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在太原召开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会前，笔者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哲学史的对象》一文（该文收入中国哲学史讨论会论文集）。此文提出一个哲学史的定义，即“哲学史是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史，是关于这种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在太原会议上，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把哲学史定义概括为“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史”，就会：第一，反映不出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矛盾的特殊性；第二，模糊哲学的党性原则，不重点阐述哲学的这一认识主流——唯物主义及其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战斗性，就会同资产阶级哲学史划不清界限，等等。不同观点的争论，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一
应该怎样给哲学史下定义，笔者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是否没有反映出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恩格斯给一些科学下过定义，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反杜林论》，1970年版，第144页）关于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同上书，第139页）列宁对下定义有个明确的规定。他指出：“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 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列宁选集》， 第2 卷， 第146页）从经典作家的论述看来， 科学的定义应符合两方面的要求：（一）定义的形式，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二）定义的内容，应指明这门科学以世界的某一领域的规律为其研究对象，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是它研究的规律的特殊性。
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是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先谈谈哲学的特殊性。
具体事物都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哲学这一具体事物，当然也是多样性的统一。就哲学的主要属性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哲学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哲学也有阶级性。这是哲学的一般社会属性。其二，哲学是对整个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或者说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这一属性，把哲学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观、道德、艺术、宗教等，区别开来；把哲学同其他任何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这是哲学的特殊本质，即特殊性。
哲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哲学的本质既然是一种认识，哲学史的实质当然也就是一种认识史。列宁早就指出，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 页）研究认识史的科学很多，各门科学的历史都是一种认识史。笔者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正是要把哲学史同其他科学史区别开，才在认识史的前面加上了“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这一限定性词组。这样就表明了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哲学史是一种认识史，但它不是人们对世界的某个局部的特殊规律的认识史。哲学史研究认识发展的规律，但又不同于哲学和逻辑学，它是通过对认识发展历史过程的分析，揭示人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规律。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史的定义要表明哲学史研究某一种矛盾，这样才反映出了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看法，有个理论根据。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讲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 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各门科学都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各种特定的领域当然有其矛盾的特殊性，从矛盾的特殊性可以说明科学研究对象的区分。正数和负数是数学中的矛盾，而不是物理学或化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毛泽东同志这段话的意思。至于这段话中提到的许多科学中的矛盾，在我看来只是举例说明问题，并非全面概括这些科学的研究对象，更不是给这些科学下定义。因为，在某一科学特定的研究领域中，特殊的矛盾往往并不是一种；某一学科所研究的某种矛盾，有特殊性，还有普遍性，因而它往往又不仅仅是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给科学下定义也不是列举矛盾就可以了。例如，“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 （《反杜林论》， 第35页）而不说“数学是研究正数和负数的科学”。哲学中有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的矛盾，但却不能说“哲学是关于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的科学”。因为，哲学不仅研究唯心论和唯物论等意识领域中的矛盾，还要研究物质和意识，研究整个世界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把某一种矛盾作为一门科学的定义，只能是片面地反映出科学研究对象的矛盾的特殊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是哲学史中的根本矛盾，但是把哲学史定义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就是以偏概全。哲学史中的矛盾很多，比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哲学的阶级性和真理性的矛盾，逻辑的和历史的矛盾，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矛盾，哲学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创新的矛盾，哲学家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矛盾，哲学的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矛盾的解决，当然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有一定的联系，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任何一种矛盾都不能包括或代替上述种种矛盾。认识之树是常青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只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哲学史，是简单化、贫困化的哲学史。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
哲学是有党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有战斗性。笔者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是否模糊了哲学的党性原则，丧失了哲学史的战斗性？应该怎样理解哲学的党性和哲学史的战斗性呢？这是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哲学的党性，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同上书，第220 页）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凡是主张“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凡是主张“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可见，经典作家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规定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把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规定为划分哲学上两大党派的唯一标准。所谓哲学的党性，就是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根本对立的党派。哲学的这种党性是永远不会陈腐的，是不容许模糊的。
但是，对哲学的党性原则，长期存有错误的理解。认为：哲学史只是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中没有贡献，只配作批判的对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有斗争性，没有同一性，不许讲它们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等同于政治斗争，唯物主义一定是进步阶级的世界观，唯心主义一定是反动阶级的世界观。这些观点，不是哲学的党性原则，不是实事求是的辩证的观点，是一种“左”的教条主义，应该早日扫除干净。
笔者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没有写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应当据此认为这一定义模糊了哲学的党性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一定义也没写上哲学的党性，而人们并不认为这样下定义就模糊了哲学的党性原则，为什么偏偏要求哲学史的定义一定要写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否则就会模糊哲学的党性原则呢？
还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史的定义不概括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就是否认这一矛盾在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这是误解。把哲学史看作一种认识史，并不否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是认识发展长河中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统一，还是哲学发展史中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之所以没写入定义，是因为：哲学史的定义应表明哲学史这门科学的实质和根本任务，哲学史中的规律是多样的，简单的定义是不可能表述清楚的。
在哲学史的定义中，笔者也没写上“哲学史是唯物主义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唯物主义有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否认唯物主义是哲学发展的主流。之所以不写入定义，是因为：这种提法，抹杀了唯心主义也有个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这一事实，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单把唯物主义提出来，唯心主义被抛在一边，也难说是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战斗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应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分析、评价、批判以往的哲学。但是，如果认为对唯心主义哲学只应抓住其谬误的推论，猛批一通，合理的东西，置之不理，就是有战斗性，那么，这种战斗性是没有战斗力的。黑格尔的哲学史，不仅经典作家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至今有人爱读，读了可以增长智慧，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我们的哲学史，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黑格尔。但是，读起来感到枯燥，不能很好地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这表明我们的哲学史在某些地方至今仍未能战胜黑格尔的哲学史。我们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战斗性，它的战斗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战斗性就在于它的科学性。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只有真理才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是真理，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哲学史。真理就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之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作一种认识史，批判地吸收人类认识中的一切真理性的东西，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揭示认识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才是真理，才有战斗性。至于在哲学史中应重点阐述什么，也只有把哲学史看作认识史，才有个准绳。凡是对人类的认识发展贡献大、其中含有较多的真理的哲学，都应该重点阐述。我们要重点阐述唯物主义及其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根据就在这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为突出什么“战斗性”，只重点阐述唯物主义，贬低唯心主义哲学，那么这种哲学史同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又有多少区别呢？一个拔高唯物主义，一个吹捧唯心主义，表面看来，针锋相对，就实质讲，两极相逢：你不讲真理，我也真理不讲。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科学的哲学史，它应同各种非科学的哲学史划清界限。资产阶级哲学史，就体系而言都不是科学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应该同资产阶级哲学史中的一切非科学的东西划清界限。有的同志说笔者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同资产阶级哲学史划不清界限，下面就划一划这种界限。这是要说明的最后一个问题。
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史家，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哲学史观是以哲学为其理论基础的。笔者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大家可以看出，哲学史的定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是一致的。资产阶级哲学史的定义，都以资产阶级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例如，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3页）黑格尔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他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也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所谓“在发展中的系统”，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我们讲的发展，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发展。二者是根本不同的。
二、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不是随意提出的，笔者考虑到三十多年来人们以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为指导研究哲学史的状况，考虑到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对哲学史的要求，考虑到哲学的本质是对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并遵照列宁关于哲学史的指示精神，按照经典作家对科学下定义的要求，又吸收了许多同志的宝贵意见，才概括出来的。这一定义，反映出了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而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则是按照他们个人对哲学史的看法随意处理哲学史问题的。例如，胡适认为，“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第2页）显然，胡适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是根据实用主义哲学提出来的。 他所谓“哲学史”，是人随意写下来的，是任人打扮的少女，不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史，没有客观真理性。
三、笔者关于哲学史的定义，肯定了人类对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是有规律的发展的，研究这些规律以及它们的种种表现，是哲学史的根本任务。资产阶级哲学史，则是拿哲学史上的各种材料，来配合个人对某种哲学学派的主观的看法，根本否认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诚然，黑格尔提出了哲学认识的有规律发展的观点，经典作家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开始了科学的哲学史这一新时代。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他不可能完成把哲学史变成科学的任务。贯穿于他的哲学史的基本线索，是“绝对观念”自我认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他所说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是要历史的发展去符合他的逻辑。我们则认为，贯穿于哲学史中的基本线索是客观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即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能在客观的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中去研究逻辑的发展。可见，在认识的有规律的发展这一问题上，我们与黑格尔是有原则区别的。
四、笔者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丝毫没有贬低唯物主义、抬高唯心主义的意思。而资产阶级哲学史，都歧视甚至虐待唯物主义，只强调唯心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这方面，黑格尔的表现尤为突出，如列宁所说，“黑格尔完全象后母那样对待德谟克利特，全部的话都在第378—380页上！唯心主义者忍受不了唯物主义的精神！！”（《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4 页）我们是否应象后母那样对待唯心主义哲学呢？没有必要。不做后母，哲学史中的千秋功过就应有个评价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看贡献大小，真理多少。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都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环节，反映着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含有一定的真理性的东西。诚然，不同的哲学对人类认识发展的贡献、含有真理的情况，是不相同的；真理性的东西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也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因表现形式的荒谬而否定其哲学的真理性。在这方面，恩格斯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说，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谬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3页）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具有普遍的哲学史方法论的意义。唯物主义哲学对人类的认识发展有贡献，当然应该研究，给予应有的历史评价；对唯心主义哲学，则不应老在荒谬的形式上纠缠，而应着重从其唯心主义的形式中，剥取出一切积极的成果，给予恰当的评价。总之，从哲学认识有规律发展的角度，科学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唯物主义哲学，也是资产阶级哲学史不可能做到的。
（原载《文史哲》198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