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哲学形态的构建，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需求向哲学提出的时代性课题。在近年的哲学讨论中，所谓“中西马哲学综合创新”的理论影响颇大。按照这种观点，无论是哲学理论发展，还是体系建构，都应遵循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也必须实现时代条件下的结合。在中西马哲学相互对话、碰撞、交流中找出理论基点，并在此前提下创新出哲学观点与哲学体系。
但是，这种理解存有极大疑点和迷点，且在具体操作中存有很大的难处：其一，哲学的综合创新，应如何综合，如何创新?这不是一个概念问题，而是一个理论建设工程中关涉到的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比如：在一个体系中，如何把握中、西、马哲学的分量?如何在综合三者的基础上创新?通过创新又会把哲学引向何处?在方法问题朦朦胧胧的前提下只是抽象地讨论“思路”，实质上对哲学创新毫无意义。就此而言，由于“中西马”综合创新这一理解滞留于抽象层面而构成空泛议论，因此并不具有真实的创新性价值。其二，中、西、马哲学在人们的理解中都是相对独立的哲学系统，内容博大纷繁，只是对每一系统的理论梳理，就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混沌问题。如果把哲学的创新引入三者的抽象结合上，可能会陷入无法澄明、难达实效的理论陷阱。
在哲学体系建构中如何把握哲学形态之间、哲学与时代、哲学与中国实践的关系，必须立足于世界和中国发展现实，扎根于实践，参照不同哲学形态发展中所形成的规律性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颇具个性的哲学观念和哲学体系，这才是合理的方法论要求。新哲学的发展及其体系的构建，主要的还是要从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进行新的把握和总结，这是唯物主义原则的基本贯彻，也是我们需要坚持的根本出发点。
（摘自《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