点，又根据其它问题，讨论了《系辞》的年代，认为“《系辞》的上限当在《彖》文和《庄子·大宗师》之后，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断于战国末年。”今分条转述如下：

(1)《乐记》(尤其是其中和《系辞》相近的“乐礼”部分)尚不能断定为公孙尼子所作，有些言论是“荀子常用的语句”、“商鞅的言论”，不能据《乐记》推断《系辞》为战国前期作品。

(2)《系辞》说“易有太极”。“太极”一辞在先秦的文献中，仅见于《庄子·大宗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此处太极与六极对文，太极指空间的最高极限。《系辞》说的“太极”，指大衍之数或奇偶两画未分的状态，乃卦象的根源，故称其为太极。庄文说的“太极”，当是此辞的最初含义，而《系辞》则是借用庄文的“太极”解释筮法。

(3)《系辞》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是以精气之聚散解释鬼神。此种观点又见于《管子·内业》：“凡物之精，此则为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4)《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尊地卑”说，又见于《庄子·天道》：“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系辞》以天地神明解释乾坤两卦之来源，即圣人取象说。

(5)《系辞》论述圣人观象制器时，认为包牺氏发明网罟，其后神农氏发明耒耜，又其后黄帝尧舜发明衣裳、舟楫、牛马、弓箭等。这一历史的次序，又见于《商君书·更法》：“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后来朱伯崑先生的弟子金春峰先生针对张岱年、李学勤先生之说，反过来认为《系辞》袭用了《乐记》(第76-77页)[24]。此种一正一反之说，是对于“重文”的不同看法。可是对于“重文”，其实还可能有“同源”的可能，未必就一定只存在“袭用”的关系。[25]同理，既然相近的思想、文句有可能同源，也有可能是“袭用”，那就不能认为几则“重文”之间的年代一定相近。朱先生的五条证据中，很多就是立足于相近范畴、概念、命题的年代相近，认为《系辞》合乎战国中晚期的思潮。可是，这种思潮论证法，并不具有确定性，因为思想的先后承袭和同时流行等等现象，从来都不新鲜。

我们仔细分析朱先生的证据，其中第一条，确实“不能据《乐记》推断《系辞》为战国前期作品”，但是也不能认为相反的观点就正确。因为《乐记》中的“乐礼”部分，未必和《系辞》是简单的彼此“因袭”关系。

而“太极”，古书只作“大极”(帛书《系辞》作“大恒”，或以为另有深意，或以为字讹，此暂不论)，曾见于《墨子·非攻下》：“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此处“大极”之含义是“大准则”，“极”字训为准则，较为常见(第68页)[26]。《庄子》文中“太极”，王叔岷先生引《淮南子·览冥》高诱注“天地始形之时也”作解(第232页)[27]，或可从。至于《系辞》中“太极”之意，说法不一。总之，至少我们看不出《庄子》所用“太极”是“此辞的最初含义”。

关于《内业》篇的时代，据郭沫若、胡家聪等先生考证，可能在《孟子》之前。(《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第165-166页)[28](《〈内业〉道家著作与孟子思想》，第325-327页)[29]其中的“精气”，裘锡圭先生指出不能“肯定这是稷下道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完全有可能只是继承了这种思想”(《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第31页)[30]。金春峰先生也曾指出过《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有：“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大戴礼记》中的《曾子》诸篇，过去认为时代较晚；但是最近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的《内豊》篇中，发现了和《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篇相关的内容(第219-229页)[31]，因此《曾子天圆》篇的来源年代可能是很早的。退一步讲，在孔子有关的话中，他说到的是“游气”⑧，因此《系辞》中的“精气”，也有可能经过了孔门后学的文字修饰，或者是传闻异辞，而其思想则本于孔子。

朱先生所讲的第四、五条证据，论证方式和第一条接近，可以商榷。譬如所引《庄子·天道》，既未必能说明此文在《系辞》之前，也未必能说明二者时代相近。庄子后学中，有些对于孔子，是一种称赞的态度，《庄子·天道》或有可能是称引《系辞》。至少我们不知道是《系辞》在先还是在后，或者二者同源。而金景芳先生则认为观象制器一段是后人误增(《〈系辞传〉新编说明》，第178-181页)[9]。

因此，朱先生论证《系辞》年代的证据，并不很充分。《系辞》的年代，仍然值得重新研究。

看来，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对过去的一些证据进行考核，特别是对论证方法背后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同时也要根据出土文献的启发，好好总结古书篇章的形成等问题，以更通达的态度看待古书年代等问题。

【注释】

①刘笑敢《〈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之新证》，《文史》，第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庄子〉内篇的年代》，《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按：唐钺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性命、情性的例子，间接证明了《庄子》内篇早出(参唐钺《考订古书撰作年代通则补说》，《文史》，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时间在刘笑敢说之前。据刘笑敢先生回忆，张岱年先生曾说：“这是你自己的创见。唐钺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类似的想法，但是他的文章还在我这里，没有发表，你肯定没有见到。”见刘笑敢《为学、为师、为人——岱年师散忆》，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序言》，台湾修订版，1997年。转引自张京华《评近十余年出版的四部庄子研究博士论文》，《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③陈鼓应《关于〈黄老帛书〉四篇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研究》，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10页。按：“大至”，或为“大致”排印之误。又可参陈鼓应《关于〈黄帝四经〉的几点看法——序余明光先生〈《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哲学研究》，1992年第8期。

④陈鼓应《论〈老子〉晚出说在考证方法上常见的谬误——兼论〈列子〉非伪书》，《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4-415页。按：“Generaligation”， 为“Generalization”排印之误。此为李学勤先生阅笔者相关旧稿时所指出。

⑤“合比例地存在”为笔者于2008年3月27日咨询刘家和先生时，刘先生之语。

⑥李家浩先生2003年1月15日在湖北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简考查·高级研究班”上的发言。

⑦参李锐《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再考》，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版《儒教文化研究》，第七辑，2007年。均载于《简帛释证与学术思想研究论集》，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⑧《说苑·辨物》篇第一章记：“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相近的内容，也见于《孔子家语·颜回》。此篇中许多内容与《系辞》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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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周易研究》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