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学术思想史上, 计然是一位久被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人物, 他上承道家创始人老子, 下启道家黄老学之先驱范蠡, 其思想是早期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这样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长期以来被冷落一旁, 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甚至连其人是否真的存在都成了问题。本文尝试对计然其人、其事及其学术思想进行考索, 以请益于学界师友。

一 计然与范蠡

要研究计然及其思想, 需从范蠡说起。近年来, 随着道家研究的扩展和深化, 黄老之学渐成热门, 范蠡这个人物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学者们注意到, 范蠡在道家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他的思想同帛书《黄帝四经》及《管子》《文子》《鹖冠子》等战国典籍中的黄老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不少学者都倾向于认为, 范蠡的思想是早期道家向黄老道家转化的关节点。 (1)

范蠡的思想并非自创, 而是有所授受。根据传世文献提供的线索, 范蠡之学乃受之于计然, 并通过计然而与老子思想相接续。范蠡师事计然, 文献中多有记载。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相关史料, 是《太平御览》卷四百零四所引《太史公素王妙论》中的一段话:“计然者, 蔡 (葵) 丘濮上人, 其先晋国公子也, 姓辛氏, 字文, 尝南游越, 范蠡师事之。”从汉代至宋代, 都有史料可以证明计然是范蠡之师。《史记·货殖列传》载:“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 乃用范蠡、计然。”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 范蠡之师也, 名研, 故谚曰‘研、桑心筭’。”徐广是晋末人, 其所作《史记音义》十三卷为裴骃《史记集解》所本。 (1) 徐广的说法想必有当时所见的文献为根据, 裴骃引述徐广此言, 表明他对计然为范蠡之师的说法并无疑议。裴骃又引《范子》所载以为佐证:“计然者, 葵丘濮上人, 姓辛氏, 字文子, 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 范蠡师事之。”按《范子》一书, 贾思勰《齐民要术》与《文选》李善注皆有引用, 唐人马总所撰《意林》摘录当时所见诸子书百余家, 其中亦有《范子》十二卷, 可见此书自南北朝至唐皆有传世。《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范子问计然》十五卷, 《新唐书·艺文志》亦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 今皆不存, 其与《范子》是否同一书已无法断定, 但从其下皆注云“范蠡问, 计然答”来看, 计然为范蠡之师的说法在宋代也是广为人知的。另外,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亦曰:“计然, 韦昭云范蠡师也。”韦昭是三国时人, 其言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较早的材料。综合以上证据可知, 计然为范蠡之师的说法, 在汉代以至唐宋是广为流传的, 范蠡师从计然, 当是事实。

二 对“计然是范蠡所著书名”一说的驳议

从上引诸多材料来看, 计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 其存在应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古往今来, 多有人对计然其人的存在提出异议。最早对计然其人提出怀疑的是晋人蔡谟, 他认为计然是范蠡所著书名而不是人名。司马贞《史记索隐》中提到蔡谟的说法, 但司马贞本人对这一说法持否定的态度:“蔡谟云蠡所著书名‘计然’, 盖非也”, 并举徐广及《范子》《吴越春秋》《汉书·古今人表》的记载为证。对蔡谟的观点, 《汉书·货殖传》颜师古注有较详转述:“蔡谟曰:‘计然者, 范蠡所著书篇名耳, 非人也。谓之计然者, 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勾践之贤佐, 种、蠡为首, 岂闻复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 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 是功重于范蠡, 蠡之师也, 焉有如此而越国不记其事, 书籍不见其名, 史迁不述其传乎?’”颜师古本人对此观点进行了较详反驳, 他指出, 在《汉书·古今人表》中, “计然列在第四等, 岂是范蠡书篇乎?”另外, 《吴越春秋》《越绝书》对计然其人其事皆有记载, “何云书籍不见哉?”颜师古还指出, 计然其人“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 从口气上看, 这两部书颜师古曾亲眼见到, 可见唐代记载计然事迹的书不在少数, 可惜今皆不存。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十六《计然意林》一则中, 对蔡谟的观点亦持反对态度, 他引证了颜师古对蔡谟的驳议, 又引证马总《意林》所录《范子》的记载, 得出了“计然姓名出处, 皎然可见”的结论。总之, 从史籍中关于计然其人的记述来看, 蔡谟的观点没有得到支持, 反而引来众多驳议。

然而, 晚近学者钱穆先生作《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一文 (2) , 复持蔡谟之说, 并提出了若干论据, 致使问题复杂了起来。学者们大都对钱穆的详细考辨深信不疑, 于是计然其人是否存在便成了学术界的一桩公案。反复研读钱穆的考辨文章, 笔者认为, 他的考辨并不足以否定计然其人的存在, 其论据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钱穆的考辨是围绕着马总《意林》所录《范子》之言进行的。兹将《范子》中有关计然的文字转录于下:

计然者, 葵丘濮上人, 姓辛, 字文子, 其先晋国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 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 见微而知著, 其行浩浩, 其志汎汎 (按《容斋续笔》作沈沈) 。不肯自显诸侯, 阴所利者七国, 天下莫知, 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 号曰渔父。 (3)

钱穆首先指出, 《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 《范子》则为十二卷, 篇卷数目不合, 故不可信。事实上, 古籍的流传往往有不同的传本, 这些不同的传本在篇卷的数目甚至书名上常常会有出入, 仅就《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范围而言, 此种出入就不在少数。如法家类有《李子》三十二篇, 兵权谋家《李子》则为十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 兵形势家《尉缭》则为三十一篇;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 兵权谋家则为《公孙鞅》二十七篇, 且书名亦不相同;儒家类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 杂家则为《公孙尼》一篇, 篇卷书名均不合。《汉书·艺文志》之外, 此种出入亦不鲜见, 如《申子》一书, 《汉志》称六篇,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则称二篇;《慎子》一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慎到著十二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四十二篇, 《崇文总目》则为三十七篇。这些情况, 既有流传过程中的分合演变所造成的篇卷不合, 也有原本就不是同一本书的情况。《范蠡》二篇和《范子》十二卷, 未必是同一部书, 篇目不合本不足为怪, 岂能以此作为计然非人名的证据呢?

钱穆怀疑计然的另一个理由, 是古人取字“从无字曰某子者”, 而计然字文子, 不合古人取字惯例。实际情况恐未必如钱穆所说。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提到追随晋公子重耳流亡的司空季子, 注曰:“胥臣臼季也”, 正义曰:“胥, 氏也;臣, 名也。晋有臼邑, 盖食采于臼邑, 字季子, 而为司空之官, 故名氏互见也”。又如《春秋经·宣公十年》载:“秋, 天王使王季子来聘”, 注曰:“王季子者, 《公羊》以为天王之母弟。然则, 字季子。天子大夫称字”。此外, 《史记》中《苏秦列传》注解的“苏秦字季子”, 《张仪列传》中的卞庄子, 《鲁仲连邹阳列传》中的庄忌夫子, 都是古人“字曰某子”之例。可见, 计然字文子, 并非不合古人取字之例。钱穆先生还认为, 范蠡既然师事计然, 则弟子述其师, 不当“不辨其姓字”且“独举其姓字而遗其名”。对此, 笔者认为, 从《范子》所述计然的事迹看, 计然早年是个典型的隐士, 既为隐士, 其姓字闪烁模糊本在情理之中。更何况《范子》一书极有可能并非范蠡亲著, 而是其后学或推崇者所为, 这就更不足为怪了。

另外, 钱穆认为, “《国语》叙吴越事甚详, 独不及计然, 先秦书亦无一及计然”, 由此断言计然其人为子虚乌有。这也是可以商榷的。先秦时期的著名人物有很多都未见载于今存先秦古籍, 如屈原、郭隗、太史儋、邹奭等, 但从未有人怀疑过这些人的存在。先秦古书亡佚者极多, 即使能够流传至今, 残缺者亦不在少数。从逻辑上说, 现存古籍的记载只能证实某人曾经存在, 却不能用来证实某人不曾存在。至于《国语·越语》所集中记述的, 乃是越国阴谋报吴的史事, 而计然是一位理财家, 不是一位军事谋略家, 书中没有提到他, 也不出情理之外。班固《汉书·叙传》有“研、桑心计于无垠”之语, 颜师古注引孟康曰:“研, 古之善计也;桑, 桑弘羊也”, 颜师古自注曰:“研, 计研也, 一号计倪, 亦曰计然”。人们将计然与西汉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相提并论, 足见计然对越国的贡献主要是在通商聚财致富方面。因而, 《国语》没有提及计然, 乃是因为计然与吴越战事没有直接关系, 以此作为否认计然存在的证据恐怕是不合适的。

至于钱穆的其他论证, 就更不足以支持他的观点了。如《汉书·古今人表》《吴越春秋》《越绝书》均以计然为人名, 钱穆先生对此所下的判语是:“乃误读《史记·货殖传》而妄为之。”再如, 《吴越春秋》《越绝书》的文种“九策”与《史记》的“计然七策” (《汉书》作“十策”) 显然是两码事, 钱穆先生却断然认为“是二书以计然误为文种也”。钱穆的这些说法并没有经过任何论证, 充其量只是一种判断或见解, 而不能作为论据。

综观钱穆先生关于计然非人名的考辨, 所论详则详矣, 但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不足以否定计然其人的存在。此种情况, 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计然是人名……近人有从书名说者, 并无确据。” (1)

三计然与文子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 前引材料中关于计然的姓氏、名、字、身世、里籍和游历均明白无误, 那么, 这位姓辛、名研、字文子的人为什么不直接称为辛研, 而称为计然呢?这是计然其人留给后人的最大谜团, 也是人们怀疑计然其人是否真实存在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 对于这个问题, 只能从计然与众迥异的行事、专长与志向来进行推测性的解答。

马总《意林》所录《范子》之文, 实际上已对计然其人的特点作了清楚交待:“有内无外, 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 见微而知著, 其行浩浩, 其志汎汎。不肯自显诸侯, 阴所利者七国, 天下莫知, 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 号曰渔父。”前引谚曰“研、桑心筭”, “筭”是古时计数的工具, 即“算筹”, 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作“研、桑心计”。《汉书·货殖传》颜师古注曰:“计然者, 濮上人也, 博学无所不通, 尤善计算, 尝南游越, 范蠡卑身事之。”从这些材料看, 大概这位“不肯自显诸侯”的辛研博学多才, 虽遍游四海, “阴所利者七国”, 其姓名却“天下莫知” (确切地说, 是只知其名不知其姓) , 人们只知道他精于筹算心计, 遂称之为计研, 又因“研”与“然”音近相乱而为计然。 (1) 计然之名, 同《庄子》中的师金、匠石、盗跖、梓庆等相类, 皆非真实姓名。这个计然, 《吴越春秋》作计, 《越绝书》作计倪, 《汉书·古今人表》亦有计然其人, 与伍子胥、越勾践、大夫种同列在中上第四等。

笔者认为, 计然就是老子的弟子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文子》九篇, 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 与孔子并时。”《论衡·自然》曰:“老子、文子, 似天地者也”, 并以孔子、颜渊与老子、文子相比况。可见, 文子是老子弟子的说法, 至少在东汉时是人们熟知的, 这想必有当时所见的文献为依据。司马迁说老子是“隐君子”, “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他不像孔子那样有大批的追随者。他的弟子, 有明确记载的只有文子和蜎渊 (2) , 而这个文子就是姓辛、名研、字文子的计然。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 曾指出:“ (文子) 姓辛, 葵丘濮上人, 号曰计然, 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 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最重要的文献证据, 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思想联接起来。但李暹此说有何文献根据, 我们已不得而知, 因而关于计然与老子之弟子文子是不是同一个人的问题, 历来就有很多争议。虽然怀疑、否定李暹说法的大有人在, 但也仅限于种种推论, 拿不出任何足以推翻李暹说法的可靠证据。笔者认为, 要推翻一个有文献依据的说法或观点, 应该用文献来说话, 仅靠推论是没有力量的。从年代上来看, 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 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 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3) 既然对李暹的说法尚无文献材料可以证其伪, 那么我们与其信其伪, 不如信其真。其实, 计然 (文子) 师从老子并非只有李暹《文子》注一个孤证, 《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四引《范子计然》曰:“范蠡知其 (计然) 贤人, 卑身事之, 请受道藏于石室, 乃刑白鹬而盟焉。”范蠡所受之“道藏”, 应即计然所传的《老子》一书之雏形。计然传老子之学, 则他应该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

计然于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 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 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计然与范蠡、文种同为越王勾践兴国雪耻的功臣, 越王致富理财更是有赖于计然之“七策”。据《史记·货殖列传》:“范蠡既雪会稽之耻, 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已施于国, 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范蠡执意离开越国, 是因为他断定勾践其人“可与共患难, 不可与共乐”, 其实计然早已有此看法。据《意林》所录《范子》, 当初范蠡请计然一起去见越王, 计然就曾说:“越王为人鸟喙, 不可与同利也。”《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载, 范蠡离越, “自是之后, 计佯狂”, 以求自保。不久, 文种果然为勾践所杀, 计然的预见得到了验证。

四计然与老子

本文关于计然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观点, 除了上面的史料考据之外, 还可以通过比较计然与老子的思想, 来考证二人学术思想上的联系, 以进行内证。计然继承老子的思想, 并在实际应用中作出了重要的推进。《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计然之言, 讲的是如何发展生产、通商致富的聚财之道,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计然是一个精于致富之道的理财专家。《汉书·货殖传》颜师古注曰:“其书则有《万物录》, 著五方所出, 皆直述之。” (1) 可见计然对五方所出之物产了如指掌。由于《货殖传》的经济学专论性质, 从中看到的只能是计然关于通商理财的思想, 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其学术与哲学思想。有关计然的学术思想, 我们可以从两条线索进行考察:一条是《文子》一书, 另一条是《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其他史料。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文子》一书以阐发老子的思想为核心, 而计然的主要学术思想及其对老子思想的继承, 也因《文子》一书得到了保存。该书自唐宋以来争议颇多, 久被判为伪书。但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了《文子》残简, 证明汉初确有《文子》一书流传。不过, 残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异, 残简的出土尚不足以确认今本《文子》为先秦旧籍。但无论是残简《文子》还是今本《文子》, 其内容的道家性质都是无可争辩的。《文子》一书同老子思想的密切关系, 历来没有异议, 就连最早对《文子》提出辩难的柳宗元也指出, 其书“旨意皆本老子” (2) 。柳宗元因《文子》内容的驳杂而称其为“驳书”, 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亦曰:其书“黄老、名、法、儒、墨诸家, 各以其说入之”。从《文子》一书的思想内容来看, 柳宗元等人所言是恰当的, 这种情况反映的正是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争鸣, 各种学术思想互相融合的繁荣景象。《文子》一书的学派性质, 正属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概括的“因阴阳之大顺,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的“道家”, 即黄老道家。本文倾向于认为:《文子》一书, 非成于一时, 亦非出于一手, 乃是计然 (文子) 的后学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传承先师的学说, 并不断吸收别家思想而逐渐形成的“文子学派”的最终成果。在战国中后期诸子勃兴的大环境中, 某一学派的最终思想成果往往都被冠以某“子”之名, “计然”既不是真实姓名, “辛研”之名又久被隐去而不为人知, 遂以辛研之字“文子”作为其书名。由于《文子》久被判为伪书, 故其学术思想历来不受研究者的重视, 但定县残简《文子》出土后, 这种局面得到了一定改观, 特别是1995年《文物》杂志公布了残简《文子》的释文后, 海内外兴起了《文子》研究热, 出现了很多研究新成果 (3) 。这些新成果, 应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同计然思想的研究有关, 对我们考察计然思想与老子的关系有一定意义。

计然的学术思想, 从《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料中亦可考见, 从中不难看出计然思想同老子思想的密切联系, 这是笔者更为注重的一条线索。上引《范子》载计然其人“有内无外”“明学阴阳”“见微知著”“不肯自显”“天下莫知”, 可见计然的为人与老子多有相似之处。从《越绝书·计倪内经》所载计倪 (计然) 与越王勾践的对话看, 计倪十分强调“道术”, 这显然同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密切相关, 不过计倪更为注重的是“道”的“术”之方面的意义, 即“道”在社会政治和人生中的应用。《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载计答越王问曰:“候天察地, 纪历阴阳, 观变参灾, 分别妖祥, 日月含色, 五精错行, 福见知吉, 妖出知凶, 臣之事也”, 这可以看作计然对“道术”的具体内容的解释与发挥。从《越绝书·计倪内经》看, 计然的“道术”是建立在对天地、四时、阴阳的运行规律的认识和遵循之上的, 他认为, “阴阳万物, 各有纪纲, 日月星辰刑德, 变为吉凶”, “凡举百事, 必顺天地四时, 参以阴阳, 用之不审, 举事有殃”, 因而“圣人早知天地之反, 为之预备”, 就可以无往而不利。这些语句同《国语·越语下》、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以及《管子》一书中关于阴阳刑德的思想不仅在内容上一致, 在表述上也极为相似, 不仅可以看作《黄帝四经》有关思想的滥觞, 而且也可以证明计然与范蠡在学术思想上的承续关系。此外, 计然在这里把天地、四时、阴阳的运行规律概括为“反”而加以运用, 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周行而不殆”和“大曰逝, 逝曰远, 远曰反”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史记·货殖列传》载计然之言“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 这是对老子关于物极则反的认识之运用发挥。计然强调人的行为必须以天地运行的规律为法式, 这种以天道推衍人事的天地人一体观, 也是老子开创的道家学说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越绝书·外传计倪》所计载的“权势利器, 不可示人”, 亦当是承袭自老子的“国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计然思想与老子思想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可见李暹关于计然“本受业于老子”的说法并非虚言。以上思想中最值得重视的, 是计然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 这是计然对老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拓展, 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战国时期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国语·越语下》所载范蠡关于阴阳刑德吉凶时变的言论, 也是对计然相关思想的承袭与发挥。从计然到范蠡、再到成书于战国的《黄帝四经》《管子》, 这种天地阴阳刑德的理论和以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并不断推进的。

结语

综上所论, 计然是道家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不仅继承、发挥和运用了老子的思想, 更提出了许多老子之学所没有的思想。综而观之, 计然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生产和通商致富理财的思想, 所谓“七策”即以此方面内容为主。这部分内容以《史记·货殖列传》的有关记述和《万物录》为代表, 是老子学说中所不具有的, 而在强越灭吴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又在范蠡离越后的经商致富活动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二是阴阳刑德吉凶时变的思想, 这是对老子思想领域的新开拓, 主要见于《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 这部分思想被范蠡所继承和发挥, 应用于伐吴战争, 后来发展为稷下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三是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思想和治国治身理论的继承与发挥, 这是老子学说的正宗和主体部分, 为计然后学 (文子学派) 所长期传承, 其最终结果就是《文子》一书。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足以表明, 计然是一位重要的早期道家人物, 在道家学派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计然的研究, 甚至不承认这个人物的存在, 这是我们在梳理道家思想发展史时应予以纠正和弥补的。

【注释】

1 李学勤先生指出:“《越语下》所述范蠡的思想, 显然是应该划归黄老一派了。” (李学勤:《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 《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 第98页) 陈鼓应先生指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河。”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5, 第5页) 王博先生认为:“范蠡的思想可以说正是所谓黄老之学的雏型。” (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第360页) 魏启鹏先生也认为:“范蠡学术思想, 已略具黄学与老学之长。” (魏启鹏:《范蠡及其天道观》, 《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第101页)

2 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逮至晋末, 有中散大夫东莞徐广始考异同, 作《音义》十三卷。宋外兵参军裴骃又取经传训释作《集解》, 合为八十卷。”

3 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二, 中华书局, 1985, 第103-107页。

4 钱穆转录《范子》之文字与马总《意林》所录《范子》略有出入, 为了准确起见, 本文转录的是《笔记小说大观》中《意林》所录《范子》的原文。

5 李学勤:《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 第99页。

6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吴越春秋》谓之‘计倪’, 《汉书·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 则‘倪’之与‘研’是一人, 声相近而相乱耳。”

7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蜎子》十三篇, 班固自注:“名渊, 楚人, 老子弟子。”

8 李学勤先生亦曾指出:“《汉志》云文子系‘老子弟子, 与孔子并时’, 其书中称平王问, 前人已指出是楚平王, 则其活动年代正与计然相值, 这恐怕不是纯出偶然。”李学勤:《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 第99页。

9 梅瑞轩辑《十种古佚书》中有《计然万物录》, 其言曰:“无道之君及无道之民, 皆不能积其盛有余之时, 以待其衰不足也。”转引自魏启鹏:《黄帝四经思想探源》, 《中国哲学》第4辑。

10 柳宗元:《辨文子》, 《柳宗元集》卷四, 中华书局, 1979, 第109页。

11 主要集中在《道家文化研究》辑刊第18辑和台湾《哲学与文化》杂志1996年第8、9两期。

（原載《哲学动态》 2018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