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走向21世纪之时，哲学这个古老的学科前景如何？环顾四周，社会越来越商品化、市场化。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人们更注重物质文化。在精神文化中，人们多倾向于通俗文化、感性文化，关注精英文化、理性文化者相对较少。在精英文化、理性文化中，科学因其与技术及管理的联系而具有实用价值，受到社会的重视，哲学则由于缺乏明显、直接的用途而门庭冷落。照这样下去，未来世纪是否还能有哲学存在，确乎成了问题。
一般说来，某存在物的前途内在地取决于自己的本性。我们思虑哲学的前途，首先需要考察哲学的本性，看看哲学的本质是如何规定其存在的。这里不是要像萨特那样讨论存在与本质孰先孰后，而是试图说明像哲学这样已经具有本质的存在何以能继续存在。这种考察虽不免抽象，但却是更为根本性的，在问题的逻辑方面具有前提的意义。
哲学的本性是什么？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谁都不会否认哲学最初的含义是“爱智慧”，至少在古希腊是这样。古代哲人是有智慧的，人们往往称之为智者，甚至把杰出的智者说成是智慧的化身。这种称呼本无恶意，但在观念上却是个误区，并且是个能够导致一系列错误的原误。哲学其实并非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热爱。古希腊哲人们看到，在某一或某些方面有智慧的人是很多的，但并不因此他们就都是哲学家。哲学家是爱智者而不只是智者，唯有真正爱智慧的人才是哲学家。
爱智慧之爱不仅仅是某种愿望或兴趣，而是一种强烈的爱，由此等深挚之爱必然导致对智慧不懈的追求。通常人们都认为，哲学态度首先是一种理智的态度，殊不知就本性而言，哲学首先是一种情感的态度，是对智慧深沉而又炽热的情感。它的目标也许是理性的，可它本身不单纯是理性的，它同时又是情感的，是理性的激情或激情的理性。
智慧与爱智慧的重要区别在于，智慧是人的思维能力，而爱智慧则以这种思维能力为对象，必然导向对思维的反思。单纯之思若不进而达到反思，是不可能成为哲学的。爱诚然是一种情感，但对于有思维能力的主体来说，爱之必思之，爱之深必思之深，从而形成对智慧深刻的反思，这就是哲学。所以从本性上讲，哲学首先是一种情感，只有真正热爱智慧，才能真正理解智慧，才能真正成为有智慧的人。正因为是爱智慧，而不是只爱某一或某些有限的智慧，因此哲学才是对人类智慧无止境的探求。哲学对于智慧的爱不是个别的、有限的，而是普遍的、无限的，是对于人类智慧的博爱。
爱智慧的情感不只停留于智慧本身，还会扩及、流布于智慧的主体、客体及中介手段。哲学之爱智慧植根于对人类之爱，因为只有人才有智慧，人因智慧的产生而脱离狭义的动物界，又因智慧的增长而远远高于其他动物。人类智慧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爱智慧也是对人类思维之爱，因为正是在人类思维中蕴涵着智慧，人类思维的进步、智慧的进步带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爱智慧就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实践之爱，因为只有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才能体现、实现和发展人类智慧。哲学之爱智慧也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或世界的人格化、神化形式）之爱，因为这个世界创造了智慧的人类，并提供了人类智慧发展的物质条件，造成了地球上的“智慧圈”。哲学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关注与探求，不同于具体科学，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对智慧的爱。
人是有智慧的存在物。智慧不专属于个别人，它存在于众人、人类之中。因此，爱智慧应是一种普遍之爱，而非狭隘之爱；不仅爱自己或爱某人、某派的智慧，而应爱任何人的任何智慧，爱所有人的所有智慧。智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我们不能为了迁就自己或他人而将某种智慧拒之门外。难怪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爱吾师符合人情、伦理，爱真理即爱智慧才符合哲学的要求。
正是爱而非恨，以一种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对待智慧，不论是在自己的或他人的、今人的或前人的言行中显示出来，都能以宽阔的胸襟接纳之。由此所体现的是人的普遍性，是人类精神的广博之爱。在这里，爱作为一种吸引力、亲合力，使人更趋近智慧；与之相反的恨，无论仇恨或嫉恨，都只能使人因偏见的支配而远离智慧。对于智慧的深沉的爱，作为理性的激情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没有爱的情感，没有把爱奉献给智慧的热诚，就没有哲学或没有真正的哲学。历史表明，哲学的兴衰是与人们对智慧之爱的深浅直接相关的。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似乎在重蹈古代就曾出现过的误区。这就是把哲学当作智慧，把哲学家当成智者，要求他们充当智慧之师、智慧载体。对于哲学这并非好兆头，结果总会适得其反。人们先是认为哲学家应是智慧的化身，无所不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当他们发现事与愿违时，就会否定乃至抛弃哲学家及其哲学，把哲学看作名不副实的无用的东西。其实错不在哲学家和哲学，而在对哲学和哲学家的误解。哲学家的错误是未及时和有效地澄清这种误解，一误再误，甚至将错就错，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全知全能的智者。暂时陶醉于虚幻的“智慧化身”的颂词，日后必定要承受由过度期望导致极度失望所带来的恶果。少数人不明智的行为败坏了哲学的名声，不仅使自己而且使别人身受其害。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当年苏格拉底一再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并非出于“伟大的谦虚”，而是深知人心波动无常，只有将人们对哲学家的期望值降到最低，才能真正赢得自己应得的尊重。
事情很清楚，由于把哲学等同于智慧，哲学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的本义不见了。去掉对智慧的挚爱，哲学被纯理性化了，成了没有情感、没有爱的纯粹理性或绝对观念的幽灵。不以爱为出发点的哲学，因失去情感的力量而不再动人。冒充绝对真理、全能智慧的哲学必然被神化和僵化，与人们的真实生活和情感相疏远。当纯理性的哲学力求使自己完全科学化时，势必要付出“无情”的代价，但“无情”的哲学即“无爱”的智慧还能是真正的哲学吗？哲学因无爱化、非爱化而成为纯智慧，不再是爱智慧了，因此就其本性来说是在非哲学化。
哲学非哲学化是哲学本身的异化。这种异化还有一种表现：哲学家构筑的哲学体系本来是追求智慧的手段，他却把它当作智慧本身，甚至是唯一的智慧。原来的爱智慧变成了爱自己，只爱自己的智慧。他把自己的爱封闭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不能真正爱和追求普遍的、更高的智慧，爱智慧的哲学便异化为自封绝对智慧的非哲学。黑格尔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新的真正的哲学必须通过批判，冲破这种“自爱”的非哲学的樊笼，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
一个人如果不爱智慧，还可以去爱别的事物，如爱政治、爱经济、爱宗教、爱科学、爱艺术，等等。人各有所爱，是自己的权利。但作为一个哲学家如果别的都爱而唯独不爱智慧，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就是在非哲学化。哲学命运可忧，主要不在于外部社会环境对哲学态度之炎凉，而在于哲学自身的非哲学化。不再保持自己爱智慧本性和特征的哲学，成为政治、经济、宗教、科学、艺术等等的附属物，当然就会丧失自己独立存在的必要。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曾长期处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核心。哲学与政治结盟，固然强化了儒学的社会影响，使之在诸子百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但同时也使儒家哲学成为封建政治的工具。无论董仲舒、朱熹或王阳明，都只能表示对天命、君王、道统的忠（一种以下事上的爱），而不能再像孔子那样讲“仁者爱人”，或像孟子那样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毫无疑问，孔孟之后的正统儒学对政治之爱已超过对智慧之爱。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对宗教之爱也远远高于对智慧之爱。就哲学爱智慧的本性而言，东西方封建社会时期哲学向政治和宗教的归附，对于哲学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表现了哲学的非哲学化。近代以来哲学的复兴，首先是从封建政治和宗教神学中争得解放的过程。
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崭新的社会文明。古代哲学是近代科学的摇篮，今天许多科学最初的思想、方法和知识，都曾是以往哲学家爱智慧、求智慧的副产品。如今，现代科学众学科已长大成人，声名赫赫。哲学这位年迈的老翁望着独立发展的科学羡慕不已，很想使自己也科学化，以便在科学百家中取得一席之地，却屡遭拒斥。哲学家作为社会的人身受科学之惠，应当爱科学，但若一门心思要把哲学变成科学，这同要把爱智慧变成智慧一样，都是对哲学本性的背离。哲学科学化的口号是诱人的，也是误人的，不过是哲学非哲学化的一种形式。哲学应当走出这个误区，恢复自己几乎迷失了的本性，回到爱智慧的定位上来。这个位置虽然不像具体科学的范围那么明确，但毕竟是哲学自己的家园。哲学如果放弃自己本来的位置，到处漫游，在各门学科门口凑热闹，就可能真的要没有自己立足之地了。
哲学本来就是爱智慧的学问，应当保持自己的本性。只要人类智慧还在发展，人们对智慧的兴趣就不会消失。哲学家作为执着的爱智者，对社会性的爱智活动起着引导、推动的作用，满足着人们爱智慧的需要。尽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抑制了人们爱智慧的冲动，但人类爱智慧的天性是不会泯灭的。对智慧之爱的匮乏越严重，就越积聚着对哲学的精神需求。这种深层精神需求的复苏业已初见端倪。如果我们相信21世纪的世界不是一个更片面、更畸形的世界，人类文明将会有更充分的发展，就没有理由对哲学的前途持悲观的态度。但这种哲学必须是真正的哲学，必须制止哲学非哲学化的趋向，而要作为爱智慧的学问继续得到发展。哲学的命运掌握在哲学自己手中，那就是“认识你自己”，把持住自己的本性。只要哲学不失去爱智慧的本性，并且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充分发扬自己的本性，实现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就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它就是有前途的。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5年04期第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