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四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曾任武汉大学二级教授、珞珈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儒家经学和简帛思想的研究。

 

摘要：论证世界和谐与万物生成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目的。关联思维是阴阳五行学说的思维本质。所谓关联思维，指通过对偶、象征、隐喻、类比或类联、感应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战国中晚期，阴阳关联思维和五行关联思维成为主要模式。关联思维产生很早，且模式多种多样，它是由盖天说的宇宙观所决定的。狭义的阴阳五行关联思维模式的形成不晚于战国中期。时令说和月令说都建立在阴阳五行关联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其代表作分别为《管子·四时》和《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时令说和月令说都建构了一幅宏大的世界图景，后者尤为繁复。就目的来看，这两种学说均以天人和谐及万物和生为指向，其基本动机在于告诫人君“务时寄政”，以配合万物的“和生”。除了关联思维，阴阳五行学说还包括系统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和哲学观，阴阳五行学说在当代仍深具理论价值。

关键词：关联思维；阴阳五行思维；时令；月令；世界图景

 

五行学说或阴阳五行学说是现当代中国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迄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五行探源，二是五行的性质，三是梁启超所谓“阴阳五行说”产生的时间及其特征。英美汉学界则以“关联思维”判定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思维本质。约在战国中期，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相结合，正式形成了所谓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应用领域是时令系统和月令系统。目前，中国学界不仅缺乏对于阴阳五行学说之关联思维的深入思考和阐发，而且缺乏对于时令月令系统及其世界图景之关键环节的梳理和论述。有鉴于此，本文的论述将集中在关联思维、阴阳五行学说和时令月令系统及其世界图景上。

 

一、关联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

 

（一）关联思维的提出及关联思维的历史发展

关联思维或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是近四十年来西方汉学界对于一种富有中国特质之思维模式的流行界定。对于中国思维之特质的追寻，是伴随清末民初中西文明之对比时出现的。为何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东方？为何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对于这些关乎人类历史命运和人类文明走向的关键问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人即着重从中西思维方式及其宇宙论模式的差异上寻找答案和原因，其中“关联思维”成为了最重要的归因之一。而对于关联思维的提出及其发展过程，哈佛大学普鸣（Michael J. Putte）在《成神》（To Become a God）中作了细致的梳理和叙述。

据普鸣《成神》一书的叙述，近百年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持进化论模式，认为中国思想经历了从有神论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进化过程；一派持文化本质主义模式，认为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是中国思想的典型特征。（参见普鸣，第14页）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罗哲海（Heiner Roetz）属于前者，中国学者（如冯友兰）由于深受自身民族之历史命运的影响也同样持进化论模式。与此相对，葛兰言、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葛瑞汉（A.C. Graham）和郝大维（David L. 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等则持文化本质主义模式，他们以所谓“关联思维”来界定中国思想的特质或特征，并以之研究、评论中国思想和中国文明。

“关联思维”的概念究竟发源于何处，具体答案不太清楚，一般将其追溯至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人的思维》。葛兰言说：“秩序或整体范畴是中国人的思维最高范畴：因为它的象征符号是‘道’，是最具体最根本的标记。”（葛兰言，第114页）又说：“‘道’的概念超越了力和体的概念，阴阳的概念不仅同力、体和性具有同等的价值，而且，还包含其它意义。事实上，这些标记符号的作用是要将所有同宇宙秩序相对立的现象加以分类，调动其积极性：道、阴和阳综合产生，从整体上促进支配世界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具有节奏性的秩序的产生。中国人的思维似乎完全受秩序，整体和节奏的共同思想所引导。”（同上）通过对早期文献（特别是汉代文献）的分析，葛兰言构筑了一个以阴阳、五行和小宇宙/大宇宙的关系为基础的复杂关联性体系，而这个关联性体系是中国思想的一般特征和主导原则。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李约瑟认为中国宇宙论最显明的特征是自然主义和有机主义（organism），其思维如葛兰言所命名，是“协调的思想”（coordinative thinking）或“联想的思维”（associative thinking），“这种直觉-联想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因果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参见李约瑟，第304页）他又说：“中国思想中的关键词是‘秩序’（order），尤其是‘模式’（pattern）［以及‘有机主义’（organism），如果我可以第一次悄悄提到它的话］。象征的相互联系或对应都组成了一个巨大模式的一部分。”（李约瑟，第305页）“象征的相互联系”即指关联思维，是李约瑟爱使用的术语。

迄今对关联思维最精致的哲学论述是由葛瑞汉提供的。葛瑞汉的相关论述初见于《理性与自发性》，再见于《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后者的基本内容又见于《论道者》。第二种论述最重要，中译本已收入《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1998年）一书中。在此书中，葛瑞汉重申葛兰言的学术传统，致力于区分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认为关联思维是中国的主导性思维，分析思维是西方的主导性思维；但与葛兰言不同的是，葛瑞汉认为关联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都是普遍的思维模式，具有普适性。他说：“无论在中国或在西方，在宇宙论和原始科学的结构中采用关联思维这一点，大体上没有导致任何程度上的思想曲解。”（葛瑞汉，第6页）又说：“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从来没有与关联思维分离过，而根据物理学的类推法，关联思维应该被宣称为‘科学’。”（同上，第47页）不但如此，他认为中国古代也有分析性思维，如说：“《墨经》不但认为因果性解释优越于关联性解释，而且还把关联性解释排斥于‘论辩’（辩）之外。”（同上，第10页）无疑，葛瑞汉反对葛兰言试图将战国晚期及汉代的关联性模式看作中国独一无二之思维方式。

郝大维、安乐哲发展了葛兰言和葛瑞汉的观点。其一，他们批驳了雅斯贝尔斯的说法，认为“绝对”“超越”和“主观性”这些概念对于所谓轴心时代的中国文明来说“未必具有意义”。（郝大维、安乐哲，导言，第1页）同样，他们批评史华慈，指责他“不明言地信奉先验主义态度”，并假定早期文明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同上，第179页）其二，他们提出了“第一问题框架思维”和“第二问题框架思维”的区分观念。所谓“第一问题框架思维”，指“类比的、关联性思维”，他们说：“第一问题框架思维既不带有宇宙演化论（cosmogonical）的含义，也不带有宇宙论的含义，它并没有设想出一种初始的发端，也没有认定存在着一个单一秩序的世界。这一思维样式承认变化或过程要优于静止和不变性，并不妄断存在着一个构成事物一般秩序的最终原因，而且寻思以关联过程，而不是以主宰一切的动因或原则来说明事物的状态。”（同上，导言，第7页）所谓“第二问题思维”，指“因果性思维”，这种思维“把‘宇宙’理解为具有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相信宇宙秩序是某个解释性的作用者，例如心灵、造物主、第一推动者、上帝意志等造成的结果”，它“是西方文化的显性因子”。（同上，导言，第6-7页）与葛瑞汉相同，郝、安二人认为上述两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和西方或多或少都存在。启蒙思想家或文化进化论者认为，从神话到理性，或从宗教到哲学，抑或从类比思维到因果思维，是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普遍模式。郝、安二人则批评了此种观点和意见。

（二）关联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

所谓关联思维，指通过阴阳对偶、象征、隐喻、类比或类联、感应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模式。（参见丁四新，2015年，第28-29页）或者说，关联思维指将宇宙间万物万事用阴阳或五行分类并关联起来的一种思维方式。而所谓阴阳对偶，是指正负并置的两极具有相反相成的特性，即它们是对待而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在此种思维方式中，尽管阴阳中包含着对立，但对立只是手段，其目的指向和谐与生成。一般说来，五行关联思维是阴阳关联思维的推展，或者说，关联思维通常包括阴阳对偶和五行类联两种模式。

在《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一文中，葛瑞汉对于“什么是关联思维”作了集中论述。他说：

在这个系统中，社会与宇宙在并置和谐与分离冲突的秩序中关联起来；这一秩序由与阴阳相关的对立成份构成的链条开始，又可分解为与五行相关的四与五（四季、四方、五色、五声、五觉、五味……），再往下是与八卦和六十四爻相关的依次分解。在这个框架里，解释与暗示成了依框填空，这就为诸如天文学、医学、音乐、占卜及后来的炼丹术和风水术等原始科学提供了有条理的观念。（葛瑞汉，第1-2页）

对于什么是关联思维，葛瑞汉在上述引文中作了十分清晰的论述。“关联性”是“关联思维”的本质，关联思维包含“并置的和谐”和“分离的冲突”这样的秩序，其所关联者为宇宙、社会和人生中的万物万事。葛瑞汉还指出，在中国古代，落实关联思维的主要模式是阴阳对偶和五行类联两种，且这两种形式渗透了整个中国古代的知识系统。

关于什么是阴阳关联思维，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马王堆帛书《称》篇末章的文字即完全体现了此一思维模式。其文曰（引文从宽式）：

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阴（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娶）妇姓（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人者}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际）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见裘锡圭，2014年b，第187页）

类似论述，也见于《说苑·辨物》《鬼谷子·捭阖》《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等书篇。在上引帛书《称》篇的文字中，阴阳两者是有质性区别的两极，满足“并置的和谐”和“分离的冲突”之秩序的关联思维特征。而通过阴阳对偶模式，人们将宇宙万物和世间万事分为对立的两类，并关联、组织起来，中国古人称之为“阴阳大义”。

需要指出，其一，较之“阴阳关联思维”，将此种思维模式称为“两极对偶的关联思维”更准确，因为“阴阳”不过是对于“两极”（“二元”）的落实。并且，从观念史来看，到战国中期，“阴阳”的地位才骤然上升，正式成为关联思维的基本承担者。而当我们以天数概念来关联一、三、五、七、九等数，又以地数概念来关联二、四、六、八、十等数时，此种思维模式亦可以称之为“天地关联思维”。在此种情况下，“天地”成为关联思维的基本承担者。又如马王堆帛书《衷》篇曰：“六刚无柔，是胃（谓）大（太）阳，此天【之义也。□】□□□方，六柔无刚，〖是谓太阴〗，此地之义也。”又曰：“是故《键（乾）》【□□】□九，亓（其）义高尚□义沾下就，地之道也。”（见裘锡圭，2014年a，第87、88页）这两段帛书引文，显然都以“天地”为两极对偶之关联思维的落实者。又如在易学中，乾坤两卦具有统摄和并建的作用，中国古人即以此两卦为两极对偶之关联思维的落实者，故此种思维也可以称之为“乾坤关联思维”。

其二，除了两极对偶或阴阳对偶的模式外，如八极相待和五方相待等关联思维模式亦早已存在。易学的八卦象思维即属于八极相待的关联思维，其具体关联、推演的链条（世界图景）可以参看《周易·说卦传》，此外还可以参看清华简《筮法》和《左传》《国语》所载二十余条筮例。不仅如此，在易学象思维中，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还可以推演开来，作为关联世间所有物事而预兆其吉凶悔吝之象。作为五极五元的五方观念（东西南北中）（参见胡厚宣，第369-381、383-388页），自殷商以来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与文化。“尚中”的观念与“四方”或“五方”的观念其实是一个观念的两个方面。五方分开来看是五极，合起来看是两极。五方五极的关联思维即包含着两极对偶的关联思维。

其三，关联思维其实是盖天说之宇宙观的思维本质。盖天说包括天地对偶、三才、四正四方/五方五元、四正四维八方八极、十二分十二位十二度等时空结构，这些结构在象类化的经验宇宙观中即为关联思维的承担者。或者说，盖天说是中国各种关联思维所从出的宇宙论根柢，甚至我们可以说，盖天说的宇宙观决定了中国文化最偏重于关联思维。但是，这一点却几乎被国内外众多阴阳五行论者所忽视了。

其四，关联思维可以上推至殷周时期，甚至更早，这可以从易学及中国远古宇宙观得到证明。据现有资料可知，易学思维的第一本质即是关联思维，其主要形式为天地对偶和八卦取象两种。从解占看，六十四卦以八经卦为基础，八卦即是宇宙间八个关联系列之象类的基本承担者。这一点，完全可以用《尚书·洪范》“曰贞曰悔”“占用二”两句话来证明，而实际上此点已为广大学者所熟知。与此相对，一般学者所不知的是，卦爻本身自始即体现了盖天说之两极（天地）对偶思维的特性。据笔者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五十五数（天地之数）揲蓍法最终所得之高频率筮数是六、七两数，五十数（大衍之数）揲蓍法最终所得之高频率筮数是七、八两数。（参见丁四新，2017年，第37-38页）而根据六、七或七、八这两对天数、地数，八经卦及六十四卦之常画形态即可以确定，这可以参见今传本《周易》、上博简《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清华简《别卦》和秦简《归藏》等资料。天地或两极对偶思维是相较于八卦象类思维更重要、更基础的易学思维。不仅如此，在红山文化中人们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祭天的圜丘和祭地的方丘（参见冯时，第9-17页），而天神地祇、天文地理的两极类属或关联思维即已必然存在于其中。

其五，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来看，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阴阳关联思维和五行关联思维是关联思维的两种最重要模式，阴阳和五行都是关联思维在其历史中最重要的承担者。五行最初的含义是五种可以施用的材质，故亦可以谓之为五材。就现有资料来看，五材意义的五行存在于殷末周初至春秋时期，但不具备关联性；比较起来，它们更接近于古希腊的始基（arche）概念。只有当宇宙万物和世间万事被划分为五类，构成链条，并以五行名义关联起来，五行关联思维才得以正式成立和产生。据现有文献推断，五行关联思维的产生可能稍晚于阴阳关联思维，但不会迟至战国晚期。五行关联思维是在与四方四时或五方五时的时空观结合在一起，并在一年阴阳二气的天道循环下产生出来的。从历史上的实际应用来看，五行关联思维常常置身于具体的时空形式之中，而此一意义上的五行关联思维也可以称之为五行图式。五行图式包含了五行生克之义，所谓“比相生而间相胜”（《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相胜之义对于战国中晚期阴阳家的思想来说十分重要。

此外，我们看到，自从梁启超、顾颉刚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阴阳五行学说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和否定的。与此相对，西方汉学家使用“关联思维”来界定梁、顾二氏所云阴阳五行说，虽然当初其立意和评价同样是负面的，但是随着反思的不断开展，葛瑞汉、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肯定了其正面价值，认为“关联思维”不仅没有中西之分，而且与“因果思维”相较也没有高低、先进与落后之分。这些看法已成为西方汉学家的主流观点，并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学者。

 

二、时令月令系统及其世界图景

 

时令说和月令说及其世界图景，体现了对关联思维的应用，或者说是关联思维在现实时空中的理论性展开，其目的当然是替人们规划阴阳五行流行的时空及其效应。由于在时令说、月令说中，阴阳消息通过五行流布展现出来，故五行说成为其中的重点。而此种五行说又以五行生克为基本原理。五行相克之义，可能产生于西周时期，而五行相生之义在春秋中晚期之交大体上已经产生出来。比较可能的是，五行相克之义来源于五行之用，即取义于五材说。金克木，木伐土，土淹水，水熄火，火烁金，皆是对于五材说内涵的推展。五行相生之义则取之于天道在五方五时的循环，按照春、夏、长夏、秋、冬之序相生循环，所谓春之木、夏之火、长夏之土、秋之金和冬之水循环相生。五行相生之序体现了天道的循环，五行相克之序则体现了五行之材性。五行之材性也可以称之为五行之德。而正是在此基础上，邹衍将其运用于天命论的历史哲学，认为五行之德在宇宙的历史生成中即包含着所谓天命，从而提出以五行从所不胜说为基础的德运理论来。

（一）时令说与月令说的理论基础

从《管子》《史记》等书来看，阴阳家源自齐学，邹衍是其集大成者。《汉书·艺文志》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又说：“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两点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云一致。

从五行生胜关系来看，阴阳家学说包括相生说的时令系统和月令系统，以及建立在相胜说基础上的德运系统。进入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等人改变了邹衍旧说，又主张五行相生的德运说。而在时令月令说及德运说中，关联思维无疑是主要思维形式。正因为如此，它们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重视。所谓时令和月令，都建立在一岁之阴阳消息的基础上，故其所运用的思维既可以称之为五行思维又可以称之为阴阳五行思维。需要指出，梁启超所谓“阴阳五行说”概念，除了包括此一思维形式，也包括了其所运思的具体内容。时令说出自齐学，其出现的时间当在战国中期偏早。不仅如此，笔者认为时令说在理论上经过了一次较大的改造，即《管子·四时》《管子·五行》是对于《管子·幼官》《管子·幼官图》相关思想的改造和改进。月令说是对于时令说的推展，比较可能是由邹衍推演出来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大抵是掇拾邹衍旧说，而再作文字表述的结果。《吕氏春秋》称“月纪”，汉人称之为“月令”。

时令和月令是战国中晚期阴阳家所构造的两个时间政治学说系统，其基本结构是：

一岁四时之阴阳消息：春夏阳息阴消，春为阳之少，夏为阳之长；秋冬阳消阴息，秋为阴之少，冬为阴之长。

一岁四时之五行相生循环：木（春）生火（夏），火（夏）生土，土生金（秋），金（秋）生水（冬），水（冬）生木（春）。

如上两种图式可以叠加在一起，即一岁四时之五行相生循环可以表示一岁四时之阴阳消息循环。或者说，一岁四时之阴阳消息循环即在五行相生的循环之中。

一岁四时之阴阳消息与一岁四时之五行相生循环的融合模式，在战国中期偏晚已经流行开来。这个模式也可以简称为四方四时或五方五时的阴阳消息循环模式。阴阳家在此基础上运用关联思维（阴阳关联思维和五行关联思维）将宇宙万物和世间万有关联起来，并按照时间政治的要求纳入了相应的宜忌内容，古人即称此思想系统为所谓时令和月令。四时各有其教令，此即为时令。十二月各有其教令，此即为月令。时令可以统摄月令，而月令是对于时令的推演。在关联思维的基础上，时令和月令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构筑起了一幅横摄的世界图景或宇宙图景。古人没有候令和日令的说法，不过日书却很流行，九店简、睡虎地简、孔家坡简、马王堆帛书、北大汉简等皆有这些内容。日书的本质是一种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数术，它与时令和月令存在重大区别。时令和月令都是为农政服务的，属于政治范畴，而日书则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服务的，属于生活数术。

而所谓“时令”“月令”的“令”字，兼含政、禁两义。《管子·四时》云“秋行春政则荣”，《礼记·月令》云“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可证“令”字当训为“政”。《广雅·释诂四》云：“令，禁也。”王念孙《疏证》：“令者，郑注《月令》云：‘令，谓时禁也。’”（王念孙，第110页）这说明“令”字也有禁忌义。时令说和月令说的政治，与其禁忌内容相为表里。

（二）时令系统及其世界图景

时令系统的基本文献包括《管子》中的《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四篇，其中《四时》篇最为典型。《管子·四时》篇是时令系统的代表作。《四时》篇曰：“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这段话即是时令说和月令说的核心思想。《四时》篇下文又说“圣王务时而寄政焉”，这是时令说和月令说的根本目的。关于时令说的系统，《管子·四时》篇曰：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獘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五政苟时，春雨乃来。

上引一段文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东方曰星”至“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言星气之发。而星气又是时令的天道根据。第二部分从“其事号令”至“星者掌发为风”，言人君应星气之发而为祀事和农事：如果人君的政令得当，那么天即有柔风甘雨等吉应，否则天即有凄风苦雨等凶应。第三部分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至“春雨乃来”，言春季行春政乃吉，行冬政、秋政、夏政则不吉，并言人君当行的五政（五种政事）。

又，从《管子·四时》篇下文“南方曰日”“西方曰辰”和“北方曰月”云云，阴阳家无疑是在天人感应意识下构造其思想的，故时令的终极根据是神性的天道，而神性的天道在阴阳家看来又体现在日月星辰及其运行上。进一步，阴阳家认为，客观而神性的天道又通过所谓阳德阴刑落实在人间及自然世界中。《管子·四时》曰：“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风与日争明则失生之国恶之。是故圣王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风与日争明则修生。此四者，圣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诛也。信能行之，五谷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治积则昌，暴虐积则亡。”德者施生，刑者贼杀。阳德阴刑是古人特别是阴阳家所认定的基本宇宙作用。从上述引文来看，阴阳刑德贯通于天人，它们既是天道又是人道，而且阳德阴刑以“和为事”，强调“和谐”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天道的流行还有德气和贼气之分，其在天之象为日食、月食、彗星显现、风与日争明，相应地，其在人君之修即为修德、修刑、修和及修生。可以看出，“和生”是阴阳家所设置的根本目的。在阴阳刑德论的基础上，《管子·四时》篇还谈到了人君如何在制度层面“合于天地之行”。《四时》篇曰：“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焉，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所谓制度，具体指务时、作教和作祀三者，其中“务时而寄政”一语同时体现了阴阳家的大致思路及其理论目的。

（三）月令系统及其世界图景

月令系统的基本文献有《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三篇。其中，《礼记·月令》是汉儒根据《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改编的。顺便指出，《逸周书·时训解》《大戴礼记·夏小正》两篇不属于阴阳家著作，因为这两篇文献没有运用阴阳五行思维，同时不包含宜忌内容。这一点是以前学者没有注意到的。阴阳家的特质正在于以阴阳五行关联思维来统摄世间万事万物，并说以吉凶宜忌。

《吕氏春秋》全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构成。本文使用“十二月纪”一词，既指《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纪首篇目，又指相应的月令内容。《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是月令系统的代表作。从文本看，《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具有极强的结构性，每一月纪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以《孟春纪》为例，其结构为：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天子居青阳左个……是月也，以立春……孟春行夏令……

换言之，《十二月纪》先言天道、鬼神和物象等内容，后言月政和月禁。由此来看，相对于时令来说，《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所反映的月令系统对于关联思维的表达和运用更充分。而由此，《吕氏春秋》构造了一个更复杂和更系统的物事世界，这包括天人感应意识下人君的当作和当为。顺便指出，《吕氏春秋·十二月纪》除了对邹衍思想作了更系统和更宏富的表达外，可能部分内容是由《十二月纪》的编撰者添加或演绎出来的。

又，比较《管子·四时》和《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两者，可知前者奠定了时令说和月令说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重在对关联思维的运用及其对于宇宙万物和世间万事的关联性建构。从两者运用关联思维的程度来看，无疑《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所反映的月令内容更全面、更系统和更彻底。

总之，在时令系统和月令系统中，阴阳家主要运用了天人感应思维、五行关联思维和五行相生思维，并以之构造了一幅天人感应、持续有序、和谐相生而万物互联的宇宙图景。其中，天人感应是阴阳家进行思想构造所默认的思想前提，而五行关联思维和五行相生思维则置身于阴阳观念之下，五行为表而阴阳为里，此两观念的叠加即为所谓阴阳五行思维，梁启超称之为“阴阳五行说”。五行相生顺应天道的流行和阴阳二气在一年的时间循环，而五行关联思维则将世间万事和宇宙万物分类，并关联起来。从总体上来看，万物万事依阴阳及五行五方五时分类和关联，且阴阳二气呈现出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的周年变化，天子或人君即当依此而制定所谓时令、月令和节令。时令所关联的世界分开来看，一岁是四幅世界图景；而合起来看，一岁则是四季连续、万物互联和天人感应的整体。月令所关联的世界分开来看，一岁是十二幅世界图景；而合起来看，一岁则是十二月连续、万物互联和天人感应的整体。就目的来看，时令和月令所构造的世界图景，第一指向天人和谐，第二指向务时寄政，第三指向万物和生。对于阴阳家来说，这三种目的都很重要。

 

三、余论：对阴阳五行说的再思考

 

关于梁启超所谓阴阳五行说或西方汉学家所说阴阳五行关联思维，据现有研究和出土新资料，我们还可以补充如下三点。

第一，西方汉学家跟梁启超等人一样，往往把关联思维和阴阳五行学说直接等同，并认为它产生于战国晚期，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其实，在阴阳对偶之前，其他形式的两极对偶关联思维，如刚柔对偶、天地对偶和乾坤对偶的关联思维即已存在。并且，除了两极对偶形式外，其他模式的关联思维如八卦八极、五方五元的关联思维也早已存在。而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即使是阴阳或五行关联思维的正式出现，也不会晚于战国中期，而可以推至战国早期。清华简有《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四时》《司岁》《行称》《五纪》《参不韦》六篇，它们都属于阴阳家著作。其中，《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包含五祀、五神与五行相配等内容。（参见李学勤，2018年，第157页）《五纪》篇以五纪（日、月、星、辰、岁）为中心，在历算的基础上将礼、义、爱、仁、忠五种德行与星辰历象、神祇司掌、人事行用等相配，建构起了一幅宏大的宇宙图景。（参见黄德宽，2021年，第89页）《参不韦》篇提出了“五刑则”概念，包括五则、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等相配内容。（参见黄德宽，2022年，第109页）综合起来看，它们具有阴阳五行关联思维的典型特征。又，清华简《四时》涉及风、云、雨等物候，其中部分物候见于《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淮南子·天文》《淮南子·时则》《吕氏春秋·十二月纪》。《行称》则兼具“月令”和“日书”的性质，专述一月内的政事宜忌。(参见黄德宽，2020年，第127、149页）这两篇出土文献所展示的内容，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阴阳家思想在当时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而由于清华简是公元前305年前后的抄本(参见李学勤，2010年，前言，第3-4页），故阴阳五行关联思维的形成不可能晚至战国晚期。顺便追问，为何西方汉学家们没有认识到更早时期中国其实已普遍存在关联思维呢？笔者认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受到梁启超相关观点及疑古派古书观的严重影响和制约；二是他们对于中国经典和出土文献的掌握常常是片面和不足的，故难以形成全面而系统的看法。

第二，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包含“关联思维”，而且包含“系统思维”。但是，西方汉学家在提出“关联思维”并强调此一概念时，却往往忽视了阴阳五行学说包含着系统性的一面。“系统思维”也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特征。所谓“系统思维”，指阴阳、五行既构成一个整体，又分别为不同的有联系的关系体，彼此之间还存在相生、相克、相乘或相侮的作用（“联系律则”）。“联系”和“关联”是不同的。应当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系统思维”与“关联思维”几乎同等重要，难分伯仲。在比较文化视野中，汉学家们是否认为“关联思维”高于“系统思维”，前者可以统摄后者呢？这当然是一个问题，有待回答和探索。

第三，尽管近百年来怀疑和否定阴阳五行学说的人众多，但是也应当看到，肯定乃至重构阴阳五行学说的学者也不少。当西方汉学家通过“关联思维”肯定阴阳五行学说的价值和意义，当代中国部分学者则致力于通过“系统思维”肯定和重构此一学说。（参见胡化凯，第38-42页；萧汉明，第298-359页）笔者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在今天仍然深具理论价值，特别是从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思维和哲学来说，更是如此。正如西方汉学家所指出的，关联思维是人类生活与生存的一个必要的思维法则，没有中西古今之分，尽管它与作为科学基础的因果思维大异。实际上，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层面，关联思维和因果思维不是对立的关系，二者各有所长而各有所用。从系统思维来看，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意义也很突出。今天，我们既可以用阴阳思维又可以用五行思维来观察和思考人生、社会、国家和天下的问题，甚至思考历史联系与世界和谐的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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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24年第1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