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有人说甲骨文中已有了“仁”字[1]，依据是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2卷19页的第1片卜辞中收有一个很像“仁”的字。然而，许多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指出，这片卜辞上下文字皆有残缺，其中这个很像“仁”的字也有残缺，而且构成这个字的左右两半边隔得比较开。有专家指出，这个字右边的“二”，实际上是一个“兆序”数字，并不是该字构形的一部分[2]，因而这个字不可能是“仁”字。而且，“这条卜辞虽有一些字残缺，但大意还是明确的……此卜辞应是某方国向商王朝进贡二十匹马的记录” [3]， 若将此残存的“■”形与兆序“二”当成一个“仁”字，显然与此卜辞中的意思不合。而且，殷墟甲骨文中的卜辞和记事辞所记的内容都很具体，都是说明一件件具体事，“目前还没有看出哪些字或词是属于概念性的，尤其是反映道德、伦理方面的。”[4]
郭沫若曾经说过：“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5]郭沫若这一说法是40年代提出来的，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后来的考古成果却在金文中发现了“仁”字。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发掘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群，其中M1号墓中出土的“中山王鼎”的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赒，克顺克卑，无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6]这是金文中迄今所见唯一的一个“仁”字，其时已是战国中期。
《尚书·金縢》载周公自谓“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予仁若考”（或以“予仁若考能”断句）一句，是现存典籍中“仁”字的最早出处，然而这个“仁”字究竟应该作何解，是否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作为美德的“仁”字，历来就颇有争议[7]。《诗经》中“仁”字出现了两次，一是《郑风·叔于田》中的“洵美且仁”，一是《齐风·卢令》中的“其人美且仁”，都是赞美狩猎者的英姿，而与仁德无涉[8]。在《国语》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仁”字已频繁出现。《左传》中“仁”字出现了四十余次，多在孔子之前，其中有一些无论从表述上看还是从涵义上看，都与孔子论“仁”相契合。如“亲仁善邻，国之宝也”（隐公六年），讲的是以亲善邻邦为仁；相反，见难不救、幸灾乐祸则为不仁：“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 （僖公十四年）“仁”作为美德之一，《左传》中常将其与“义”、“智”、“信”、“忠”、“敏”等德目并列，这与孔子的做法亦无二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左传》中，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些孔子论“仁”的直接思想来源。如僖公三十三年臼季对晋文公说：“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论语·颜渊》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臼季所闻之言，毫无疑问便是孔子这一说法的张本。又如昭公十二年记孔子之言：“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的著名思想，孔子说这也是“古也有志”，足见孔子这一思想渊源有自。总之，“仁”的观念到了春秋时期逐渐流行，成为人们修己待人处事的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并成为了孔子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
《说文解字》中收录了两个古文“仁”字，一个是“忎”，一个是“■”。学界对这两个“仁”字古文历来缺乏专门的讨论，这里我们尝试着结合近些年来新出土的文字材料对此进行一些粗浅的考辨。
“■”字亦是由一个人形“■（尸）”与“二”字构成，其与后来通行的“仁”字的区别只是对同一个人形的写法不同而已。古人称代表死人接受祭祀的活人为“尸”，“尸”字之形就是一个坐着的人形。《礼记·曲礼上》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孔颖达疏云：“尸居神位，坐必矜庄。言人虽不为尸，所在坐处，必当如尸之坐。”《礼记·礼器》“殷坐尸”，孔疏云：“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辨有事无事，皆坐也。”均可证“尸”字是一个坐着的人形。上面引用的“中山王鼎”铭文中的“仁”字“■”，就是由一个典型的坐着的人形“尸”与一个“二”字构成，而《说文》所收录的这个古文“仁”字“■”，无疑便是中山王鼎铭文的“■”字而略有变形。无论是构成“仁”的“亻”，还是构成“■”的“尸”，其实都是“人”的象形，区别只是前者是一个立着的人形，后者是一个坐着的人形罢了。“仁”和“■”构字的原则和要素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许慎所说的“从人二”，它们要表达的，都是“亲也”的“同类意识” [9]。
“忎”字唯见于《说文》所录，但新近发现的荆州郭店楚墓竹简中，所有的“仁”字皆写作“■”，“忎”当是由此“■”字演化而来。“忎”字上半部的“千”字本来就是人的身体的象形，与古文“身”字的字形很相近，当是“身”字的省变。对此我们可以举古文“年”字的构形作为例证。“年”字古文作“秊”，象形兼会意，是由上面一个“禾”字和下面一个“千”字构成，此“千”字即是人身体的象形之简写形式。古人称禾谷一熟为“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收获时节，身负收割的禾谷，即是“年” ，意为有收成。 “■”、“忎”的构形从身从心，从“心”表明该字与思考或情感有关，从“身”表明此种思考活动的对象是人的身体，也就是以人本身为思考对象。以人为思考对象而生发出来的情感，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情感，实际上也就是“仁”这种“同类意识”。心中思人（广义的、抽象的人），将他人放在心上，应该就是“爱人”和“同类意识”这一仁字的本义。总之，“■”（“忎”）和“■”有着完全相同的涵义，传达着同样的信息，它们是“仁”字的两种更古老的不同写法，这是古文字中典型的同字异构现象。
有的学者试图寻找从“■”到“忎”再到“仁”的演变踪迹，认为“忎”是“■”
的讹变，“■”则是“■”的省变（省去下面的“心”字）[10]。这种观点将“■”和“身”说成是一个字，硬要在它们之间寻找演变的踪迹，所论失之勉强。笔者认为，“仁”字在先秦时期并不是只有一条单一的演变线索，而是有着南北两条线索。南方的“仁”字以郭店楚简为代表，写作“■”，又简化作“忎”；北方的“仁”字则以中山王鼎铭文的“■”为代表，并出现了《说文》古文“■”的变形。据战国中山国墓葬的“发掘简报”公布，出土“中山王鼎”的古墓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310年左右；据考古学家们的推定，郭店楚墓竹简的入葬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上下，与中山王鼎的年代正相吻合。这些实物证据确凿地表明，战国时代有南北两种构形的“仁”字在不同地域并行流传，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交叉的演变关系。秦统一之后通行的小篆“仁”字，以及相同写法的大篆“仁”字[11]，显然是北方的“■”一系，一直沿用至今，而南方的“■”（“忎”）则于秦统一文字后被废弃。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彭邦炯研究员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授的帮助，特此鸣谢。）
【注释】
[1] 如刘文英先生在《“仁”之观念的历史探源》（刊于《天府新论》1990年6期）中说：“《甲骨文编》的《前二•一九•一》已收辑到一个很规范的‘仁’字。”韩国学者赵骏河也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使用仁字了。”（《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理解》，刊于《国际儒学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 孟世凯《甲骨文中“礼”、“德”、“仁”字的问题》，刊于《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文中指出：“在卜辞之第二行与第三行间有两位兆序数字“一”“二”。“一”刻在“于”字右下，“二”刻在残存的“■”形右下。
[3][4] 同上孟世凯文。
[5] 郭沫若《孔墨的批判》，载《十批判书》第8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刊于《文物》1979年第1期。本文所引，据发掘整理者公布的“铭文释文”。也有学者将这个“仁”字释为“夷”（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刊于《文物》同期），笔者认为若释为“夷”则与上下文不相条贯。中山国在春秋时期也称“鲜虞”，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建立的国家，文化上较为落后。战国初年，子夏的弟子李克曾一度治理中山，将儒家学说传入中山。《太平寰宇记》引《战国策》逸文曰：“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可见战国时的中山国的哲学与道德观念已与华夏诸国无异。从“中山王鼎”的铭文和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的铭文中大讲天命、忠、孝、礼、义、道、德、信、慈爱来看，这个“■”字释为“仁”是比较妥当的。
[7] 参看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载《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
[8]《叔于田》描述郑庄公的弟弟太叔段田猎时的英姿：“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卢令》赞美狩猎者“其人美且仁”、“其人美且鬈”、“其人美且偲”，均与作为美德之“仁”无涉。据于省吾先生考证，这两个“仁”实为“夷”字，其义为“悦”，参看《泽螺居诗经新证》，卷中。
[9] 梁启超认为“仁”就是“二人以上相互间之‘同类意识’”。参看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10]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9页。
[11] 参看高明编《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页。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