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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论

【谢维营】论哲学话语的历史流变

众所周知,人类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反映世界,语言行为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行为。语 言的使用称为言语,言语的结果叫做话语。以往的人们研究哲学,大多从话语的内容着 手,力图透过话语本身去揭示其所蕴藏的思想、意义。这样做的结果,好处是见解深刻 ,给人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收获;局限是容易强加于人,把古人、前人的话语中 本来没有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而且,由于哲学话语的多义性和歧义性,因而对历史上同 一个哲学家的同一段话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解释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的“研究”多 了,必然损害哲学研究的声誉和形象。本文试图跳出传统哲学文本解读方法的窠臼,另 辟蹊径,拟从哲学话语的形式特征入手,考察哲学时代的历史演变。

根据哲学话语的形式特征,我把历史上的哲学话语分为四种大的类型,它们分别是儿 童话语、神秘话语、人文话语和权力话语,与之相应的是哲学的童话时代、神话时代、 人文时代和官话时代。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划分的根据是哲学话语的主流。 实际上,不同的哲学时代,其话语是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今天被称为“哲学危机” 的危机,并非整个哲学的危机,而是“官话哲学”的危机。哲学话语的未来发展趋势是 :用“生活话语”即“实践话语”去代替“权力话语”,用“实话哲学”代替“官话哲 学”。

一、儿童话语:哲学的“童话”时代

人类文明是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开始的,我们的考察只能从有文字记载的时 代开始。在此之前如果有“哲学”(例如某些图画中所蕴涵的所谓“哲学思想”或“哲 学活动”),只能称之为哲学的史前时期。

人们公认,中国的先秦时代和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属于人类哲学文明的早期,哲学 家杨适把这一时期称为“哲学的童年”。[1]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但却是一个非常贴 切的比喻。站在今天“成人”的立场上看,人类在哲学的童年时期说的话自然属于“儿 童话语”,其哲学我把它叫做“童话哲学”。

“儿童话语”,顾名思义,是儿童说的话。那么,哲学的“儿童话语”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童言无忌”,胸无城府,不计后果。儿童没有成人的阅历和城府,不需要过 多地考虑言语之外的利害得失。因此,我们在哲学的“童话”中看到的是哲学家们( 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说实话,准确点说,在当时并没有专门的“哲学家”)出自内 心的表达,他们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担当生前话,何计身后评”。孔子不信天而“ 畏天命”,墨子严肃地论证鬼神的存在,老子厌恶文明,庄子想做蝴蝶,荀子直言“人 性恶”,韩非教人重视权术,杨朱公然宣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何等露骨 的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鲜明地体现出这一时代哲学的特色 。在古希腊,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放弃了显赫的贵族门第和生活,传说他晚年隐居在狩 猎女神的庙宇附近,常和儿童一起玩骰子,靠吃草根树皮过活。不管这些是不是真的, 其话语晦涩难解,像孩子的话一样难以捉摸则是公认的。

第二,想象丰富,思想自由,不拘一格。古代哲学家都是幻想家,其想象的丰富多彩 和话语的奔放自由,经常让我们叹为观止。庄子创作《逍遥游》,亚里士多德的学派称 之为“逍遥学派”,都决非一时的兴之所之,而是表达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思 想态度。他们不知疲倦地探讨世界的奥秘,对世界万物的“始基”作出了成千上万种解 释。泰勒士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色诺芬尼 认为是神,巴门尼德认为是存在,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德谟克利特认为是原子,柏拉 图认为是理念,阿那克萨戈拉认为是种子,恩培多克勒认为是火、水、土、气“四根” ,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质料、形式、动力、目的“四因”等等。中国哲学家也有大量类似 的说法,如认为“天”、“道”、“气”、“神”、“阴阳”、“五行”等等。形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客观因素外,文化思想和话语形 式发展的自身逻辑也不能不加以重视。

第三,天真单纯,语句活泼,表述奇特。古代哲学家是灵活运用语言的大师,他们把 语言的灵活性、多样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用到了极致。老子说:“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这样的话无论如何 解释似乎都有道理。无独有偶,庄子的话与老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说:“大言炎炎 ,小言詹詹。”(《齐物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 之,贵贱不在己。”(《秋水》)庄子既怀疑正常认识的可能,又怀疑认识者是否在认识 ,甚至怀疑“怀疑认识者的怀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 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而疑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齐物论》)不但老庄的“道”是“玄之又玄”的 ,而且老庄的话也是“玄之又玄”的。然而,正是这“玄之又玄”的《道德经》和《庄 子》,使后世无数《道德经》和《庄子》的解释者成了文化名人。这些著作既让后人感 到骄傲,也使后人感到惭愧。当然,古代能这样灵活运用语言的“童话”哲学家绝非老 庄二人,也绝非中国独有。

因为是“儿童话语”,所以“成人”对这些话不能过分当真,尤其是不能用成人的道 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去要求儿童。说实话,我对今天有些人硬要把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定性 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感到不太理解。读过他们的著作的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他 们的思想并不是始终一贯的,他们的话语复杂丰富,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其思想。另 一方面,他们还没有成人的党派意识,如果一定要给他们划定派别,那也极可能是牵强 附会,名不副实。正像一个儿童说了一句话或做了一件事,我们不能据此就判定他是自 由党或保守党,是民主党或共和党。

或许是儿童的话语不受约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所以童话哲学时代的 思想是那么丰富,话语是那么清新隽永,耐人寻味,它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也特别丰硕 ,它是哲学长河的真正源头。

二、神秘话语:哲学的“神话”时代

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童年时代,哲学的“童话”也不会永远延续下去。在经历了天真 烂漫的童年时代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神教统治时代,与之相应的 是这一时期的哲学中充满了神秘话语,我把这种哲学称为“神话”哲学。

“神话”哲学在中国外国都有,东方西方概莫能外,而且在历史上统治的时间特别长 。任继愈说:“西方中世纪与中国古代同属于神学统治时期。”[2]在西方,从古罗马 帝国解体到欧洲文艺复兴,共历时一千余年。在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到五代十国,也历 时近千年。在欧洲中世纪,“神话哲学”主要表现为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们研究 的主要是与人世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上帝以及上帝居住的天堂;经院哲学家们所热衷争 论的“一”与“多”、“唯名”与“唯实”、“共相”与“殊相”等极其抽象的哲学问 题,也是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全知全能。在中国,道教起源在先,至魏晋南北 朝佛教兴起,隋唐达到全盛时期,当时全国的佛教寺庙遍布城乡。中国的“神话”哲学 主要表现为佛教哲学与魏晋玄学。佛教哲学家们所要解决的是人们的主观信仰问题,如 智顗的“三千一念心”,湛然的“无情有性”说,惠能的“心动”论,探讨的都是人的佛性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基督教神学有许多共同之处。魏晋玄学中的“贵无”思想 ,“玄冥”“独化”的神秘主义世界观,关于“有”与“无”、“一”与“多”的争论 ,同西方经院哲学研究的内容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人类为什么会经历这样一个神教统治的时代?哲学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神秘话语”占 统治地位的时期?有的著作将其归结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3](P195197)。我认 为这是大成问题的。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观点明显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 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嫌疑。从实践上说,这样的说法把人们的主观世界的问题单纯看成 是政治制度造成的结果,很容易得出极端的结论,导致实践中出现各种偏差。我认为, 人类社会和哲学话语经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 客观历史条件上看,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社会“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 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4](P83)从主观因素看,思想、文化以及表达它们的语言都有一个 逐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当人类的发展还没有可能超越某一历史阶段的时候,其思想、 文化和语言就总体来说也只能停留在该特定阶段。这是“神话哲学”历时长久的根本原 因。

神话和鬼话有联系又有区别。神鬼都是人们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想象,但在价值评价 上截然不同。神是人们敬畏并希望得到其保佑的对象,因而千方百计想接近神,神话是 人们的一种美好的理想,是人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面前无能为力但又不甘沉 沦的精神寄托,其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容置疑的;鬼是人们惧怕且避之惟恐不及的 对象,人们对鬼的祸害心存疑惧又无可奈何,鬼话是人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胡 编乱造出来的,当然谈不上什么正面的价值。那么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神学和中国隋唐 佛教哲学(加上经院哲学和魏晋玄学)是神话还是鬼话?我认为属于神话,因为我确信它 们有正面价值。

三、人文话语:哲学的“人文”时代

皮亚杰对儿童心理的发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注意对象是有一个变化过程 的:儿童开始只对周围环境感兴趣,然后对与环境有关的其他事物有较强的好奇心,只 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对自身感兴趣,产生“自我意识”[5]。个体的心理发生对于 群体意识变化历程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人类哲学思想和哲学话语的演变也大致遵循这 样的规律。在经历了对人之外的现实世界与非现实世界的探索以后,哲学开始真正关注 起“人”的问题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表现出了重视人、关心人的强烈的人文精神 。这一时期的哲学话语我把它称之为“人文话语”,这是哲学的“人文”时代。

在“童话哲学”时代,人类的主宰力量是自然,人们对自然的始基和本原充满了好奇 ;在“神话哲学”时代,人类的主宰力量是神灵,人们对超自然的鬼神充满了敬畏;只 有到了“人文哲学”时代,“人”才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潜意识变成显意识,成为哲学 的中心乃至整个文化的中心。

“人文哲学”是从反抗神学开始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重视人,尊重人,把人当成人 ,以人为本。人文精神是“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以及表现在这种追求中的自由本 质的展现。……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6]( P9)“人”是“人文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哲学的“人文话语”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最为典型,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达 到高峰。意大利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瓦拉,荷兰的爱拉斯谟,法国的拉伯雷和 蒙台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卢梭、迪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 则是“人文哲学”的集大成者。限于篇幅,此处只举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为例。但丁 认为,人是高贵的,但人的高贵不在于出身门第的高贵,而在于他的个人品质,在于个 人天赋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所以,“人类最自由的时代,就是它被安排得最好的时候。 [7](P359)彼特拉克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7](P361)这句话 成了人文主义的名言,就是到今天也还不失其积极的意义。薄伽丘主张,自然把人创造 得既美丽又匀称,所以,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人生来平等,但后天却有贵贱之分。 个人品质的高低把他们分成“贵人”和“贱人”。造成个人品质高低的原因,主要是教 育、修养和个人意志。[7](P364)瓦拉认为:“对我来说,我的生命要比整个宇宙的生 命有更大的幸福。”[7](P366)不应该认为这是极端唯我论,在神学告诉人们:人不过 是神的工具和作品,并且这种思想统治人们数百年之后,有人认识到人(特别是个人) 宝贵,难道不伟大吗?爱拉斯谟在《愚神颂》中,把“愚神”人格化,全书都是“愚神 ”在说话。愚神嘲笑贵族僧侣的腐败堕落与禁欲主义,歌颂人性的解放,歌颂人们寻欢 作乐,顺着自然规律,争取幸福的生活。拉伯雷的《巨人传》通过小说描写表达了人文 主义的理想,他所精心塑造的“特莱美”修道院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修道院内的整 个生活起居,不须法规章程规定,而取决于各人的自觉与乐意。他们的规则只有一条: “随心所欲,各行其是。”[8](P207)从这些描写和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文主义 的大师们关注的不再是“神”的世界,而是现实的人的幸福。在受到封建神学和经院哲 学一千余年统治以后,这些话语对人们心灵的巨大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它们对于当时的 精神自由和思想解放起了启蒙作用。

 

在中国,不存在与西方“人文话语”相同或相似的时代,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 性和人文主义大旗,鼓吹人的解放时,中国的思想家们还在讨论“存天理,灭人欲”的 大道理,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到宋明时期反而 得到不断的强化。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与杨仕德薛尚谦书》)从统治阶级到他们的御用文人都在用全力来剿灭人们心中的 “贼”,这样的时代当然不可能产生人文主义的大启蒙和人性的大解放。只是到了清朝 末年,在龚自珍、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中才出现了一些零散的人文主义思 想。但在民主主义革命大潮到来之际,这些话语不但显得软弱无力,而且是不合时宜。 它们最多只是西方人文话语的微弱的回声。真正宣扬人文主义和人性解放的时代是“五 四”运动及其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不过,这一时期的革命任务压倒一切,人 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性的解放反倒成了配角和附带的东西,被摆到了次要的位置上。这是 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

四、权力话语:哲学的“官话”时代

从广义上说,“权力”也就是一种支配力量。“权力话语”指具有支配力量的话语。 “官话”在这里是一种借用,指的是那些具有支配力量的话语或力图具有支配力量的话 语。在儿童话语、神秘话语、人文话语时代,哲学也对人类精神生活发生这样那样或大 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总的说来,这些时代的哲学还没有达到企图凌驾于别的思 维形式之上的程度。

17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古老的哲学有了新的话语形态,哲学家们已经不 满足于站在一边发议论,不满足于和别的思维形式平起平坐。哲学试图为人类的精神领 域铸造普遍适用的永恒原则。这一想法通过笛卡尔和康德的努力达到了理论的高度。按 照笛卡尔——康德模式,人的心灵可以准确无误地反映客观世界,而哲学在人们的心灵 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探讨心灵结构以及知识之可能性条件,解答 主观如何与客观相适应等认识论问题,以建立各门科学和各种反映方式都必须遵循的哲 学方法论。哲学家幻想这样的特权:他们不但能够决定一种理论是否正确,而且能规定 理论思想与客观存在的真善美之间的合法联系。这样一来,哲学在芸芸众学中就被拔高 为“科学之科学”,被认为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哲学家们踌躇 满志,他们以一系列抽象的非历史性的概念如必然性、普遍性、理性、客观性、绝对性 等等作为知识的真理标准。[9](P192193)哲学不再是表达一种与其他反映方式平等的 意见,而是要竭力证明自己是唯一永恒正确的“绝对真理”,是经得起人类发展的历史 考验的“最终成果”。哲学家们以知识的裁判员和法官自居,企图为自然科学和社会人 文科学“立法”,企图支配人类的精神生活。有的哲学(如黑格尔哲学)由于其特殊的政 治立场和特殊的话语,还被封为“国家哲学”,获得了政治权力的特殊保护,成为名副 其实的具有真理裁判权和政治支配权的“权力话语”。

“权力话语”的特点主要有:一是武断性。在根本的哲学立场上,任何一种形式的官 话哲学总是宣称自己是唯一科学的正确的真理,不能容许任何与自己的意见不同的观点 。二是投机性。在具体的哲学结论上,官话哲学用许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语冒充 科学知识,以便在遇到反常和危机时能够保证其解释的权威性和正确性。此外,官话哲 学善于察言观色、辨别风向,投合社会舆论与政治权力的需要,努力把自己塑造成社会 的先知和时代的代言人。三是狭隘性。官话哲学囿于自己的狭隘的地盘构造体系,固步 自封,夜郎自大,但却硬把它所展示的东西说成是世界的全部。四是贫乏性。官话哲学 不思进取,不敢创新,热衷于某些老话、套话的机械重复,视新思想、新话语为维护官 话哲学权力地位的大敌,因而思想内容贫乏,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陈词滥调。五是软弱性 。官话哲学貌似强大,来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其实外强中干,底气不足,腰杆不硬, 随风摇摆;或经不起挑战和质疑,在别的哲学的打击和批评下一落千丈,土崩瓦解,成 为思想史上匆匆的过客。

五、结语:哲学话语的未来

哲学话语的流变,既是人类生活发展变化的反映,也是哲学语言游戏规则变化的见证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有不同的哲学话语和哲学语言的游戏规则 。在不同的规则条件下,各种哲学话语体系都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像不能用古代的 语言规则来评判和限制今天的人说话一样,我们也不能用现时代的流行话语规则去褒贬 古人的话语,尤其不能用非哲学的规则来否定哲学。大哲学家和大数学家伯特兰·罗素 在《西方哲学史》序言中说,哲学是介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因此 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哲学与科学本来就是两回事,当哲学与科学还不能分清你我的 时候,用哲学猜测代替科学研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一旦哲学和科学有了明晰的界限, 就不能再用哲学的原则为科学研究划定框框,同样也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评价哲学、否 定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不少流派都犯了相同或相似的错误。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哲学危机的议论一再被提起,哲学的路也似乎越走越窄。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例如社会进步的节奏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迅猛,经济开 放性和全球化,政治力量的不断强化和中心化,等等。相比较而言,哲学被弱化和边缘 化了。但是笔者认为,造成哲学危机的根源还在哲学本身,其中的关键在于摆正哲学的 位置。今天的哲学和当年的“纯文学”的境遇有相似之处。当“纯文学”从社会的“骄 子”地位跌落下来以后,人们也曾经为文学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然而,“俗文学”的兴 起和繁荣证明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文学的改造出路或许可以成为哲学改革的一面镜子 。新哲学必须放弃多年来在哲学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认为哲学是精神界老大的观念,把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调剂人生的一种普通方式,它和其他反映形式只有形式上的差 别而没有地位上的不同。因此,克服哲学危机,必须放弃那种使用多年而且得心应手的 权力话语,努力适用网络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话语。这或许是又一次哲学话语形式 的否定,也或许是对“官话哲学”的革命。如果套用老黑格尔的话语,从童话哲学到神 话哲学再到人文哲学,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人文哲学到官话哲学再到新哲学, 是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那么,未来的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其话语形态是什么呢?我认为,未来的哲学 应是一种“生活哲学”或“实话哲学”,其话语形态是“生活话语”或“实践话语”。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很早就预见到了未来哲学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创立了实践 唯物主义哲学,把实践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P19)列宁说:“生活、实 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1](P142)我认为,马克思和列宁 对生活、实践的重视还没有在话语形态方面得到充分的关注。生活之树常绿,只有关心 生活的哲学才会得到生活的青睐,只有用生活话语表达的思想才能被生活的主体乐于接 受。同样的道理,人类的生活、实践永恒,则表达人类生活、实践之思的哲学永恒,哲 学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消亡的。

【参考文献】
[1]杨适.哲学的童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任继愈.瞻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4)
[3]张开城等.中西哲学述评[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皮亚杰.儿童的语言和思维(傅统先译)[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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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拉伯雷.巨人传(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9]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列宁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原载《山西师大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