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研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多少有些“虚火”，这一方面来自于社会生活、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对“哲学何为”、“哲学何用”的不断质问，另一方面来自研究者们对“哲学是什么”、“哲学如何言说”、“哲学为谁而言”、“中国的哲学如何建构”等诸如此类问题的自我拷问。在纷繁复杂、充满矛盾和遭遇现代性困境的现代中国社会里，哲学充当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具备什么功能，这些本不应该是问题的，现在都成了问题。面对现实、面对生活、面对实践、面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功能产生了漂移，直接导致了某种学术焦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展开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启蒙与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让人们见识到了哲学的无限魅力，即认识到哲学具有充当理论先导、思想先导，为社会政治生活提供理论资源和思想方法，以世界观、方法论启迪人们的智慧的功能。
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进行，学者们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哲学研究的氛围不断宽松，学术研究的基础与条件也大大改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的风气得以形成，马克思哲学学科开始有了相对独立发展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和由此延伸的关于主体性原则的讨论，触发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层思考，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是对传统马克思哲学教科书的反思。对教科书的反思也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思过程中，相当多的研究者们主张重新凸显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认为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是与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因此主张将马克思哲学定义为实践唯物主义。虽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此观点却由于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感而受到广泛的关注，从而在马克思哲学界形成了强势的“实践话语模式”。由“实践话语模式”开始，马克思哲学的学科性从此变为现实，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功能转向了学科发展的道路。
把马克思哲学作为学科来建构，自然关涉到哲学学科内在的深层问题，如本体论、价值观、方法论、历史观、哲学范式、言说方式等问题。学科发展的需要使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们自觉不自觉地与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沟通与对话，并在解读、阐释经典文本的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许多相当个性化的哲学话语，如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生存论哲学、生活哲学等。
但是，伴随着研究主题和方法逐渐走向深化，必然涉及到研究路径、理论的价值旨趣、对哲学话语的功能定位等多种选择。
二
从哲学家的生存方式上说，哲学家是以理论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理论思维始终是哲学家的本分，思想的批判和反思，思维范式、理性的批判和建构，这些关乎人类生存的深层问题，是社会分工赋予哲学家的角色要求。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是人类对哲学家的角色规范，在这点上，哲学家是超俗的，神圣的。从另一方面讲，哲学家又是现实的、民族的，因为哲学家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里，生活在民族的文化之中，生活在以民族为主体的社会生活之中，民族的生存、文化、语言、思维，无不浸润、滋养着哲学家的思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可以直接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因而民族的立场，也是哲学家哲学言说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要件，哲学的现实性也包含了哲学的民族性。只有成族的，才可能成为世界的、人类的。因而哲学的言说，哲学话语的构建，又不能不遵循民族的传统思维言式、话语表达习惯以至于文化传统。
上世纪90年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强化了问题意识，使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得到加强。相应地，哲学界也出现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发展态势。由此，文本研究形成一股热潮。学界热衷于学术话语的构建，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了很多研究者基本的学术价值取向。就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越来越多的专业研究者感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话语空间越来越狭窄，哲学作品越来越难读懂；作为学术期刊的专业哲学编辑，体会尤深，每年阅读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然而其中让人感受到哲学家的智慧和理性光辉的文章却不多。
毫无疑问，学术性的加强是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如何建构彻底的理论？这肯定要研究者具有坚定的理论勇气、坚实的学术基础；否则，何以形成理论的解释力、透析力和说服力？马克思自己首先就是个学问家。没有学问家这个前提，马克思能创作那么多的鸿篇巨著吗？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把学术性与哲学理论的品格割裂开来。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应当也可以历史地统一起来。
学术性是哲学话语表达的基础与前提。哲学家表达哲学思想往往只使用属于哲学的专业语言。专业术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哲学家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哲学研究也只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因此，哲学家也需要融入社会生活，哲学研究需要介入社会生活、干预社会生活。如何干预社会生活？如何介入社会生活？我认为，具有深厚的学术含量的哲学话语就是最基本的干预手段。话语的内容是哲学家的思想，话语的形式、言说的方式则要通过社会生活加以检视与修正。哲学不是象牙塔，哲学家的作品应当也必须面对读者。如果哲学家只会用专业术语，那么，读者可能就无法理解与接受哲学家的思想。因此面对社会生活，哲学家应当同时能够操作生活语言，让哲学话语深入浅出，让哲学思想真正为读者、听众理解与掌握。
三
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品格是它的实践性和批判性，其理论的最高旨趣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性建构了实践哲学话语，批判性建构了批判哲学话语。马克思哲学的双重话语，其现实对象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其话语切入现实的方式是将批判作为武器，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养都很深厚，但他们没有把自己所创立的哲学停留在书斋中，成为某种“经典”学说，而是使之变成无产阶级的武器。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切入社会生活的方式，它的前提是理论的彻底性。
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鲜明的哲学形态，当然要有自己独特的表述哲学理论和命题的话语方式，并且这种话语方式要随时代主题的变换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式。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发展到今天，至少经历了阶级斗争话语、生产力话语时代。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中国人肩负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使命，因此，既需要坚持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更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过程中，在面对人类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重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话语形式，建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论解释模式。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应当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哲学价值立场。用已故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的话说，就是以反思和建构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为己任，创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言说方式，并用它来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让马克思哲学真正成为民族的精神武器。[2]
在学术个性化、多样化的哲学话语中，我们必须重估各种解释模式，对其理论的解释力、透析力和说服力做重新检视。当代马克思哲学新形态需要有公共性的哲学话语，马克思哲学也不应该拒绝公众的理解。同样，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可以也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话语表达形式，只是，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不能相互背离。哲学要“改变世界”，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切入生活世界、切入生活话语。当然，哲学自身也需要从生活话语中获取养分。由此，马克思哲学才能复归功能本位——不仅是解释现实、解释历史，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革命的理论变成革命的实践，指导现实、改变现实，最终推动历史的发展。因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