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范畴作为外延最广、概括性最强的范畴,反映的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普遍的特性、层面和关系。哲学范畴的发展变迁,与一定时代的哲学观、哲学思维、哲学体系密切相关,从而映射着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哲学的变革历程。
一 以“本体”为核心的哲学范畴
从人类脱离野蛮时期、进入文明社会(早期)一直到中世纪末,都属于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阶段。在这一阶段,本体论是哲学思考的重心,核心的哲学范畴即是关于世界的“本体”、“本源”、“始基”的范畴,即作为世界万物的源泉和最终归宿的范畴。其它的哲学范畴则是对于这类范畴的外在、或内在的规定。
由于古代科学与哲学笼统、混沌未分,哲学范畴与科学范畴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世界各个文明发源地的哲学家提出和论证了许多关于世界的“本体”、“本源”、“始基”的范畴,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和“非存在”、恩培多克勒的“四根(地、水、风、火)”、阿拉克萨哥拉的“种子(奴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和“虚空”、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中国的“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道”;等等。显然,这些范畴既是科学(数学、物理学等)范畴,也是哲学范畴,它们都具有神秘性、朴素直观性、模糊不确定性等特征。相比原始神话、巫术等用象征、比喻来解释世界,“本体”范畴的产生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使人类思维从表象思维进入了抽象、逻辑思维阶段。
欧洲中世纪是宗教神学统治的时期,哲学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沦为宗教神学的婢女。宗教神学本体论不仅将超自然的“上帝”视为世界的本原和创造者,而且也视为一切价值之源,因此,一切信仰、思考都围绕着“全智、全能、永恒、无限”的“上帝”来进行。对本原的探求也就转变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都曾为人所注目。
总体看来,古代本体论范畴的演变经历了如下三个时期:最初是围绕世界的“本体”、“本源”、“始基”是什么、是“一”还是“多”进行探讨,这一阶段的其它哲学范畴,如“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变”与“不变”等,都与“本体”、以及“本体”是“一”还是“多”密切相关。后来,“一”和“多”的问题上升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即作为世界本体的东西是普遍的还是个体的问题、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这里又涉及到“实体”与“属性”、“质料”与“形式”、“潜能”与“现实”、“质”与“量”等一系列范畴。中世纪神学本体论之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是“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争论的继续。实在论认为,“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是独立于个别事物之外的客观实在;一般性最高和普遍性越大的观念,其实在性就越大,如上帝的观念最普遍,故上帝最实在。唯名论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没有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一般”。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已经触及到了“共相”(“一般”)和“实在”、“感觉”和“理智”的关系,涉及到“一般”、“共相”的来源,预示着范畴发展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①。
二 “认识论转向”与认识范畴的突显
随着近代文艺复兴、实验科学的兴起,特别是科学的里程碑式的突破———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人们在哲学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关于“本体”、“共相”从何而来、如何得知等问题也有了全新的思路。当其时,科学逐渐成为一切学术、包括哲学的范式。人们认识到,科学不仅能够解释现象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超越这些现象去说明自然物的原因,达到现象背后的本原或本体。关于世界是怎么样的,人们可能获得怎样的世界图景,获得关于世界的何种知识,哲学并不会知道得比科学更多。即科学的界限一般也就是哲学的界限。既然科学自身具有认识世界本体的能力,哲学存在的必要就受到了严峻的质疑。于是,哲学只得放弃关于“世界是什么”这种本体追问,转而思考“如何认识世界”,即出现了所谓“认识论转向”,如笛卡尔给哲学规定的中心任务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的知识的依据是什么?”
随着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及人们在认识领域的探索,作为人类认识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网上纽结”的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突出出来了,如作为认识对象的“本体”、“对象”、“实体”、“属性”;说明认识性质和来源的“经验”和“理智”、“感性”和“理性”、“主观”和“客观”、“先天”和“后天”、“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等;作为认识结果的“观念”、求 索/2004/1128 “概念”、“判断”、“知识”、“真理”等。这些范畴的逐步展开、完善,反映了人们认识过程的深化。
当然,认识论转向并不否定本体论(存在论)的存在和意义,而只是对它的“扬弃”。在这一“扬弃”过程中,本体论问题作为认识的前提、基础而起作用。特别是到了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反对基督教、君主专制的斗争的深入,认识、思维领域的斗争也趋深入,法国哲学通过探索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从经验论出发导入了唯物论,建立了以“自然”、“物质”为核心的物质论的范畴体系。自然和本体论阶段的核心范畴以“物质和精神”、“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方式,成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较量的焦点。
继之西方哲学的发展,如英国的经验论发展为休谟的怀疑论,大陆唯理论演变为莱布尼茨—沃尔夫独断论的形而上学体系,法国唯物论忽视思维的能动性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西方哲学各种矛盾、对立日益尖锐化了。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革命,正是这种矛盾、对立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它以消除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达到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为目标。如康德给自己的“批判哲学”规定了考察和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确定人的认识能力的范围与限度的任务,并把“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视为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但他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对立起来,认为理性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无力认识事物的本质,人的认识不可能达到“自在之物”;当理性企图去认识“自在之物”时,必然陷入“二律背反”。黑格尔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揭示和分析了自然、社会与人的认识、思维领域的矛盾,并对已往的许多哲学概念和范畴,如一般和个别、普遍与特殊、有与无、有限与无限、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可能性与现实性、知性与理性、同一与差别、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偶然性与必然性、必然与自由等,都做了新的辩证的解释。在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将理念、精神看成在先的一种脱离人脑而独立自在的东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则是理念、精神发展转化而来的,从而将范畴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产物。与黑格尔相反,费尔巴哈则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可见,近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主体”和“客体”、“人”与“世界”的二元对立中,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而且,在这一时期,通过上述认识论范畴,在哲学基本问题的框架内,人们构造出了一个包括本体论在内的庞大的系统的知识论、真理论体系。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庞大、无所不包的“总结性”体系,更是传统哲学发展的顶峰。
三 范畴史的“语言学转向”
任何事物一旦达到顶峰,也就是其衰落的开始。黑格尔哲学那庞大的思想体系、无所不包的“总结性”内容、空泛思辨的论述风格,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与反感。现代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正是反黑格尔哲学“淡而无味、名不符实的总结”②的产物。
在现代哲学史上,孔德第一个举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开创了“实证哲学”之路。后来,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分析哲学家,如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摩尔、以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从“拒斥形而上学”出发,由关注认识能力问题,转向关注、分析表达这种哲学认识的媒介。
他们认为,传统思辨哲学的误区,就在于他们错误地使用了语言,制造了种种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因而他们将语言分析视为哲学的使命,希望从现代逻辑输入精确性,从现代科学引入方法论,把语言问题当作突破口,运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使哲学逻辑化、科学化和分析化,由此达到哲学思想的明晰性和确定性,从而单独地、确定地、一劳永逸地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后来,这种哲学运动成为英美甚至整个英语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研究方式,并在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
在“语言学转向”阶段,哲学的主要范畴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那些“守旧”的哲学家对于这些范畴或不以为然,或不知所云,甚至都不明白哲学为何物了。扼要地说,这一时期的主要范畴有“语词与概念”、“语句、陈述与命题”、“意义与指称”、“能指与所指”、“使用与提及”、“先天与后天”、“分析与综合”、“偶然与必然”、“证实与证伪”、“真与假”、等等。其中,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意义”,全部范畴的任务都在于分析、确定哲学语言的意义,消除其中的混乱与无序,减少思维的不必要浪费。
“语言学转向”强调了哲学讨论的语言中介和分析工具,澄清了不少哲学疑难问题,使哲学思维方式的训练得以前所未有地加强;特别是它强调“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试图通过语言这种“思想的直接现实”、“现实生活的表现”来把握世界,从语言的意义研究世界的意义,有其合理性和独到之处。但同时,“语言学转向”也使哲学更趋技术化、专业化、学院化,特别是其“只看病,不开药方”的思维方式,严重脱离了人与人的现实生活,脱离了时代面临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问题。马克思就像早就预见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似的,他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③正是由于语言哲学的上述根本缺陷,因而在现当代哲学中已经逐渐式微,沦为一种纯粹的哲学方法、哲学工具。
四，范畴史的“价值论转向”
无论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还是“语言学转向”,都是“拟科学”的,科学研究范式受到其一致的顶礼膜拜。这种哲学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如高度的理性化、逻辑化、专业化、技术化,但却存在许多根本性的局限性和困难。如这种哲学中常常找不到具体的、历史的、活生生的“人”,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哲学是所谓“人学空场”;它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及其作用,过分强调物对人的决定、制约作用;甚至在对物、对象的解释方面,也过于强调确定性、精确性、必然性,而忽视偶然性、模糊性、非决定性;……在观察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归纳问题尚待解决、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哲学观重新抬头等情况下,哲学的“拟科学梦”与科学神话一起,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苦苦求索之中,人们蓦然发现,在认识论指向的“实然的”事实世界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应然的”价值世界。哲学作为求解人与世界之谜的智慧之学,不仅包括说明世界之谜的“宇宙智慧”,而且也包括指点人生迷津的“人生智慧”;关于事实、知识、真理的探索,与关于价值、人生、实践的问题,自古以来各是人们穷索的“两个半球”。如果把目光投向那129 些具体学科,我们更会发现,价值论的内容一直是许多具体学科的主题,如伦理学之善恶,美学之美丑,经济学之得失,宗教之神圣,政治学之正义和公正,……缺乏的只是一般价值概念,以及一般哲学层面上的总体性的理论思考。于是,在哲学的“拟科学梦”破灭的同时,与各门具体学科再次出现综合、系统研究相一致,在总结新的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一般价值概念出现了,“一般价值理论”兴起了,哲学出现了所谓“价值论转向”。———当然,价值论转向也并不否定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之作为哲学基本分支的事实,只是使得传统的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及其范畴的研究获得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在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回到康德去”的旗帜下,他们着重从价值论角度解释康德学说,强调哲学的首要问题不是实在问题,而是应当问题即价值问题。如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批评“实证的时代”重客观性,轻主体性;重事实,轻意义;重证据,轻情感。科学和实证主义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对哲学构成瓦解之势,一是它放弃了哲学的教化功能,结果“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这种“科学人”在使用技术时只对事实负责,而不对人负责;二是它排斥对“整个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把人生及生活世界与科学、哲学相隔离;三是认为形而上学问题无意义,“拒斥形而上学”,无异于将哲学连根拔起④。正是基于对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的批判,弗莱堡学派才将价值论作为哲学的科学基础。
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的重要标志,是一系列价值范畴的出现、并被置于哲学的核心地位。这类基本范畴有:“实践”、“主体”和“客体”、“主体性”与“客观性”、“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存在与意义”、“目的”、“意向”、“需要”、“情感”、“能力”、“认知”与“评价”、“选择”与“创造”等。而核心范畴是“价值”,其它范畴都是围绕“价值”的存在及其性质、对于“价值”的认识(“评价”)、以及“价值”的创造与实现而展开的。可以说,“价值”范畴的引入,现代哲学对价值问题的重新关注,是对哲学的人学本质的重新首肯,是对“人是目的”、“以人为本”,要求哲学回归人的生活、实践的反响。它不仅是哲学上的一种研究视野和趣向的转变,更反映了人对自身、对世界把握的一种更高的追求。
五 实践论范畴的新革命
在对全部旧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哲学范畴史最具革命性、创造性的成果。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把“实践”作为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⑤一切旧哲学共同的失误之处,就在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而与以往的一切旧哲学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把实践的观点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把实践范畴作为全部哲学的基石:
从存在论(本体论)来说,虽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不怀疑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的存在,但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被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感性世界”、“对象世界”、属人世界,才是对人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它既是人生存、生活的现实环境,又是人进一步改变世界的前提与基础;从历史观来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与人类社会不仅是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而且也是在实践中存在与发展的。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⑥正是人的永不停息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推动社会矛盾运动,使人类社会生生不息,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化为另一种社会形态;从认识论来说,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人的思维、认识是实践的产物,它根源于实践、来自于实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⑦实践是产生、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根本环节,是主体能动地、创造性地反映客体从而获得真理的根本环节。人的认识、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加以检验;从价值论来说,马克思强调,他的全部理论都以“改变世界”的实践为目的:理论必须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化作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现实的感性的人及其价值目的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动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为认识而认识”、“为科学而科学”,一切认识、思维活动都服从于人的价值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合乎价值目的的世界。
可见,正是在实践范畴这一基石之上,全部哲学、哲学范畴都得到了新的解释和说明,在哲学中找到了新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体系也才建构起来。
(原载《求索》2004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