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21世纪哲学的展望
在这里，首先想列举若干目前在我头脑中浮现的与面向21世纪的哲学课题相关联的项目。
1.和人类史的课题的呼应
面向21世纪，至少可以说是面向21世纪前半期的人类史的课题，大致可以认为是以和平与民主主义为本质契机的对真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某些国家的宣传媒体，借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之机，大肆宣扬社会主义的实验最终归于失败、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破灭等谬论，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缺乏足够证据的武断的判断。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随着原苏联及其周围的东欧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以下简称苏联圈）的解体而随之破灭的是“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大大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本来宗旨的体制，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已被多数有识之士认同了的。第二，苏联圈的崩溃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相反地，由于它的崩溃，暴露出了在东西紧张关系中被牵制、被隐蔽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包含在其中的诸多矛盾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出来了。与之相对应的人民的斗争也活跃在世界各地，这种斗争的情况正如以往及现在的世界情势所如实反映的那样。并且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揭示这种人民斗争的趋向，是与在悠长的历史中培育出的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密切关联的。新哲学必须与人类史的变迁相呼应而展开。
2.马克思主义的复苏
从苏联圈社会主义诸国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作为官方哲学这一点来看，在这些名称的基础上展开的哲学的大部分，当然也就受到了其特有的歪曲乃至污染。在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要把这些名称从那种歪曲乃至污染中净化出来，并要使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本来宗旨得以复苏的同时，在继承这一宗旨的基础上，还必须构筑出承担人类史的将来课题的新内容。这时我们有必要留意以下几点：第一，必须警惕把在以苏联为首的旧“社会主义”圈内孕育而生的哲学业绩全部作为“苏联型”而排斥的倾向。因为那些业绩中也有不少未被“权威们”染指的优秀思维的产物。特别是像鲁宾斯坦及维格茨基等人所提出的与心理学有关的哲学理论，作为科学和人道主义的最完美结合物而受到了很高的评价。第二，与此同时，那些因被御用哲学的权威们打上“修正主义”烙印而逐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哲学，在判明过去的那些所谓的权威实际上只是一些冒牌货以后，也就有了重新提上日程进行再考察、再检讨、再评价的必要。特别是在此系列中，像亚当·沙夫（Adam Schaff）、 卡尔·考茨基（Karel Kosik）、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等人的理论，无疑都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光辉成就。
3.唯物论和唯心论
恩格斯关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正确的规定。最近兴起一种想要把两者的区别模糊化的风潮，但这是一种想把哲学由其根本问题中分离出来的想法，所以应当受到被批判。但是，对于唯物论是什么、唯心论是什么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今后必须进行长时间研究的问题还不少。另外，以唯物论自居的体系中，往往是文化价值颇低的次品；而在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唯心论的体系中，却往往包含着人类思维的杰出成果。作为自觉的唯物论者、并想要面对21世纪课题的学者们，必须对这种文化价值的辨别和评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特别是要吸收看上去是唯心论的体系里包含的杰出要素，并利用它不断丰富自己，使其具有灵活性，这是很有必要的。
4.价值论——打破功利主义
今后的哲学在发展与现实的科学的阐明结合起来的认识论的同时，还必须充实以人类的价值实现为目标的价值论内容。对于后者，通过数年来的日中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新的开拓正在逐渐被推进。毫无疑问，这应该说是哲学界的一件幸事。另外，关于这个方面，特别是关于伦理学的领域，我想再谈一下我的一点看法。这就是将唯物论和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直接相联系的偏见，历来是相当多的唯物论者自身很容易接受的倾向，而我认为这一点是以前的“唯物论”的最大缺陷之一。功利主义正如其评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所表述的那样，是一种以极端“最大化”为原则的观点。而这种成为“最大化”的功利原则，却是一种在逻辑上必然导致“集合的（总计的）功利性（aggregate utility）”的观点，它极易引起对某些社会问题中的那些当事者作为个体（唯一者[one]）——不可与他人相交换、 不可转让的价值的承担者的“个体”——所应尽义务的抹煞。并且如果仅将各个人作为个体的“唯一者”，使其作为“公正（fairness）的正义”成立的条件的话，那么就决无理由把功利主义这样的“正义”的视点放在社会的范围内加以实践；同时如果再把它作为政治上的政策原则来采用的话，常常就会成为当权者姿意弄权，借这样的联合体为出发点，“在那里，最大化”来封杀人民的主张，使其合理化的口实了。因此新时代的唯物论哲学，必须把确认“每个人（应是作为“唯一者”的个人——村濑注）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
5.哲学和哲学史
不言而喻，使哲学的发展得以充实的支柱之一，是与现代课题相呼应的创造与人类已有遗产的继承（直接就是哲学史的研究）之间的紧密结合。即使是以极一般的常识性的眼光来看，也会极其明了地发现，没有在哲学史中深深植下根的哲学性思维易流于浅薄；而且对现代哲学课题缺乏自觉性的哲学史研究，特别容易陷入狭隘的专门主义以及所喜好的古董趣味之中。针对这一点，在这里想着重提出的，是有关哲学的现代性创造之媒介的“哲学史”的概念及其范围，以及哲学史研究的应有的状态等方面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中，特别是在日本，那个称作“哲学史”的东西是一种过度“欧美——特别是西欧——中心主义”的东西，因此与之相应地，也就使哲学学者们的问题意识与创造活动失之偏颇。很遗憾，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不例外。面向21世纪的哲学上的创造，除必须将全人类纳入视野以外，还要求纳入作为其媒介的哲学史，即全人类的哲学史。所以，在哲学史研究的方面，就必须设想“世界哲学史”得以完成，并且亦应该是由许多专业人士共同完成的理想的“世界哲学史”。新的哲学上的创造必须以这样的“世界哲学史”作为前提和媒介而加以推进。
6.表现形态的问题
在面向21世纪的哲学的生存、展开上不能忽视的问题之一，是专业统一性的传承形态和大众性的普及形态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表现形态”的问题。因为这一点很快会和我们当前的写作、著述活动相联系，所以对于这一点想重新立项目来专门讨论。
二、哲学的表现形态、特别是普及形态的问题
1.哲学的“难度”
“哲学很难”这句话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包含着责难意味的说法，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哲学这门学问的本质特征，即在其中所拥有的命里注定的两面性。这一问题若是和其他学术领域的社会认识方法相比较的话，大概立刻就明了了。例如，有关美术及文学的著述，一般很少听到责难这些著作“难懂”的牢骚声；另外对于经济学、物理学及医学等研究论文，除专业人士以外的众人如果不能够理解的话，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后者的情况，非专业人士所参与的只是与这些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应用相关的诸方面，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及“军事利用”等等。另外，即使有理解这些领域的研究内容的必要，大部分情况下也只需启蒙书即可得到满足。
与此不同，哲学的情况怎么样呢？一方面，不但有一般人的责难，而且也具有必然的“难解”。这其中的理由是这样的——比如，我们以“时间”这个概念为例来看的话，各种专门领域中，与其研究对象相对应，有宇宙的时间、微观世界的时间、生命的时间、人类史的时间、人类发展的时间、意识的时间等等各种各样的包含有各种特殊内涵的时间概念。与此相对，在哲学中所采用的时间的概念，是抛却了所有这些具有特殊内涵的时间“自身”，换句话说，是一种超越了各种专门的领域而贯通所有领域的根本概念的“时间”，即是作为范畴的“时间”。哲学中所使用的其它的各个概念也可以说是同样的。哲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只能是这样的诸范畴的结构上的关联，即作为抽象性极高的理论体系而成立的。像这样的理论体系，要理解和领会它，不得不进行具有高难度的思考。
但是另一方面，哲学所涉及的诸范畴，它超越了各种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并不局限于专门的如何，而是意味着与人们思维的普遍性相联系。而且以这样一些范畴所构成的哲学理论，不能按领域进行划分——以专业作为衔接点——无非是一种把一般性的世界观、人生观及诸学说的现实状态从普遍的观点出发进行考察的总的理论，在此之上继承着大约全部人类的历史，共同担当着时代的课题，其中，一切想要作为人而自我实现的人们叩打着这扇哲学之门，并想要参与其间，也是极其理所当然的了。人们要求哲学向大众敞开门户。但是如果这门槛太高，拒绝多数人的参与的话，当然会产生严厉的抗议。哲学的难度之所以被责难的理由正在于此。
哲学，要是想达到这种理论上的品位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有某种难度。因此另一方面，哲学由其特有的学问使命这点来看，也必须超越出专门的范围向众人开放门户。并且为了对于面向21世纪的人类史的课题发挥其有效性，哲学必须维持其理论上的品位，直接将其内容向众人的心中传递。所以应该把这种矛盾视作哲学中的特殊的表现形态问题！
2.专门化和通俗化的障碍
在这里我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一般认为现在在日本的哲学界，本已萎缩的专门化和通俗化的二极分化现象，现在又开始奇怪地蔓延开来。这种“专业化”的倾向，是指某些哲学工作者在多数情况下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于西欧的正统的特定学派，并对此进行细致入微的文献研究。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专业研究在加深文献的内容理解上一点儿也没有意义，但是假使哲学研究只局限于这一个方向上的话，那就只能被说成是从“将现代的人类史课题作为前沿的诸范畴的理论上的组织化”这一哲学本来的使命中逃离出来。（在日本，隶属于“唯物论研究协会”及“日本科学家会议”的哲学研究者们正在为打破这种闭塞的状况而奋斗着，但很难说现在这部分学者已占了哲学界的多数。）另外，在这种方向的研究中，即使是在那种“表现形态”中，丧失了具有生气的“审美性格”而拘泥僵滞于“学术情报”上的情况也不少。
那么哲学的大众化的“普及形态”又如何呢？许多高质量的启蒙书籍已被发行，仅从摆在书店的架子上的书来看，与其说是“大众化”不如说是“通俗化”的哲学启蒙书在数量上压倒了其他的书籍。而且这些通俗书籍的执笔者不少人是这方面的专业的作家。这些通俗书籍的特征是，主要是对西欧哲学的诸流派及自己所喜欢的一个流派的“易懂”的解说，间或夹杂着一些人们日常关心的“哲学性”问题为作料。它们都是些便携式的小书。但若只是想单纯地将哲学原著“易懂”地通俗化的话，多数情况下必然会伴随产生“劣质化”的情况——淡化或歪曲原来的哲学上的意义。另外，如果其中所包含的若干“哲学”内容不能与人类史的重要课题相衔接、而只是单纯地迎合“大众”的日常兴趣的话，那么哲学就是停留在给人们提供廉价“教养”的装饰品这一点上了。总的来说，哲学的“通俗化”乃至被通俗化的“哲学”，无非与其专门主义的萎缩化一样，是哲学的扭曲形态的一种。
3.哲学的二重表现形态
那么，了解自己的历史性任务的哲学工作者，在开展学问研究时应采用什么样的表现形态呢？——依我个人之见，哲学家要从哲学的特性和使命出发来对命里注定的两面性积极地加以抵抗，必须要承担将此学问在“专业性的传承形态”和“大众性的普及形态”这两种表现形态中展开的两重辛劳。
哲学家只要仅从事“将人类史的重要课题作为前沿的诸范畴的理论上的组织化”这种研究上的本职工作，要求他们在专业理论上的诚实，对于其表现形态即“专门性的传承形态”，主要是能够向从事同一专业的研究者传达也就可以了。仅以此为限，哲学工作者对“易懂度”的要求，或者是对“难懂度”的责难，在两者面前都无必要踌躇不前。由哲学本来的使命上而来的内容上的普遍性，其意义中的“大众性”，当前只是停留在潜在的可能性上，还没有在表现形态中显示出来。
对于哲学的表现形态的本来意义的重视，不如说是对“大众性的普及形态”的情况的重视。在这里，这种表现形态和内容本身的品质不可分地连接着。这种情况下的哲学首先要求的是“易懂度”，而“难解度”是被非议的。哲学必须接受这样的要求和责难。这是哲学所共有的历史的课题，正因为此，所以必须向想要叩开哲学大门的大众开放门户。所以我们不能将这里所要求的“大众性的普及形态”直接冠以所谓的“通俗化”（popularization）。一般所说的“通俗化”，意味着将专业学术所拥有的充实的内容进行若干次切割、并以将其理论上的品位进行若干贬低为代价而获得的“易懂度”。这样往往不得不伴随着理论上的“劣质化”，也就是说其理论上的庸俗化，不同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大幅度的歪曲事实。因此单纯的“通俗化”，绝不能说成是与向共有历史性课题的众人赋予精神财富和力量的哲学的本来的高贵使命相适应的手法。
所以， 我们要避开将哲学的“大众化”直接与“通俗化”（popularization ）相关联的错误作法，而用“人性化”（humanization）这一另外的概念作为其本质特征。所谓的“人性化”，与通俗化相反，并不是要把专业学术削减点什么，而是意味着要向其中添加一些东西，加工出对人们有意义的新的文化形象。当然为了哲学大众化的目的，必须把在专业研究的内部所要求的特殊要素，也就是说研究操作上的专门的技法、特殊的专业性的论证方法、特别的难解的理论构成等等，隐藏到背景里去。但是另一方面，其完成的成果的精髓（ essence ），通过某种“新视点”的媒介而显露出来，在此基础上的“相关联的意义”应该重新做出。这里所说的“新视点”，必须自觉地以众人共通的人类的课题作为核心，应该称为“人类思想”的良知，或这种“良知”里充溢着“人性的观念（德语Idee）”。因此“人性化”是以良知作为指导原则，这样学术精髓的意味就可以说是确实地得到了再造。
如上所说，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大众化”，也即“人性化”，是与理论的“通俗化”不同的，它赋予理论精髓以新的意义，可以说是学术理论的“再学问化”，也应该是具备自身高度“学问”的行为。可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学问性”，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态——理论的“大众性的普及形态”。这里所说的表现，直接说就是意味着把众人已经接受的原来的理论的内容再加以润色。而润色则又意味着不单是只对内容进行外在的包装——即孟子所说的“外铄”，而是对内容本身进行彩润，使原来的理论精髓在新的意义上更高地表现为新的文化形象。
如此说来，作为“人性化”的“学问性”，其资格欲得实现就要求具有“文艺的”风格，这就不难理解了。甚至可以说，哲学（理论）的“大众性的普及形态”就是“文艺的形态”。当然，这种使“学问”和“文艺”相接近的见解必然会带来许多的非议。但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是，在过去与现在学问发生萎缩和庸俗化的一个原因是从学问中排除了文艺性，使学问“信息化”，在这个意义上学问的内容还原于无性格的“功利事物”；总起来说就是学问的“审美功能”的丧失。（以上参见瓦季谢夫的《矛盾与辩证法》）于是，如果哲学的“大众性的普及形态”的固有风格是文艺性的话，这并不是由牺牲专业理论的难解度而遭受“劣质化”——淡化、庸俗和歪曲；相反，作为补偿是要求在新的发展中更具优良品质和高度。
对于这一点，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话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即他对于“质（内容）”和“文（文饰）”的关系，反对“质立而文为赘余”的见解，提出“集文以成质，则天下因文以达质”（《尚书引义》卷六《毕命》）的观点，从而主张“修辞诚则天下诚立，未由者从之建矣，已有者从之不易矣”（《思问录》内篇·四六）。所以他极力主张“文”的修辞的雕琢和积累会积极参与新的“质（意义内容）”的形成，并且主张这样形成的“质”与“文”的相辅相成，会促使人们中的“未具有者”得到形成和“已具有者”得到维持。面向这种历史性的实践而鼓舞众人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文”的功能。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东方有着优良的“文”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有魏晋的散文，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的“古文”，近代有鲁迅的“杂文”以及“杂感”；在日本，江户时期有儒学及国学者的著述及随想，明治时期有中江兆民、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的写作活动，即使是在现在，真下信一、加藤周一等的含蓄深邃的小品文在各种意义上也沿袭了这一传统。
站在这种理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的哲学工作者，一方面应加深理论的探究，在其“专门化的传承形态”的磨练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应追求理论的“人性化”，在其“大众性的普及形态”的精练上倾注精力。利用这种多彩的“作品”同一切反动思想、法西斯主义、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和文化的庸俗化及颓废化的倾向及其各种表现作斗争。围绕着这些，哲学工作者为了21世纪的人类的价值的实现，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哲学研究》(京)199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