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编审、博士，中国翻译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在商务印书馆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负责规划、组织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中外大师文集”等多种大型丛书。长期从事哲学法学研究，出版著作译作多种。

 

摘要：《庄子·逍遥游》开篇讲述了“齐谐”之鹏的寓言，并进行了哲学的引申和发挥。历代注释者对这一段文字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意蕴不清，逻辑混乱，严重影响了对庄子思想的理解。本文用现象学的方法，把庄子的文本加以解构，将其还原为生活世界的基本经验，然后根据生活的逻辑，重构庄子的思路，通过对“正色”“培风”“将图”三个关键词的追根溯源，认为庄子把《齐谐》之鹏“徙于南冥”的行为本能，转化为“今将图南”的行动意志，把一个日常生活的寓言转化为一种哲学建构，进而探究行为举止背后的原因，寻求其内在可能性的根据，阐释了他的道法自然、人能悟道行道的思想，建构了庄子自己的“道”的哲学。

关键词：齐谐；现象学；正色；培风；将图；道

 

《庄子·逍遥游》开篇讲述了“北冥鲲鹏”寓言，接着引述了“齐谐之鹏”的寓言：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见郭庆藩，第5页）

讲完这则寓言之后，庄子进行了一大段的引申和发挥：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同上，第5-7页）

历代注释者对这一段文字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大多意蕴不清，逻辑混乱，严重影响了对庄子思想的理解。本文认为，庄子的这些引申和发挥，是在对齐谐寓言解构和重构的基础上，来阐发自己的思想的。本文拟用现象学的方法，立足于庄子的文本，“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海德格尔，第49页）也就是说，把庄子的文本加以解构，将其还原为生活世界的基本经验，然后根据生活的逻辑，重构庄子的思路，从其自身，如其所是地让人看，力求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逐字逐句疏通庄子文本，澄清历代注家含混不清之处、妄猜臆测之义；二是钩沉意蕴关锁，理清庄子文本的逻辑关系；三是剖析庄文精深微妙旨趣，言其究竟，归于圆融；四是超越传统消极无为思想，阐释庄子积极有为哲学。管窥蠡测，求教方家。

 

一、“天之苍苍，其正色邪？”

 

庄子在引述了“齐谐之鹏”的寓言后，接着说：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见郭庆藩，第5页）

“野马”指的是水泽中的游气，宛如天边的流云，像野马一样飘动。“生物”即活动之物。“息”指的是天地发出的气息，即风。“吹”这个字，注家大都解释如字，释为“风吹”。但是文中说“息相吹”，如果是风吹，那么这个“相”字就不好解释。“相”为相互，表示两个以上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若是“息相吹”，则表明有两种以上的风，彼此吹动，于理不合。崔譔本“吹”作“炊”。郭庆藩认为，“吹”“炊”二字古代通用。此处的“吹”当作“炊”讲，意为累动而升，不断升起，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炊烟”。依照这个解释，文本的解读就不是“息相吹”，而是“野马”“尘埃”等“生物”“相炊”，游气与尘埃等浮动之物，相继从地面向高空飞扬。这个解释与上文的“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飓风自海面向高空飞卷，是一致的，它的意思是海面刮起的飓风，带动着海中的如野马般的水雾和岸边的尘埃等浮游之物飞向高空。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飓风的景象是一致的。“以息”承接上文的“以六月息”。“以”表示手段，即通过。“息”指的是天地之风，即六月的飓风。整句话的意思是：鹏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向高空飞去的。这六月的风，也引得海中的水气弥天，岸边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这句话历代注家搞不清楚它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大多认为这是孤零零的一句，与上下文没有关系，“前后说多不通”（见周启成校注，第3页）。闻一多甚至认为，“文有脱失，校者又错置”（《闻一多全集》第9册，第26页），这一句应该放在这一段的最后，且下文有错落。郭象认为这一句是承上之句：“此皆鹏之所凭以飞者耳。”（见郭庆藩，第6页）意思是，吹起这些活动之物的风，也是鹏飞向九万里高空所凭借的这个风。郭注虽然将“六月息”解释为“止息”，但是他还是凭借超凡的文本直觉，认识到了“以息”之“息”是鹏飞之风，这是值得肯定的。郭注的问题，一是他转移了庄子文本的重点，文中强调的是“野马”“尘埃”，郭注关注的却是“息相吹”，托举之风；二是他用了一个“皆”字，就不免让自己的解释出现了歧义，给后人造成了误解。成玄英受郭注的影响，将这一句解释为：“天地之间，生物气息更相吹动以举于鹏者也。”（同上）“更相”的意思是相继。天地之间，相继吹动万物的那些风，托举着鹏往上飞。这就把野马尘埃之风与扶摇之风分开了，仿佛有很多股风。郭注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他关注的是风，所以把这一句当作承上之句，与下句无关，割裂了文意。

根据这一句的文意，它不仅承上，上承“六月息”；而且启下，下启“正色”。严格说，它的真正用意就是启下，它是“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这一问句顺理成章的条件，或者说背景。没有这个背景条件，问句就显得莫名其妙。什么是天的“正色”，“正”与“非正”的区别是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区分。野马尘埃这句话就是用来对比的。当鹏飞到九万里高空，看到“天之苍苍”即天的青蓝色，心中暗自发问：“其正色邪？”这才应该是天的真正颜色吧？其背景条件就是：此前看到的颜色，不是天的真正颜色。此前的颜色就是野马尘埃等活动之物“相炊”的颜色，是雾气弥空、尘埃蔽日的颜色，是空气中混杂着浮动的浊物的颜色，这种灰蒙蒙的颜色是“非正色”。而“正色”与之相反，是苍苍之色，即没有任何流云和尘埃，没有任何浮动之物污染，碧空如洗、纯净无瑕的颜色，这才是天的真正颜色，本来颜色。

鹏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要区分天的“正色”与“非正色”呢？是因为鹏要“徙于南冥”，后文说到，要“徙于南冥”，就必须“乘天地之正”。鹏的目的是迁徙到遥远的南方，它要往南飞，而不是无限地往高飞，高飞到一定的程度，远离了尘世间的野马尘埃等活动之物，不再有任何尘世间的事物阻碍它的飞行，就可以了。因此紧接着一句就是：“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远”指的是天之遥远，这个遥远的方向是南方，因为鹏是从北冥起飞的，它是从北冥这个视点所看的远方。鹏在确定了高度之后，就问自己，前面就是无所至极的南方吧？鹏飞到九万里后，环顾四周看到的情况是：往上面看，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的游气与尘埃，空旷无垠；往前面看，是无边无际遥远的南方。然后，鹏又往下看，是无尽的游气与尘埃的虚空，就跟看见上面和前面一样，看不到尽头。庄子说“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此时鹏就到了“无何有之乡”了，到了无的境界了，就可以“乘天地之正”逍遥游了。

“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这句话历代的注家也有争议。郭象说：“鹏之自上以视地，亦若人之自地视天”。（见郭庆藩，第7页）把“亦若是”解释为：（鹏）也像人视天那样。郭注的影响很大，后代知名注家如王先谦《庄子集解》亦采此说：“是，谓人视天。”（王先谦、刘武，第10页）这个解释是郭象脑补的，不是庄子本文所有的，注家大多不同意。这句话注家一般句读为：“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将“亦若是”解释为上文所说的鹏看见下面的光景跟看见上面和前面的情景是一样的，即深远无垠。“则已矣”解释为“罢了”，语气词，没有实义。本文认为，根据庄子的文本，这句话的句读应该为：“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则已矣”说的是：就停止了。“已”是停止的意思。鹏飞到九万里后，就停下来，不再往高飞了。郭象说：“则止而图南”，这个解释是合乎庄子本意的。庄子在后文阐释列子鲲鹏故事时，说得非常清楚：“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绝云气”的意思就是飞离了野马尘埃这个具有各种羁绊物的云气层面。“负青天”则是肯定回答了“天之苍苍，其正色邪？”青天才是天的真正颜色，天的本来面目。至此鹏才考虑往南飞：“然后图南。”“然后”并不是我们今天表示时间的合成词“此后”的意思，而是要分成“然”与“后”两个字来讲。“然”在这里是指示代词，意为“这样，那样”；“后”表示时间，即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之后。“然后”说的是：到了“绝云气，负青天”这个样子，即这个高度，在此之后，鹏才“图南”，谋图往南飞，才开始琢磨着、筹划着往南飞。

以上一段是庄子解释《齐谐》的第一句：“鹏之徙于南冥也”，鹏的目的是要到遥远的南方去。

 

二、“培风”：背离了风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见郭庆藩，第7页）

这一段庄子继续解释，鹏是如何飞到九万里高空的，为什么要飞到九万里高空。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这一句是庄子说明《齐谐》“水击三千里”的。水不够深，它的浮力不够大，就不能负载得起大船。水的深浅与它的浮力大小成正比，浮力的大小与负载的船的大小成正比。“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倒一杯水在小坑里，它的浮力仅能支撑一片小叶子。如果放一只杯子在里面，杯子就沉到了水底，胶着不动，这是因为水的浮力担负不起这么重的东西。庄子这里说的杯子，应该是竹器或者木器。庄子之所以要在这里花费这么多笔墨，就是要解释，为什么《齐谐》要说“水击三千里”，浪涛高达三千里，因为只有这样“厚”“积”起来的水浪，才能托得起大鹏的翅膀。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水的“厚”度，这个“厚”，既可以指水的深度，也可以指浪的高度。庄子的目的是解释水的负载之力，亦即托举之力，而非水的航行之力，航行之力当是流水。从庄子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意思是，鹏在起飞时，利用了高达三千里“厚”的海水的托举之力。由此可见，崔譔和成玄英把“水击三千里”解释为鹏踉跄而行三千里，前行三千里，是不符合庄子本意的。崔、成的解释也不符合生活逻辑。大鹏起飞时，脚向后斜伸，尽力蹬地，增加摩擦力，加强前冲的力量，同时翅膀扇动，下压空气，提升飞行的高度。海水柔软，蹬海水起飞着力，不如在陆地坚硬的土地上有劲，大鹏在海里蹬海水起飞，海水不仅不能帮助大鹏，反而还会阻碍大鹏起飞。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知识我们知道，鹏是借助风浪之力起飞的。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海浪和飓风不断地卷向高空，鹏在三千里海浪和九万里飓风的助推下，飞向天穹。这一句庄子解释的是《齐谐》的“抟扶摇而上者”。“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这一句难倒了很多人。最难的就是如何理解“培”字。唐代学者陆德明和成玄英训“培”为“重”（chóng），指重新、又的意思。成玄英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初赖扶摇，故能升翥；重（chóng）积风吹，然后飞行。”（见郭庆藩，第8页）刚开始的时候，鹏因为依赖扶摇之风的帮助，所以能向上往高空飞行；到了九万里后，重新积累大风，横向飞行。“既而上负青天，下乘风脊，一凌霄汉，六月方止。”（同上）然后鹏在蓝天之下，仿佛骑在风的背脊上一样，飞行在高空，飞行六个月才停下来。成玄英的解释，大概是把“风之积也不厚”的这个“积”解释为重新积累大风。然而，重新积累风，这个风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说，在九万里高空，还有横向吹的风？所以郭庆藩说：“若训培为重（chóng），则与上文了不相涉矣。”（郭庆藩，第9页）这个横向吹的风，是无中生有的。

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说“培”同“冯”，“冯”就是“乘”的意思。这里的“冯”是古字，念“凭”，指依据、凭借的意思，引申为“乘”。郭庆藩深以为然，认为“风在鹏下，故言负；鹏在风上，故言冯。必九万里而后在风之上，在风之上而后能冯风，故曰而后乃今培风”（同上）。郭庆藩把“风……负大翼”解释为风在鹏的下面载负着它的大翅膀，所以庄子说“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因此到了九万里，风在鹏的底下，从此以后，鹏就可以乘着大风往南飞了。这种解释经不起推敲。如果只有在风之上，像骑马那样，才叫“乘”，而只有在九万里高空之后，鹏飞到风上面去了以后，风才能负载鹏，那么在从海面飞到九万里这一段时间里，鹏与风的关系是怎样的？必九万里而后乘风，这个解释与庄子的风助鹏飞、鹏借风力的原意不合。此其一。其二，如果按照郭庆藩的意思，鹏乘大风往南飞，这风还是扶摇之风，是托举鹏往高飞的飓风，那就必须假设这样的情况：飓风必须先往上飞，托举着鹏飞到九万里高空，停下来不再高飞，然后始终保持这个高度往南飞，以便让鹏骑在风的背脊上徙于南冥。这哪里是风，这是现在的导弹。可见，郭庆藩的解释比成玄英的解释更不合生活逻辑。郭庆藩的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搞清楚，鹏是要往南飞的。在引用王念孙的注释后，他又引用《说文解字》的训释：“今案《说文》：培，益也。培风者，以风益大翼之力，助其高飞也。”（同上）认为培的意思是助益，培风的意思是鹏的大翅膀借助飓风的力量，帮助它向高空飞行。

成玄英与郭庆藩的差别在风的来源上，但是在鹏的行为方式，亦即鹏是凭借风而行的，是御风而行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关于“培”的训释，看起来不同，从本质上看，没有什么两样。《说文解字·土部》：“培：培敦。土田山川也。”段玉裁注：“杜云：倍，增也”，“引申为凡裨补之称。”（段玉裁，第694页）培通倍，意为增加，后来的一切增加、补充之义，都是从这个意思上引申出来的。增和补，都是在一物之上再加一物。培训重、训冯、训乘、训益，都是引申义，意思都是在原物之上再加一物。历代注家之所以如此训示，根本原因在于对这一段话的理解上，都认为鹏飞到南方，是乘风而去的。然而，从庄子的思想看，他的本意与这种解释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上面说到，庄子认为鹏之所以要飞到九万里高空，就是为了“绝云气，负青天”。“气”即气流，气流就是风，九万里高空，就是没有任何云彩，没有任何风的高空，是一个“无何有”的空间，是一个没有任何羁绊的虚无，是“无”的境界。在这个无的境界里，鹏才能任逍遥。在后文庄子还专门批判了列子“御风而行”，认为他还是有待，没有进入无待的境界。如果鹏御风而行，就与列子没有任何区别了，这不是庄子的理想。

为了搞清楚“培”的含义，我们还是从《说文解字》开始。《说文解字·土部》：“培：培敦。土田山川也。从土，咅声。”许慎解释说：培的意思是培敦，即附加。分封土田山川时附加其他的事物。许慎的解释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先引用段玉裁对这一句的注释，然后再加以说明。段玉裁说：“《左传》祝曰：分鲁土田倍敦。《释文》曰：倍本亦作陪，许所见作培为是矣。杜云：倍，增也。敦，厚也。左氏但言土田，而《鲁颂》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大雅》曰：告于文人，锡山土田。《毛传》曰：诸侯有大功德，赐之名山土田附庸。《鲁颂笺》云：策命伯禽，使为君于东，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诸侯附庸则不得专臣也。按封建所加厚曰培敦，许合《诗》以释《左》也。引申为凡裨补之称。”（段玉裁，第696页）

段玉裁认为，许慎的解释源于《左传·定公四年》，祝论及周公分封之事，其中有一句说：“分鲁土田倍敦。”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这里的“倍”亦作“陪”，许慎见到的文本写作“培敦”，与写作“倍敦”“陪敦”，是一样的。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解释说：倍是增加的意思，敦是加厚的意思。《左氏春秋》只是提到土和田，《诗经·鲁颂》中有一首名叫《宫》的诗，这是《诗经》里最长的一首诗，其中的一节讲到周公封赐之事：“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经·大雅》也有这样的诗句：“告于文人，锡山土田。”西汉时期的毛亨、毛苌为《诗经》作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对这一句诗的解释是：“诸侯有大功德，赐之名山土田附庸。”东汉人郑玄又为“毛诗”作注解，郑玄的注解有阐明、补充、订正，他的注解叫作“郑笺”。郑玄对《鲁颂》的笺注说：“策命伯禽，使为君于东，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之。”《礼记·王制》说：“名山大川不以封，诸侯附庸则不得专臣也。”附庸就是附加的意思。段玉裁总结说，根据上面的解释，“培敦”的意思是在封赐之外，还附加了其他的事物。许慎对“培”字的解释，把上面《诗经》中的意思合起来，用来解释《左传》的“培敦”一词。简言之，“培”的本义是“附加”，一切“增、补”之义，都是“培”的引申义。

本文认为，在庄子这里，“培风”之“培”不能训如字，即“培敦”之“培”。根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培与倍互通，是通假字。“培风”当为“倍风”。《说文解字·人部》：“倍，反也。从人，咅声。”《鬼谷子》曰：“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陶弘景注：“去而遂绝曰倍。”《战国策》的《秦围赵之邯郸》记齐人夷维子说：“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鲍彪注：“言背之去。”倍同背，意为背转方向，换了相反的方向。从上面所说的“背”“反”“去绝”的释义，我们可以领会到，“倍风”的意思就是离开了风，不再与风在一起了。这个解释与庄子“绝云气”“无待”风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从“倍风”即为弃绝龙卷风这个解释，我们还可以对“风斯在下”作一种全新的解释。一般认为，“斯”在这里是语气词，没有实义，这种理解，是解释得通的。但是这个解释不是“斯”的本义。《说文解字》曰：“斯，析也。从斤，其声。《诗》曰：斧以斯之。”斯的意思是析，即劈开，分开。《诗经》有诗“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坟墓前有荆棘，用斧头劈开。《广雅·释诂》：“斯，分也。”斯的意思是分开。析的本义就是分开，我们今天的“分析”一词，还保留了它的本义。“风斯在下”的意思就是：风与鹏分开了，处在鹏的下面。

综上所述，“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所以说，到了九万里高空，飓风的劲力用尽了，再也不能往上飞卷了，“风斯在下”了，处在鹏的下方，与鹏分开了。从这个时候开始，鹏开始“培风”，与风背道而驰了，用不着风了，跟风没有关系了。此时，鹏“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夭，折也；阏，塞也。夭阏意为没有任何阻碍。鹏从大海往高空飞行的时候，头上尾下，因此头向青天。到了九万里高空，不再往上飞，而是往南飞，此时鹏背上腹下，所以庄子说它“背负青天”，背朝上对着青天。处在这个飞行状态的鹏四顾，向上看，向前看，向下看，与上文是一致的。

 

三、“而后乃今将图南”

 

“而后乃今将图南。”历代注家都没有对这一句话给予应有的重视。其实，这句话包含了庄子的核心思想，不搞清楚它的作用，就无法真正理解庄子思想的本质特征。在后文，庄子引用了“列子鲲鹏”寓言，“然后图南”是列子的用语。庄子引用了列子的“然后图南”，但是把四个字扩展成了七个字：“而后乃今将图南”，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尤其是“而后乃今”连续用了两次，极不寻常。注家一般将“而后乃今”解释为“乃今而后”之倒文，意为从此以后，意思等同于列子的“然后”。这个解释是极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将图”二字，历代注家熟视无睹，完全忽视了庄子的根本思想。之所以如此，是与前面所说的历代注家搞错了风与鹏之间的关系相关的。

上文阐明了“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这话的断句应该是这样的：“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同样，“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的断句应为：“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而后乃今”是对列子“然后”一词的替换。庄子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看起来怪异的表述呢？上文说到，“然后”的意思是“然”“后”，这跟“而后”“乃今”不是一样的意思吗？从形式上看，庄子在列子的“后”之后，专门加了一个“今”，看起来是多此一举，因为从某事之后，意味着从某事开始，经过“今”走向“将来”，也就是说，“后”这个时间概念，本来就是一个线性的时间轴，包含着“后”“今”“将”这三个时间段，这三个时间段共属一体，从过去、经过现在，向将来绵延。看来，庄子是刻意要把这绵延一体的线性时间切分开来，分成三段。庄子切分时间的目的何在呢？从字面上讲，“而后”表示转折，指的是前面一个动作做完了，不再有了，干净利落地切割了，需要开启下一个行动了；“乃今”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一切归零之后再来。但是，从本质上看，“而后乃今”表明，前一个行为必须完成，后一个行为必须开始。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性，强调了行为者在行动时的绝对意志，说明行为者所做的事情，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行动的事情，是一种先行筹划的活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作为，而不是受外物控制的被动的行为，更不是随波逐流、放任自流的不管不顾。郭象在开篇的注释说：逍遥的思想就是“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见郭庆藩，第1页），这是与庄子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从后面“将图”的思想中，更能看出。

“齐谐之鹏”说“鹏之徙于南冥也”；“北冥鲲鹏”则说：“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庄子特意加了一个“将”字，改为“将徙于南冥”。后文庄子引用列子关于鹏的话：“然后图南。”庄子将“然后”改为“而后乃今”，又特意在列子的文本里加了一个“将”字，改为“而后乃今将图南”。历代注家认为“将”字是个语气词，没有实义。庄子如此反复刻意加的字，绝不只是为了调节语气，而是有实义的，是为了表述他的本质思想的。我们先从字义来梳理一下“将”字的基本含义。“将”字多音多义，此处读jiāng，有关古训有：

1.想如此。《广雅·释诂一》：“将，欲也。”《助词辨略》卷二：“《论语》：吾将问之。言将欲问之。《史记·礼书》：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诸将字并是将欲之辞。”

2.想如此但尚未如此。《助词辨略》卷二：“方欲如此而犹未如此曰将。”

3.尚未如此。《仪礼·士相见礼》“终辞其挚”，郑玄注：“以将不亲答也。”贾公彦疏：“事未至谓之将。”

4.应当如此。《经词衍释》卷八：“将，犹当也。《论》《孟》：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5.开始如此。《汉书·兒宽传》：“将建大元本瑞”，颜师古注引苏林曰：“将，甫始之辞。”《经传释词》卷八：“将，犹乃也。《孟子》：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

6.而且如此。《诗·邶风·简兮》：“方将万舞。”郑玄笺：“将，且也。”《经词衍释》：“将，且也，而也。故《左传》襄三年：将伏剑。晋语作：而伏剑。《孟子》：匍匐往将食之。言往而食也。以上皆将同而义。”

“将”的意思就是“欲”，一种欲望、愿望、意志，一种面向未来的先行领会。因为是一种愿望，所以是想如此。因为这种欲望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是尚未如此。因为这种愿望是一种意志，所以是应当如此。因为这种意志先行到了未来，所以是开始如此。因为已经开始了，所以是而且如此。一个“将”字，包含了未来、现在与过去，把这三种时间集聚在一体，成为一种存在者整体。在这三种时间中，未来是起统领作用的。正是因为未来的统领，才会有先行的领会，而后才有已经开始的过去。这种以未来统领现在和过去的时间观念，与我们当今所说的“未来”“将来”完全是两码事。当今所说的未来是一种以计算为基础的科学时间观，它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一种线性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是以现在为统领的。过去是不再现在，未来是尚未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条线上的三个时间段，彼此之间没有重合。我们中国古代所理解的时间观，是一种整体性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说文解字·寸部》说：“将，帅也。从寸，酱省声。”将的本义就是统帅，读jiàng。作为统帅，首先统一人员，亦即把部队里的不同的车马士兵统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其次是统一行动，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便于进攻或防御。作为统帅，同时是一种率领、引领，他要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开战之前就要先行领会各种可能性，把未来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开战之后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将帅的活动，就是一种从未来出发统领现在和过去的活动。“将”的一切引申义，都是从“将帅”这个日常生活中出来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将来”，也是源自于此。

我们再来看“图”的含义。许慎《说文解字·囗部》曰：“圖，画计难也。从囗，从啚。啚，难意也。”圖字由囗这个四方框和啚组成。啚的意思是困难、不易，所以圖的意思是谋划之困难、之不容易。徐铉进一步解释说：“徐锴曰：‘规画之也，故从囗。’”圖的意思是规划，从囗。囗字读wéi，表示范围。规划就是要全盘掌握，所以就用这个四方框围起来。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许慎的观点加以申述说：“《左传》曰：‘咨难为谋。’‘画计难’者，谋之而苦其难也。”（段玉裁，第279页）《左传·襄公四年》说到，咨询困难之事叫作谋划。“画计难”的意思就是：谋划、预计某事，深深感到该事情之难度极大，不容易实现。段注又进一步引“《国语》曰：‘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谓先规画其事之始终曲折，历历可见，出于万全，而后行之也。故引申之义谓绘画为图”（同上）。圖字之所以后来引申为绘画，就是因为绘画的时候，在画作未成之前，我们的脑海里已经先行把所画之物全部展现出来了。

以上许慎、徐锴和段玉裁都认为，“圖”的意思是“难”，需要谋划，并深感其难度之大，所以要先行全面掌握，这种全面掌握后来引申为图画。对于上述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也有持不同看法的。如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和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将许慎和段玉裁的观点颠倒过来了，认为地图为本义，谋划为引申义。我们的目的是考察“图”字的意义，不管是本义还是引申义。从上面的考察我们看到，图表示的是先行对某物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其事之始终曲折，历历可见，出于万全，而后行之也。”

综上所述，“将”与“图”的意思是一致的。前者从时间性来申述，后者从行为方式来申述。简言之，“将图”的意思就是：对存在者整体进行先行筹划。“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这一句的意思就是：鹏背朝上，头南尾北向南飞行，没有任何阻碍和妨碍，也不借助任何外物，它就处在无待的状态中，到了这个境地之后，才开始考虑往南飞的事。虽然鹏处在无待的状态，但是它并不是无为，不是无所作为，它的脑海里，筹划往南飞的整个行程，做一个整体规划，对于面对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分析，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可能性。南冥是溟漠无涯，是各种可能性并存的东西，鹏处于无待之中，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内在本质，把握最适合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理想。上面所说的鹏飞到九万里高空后四顾的情况，就是它“图”的事情之一，上下文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的。

 

四、结语

 

正如本文一开始就已经立论的那样，我们上面疏解的这一段文本是庄子对《齐谐》寓言的解构与重构。庄子把《齐谐》之鹏“徙于南冥”的本能，转化为“今将图南”的意志，彻底改变了寓言的本质，把一个日常生活的寓言转化为哲学建构。《说文解字》对“徙”的解释是：“迻也。”段玉裁注曰：“乍行乍止而竟止，则移其所矣。”（段玉裁，第72页）表示的是一种行为举止。庄子探寻了行为举止背后的原因，寻求其内在可能性的根据。

在庄子鲲鹏的故事里，他说：“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说的是风起浪涌。风起浪涌到什么程度呢？庄子认为要“积”到能够载负起相当重量的厚度。“积”的意思是集聚，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一种合力。风浪之积看起来是海运自己的事情，跟鹏没有关系，在这个积的过程中，鹏只能等待，看起来它处在无为的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鹏是一直关注着风浪的，它的意志一直在起作用，因为它的心中一直在想着“将徙于南冥”。这个“将”字，体现了它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同时也表现了它心中的谋划和图计。它并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积极地准备。风浪何时最高，能不能托举自己，自己的状态如何，能不能与风浪共舞。风浪最高之时，也是机遇最大之时；但是反过来说，机遇最大之时，也是危险最高之时。这里包含着鹏对海洋风浪的认识，对海运规律的掌握，同时也包含着对自身的认识，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所以庄子在这里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来阐明“积”的重要性。这种“积”，实际上就是鹏的经验总结，是它历史资产的总汇。庄子的写作方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是在说明了鹏在九万里高空徘徊四顾之后再来说明这个“积”的，在三千里激浪和九万里风暴之后，庄子突然回过头来探究其内在可能性。风浪是如何达到这个高度的？风浪达到多大的厚度才是它的极致？这是一种反思性的根据探究。一个“将”字，写出了鹏的内在可能性和超越性的本质特征。

庄子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论证这个“积”，是与庄子在前文所说的尺度相关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庄子是如何确定尺度的。在《齐谐》里，只是说到鹏跟随飓风一起飞到九万里高空，然后就直接说“去以六月息者也”，迁徙到南冥栖息半年。九万里高空到南冥栖息这之间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空间，需要填补。首先，飞到九万里还要不要往上飞？其次，如果用一个理想类型的方式来考察，鹏在北冥是垂直飞向九万里高空的，那么此时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说，它还是在北冥，只不过是在北冥的上空。鹏的目的是迁徙到南冥，如何从北冥迁徙到南冥去？庄子说，到了九万里就不要往上飞了。那么这个九万里的终点是如何确定的？是飓风的风力只能到这么高？还是说鹏在没有风的帮助下，再也不能往上飞了，由它的生存能力确定的？亦或是说鹏尽管还有能力飞，但是它不想飞了，是由它的自我意志随意确定的？简言之，九万里这个尺度，是谁的尺度？是风的尺度，还是鹏的尺度？这个尺度非常关键，它是庄子思想的本质体现。从庄子的文本看，这个尺度既不是由风决定的，也不是由鹏决定的，而是由天决定的。它的标准就是天之正色。“正色”，这个看似简单的词，却反映了庄子强大的哲学思辨能力。它包含着这样几个思想：第一，一切尺度都是由天决定的，或者说，天然的尺度才是正确的尺度，其他的尺度都是不正确的，这里反映了庄子的自然法思想。这个思想某种程度上说，是源于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第二，如果尺度是天的尺度，那么世间的一切存在者是不是就没有任何能动性了，只有被动地服从天道了？进而言之，是不是人是天的奴隶，没有任何自由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看到，这个“正色”的尺度，刚好是风力能够达到的尺度，也是鹏能够领会的“积”的尺度。换言之，庄子认为，这个尺度是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尺度。第三，这个正色的尺度之内，“莫之夭阏”，没有任何阻扰和障碍，是一种无的境界，在北冥通向南冥的这个过程中，鹏就处在无的境界中。从北冥到南冥的这个无穷距离中，九万里高空之上，宛如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一个无的通道，这个无的通道，正是庄子的道。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的道是道路之道，是生存论的道。但是我们从这里正好可以看出庄子从生存论上所阐述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本质是殊途同归的。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这个道就是天地人之道。庄子的这些论述，深刻体现了他的“道”的本质思想。

最后，在这个无的通道里，人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要“今将图南”，做存在者整体的筹划。对此，上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不赘述了。

 

【参考文献】

[1]古籍：《广雅》《鬼谷子》《老子》《礼记》《诗经》《说文解字》《战国策》《助词辨略》《左传》等。

[2]段玉裁，2013年：《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

[3]郭庆藩，2013年：《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

[4]海德格尔，2018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

[5]王先谦、刘武，1987年：《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

[6]《闻一多全集》，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7]周启成校注，1997年：《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

 

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9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