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宫志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杰出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研究领域：儒家政治哲学、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学。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等刊发表论文10余篇，整理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学》，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同书》校释、疏证与研究”。

 

摘要：冢宰形象是中国经史传统中的一个知识纽结，文章重审了它的起源、演变与影响。就周代史实而言，官制的中枢是卿事寮，其中由司徒、司马、司空分工合作；宰是君的私臣，西周末期开始代行君命，但从未进入官制。战国形成的《王制》和《周礼》两种政制构想中，冢宰的地位职任差别很大，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理念。《王制》三有司为三公总领百官，冢宰仍属私臣而兼制国用，反映了尚贤重民、公私分际的理念。《周礼》中的冢宰则于诸侯、百官、民人无所不统，是绝对君权的体现。三公制与冢宰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后世的政治制度，通过剖析这一历史侧面，可揭示出经与史的区分和互动。

关键词：经史；冢宰；三公；王制；周礼

 

冢宰在官制中的地位与职任，是传统经史之学的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孔子的一句话“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打开了想象冢宰形象的空间。在现存战国至两汉文献中，有多种冢宰形象的刻画。其中又以《周官》的刻画最为详细，推重最高。经刘歆至郑玄等人的解释，《周官》变身为“周礼”，亦经亦史。故后世视这一冢宰统领的六官系统为周制本身，成为了官制沿革的精神源头。（参见杜佑，第467、520-525页）

然而在这条经史交汇的脉络之外，儒家还有对冢宰的另一类想象，它保留在《王制》及《白虎通》中。《白虎通》几乎吸收了《王制》的全部内容，并指出了《王制》和《周礼》冢宰职任的不同。其实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但郑玄处理二者差异的方案，笼罩了后世学者的视野。郑玄以不合《周礼》者皆为夏殷制（参见《礼记正义》，第565页），由此，两种冢宰形象的差异变成了殷周官制的历史演变。直至晚清，在区分今古文的意识下，廖平、康有为、皮锡瑞、蒙文通都注意到两种冢宰形象及其政治理念的差异，但揭示尚不够明晰。（参见《廖平全集》第1册，第29页；《廖平全集》第5册，第171页；康有为，第41页；《皮锡瑞全集》第4册，第620-621页；《蒙文通全集》第1册，第289、294页；《蒙文通全集》第3册，第313-320、364-367页）

冢宰形象之所以在经史传统中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作为一个重要官职，牵连着儒家整体的政制构想。同时，冢宰形象的起源、演变与影响，也是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互动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更明晰的视野区分经史，重审冢宰形象的源流，也透过这一案例剖析经史传统的特质。

 

一、周制的背景

 

本节先说明周代政制的基本架构，以及宰最初的地位、职任及其变化。周代政体是君主主导下的贵族议政制。周王之下有一贵族执政群体，由他们领属百官行事，这一贵族执政群体常被称为大保、大师，但这是执政之美誉，不是官职。（参见张亚初、刘雨，第1-8页）真正的行政中枢是卿事寮。由执政公卿总领，主要官属为三有司：司土（司徒）、司工（司空）、司马。司土主教民耕作、征发徒役，司工主经界土地、营造公共工程，司马主军事相关事务。（同上，第8-26页）三有司的设置是从周王室到诸侯国的基本官制结构。（参见顾栋高，第1040-1059页；童书业，第171-172页）

宰则最初是王的管家。宰之名商代就有，甲骨文作，由“宀”“”组成。“”本象刑刀，引申为执刀屠割之义，在“宀”下，意味着奴隶在屋下杀牲之义。殷周时杀牲是为了供奉祭祀与宴饗，故宰字也就引申指筹备祭祀、宴饗的家奴总管。文献中最早的宰是伊尹，战国时仍流传着“伊尹为宰”“以割烹要汤”的故事（参见《孟子·万章上》《韩非子·说难》），亦可验证宰的最初职任。

西周金文中宰的材料不多，不过研究者发现，它的称号与职任有两个层面的变化。首先，西周皆称宰，东周（一说西周晚期）始出现大宰；且周王室皆称宰，诸侯多称大宰。（参见张亚初、刘雨，第40页）经典文献的记载也显示出类似区别。例如，六经中直称宰者皆周王之宰，唯有《诗·小雅·十月之交》“家伯维宰”一处，《春秋》四处，包括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齐侯”云云、僖公三十年“天王使宰渠伯纠公来聘”。而大宰多出现在《左传》《国语》中，它们取材自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左传》言大宰（冢宰）有23次，涉及的人物包括鲁公子翚“将以求大宰”（隐公十一年），宋大宰督（桓公二年、庄公十二年），楚大宰子商（成公十年），宋大宰向带（成公十五年），郑大宰石（襄公十一、十三年），宋大宰皇国父（襄公十七年），楚大宰伯州犁（昭公元年），楚大宰薳启疆（昭公元、七年），郑冢宰子皮（昭公元年），楚大宰犯（昭公二十一年），“周公为大宰”（定公四年），吴大宰嚭（定公四年，哀公元、七、十二、十三、十五、二十四年），吴大宰子余（哀公八年）。《国语》言大宰两次，分别是大宰文公和大宰忌父。尽管《春秋》中的四条属于春秋时事，但孔子书宰而不随时俗之大宰之称，当是遵守周史书法的表现。至于周王室称宰、诸侯国称大宰，当因周王有大师、大保执政公卿，故宰不得称大，诸侯虽亦有世卿辅政，但卿多任具体官职，且无师保之设置，故尊君之家臣为大宰。

再者，金文显示，西周晚期周王的宰开始介入政治。宰开始担任册命官员时的傧右一职，这一官职本应由比受册命者高一级的官员担任，此外宰还能代王赏赐臣下。（同上，第41页）经典文献也可佐证，例如《云汉》《十月之交》都已将宰、膳夫、趣马等私臣与卿士、司徒等并称。再如，《春秋》四次书“宰”，也是代表周王赠赗、聘问、会盟。这些私臣是周王越过执政公卿和行政有司，实现其意志最直截的方式。故宰介入政事，实质是王权扩张的重要表征。不过，它仍只是一种制度外的便宜途径，宰仍未进入正式官制，也不可能高于执政公卿和三有司等。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大宰亦如是。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子翚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昭公元年赵孟赴郑结好，向郑子皮赋诗讽喻，后谓“武请于冢宰矣”，都表明大宰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然而，它的职任仍不离于祭享礼仪等事，赵孟之所以请于冢宰子皮，正因为他负责宴饮的礼仪筹备。即使如此，三有司仍是诸侯国官制的基本架构，顾栋高已指出，大宰仍非各国最要之职。（参见顾栋高，第1034-1037页）并且，诸侯国君之下还有世卿组成的辅政集团，以三有司为首的各国要职大多由他们掌握。（参见童书业，第99、361页）虽然在卿士争权的过程中，出现一执政贵卿，不乏有人居大宰以执政，如桓公二年华督杀司马孔父与宋殇公，《左传》谓其时为“大宰”，“遂相宋公”，又《国语·齐语》“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但权力总归是在人而不在职。

以上，我们依靠出土材料和传世史料归纳出宰在周代历史中的最初形象。不过，《论语·宪问》中孔子的一句话打开了想象冢宰形象的新空间。在解说《尚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时，由于认为天子亦需服三年丧，三年间的政务似有荒废之嫌，故孔子谓“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句话的关键在如何理解冢宰与百官的关系。《王制》和《周礼》给出了不同的构想。

 

二、《王制》中的三公与冢宰

 

有研究指出，《王制》体现出一种制度生成的文本脉络。（参见吕明烜，第85-89页）例如在叙述官制时，司空、司徒、司马、司寇四章构成递进关系。其实，无论金文、经典记载还是后世职官的比附，司空都不如司徒、司马尊贵。（参见张亚初、刘雨，第8-24页；《礼记正义》，第170-171页；《周礼注疏》，第37页；《汉书·百官公卿表》；杜佑，第515-519页）可见《王制》叙官非以尊卑论，而是考虑各种政事之间的层次。首先，司空平治水土，度地制邑以使民安居乐业，其末言：“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工，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由此过渡到下章司徒的职任。司徒主道德教化，教化的制度基础是学校，此一章详论教学、选士之方。末言“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过渡到司马章。司马论材授职，兼有黜退之权，经其举任或黜降，百官各得其所。最后，司寇掌正刑明辟，将罪恶之人排除在外。

用这种方式，《王制》象征性地完成了百官的设置。其中“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三相成显系理想设计，而从下文言年终“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来看，三有司就是天子的三公，总领百官。这一构想还广泛存在于《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说苑》当中。至于其中的政治理念，《白虎通》解释称：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虽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虽至灵，必有山川之化；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顺天成其道。司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别名记》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马顺天。”

这表明，君主不是无所不能，必须有贤能的辅佐。三公分职各主天、地、人之一，共同支持王者贯通天地人的使命。这些解释的背后，又是儒家对周代政制的理念突破。首先，三有司从行政官僚上升为与王者参论政事的三公，取代了世袭贵戚，符合儒家贤能政治的精神。而且，伴随着三有司为三公，民政民事成为政治的首要责任，符合儒家“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汉书·谷永传》）的政治设想，以及“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白虎通·封公侯》）的宗旨。

冢宰没有出现在《王制》叙述官制的一节，它出现在历叙朝聘巡守、征伐田猎、国用祭祀之礼等段落的末尾。这些主题也是环环相扣的。首先，天子巡守和诸侯朝聘黜陟是为了统一政教风俗。进而，若诸侯有变乱不从者则天子征伐之。因为田猎自古有军事演练的性质，故上接征伐，而田猎的捕获用于祭祀和宴饗等礼仪，故下接祭祀。并且，田猎须按照时节进入山林，这就引出节用制财之义，冢宰就在田猎、国用、祭祀三者构成的背景下出场。这也符合宰最初从执刀杀牲者，到筹备祭祀宴饗的管家的形象演变。

《王制》论冢宰职任，可分为三个小段：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紼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第一、三段是制国用之法，尤其第三段是对第一段“三十年之通”的补充解说，故廖平将其作为第一段的“记”。（参见《廖平全集》第5册，第116页）所谓“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是以三十年的平均收支为标准，核算本年的收成，有余则积蓄，不足则赈济于民。这是安民富民的良策。并且，以此为基准，制定来年的耕作面积和政事支出，这就使冢宰的职任与整个政务系统有了联系。如果说政务系统如同机器运转，冢宰掌握的财政支出，就是调控机器运转的仪表盘。这是很大的权力，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不是冢宰可以专断的权力，因为“三十年之通”代表着农业生产规律的限制。

至于冢宰兼管财政的原因，从第二段言丧祭的用度规格可以看出。他是天子的管家，需筹备各项礼仪。天子的丧祭等礼仪不是他的私家事务，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故用度需从国用支出。尽管如此，冢宰仍不能进入官制系统中。这表现在《王制》下文所言年终考计之事，冢宰的第二次出现：

天子斋戒受谏。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斋戒受质。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斋戒受质。

从以上流程来看，冢宰在三公领属的百官序列之外，他的属官只有司会一人。皮锡瑞已指出，冢宰与三公百官的分途，在《白虎通》中也得到呼应。《白虎通》论三公之职在《封公侯》篇，冢宰问题只是在《爵》篇最末论天子服三年丧问题下附及而已。并且在那里，除了依据《王制》，还依据了《王度记》：“天子冢宰一人，爵禄如天子之大夫。”《王度记》是《大戴礼》的佚篇，考其篇名与遗文，当是与《王制》类似的制度文本。其言冢宰“爵禄如天子之大夫”，“如”字很关键，表明只是比照大夫的禄位，不是正式的大夫。（参见《皮锡瑞全集》第4册，第621页）

综上，《王制》构想的政治制度中，首先，三有司位居三公，为百官首领。冢宰并未进入官僚体系，他的职能是核算每年的财政收支计划，这是他作为天子的管家，掌管天子的丧祭诸礼仪的筹备用度而延伸出的职任。他掌握的国用收支，以保障民生安足为首，进而调节政务系统的支出。我们看到，三有司为三公和冢宰节用制财这两方面，都根源于儒家选贤与能、安民教民的政治理念。这与西周晚期以降的政治现实有所区别，彼时宰的职任显赫反映出王权的扩张，或政出大夫、陪臣，经权力斗争而形成贵卿一人执政，又或形成了王权国家的官僚制。

我们不妨尝试还原，《王制》和《白虎通》所代表的儒家群体，如何理解《论语·宪问》“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的场景。首先，天子居丧期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政事一仍前王法度。再者，三公分担王者天、地、人之职，总领百官各循旧轨。最后，国用之道“以三十年之通量入为出”，即遇凶旱，国有蓄积以周赈于民。是故，所谓“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非是冢宰执政总摄百官，而是平日三公领属百官，于岁末向冢宰会其成、计其用，通过冢宰将一年的国用汇报给天子，使天子知晓政务的基本情况。

 

三、《周礼》中的冢宰形象

 

将冢宰设想为在上统驭百官的形象，在《周礼》之外还有《荀子·王制》《大戴礼记·盛德》两处。但两处都只是一句宽泛的概括，且在它之上还有更高的辟公、三公与王参论政教。只有在《周礼》中，冢宰才是联结王与百官的唯一人选，也只有《周礼》真正以制度化的方式，完成了“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的另一种想象。

不过，宰作为私臣的传统也保留下来。这就使得《天官》一篇实际包含冢宰的两类职任。这又对应着该篇中它或被称为“冢宰”、或被称为“大宰”的不同。根据郑玄的归纳，一类职任是总摄《周礼》的三百六十官职，称“冢宰”；另一类是领属天官六十，近侍于王的专职，称“大宰”。（参见《周礼注疏》，第1、8页）这两种职任的区别与关联，是我们理解《周礼》冢宰形象的钥匙。

设官分职是《周礼》的核心理念。它以事与职为范畴，将政务划分成不同部分，各由一套职官体系掌管。但此系统中冢宰是一例外。就与司徒、宗伯等分职而言，冢宰掌六典之一的治典，但治典的实质又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他既在分职意义上属于六典之一，而实际职责又是总摄群职、佐王治政，成为官制系统的枢纽。突出后一层面是冢宰职一章的重心。

《周礼》先列举冢宰职任十条，后描述其一年内常行之事，前后照应。十条可归纳为四类。首先是“以八法治官府”，即全面掌控官僚体系。根据小宰职对八法内容的详细解说，官属至官法六者涵盖了官职的划分、统属与合作，是官僚体系的建立机制；官刑、官计二者是官僚体系的考核机制，后文叙冢宰于正月“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呼应了官刑这一方面；于“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呼应了官计这一方面。

再者，冢宰还能管理诸侯、畿内贵族与天下民人。诸侯与畿内贵族皆属君位，冢宰对他们的管理一方面体现在，于正月布政时，向诸侯申敕六典，向畿内贵族申敕八则。六典、八则是纲领性的原则或措施，尽管由冢宰所掌握，但实质是王命的传达。另一方面，冢宰还可为诸侯“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对畿内贵胄“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置其辅”，即将各地的治理权力编织成一个相互领属、辅翼、监督的统系。至于民人，“以八则治都鄙”覆盖了畿内之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是设立诸侯国的各级官吏统理民政。六典、八则、九两诸法虽不如治官八法细密严明，但划分层级、建立统系的思路仍与之一贯，目的在于上统于王者。

进而，他还有教谕、赞导于王的职责。冢宰职有“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两则，后文言冢宰“作大事，则戒于百官，赞王命。王眡治朝，则赞听治。眡四方之听朝，亦如之”，应是此类“诏王”的场合。观察八柄、八统的内容，尤其“柄”“驭”二字有战国思想色彩，它们是君主驾驭百官万民的统治技艺。全面参知政事的冢宰，无疑是最深谙此道者。可以想象，若在新君治政之初，冢宰必会成为新君的政治监护人。

最后，制国用的职任在《周礼》中得到了细化。冢宰职有四条“以九职任万民”言制民生业，“以九赋敛财贿”言赋敛种类，“以九贡致邦国之用”言诸侯贡赋种类，“以九式均节财用”言王者日用、礼仪的规制。为此还给他配置了不少属官，如大府等掌蓄积财物，职内等掌收支账目，司书掌贡赋的版图档案等等。司会仍是他最重要的帮手，据郑注，冢宰只负责王室的日用和礼仪支出，诸侯、贵族、百官的财用都由司会统计，再向冢宰和王汇报。（同上，第51-52、219-220页）

通过上述分类梳理我们看到，冢宰的权力覆盖了政制的各个环节，尤以治官之法最为繁密深入，冢宰还能通过财政权周知政治的运转情况。并且它还是王身边的参谋、劝诫者。然而，一个明显不符《周礼》设官分职精神的现象是，承担如此繁重的政务，冢宰的帮手却很有限。天官六十当中，能佐助他处理政务的只有两个群体。一是自大府至职币九个官职组成的财政机构，由司会和大府领属。另一便是小宰和宰夫领属的治官考绩的机构。这两个机构承担着上述四类职任当中最理性化的两个：治官之法和制国用之法。他们加上冢宰总共也只有十二种官职，仅占天官之属的五分之一。

至于天官的大部分职属，贾公彦已点明，自宫正至夏采等都是王的私家臣仆，负责王家的宫室、饮食、疗疾、酒肴、出行、妇功等具体事务。（参见《周礼注疏》，第10页）他们作为冢宰的属官，组成天官的主体，反映出冢宰作为管家的职任仍占大部分。实际上，冢宰章叙述一年常行之事的部分，有大量筹备祭祀、丧葬、朝聘、会同之礼的内容，细致入微。这是他专职专任的日常工作，无疑需要各类小臣的佐助。所以，尽管冢宰一章意欲突显其无上的威权，但置于天官一篇的整体结构来看，统驭一众王室私臣的管家，仍是其身份的底色。

可以说，冢宰的双重职任体现着《天官》一篇的命意和《周礼》的政治理念。表面上，冢宰是百官首领，政事皆经他报知于王。但从私臣身份看，冢宰是传达王的意志的使者。冢宰统领诸侯、百官、民人的权威，实质就是在政制中设置一个职位，使王的意志得以全面贯彻。这又需结合《周礼》另一重要特征来理解。通常很难注意到，《周礼》这部书以百官职事为中心，关联出诸侯、卿大夫、士、民人各阶层，唯不明言天子的职权。表面上，《周礼》中天子是缺席的。但汉代古《周礼》说有“天子无爵，同号于天，何爵之有”的观念，与孟子至汉代今文学的“天子一爵”说针锋相对，旨在将天子超拔在诸侯、卿大夫、士等爵位之上，确立君主的无上权威。（参见陈寿祺，第198页）其实，古《周礼》说的文本依据，不在该书的条文细目中，而在天官一篇的结构与旨意中。“同号于天”与天官率皆王的私臣，提示出天子就是《周礼》中作为“天”的存在。天官的命名与其高于五官的地位，都源自天子本身的无上尊威。故冢宰总摄政事的职权，也是天子绝对权力的映射。

总之，《周礼》拓展了“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的另一种理解。它既可想象为王授权冢宰听政三年，也可想象为王虽居丧，仍可通过冢宰向百官传达命令，实质都是间接听命于王。它与西周末期以降大宰介入政事、战国时期王权官僚制国家中“相”的兴起，有着显著的呼应。

 

四、进入历史的三公制与冢宰制

 

通过上两节的剖析可知，《王制》和《周礼》的冢宰形象都不同于周代的历史原型，有着明显的思想建构特征。这背后则是二者主导的价值理念不同。在此意义上，经典超越了三代的史迹。然而，这些价值理念的意义何在，相互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又需置于文明史转进的脉络，也即经典对后世历史的影响当中去考察。

先看三公制。三公本来是战国人对辅政者的一个泛称，并无明确分职。（参见徐复观，第185-190页）《王制》以三有司为三公是理想建构，但战国史最终落在秦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至汉武开经术入仕之途，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构想，开始浸润汉所承袭的秦制。就三公名号言，自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太尉职），至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再到哀帝元寿二年更名丞相为大司徒，逐渐完成了对秦三公制的儒家化。（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不过制度史研究也指出，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丞相总领百官的大权被一分为三。至东汉虽沿袭三公之称，但他们一并被架空为论道之官，备员而已。（参见《后汉书·百官志》）况且，丞相与司徒、太尉与司马的职任还属近似，御史大夫则与司空职全无涉，更名后仍行其监察职事。可见，政治本身并未完全受儒家文化的规约。

事实上，战国以来官制的演变有着一贯的历史线索。战国时期，与三公从泛称到充实的过程并行的是“相”从观念、故事落实为官职的过程。（参见黄汝成，第1364-1365页）当时流传着大量贤者相君治政的故事，既有三代史迹的重述，也有当时变法事迹的美化，它们是王权国家崛起的思想产物。相君者为百官之长、变法革政，在建造一个更强力的国家的同时，也完成了君主的集权。这种君支持“相”者变法，“相”者为君收摄利权的过程，以战国各国皆设“相”职统领百官为终局。

从政制架构来看，丞相上承君意，下理政务、总百官。但是，它职任的重心仍是传达君命、出谋定策，而不是作为百官的代表。丞相职权附属于君主的性质，在越强势的君主统治时表现得越明显，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观“相”之一职贵显的历史过程、形成机制与实际职任，都与《周礼》中的冢宰形象若合符节。官制史研究已指出，战国至魏晋这一阶段的官制衍生过程中，设立“相”职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此后，由亲信者参知政事，到为其设官立职，终壮大为政制的中枢机构，是官制衍生的基本机制。（参见严耕望，第3-4页；安作璋、熊铁基，第3-4页）事实上，《周礼》的冢宰形象所体现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已经预示了这一机制。所以我们不妨即将这种机制称为“冢宰式机制”。

这样命名的意义能够揭示历史的发展脉络。它向前关联着西周末期宰介入政事的历史，向后贯通了汉以降官制的壮大过程。在前述丞相的三公制饰以三有司之名的同时，汉武帝也开始擢取严助、主父偃、朱买臣等人予以侍中、中常侍、散骑等私属官，入值禁中，在左右顾问参谋。（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班固，第3253页）这些心腹奉意承事，又才辩捷给，在朝堂上数诎丞相及大臣。组成了围绕在君主身边的中朝，压制三公领属的外朝。当政务悉决于上，武帝亟需人才帮他管理行政文书，这就壮大了尚书一职。是时奏议简牍遽增，武帝任用中朝近臣替他先审阅评议文书。（参见《晋书·职官志》）至霍光辅政时，他总揽朝政的方式便是“领尚书事”（参见《汉书·昭帝纪》）。通过把控这一决策权力，霍光成为了昭帝的政治代理人，向三公、百官发号施令。此后，尚书逐渐侵占丞相、御史大夫任用官吏、监察诛赏、参知政事等权力。至元帝时，萧望之已称：“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汉书·佞幸传》）。成帝时增补了尚书员数，明确了五种分曹职掌，复用士人充任，使尚书成为了独立的行政机构。至光武帝政不任下、总揽权纲，尚书便替代了三公，东汉时期“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尚书见任，重于三公”（《后汉书·陈忠传》）之说屡见。

此外，后世三省制的另外两个机构，中书与门下的形成与壮大也源于这种机制。武帝以宦官为尚书，即称中书，中书专权在元帝时就出现。石显为中书令，元帝“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汉书·佞幸传》）“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不敢言。”（《汉书·王尊传》）至于中书从尚书中独立出来，则又因魏武专政、魏文篡位而成。门下省由侍中一职转变而来，严助、朱买臣等皆以侍中职而诎责公卿。西汉时侍中大多由外戚、功臣武士子弟、文学侍从三类人充任，皆与君主有某种私人性关系。门下省的真正壮大又在中书省之后，为北朝所重。（参见严耕望，第86-87页）

总之，在中朝制度的土壤之上，尚书、中书、门下得以设立、壮大进而占据中枢。侯旭东区分了礼仪型和信-任型两类君臣关系，前者是行政官僚群体，后者是皇帝身边的私臣，这对应着中外朝之分。（参见侯旭东，第12-16页）并且，存在着从信-任型向礼仪型君臣关系的不断转化：近臣获幸介入政事，久之为其设立官职机构，但行政事务自身的理性化需求，势必会将官职机构巩固为制度性力量，与君主产生分歧，使君主再任命私臣，以越过官僚体系。可以说，“冢宰式机制”成为了古代政治中的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它的实质是不断保持王权的集中，以支配官僚体系。

并且，称这一机制为冢宰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执政近臣就经常被称作冢宰。这是经典符号渗透进政治文化的另一侧面。例如，西汉最著名的两个冢宰就是霍光和王莽。霍光侍从日久，深得信任，为武帝托孤之臣。《汉书·叙传》云：“孝昭幼冲，冢宰惟忠”，《魏相传》云：“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繇冢宰”，皆指霍光言。王莽依附元后得势，至哀帝死，二人选立幼弱平帝，王莽独揽大权，更不断为自己加封。元始四年自封“宰衡”是他篡位计划的重要一步，他要求被授“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汉书·王莽传》），“位在诸侯王上，百官统焉”（《汉书·孔光传》）。至明年他在明堂仿效周公受九锡之命未久，平帝即离奇死亡。其实，《周礼》中冢宰有教谕王者的职权，就已经预示出：为集中君权而设立权力代理者与代理者的僭越，是一体两面。总之，从官职和人物两个方面看，《周礼》的冢宰形象都堪为战国至魏晋历史的一个思想先兆，它准确地预见到了新型王权官僚制国家某些核心的政治需求。同时这段历史过程也是《周礼》被纳入经典体系的重要背景。

不过，三公制及其价值理念也并非就此沉寂。一方面，汉代始终有儒者挺身而出，批评君主总揽大权、任用近臣外戚、褫夺三公职权等。例如，盖宽饶讥切武帝“以刑余为周召”（《汉书·盖宽饶传》），萧望之亦谏言罢中书宦官，以通明公正者任尚书职。（参见《汉书·佞幸传》）又东汉陈忠言：“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主张恢复“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的三公制。（《后汉书·陈忠传》）另一方面，三公制真正重要的是分职任贤、公私分际的价值理念。实际上，随着三公制的长期主导、经学融入汉代政治文化等历史进程，这些价值理念已经深嵌在官僚体系的运转逻辑当中。“冢宰式机制”的不断产生，是为了支配官僚体系，但它自身的悖论在于，冢宰式人物和职位一旦确立为中枢机构，就不可避免地要官僚分职、理性运转，脱离君主意志，逐渐由师儒充任和主导。以尚书为例，成帝四年为尚书台增员分曹，标志其成为行政中枢。而成帝即位之初，就任用传小夏侯之学的太傅郑宽中领尚书事。郑宽中殁后，谷永称赞他：“严然总《五经》之眇论，立师傅之显位……参冢宰之重职，功列施乎政事”（《汉书·儒林传》）。此称郑宽中为冢宰，固然是对他辅政重臣地位的承认，事实上“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晋书·职官志》）也是东汉的惯例，以师儒居冢宰位达成了两种政治理念的和解。此后战国至魏晋的官制衍生，从丞相制到三省制有一贯的历史逻辑，也不断经历着理性分职的过程。

 

五、结论

 

本文的基础工作是重新刻画冢宰形象的源流。它在经郑玄解释之后，成为一个治丝益棼的知识纽结，根源在于模糊了经与史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殷周历史中的冢宰与《王制》《周礼》中的冢宰没有作出区分。晚清今文家判分《王制》《周礼》意义重大，但他们率以《周礼》为史，甚至为伪，也就在冢宰问题上没有区分周制本身与《周礼》的建构。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的学术视野与成果再作推进。首先仅从出土文献和史料中归纳总结出周制的架构，和冢宰在当中的职任和地位。进而以此为参照，我们发现，作为对孔子“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的呼应，《王制》《周礼》两个文本中的冢宰形象，服务于两种政制构想，也体现着不同的政治理念。有此源头处的分疏，经学史的争论及郑学影响下的官制史追溯，都能豁然得解。

进而，本文对《王制》《周礼》不同冢宰形象，并不作出价值立场的评判，从而超越了今古文之争的思路。因为这两个制度文本的真正意图，在于传递其政治理念。而《王制》贤能分职、安民教民的理念，《周礼》下立统系、上尊于王的理念，都是政制的必备要素，无法取舍其一、衡量高下。它们甚至无法划分思想归属，尚贤与安民固然是儒家的显著特征，但尊君与一统也是儒家的重要主张，否则《周礼》之外，《荀子》《大戴礼记》也作出同类构想就无法理解了。

是故，本文采取文明史转进的视野，来考察从政治理念、到政制构想再到其中的冢宰形象的产生、影响历史的方式。《周礼》的冢宰形象的深远意义在于，它充分预示了战国以降官制衍生机制。我们以“冢宰式机制”命名之，不止能更好把握其实质，并理解一类政治文化现象，并且也体现了经典的文明史意义。然而，《王制》中的三公制及贤能分职的理念，同样渗透进后世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当中，并不时与冢宰式的机制构成了制衡关系。

最后，本文以剖析冢宰形象为例，体现一种理解经史关系的视野。事实上，郑玄学影响下的经史传统，在古典世界有其说服力且意义深远。但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它的很多基本前提陷落，使我们必须重新理解经之为经、经史关系的议题。晚清的经学重构的真正关怀正在于此。在晚清各种重构经史关系的方案中，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说近来渐为学界所重视。张志强和皮迷迷的研究都指出，蒙文通沿着廖平以《王制》《周礼》区分今古与经史的思路，着重发掘经典如何提供了一种超越历史、规约历史的价值理想，并构造出一种秩序的理想型，成为文明史的价值源头。（参见张志强，第105页；皮迷迷，第56页）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尝试推进和深化。

就周代史实而言，三有司和宰都真实存在过，它们的职任地位都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以孔子一句“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为契机，战国思想展开了不同方向的政制构想，《王制》和《周礼》是其典型。它们的思想创构尽管方向与结果不同，但性质一致，都是既汲取先代的文明经验，又基于政治理念的突破，赋予历史的“质料”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新的政制类型。经典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全新开端，因其切中了政治秩序的核心要素，从而超越了此前的历史脉络，又成为之后历史的典范。《王制》和《周礼》体现的上述价值理念，都是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影响历史的方式不同，在历史中也不乏纠葛与浮沉。但合而观之才能明了，不论哪方面，历史都不断回溯经典这一根源，以调校其发展的形态与方向。这就是经典对于历史的定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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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10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