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最先注重“心”的作用。他认为“心”具有先验的道德属性，“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孔子所谓“仁”，归根结蒂是人之心，“仁，人心也。”孟子还认为“性”根源于“心”，人性的仁、义、礼、智四端都蕴含于人心中，“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由于性根源于人心，因此尽心便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类见解，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此后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主流思想。
对于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现代新儒家有着深切的关注和精湛的见解。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现代新儒学重镇于1958年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称《中国文化与世界》，以下简称《文化宣言》)。时隔半个世纪，今日重读《文化宣言》，不仅再次领略到它在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深感它所提出的一些见解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四万余言的《文化宣言》，基于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并谋求它的现代发展的目的，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前途诸多问题展开了论述，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内容，便是关于儒家心性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的论述。
一、心性之学被世人忽略、误解
《文化宣言》云：
此心性之学，是中国古时所谓义理之学之又一方面，即论人之当然的义理之本原所在者。此心性之学，亦最为世之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所忽略所误解的。而实则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
这表明，儒家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但它现在被很多中国文化研究者所忽略、误解。
《文化宣言》在阐释“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时，说现今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之所以“不能了解此心性之学，为中国之学术文化之核心所在”，对心性之学多有忽略和误解，主要是由下列原因所造成：
1、清代三百年之学术，重书籍文物之考古训诂，对宋明儒持反对态度，因而“最讨厌”宋明儒的谈心谈性之学。
2、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中国人所羡慕于西方者，初为炮舰武器，进而为科学技术、政治法制。而“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提倡科学和民主，并且认为清代考证之学中有科学方法，于是推崇颜习斋、戴东原之学而反对宋明儒学。
3、后来共产主义者讲存在决定意识，也不喜欢谈心性。
4、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以性善论为主流，西方传来的宗教思想则认为人性中涵有原始罪恶，二者是相反的。同时，宋明儒学不似中国古代典籍“多言上帝”，而是“喜论理气”，这也导致基督教徒不喜欢宋明儒的心性之学。
5、清末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只有佛家学者重心性之学。但佛家心性之学不同于儒家心性之学，因为佛学是“由观照冥会而来”，所以“佛学家亦多不了解中国儒家心性之学”。
6、传教士将中国经籍及宋明儒学介绍到西方，他们将宋明理学的思想与西方一般的理性主义思想等量齐观，无人能对宋明心性之学作切实的研究。而且宋明儒家的思想常见之于语录，看上去较先秦诸子学说更为零碎，不易得其系统所在。这也与西方人治学之脾味不合。
《文化宣言》认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于是中国心性之学，遂同为今日之中国人与西方所忽略。”而除了“忽略”之外，中国心性之学还为世人所“误解”。此种误解，主要是人们将心性之学所讲的人心人性理解为“人之自然的心、自然的性”，一讲到心性，“通常总是想到人之自然心理、自然本能、自然欲望上去，可以卑之无甚高论。人由此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亦总从其平凡浅近处去解释，而不愿本西方较深入于人之精神生活内部之思想去解释。” 中国心性之学是一种深入于人的精神生活内部的思想，但往往被世人作了浅近的自然主义的解释，形成一种极大的误解。
二、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
《文化宣言》提出，虽说心性之学至宋明而大盛，但是先秦的儒家、道家思想实际上已经以其对心性的认识为核心。古文《尚书》所谓尧、舜、禹相传之十六字心法，固是后人所伪造，但后人之所以要伪造此说，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学术道统之来源，正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学术文化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文化宣言》无疑是赞同宋明儒家的这种认识的。
我们可以将《文化宣言》关于心性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的阐述，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观点：
1、心性之学是道德实践的基础。
《文化宣言》云：“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此心性之学中，自包含一形上学。然此形上学，乃近乎康德所谓的形上学，是为道德实践的基础，亦由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上学。而非一般先假定一究竟实在存于客观宇宙，而据一般的经验理性去推证之形上学。”《文化宣言》的作者认为儒家心性之学作为形上学，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所讲的形上学同样是道德的形上学。这种形上学向内追究人的道德行为在心性上的根据，而不是向外追究客观宇宙的终极本体。在这种形上学看来，人的道德实践不仅仅是在行为上遵从应有的伦理规范，而且是人的内在的本性的要求。认识到这一点，乃是人对于自己的道德行为的一种“觉悟”，心性之学则正是开启、提升人们的此种“觉悟”，指导人们自觉地从事道德实践的形上学。人们“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更增觉悟。知行二者，相依而进”。正因为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具有作为道德实践之基础的性质，一个人如果不从事道德实践，或者虽从事道德实践，却把道德行为仅仅理解为服从社会道德规范或服从神的命令，那就无法理解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
2、心性之学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思想的根据。
心性之学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基础，因而也就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在现代新儒家看来，道德实践活动基于人内在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乃是“天性”、“天道”、“天德”的分殊体现，“此心此性，同时即通于天。于是人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即所以事天。而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人之尽性成德之事，皆所以赞天地之化育。所以宋明儒由此而有性理即天理，人之本心即天心，人之良知之灵明，即天地万物之灵明，人之良知良能，即乾知坤能等之思想，亦即所谓天人合一思想。”这表明中国文化之“天人合德”、“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依据，即在于“人心”与“天心”、“人性”与“天性”、“人德”与“天德”、“人道”与“天道”的统一。
《文化宣言》说在西方文化中，言形上学、哲学、科学，则为外于道德实践之客观的求知对象，此为希腊之传统；言宗教，则先设定一上帝之命令，此为希伯来之传统；言法律、政治、礼制、伦理，则先设定其为自外规范人群者，此为罗马法制伦理之传统。中国心性之学与这三者皆不同。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儒家，都认为人的道德实践行为“依于吾人之欲自尽内在之心性，即出于吾人心性，或出于吾人心性自身之所不容自己的要求；共认人能尽此内在心性，即所以达天德，天理，天心而与天地合德，或与天地参。此即中国心性之学之传统”。人的道德行为不仅是对外在的社会规范的服从，而且是自身心性的内在要求。这是人的一种对于自身的、不容许自己不去遵循的要求，按照这种要求去做，便是儒家所说的“尽心尽性而与天地参”，与天地合其德。自孔孟至宋明儒家的这种观念表明，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思想的内在根据。
3、“天人合一”思想的精义是“内在超越”。
《文化宣言》还说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同样具有超越性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超越性的宗教精神基于内在而超越的儒家心性之学。“内在超越”的核心理念是：人内在的心性与天道是一致的，人的行为中的不善来源于后天的污染、蒙蔽，人的心性只要不断超越这种污染、蒙蔽，就可以实现人性与天道的完美结合。这种理念表明，人的心性与天道的合一是儒家的信仰，内在超越是儒家的精神追求。在这种信仰与精神追求中，体现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超越性宗教情感。因此，如果“以为中国文化中莫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国之伦理道德思想，都是一些外表的行为规范的条文，缺乏内心之精神生活上的根据。这种看法，却犯了莫大的错误”。此处所谓“内心之精神生活上的根据”，指的就是儒家的心性之学。
通过如上的阐述，《文化宣言》作出了关于心性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的论断：
此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之文化也。
这个论断，表明了现代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的理解。在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看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一种内在超越的、以心性之学作为核心理念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精神。笔者并不断定现代新儒家的这种理解就是准确的，但认为至少它所包含的如下见解是正确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思想的根本意义，乃是“内在超越”。
今日学术界阐释中国文化的 “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之说，多从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的角度立论，认为“天人合一”思想的宗旨是追求这“三大和谐”。这当然是不错的、言之成理的，而且这种阐释对于我们今日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然而笔者认为，从本原上、从更深的层次上看问题，其实“天人合一”思想首先表明的理念是：中国文化追求人的心性对于天道的“内在超越”。此“内在超越”，乃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德”之说的精义所在。这样的认识不仅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涵义，而且同样具有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天人二分”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外在超越”的思想，它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价值理想的追求引导到对于超自然界、宗教境界的追求，将形而上的价值领域与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割裂开来，使价值理想“超绝”于现实人生。儒家心性之学则认为价值理想对于现实人生来说是既“超越”又“内在”的，或者说是“即内在即超越”的，价值理想“超越”而不“超绝”于现实人生。即是说，人的心性与天道是统一的，形而下的世俗生活与形而上的价值世界——即柏拉图所提出的真善美的、超绝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不是二分的，而是“合一”的，因此人们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价值理想。儒家心性之学赋予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涵义，可以激励我们立足于现实社会、现实人生去追求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理想。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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