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逐渐得到深入的开展，至今天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富有生气与成果的领域。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方法论上的探讨与创新，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的思维空间，使这一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域和更为深刻的阐释。“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就是试图在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加以沟通，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从而从方法论上作这样一种探讨和创新。
一、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疏离与沟通
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分属哲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哲学史研究属于哲学研究，而思想史研究则属于历史学研究。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但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从内涵与外延上看，似乎缺乏明确的区分，两者实在是很接近很相似。二十多年前，《哲学研究》曾就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开展讨论，编者按即言：“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1]这些话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实际。如侯外庐等著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虽然称为思想史，但实际上是以哲学史为其主要内容。这种思想史的写法，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史研究者戏称为“大号哲学史”[2]。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在距离上明显地被拉开了，变得不相似了。这种学术现象的发生，可以说是哲学史研究者与思想史研究者双方努力的结果。一方面，哲学史家为了摆脱“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僵硬研究框架，发掘出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不同的内涵及特点，强调从认识史的视域研究哲学史，提出重视哲学范畴的研究，主张从历史上的哲学范畴的形成与演变入手来书写哲学史[3]。这就使哲学史研究更重视在抽象的概念范畴之间开展，而与文化历史出现了明显的疏离。尽管以后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问题的重视取代了对哲学范畴的重视，但这种哲学问题的探讨仍局限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这些哲学自身的提问及展开上。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开始探寻与哲学史不相同的思想史的写法，从主张“思想史就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4]，到主张思想史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5]，逐渐使思想史研究获得了自己独特的视野和内涵，不再以哲学史为自己的主要书写内容了。如葛兆光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是不再以哲学史的叙述为其主要内容，而纳入了更多的具体的文化历史的内容，使思想史的写法与哲学史的写法大不相同。
这样一来，就使得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出现了疏离，并由之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野。哲学史研究主要探讨哲学自身的范畴与问题在历史上的开展，着重于形上的“思”的内容；而思想史研究则走向了对社会生活中的思潮、意识、观念的研究，着重于非形上的“史”的内容。这种疏离与分野，从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看，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于哲学史研究而言，思想史研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他者”；而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哲学史研究也同样如此；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既互为“他者”，那么在两者间作认真的审视和相互的吸取也就成为可能。近年来，笔者就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提出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6]，主张在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加以沟通，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实以此为其背景。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其哲学史方法论意义何在呢？从根本上说，由于近二十多年的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疏离，使哲学史研究往往更注重哲学自身的逻辑展开，而对于哲学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则被忽略了，往往只知在纯哲学的思辨中打圈子，而看不到还有许多这圈子之外的来自文化历史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特别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更是与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密切相关联，不论是问题的提出、思潮的展开，还是学派的形成、体系的建构，往往都深深打上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印记。如果只探讨“思”而不看到“史”，忽略了哲学与文化历史的联系，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是难以深入开展的。因此，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思”的探讨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使这一研究更有历史感与现实感，就势在必行了。
当然，“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及其所主张的“思”与“史”的结合，对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来说，是有其具体的内涵的。下面，即立足于这一研究，来对“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内涵，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二、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首先在于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即扩大观察和把握19—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视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史研究开始由对哲学范畴的关注转向对哲学问题的关注。哲学史研究，包括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要以问题为中心来展开，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但这一转变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就是问题域还不够大，研究工作往往局限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这些哲学自身的提问及其展开，而不太关注那些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问题，不太关注那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要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就首先需要对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问题的重视，与对哲学范畴演变的重视，其指向、其意义是不相同的。对哲学范畴演变的重视，所凸显的是哲学观念之间的联系；而对哲学问题的重视，所凸显的是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在于：文化历史确定了哲学观念的特殊性及其在哲学史上的位置。正是这样，哲学观念被分离为一般与特殊两种类型。哲学观念的一般类型，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这些内容构成了哲学发展的内在的逻辑环节和逻辑进程。哲学观念的特殊类型，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在这里，不仅有基于时代和传统的不同对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的不同理解，而且还有直接来自具体时代、具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这些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往往不属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并不是其他民族哲学发展中都会出现的；也往往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相比，而处于一种哲学史与思想史交叉的边缘性位置，其哲学理论不那么具有思辨性，其哲学意味也不那么浓烈。但正是这些哲学观念的特殊类型，使得哲学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各异的民族风格。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也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两种提问方式。一个方面，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作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转换，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问题上多有创获；另一个方面，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则对于那些直接来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作出了思考，对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大问题予以了回答。如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在近现代中国所引发的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特别是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就是这种直接来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其他民族哲学发展中都会出现的，其思辨性、其哲学味都不那么强烈，可以说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交叉的边缘性位置，但这些问题的提出、思考与探讨，不仅显示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独特的内涵与风貌，而且又反过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历史运动。
然而，在哲学观念的两种类型之间，在哲学的两种提问方式之间，长期以来哲学史家们往往更为关注前者，而不大关注后者，甚至认为后者的一些内容根本就不是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一些以西方哲学为各民族哲学发展唯一尺度的研究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以西方哲学的尺度去裁量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以为这些直接来自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不是什么哲学问题，最多只能是思想问题。这就使得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总是停留在纯粹的哲学范围里，沉浸在形上世界的思辨之中，演绎于抽象的概念范畴之间，而不甚关注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的提问及其思考，缺乏由形上世界走向生活世界的兴趣。这些直接来自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进程的哲学提问，往往为哲学史家们所忽视，甚至被摒弃于他们的视域之外。其实，这些哲学问题同样是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同样是可以而且应当成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问题进入到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这一研究才能保持同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更为密切更为鲜活的联系，才能保持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根性，也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因此，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出现过，更不曾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也不是那种纯概念纯逻辑的东西，但却有自己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自己激动人心的地方，有自己值得哲学史家认真研究、反复发掘的思想底蕴。这正如冯契在反思中国近代哲学史时所说：“中国近代经历了一次哲学革命，这次革命就在回答一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我国第一流的思想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7]一个关注中国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尤其应当关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进程的哲学问题，关注这些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
因此，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首先在于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这些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问题凸显出来，使之成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三、关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还意味着要把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的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关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换言之，即从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上，来深入研究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
对于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内涵，近二十年来思想史研究者们作了多方面的发掘与拓展，揭示出了其间的多层面的结构。从层面结构上看，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内涵，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思想形态：一是属于精英文化的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二是观念形态与实际运动相结合的社会思潮，三是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关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近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也就要求关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思想形态的联系。
首先，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包含了哲学思想、经学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史学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思想内容，都是由思想家们经过反复的思考、学理的探究、理论的论证、文字的表达而形成的思想成果，且多以体系性或理论性的方式阐发出来，具有精英人物个性化思想创造的特点。其中，除了哲学思想以探讨哲学问题为中心外，一些非哲学的观念形态也与哲学问题有着联系：或以哲学问题为框架，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或以哲学问题为核心，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说明；或通过文学的、史学的、政治学的、教育学的等等不同的文本书写或体系建构，来表达某种哲学的理念。因此，这些思想内容，虽不属于纯粹哲学的范畴，但却仍然包含着哲学的思考，蕴含有哲学的意味，实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展开了哲学的创作，值得哲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与探讨。如19—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就与19世纪以来历史观的演变联系十分密切。魏源的《海国图志》、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钱穆的《国史大纲》，在历史叙述中实表达了各自的历史观念；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则更直接地阐发了他们的历史观念。从这些史学著述中，确能直接感触到中国历史观在19—20世纪的空前大变化。这种历史观的空前大变化，正反映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发展。
其次，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还有一些内容，并不是以纯粹的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出现，而是以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展开的，表现为一种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都是针对并为解决某一重大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与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相比，这些社会思潮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成为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这些社会思潮有着广大的民众的响应与参与，但其新的思想的提出、群众运动的发动、实践活动的开展，则往往是出自思想家的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因此，这些社会思潮虽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质，但仍然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创造为其主体的，其间也包含着哲学的框架或哲学的内核，仍然值得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予以重视和研究。如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女性主义思潮的崛起、近世伦理观念的变化、反基督教运动的发生、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等，都可以说属于这类社会思潮。19世纪末的维新思潮、20世纪初的革命思潮以及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这类社会思潮。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更有一个由理论而实践、由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哲学理念转化为有千百万群众投身其间的社会运动的问题。还有一些与某种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运动，虽然规模与范围相对较小，但是持续较长、影响很大，如中国科学社对科学的提倡、宣传与切实的推进，就属于这类社会思潮。对于深入开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来说，这些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容当然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些社会思潮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的联系其实也值得关注和研究。一种哲学理念，由书斋的学问而走向生活世界，而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转化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运动，往往是通过某种社会思潮来实现的。离开了社会思潮，仅从学理上，有时是难以衡论这种哲学理念的真正价值的。这里正可以用得上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所说的那句名言：“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再次，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除了观念形态的内容外，还有以非观念形态出现的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这种群体意识与观念，并非出自思想家的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而主要表现为广大民众的普遍意识与心理认同。由于缺乏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这种思想意识往往不是那么明晰、那么条理、那么具有学理性，有的时候还是只言片语，甚至还不见诸文字的记录。但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这种群体意识与观念的影响与作用实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群体意识与观念，尽管远离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但与哲学运动却有着实际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有时候表现得比较模糊。但只要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作出认真而仔细的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联系的实际存在。具体来看，这种联系大体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思想，通过各种媒介向下层民间文化大量而有力地渗透，使社会下层广大民众也得其时代精神，也感受到并认同于观念形态的变迁；另一个方面，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也会以不同的形式把自己的要求与意愿反映出来，影响着哲学家、思想家的思考，从而通过哲学家、思想家的思考在观念形态中得到理论的升华和表达。这种中国思想世界中的上下层面的联系与影响，精英哲学创作与民间意识观念的互动，在以往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没有引起重视，倒是一些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作了有价值的探讨。如台湾学者李孝悌近年所著《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一书，专门探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新思想，是如何通过当时的白话报刊、阅报社、讲报、演说、戏曲等媒介手段，向广大下层民众渗透，使之也逐渐开化而认同新思想的。
上述三个层面，可以说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世界相联系的主要层面，也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了解、学习、吸纳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主要层面。
四、凸显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历史环境的联系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还在于凸显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19—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环境的联系。换言之，即从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历史环境的联系上，来深入研究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
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历史环境的联系，集中表现为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给予了中国哲学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历史原来自成一系的格局被打破了，中西古今文化发生了大碰撞、大交流、大融会，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生活出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与中国人民反对本国反动统治者的斗争交织为时代的主旋律，促成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这种文化历史大变迁对中国哲学的最直接的影响，在于促成了中国哲学的转型。19—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不同于以往时代的中国哲学，当然首先在于哲学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8]。在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中，已于明清之际开始孕育近代哲学的因素，形成了影响一时的早期启蒙思潮，但直到鸦片战争前这种新因素仍未能发展出独立的近代形态哲学。正如侯外庐所指出的，这种新因素长期处于一种“难产”状态。正是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的文化历史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才推动着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历史性变化。因此，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是与中国哲学的文化历史环境密不可分的。
19—20世纪中国，要解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两大基本矛盾，最主要的方式只能是政治。因此，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是以政治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中当然有许多重大的政治变动与政治斗争，包括了变法、革命与战争，这些都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这样，在这一段哲学史上，不少有贡献的哲学家并不是专业哲学家，不少哲学创作并不是在平静的书斋里完成的，即使是专业哲学家也往往亲身经历过时代的风雨洗礼。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更是在中国的山沟里写出的。冯友兰的《新理学》和金岳霖的《论道》，也是在抗战之初的南下流亡途中完成的。晚年冯友兰曾深情地谈到时代的大变局对于他与金岳霖哲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他说：“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我同金先生随着清华到湖南加入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象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9]。而金岳霖、冯友兰的学生冯契，于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智慧说”这一个性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是与他早年投身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的。
除了这种大的文化历史变迁外，19—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些具体的新因素新内容，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的新因素新内容，对中国思想世界及哲学发展发生了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如近现代出版业的出现与发展，近现代报刊的出现与发展，现代大学及其哲学系的出现与发展，就是如此。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变动，19—20世纪中国哲学运动的开展，可以说是与这些文化历史中的新因素新内容分不开的。
中国的近现代出版业，在鸦片战争后，首先在刚刚开埠的上海出现。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即来上海，建立了上海的第一个近代出版机构——— 墨海书馆，开始出版西学著作，除了出版有关宣传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外，还出版了一批近代自然科学著作。以后，一大批近代出版机构，如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很大影响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在20世纪产生很大影响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继在上海创办，使得上海成为了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和发达，有力地促进了新知识、新思想、新哲学的传播。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和话语霸权，也由于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而被冲破了。邹容撰写的《革命军》，于1903年在上海由大同书局出版，在中国内地高举起反清革命的思想旗帜，对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在上海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对一大批新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上海建立了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华兴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一些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也曾在出版机构中工作或主持出版事业，如王韬曾在墨海书馆任编辑工作，洪仁玕曾在墨海书馆学习西学，陈独秀曾主持新青年社，李达曾主持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商务印书馆在流亡中艰难支撑，出版了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重要哲学著作，这些著作标志着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几个最有影响力的本体论体系的建立，也使得抗日战争时期成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大收获时期。因此，近现代出版业的出现与发展，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运动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报刊，这个中国古代所未有过的新事物，也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而出现了。近现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使人们之间的信息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流变得方便快捷了，为新知识、新思想、新哲学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而这些刊物由于主编者或主笔者的原因，多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代表着某种观念形态，影响着某种社会思潮的走向。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往往是与近现代报刊相联系的。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使中国人更直接地了解西方世界。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对于宣传维新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成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的一面旗帜。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杂志，让中国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任鸿隽主编的《科学》杂志，对传播科学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则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呼声。一些重要思想论战，往往是通过刊物来开展，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首先就是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一些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先在刊物上以文章形式发表再结集为书的，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最初就是以《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分篇发表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有自己办报刊的经历，这种经历对其学问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徐复观由国民党要员转变成现代新儒学大师，最初的第一步就是从创办学术刊物《学原》而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西化派自由主义思潮与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台湾香港地区的新开展及相互间的思想论争，也是依托于《自由中国》与《民主评论》两个刊物。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报刊，19—20世纪中国哲学决不会如此丰富多彩。
现代大学及其哲学系在20世纪中国的出现，使得哲学脱离了传统的经学和传统的书院，成为一门专门性的人文学科。进入这门学科的学习者，需要接受较严格的专业性训练，这是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所不具有的。在这方面，北京大学的哲学专门教育无疑是开展得最早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在1912年设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教育的诞生，对于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冯友兰就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算得上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一位由中国现代大学哲学系培养、接受过现代哲学专业训练的著名哲学家。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建立，则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形成了不同哲学风格之间的对比与互动。而在长江流域，武昌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亦于1915年设立。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恽代英，是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第一届学生，接受过专业性的哲学训练，学习期间就开始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光华学报》上发表《新无神论》、《怀疑论》、《物质实在论》、《论信仰》等哲学论文。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也都设立了哲学系。在这些现代大学哲学系中，聚集了一批哲学家，从事专业性的哲学教学和研究，使这些哲学系成为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开展功莫大焉。以20世纪上半叶论，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曾聚集过胡适、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贺麟等著名哲学家；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曾聚集过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著名哲学家；在东南大学哲学系，曾聚集过汤用彤、方东美、宗白华等著名哲学家；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曾聚集过范寿康、张颐、洪谦、金克木等著名哲学家。在这些现代大学哲学系所培养的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如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金岳霖指导的研究生中，就出了冯契、殷海光、王浩等著名哲学家。此外，一些师范学校也有比较好的哲学教育。如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就由杨昌济讲授伦理学，使他开始爱好哲学。还有一些特殊的学校，如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合作主办的上海大学、毛泽东亲自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也很重视哲学教育。瞿秋白曾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讲授唯物辩证法；李达曾在湖南自修大学任学长，讲授唯物史观；这些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很大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更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哲学家，形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哲学系。金岳霖的“道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这几个著名的融会中西古今思想而成的哲学本体论体系，都是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建构的。
地域文化的差异，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由于交通与信息的不发达、经济的自给自足、政治上的不统一，往往表现得很鲜明。在19—20世纪中国，这种差异并没有因现代化进程而消失。由于传统的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更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使得在地域文化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开风气最早，所以在19—20世纪出现了一大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思想人物，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都是广东籍人士。上海自1843年开埠到19世纪末，迅速成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城市，因而成为新思想新哲学最活跃的地区，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章士钊主笔的《苏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达主编的《共产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这些在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影响一时的著名报刊，都是在上海主办和出版的。湖北东部地区，一方面因邻近武汉，能够直接感受到现代化进程的气息，另一方面直到20世纪前期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生活中，长期保留着中国文化传统，因此从这里走出的熊十力、徐复观、闻一多、殷海光等思想人物，一方面接受和倡导新思想，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有着程度不同的依恋。而湖南自19世纪起，则成为近代中国政治风雷激荡之地，湘军的崛起、维新的呼唤、自立军的起义、华兴会的斗争、大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使得湖南在百年之间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哲学家，以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都属这类人物。因此，地域文化对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从上述论析中可以清楚看出，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不仅是中国哲学家的个性化的自我创作，而且同时又是与文化历史环境直接相联系的。“思”与“史”、哲学创作与文化历史的密切联系，在这些方面最为鲜活地表现出来。哲学史研究的生命活力与理论深刻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从这里吸取的。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哲学研究》编者把本文题名改为《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并对文中有关提法作了相应改动。这里刊出的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