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哲学发展的回眸
在20世纪，人类创造了灿烂的业绩，也毁灭了巨大的文明。人类既有成就，也充满灾难。一句话，这个世纪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特色的一个世纪。在我们背负着20世纪的甜蜜和痛苦，也带着希冀与惆怅跨入21世纪时，回眸20世纪的哲学发展，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1.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
19世纪末，西方哲学家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口号，给人们以世纪末的警告。他举起“强力意志”的哲学之锤，试图把西方的传统哲学砸得粉碎，并以“超人”重塑一种新的价值观，表示他对西方传统的反叛。
在尼采之前，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是物本主义、一元主义、客观主义、绝对主义。它主要是研究客观存在的普遍的基础、本质、规律，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构、过程、方法等等。虽然在当时也有一些人对这种哲学提出了某种疑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它的主导地位。黑格尔建立的以“绝对观念”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使它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也以牛顿发现的力学定律作为说明一切现象的绝对真理。
但西方传统哲学主流所崇尚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又出现变形，对物的追求导致对人的摧残。所以尼采的反叛可以说是19世纪末人的精神危机的无奈反响。很明显，尼采是在西方哲学家营垒中，最早敏锐地觉察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并向西方传统全面开战的人。人类应该再创造自己的世界，人是价值的赋予者，这引起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的深思，尼采也就开创了20世纪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的先河。人本主义以人代替物、以主观主义代替客观主义、以相对主义代替绝对主义、以多元主义代替一元主义。一句话，它把思考的中心从外部世界撤回到人的内在世界，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确实比以往的传统哲学主流要深沉得多。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中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无疑对它的发展又起了催化作用。
进入20世纪后，又有些哲学家并不完全反对传统哲学，但反对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反对那种把哲学归之于抽象的观念、原则而高踞科学知识大厦之顶的观点。认为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问题与观念如心物关系、主客体关系等都是超验的，因此应当废弃，而建立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知识，并认为以此就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的自由幸福。这些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以实证主义为起点的科学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是20世纪西方两大哲学流派，人本主义把人类的前景描绘得暗淡无光，而科学主义又把世界看成是一些要素、结构，它们相互对峙、抗衡。人是什么？人类将走向何方？到20世纪后期，在西方产生并盛极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中得到的答案是无解。这种理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哲学，它认为世界是无源、无理、无在、无序、直至无我的综合，人成了碎片。这真如弗洛姆曾慨叹的那样：20世纪“人死了”。
2.从哲学的断裂到哲学的无用
西方资产阶级的胜利，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世界历史性的失败丧钟。铜山西崩，洛钟东应，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终于到来。中国传统哲学在西方各种思想的冲击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各个民族的哲学，都各有特色，从而呈现出世界文明的斑斓色彩。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极其鲜明，主张天人合一、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动态平衡、中庸和谐、整体把握等等。虽然它的主体性倾向比西方来得更早，但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是建立在缺乏对自然、宇宙存在的探索基础上，也没有宗教的真正滋润，还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强烈的伦理倾向，使它难以达到形而上的超越性高度，故缺乏思辨的深度而带有朦胧色彩。
进入20世纪后，中国传统哲学由于它自身的一些先天不足，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冲击下，显得毫无反击之力。另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理性与封建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它被“五四运动”请下神坛也就不足为怪。而“五四运动”又未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进一步改造和革新它，中国传统哲学出现了断裂。
但又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给中国哲学的发展留出了一个空间。西方哲学曾风行一时，虽然它没能扎根，但始终在影响着人们。而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要求又使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它与中国国情的某些认同，使之逐渐生根、开花、结果，并且中国化了。而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有很大的失落，但它同样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这样，中国出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并存局面。
建国以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曾经被认为是封建的，西方哲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这造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它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以某种方式和在不同性质上为政治斗争服务，它同政治路线关系特别密切，干预社会生活特别自觉。到“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干预达到了顶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再高举，又恰恰损害了它的意义，造成了“哲学的贫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多地注重立竿见影的实利，又不得不发出“哲学无用”的叹息。
3.从社会生活的变化到哲学发展的契机
哲学在迈向21世纪之际，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出现了危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生活急剧变化所致。现今的西方社会，最明显的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物质文明，以及人们精神的颓废和道德的丧失，对物质利益的极力追求，以及自然生态的恶化。在这种物质文明和技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压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强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人们变成了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没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单面人”，社会也成了“单面社会”。而随着科学技术在对自然界的征服中所表现出来的神奇力量，一种精神的自大狂不断膨胀，似乎人类可以随意地“摧残”和“掠夺”自然。这又不可避免地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甚至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些使人对自己的生存和奋斗又感到困惑与恐惧，也不知将被命运抛向何方。从世界范围看，人们对资源的掠夺和消耗，全球化下一触即发的经济大战，民族间的利益争端，又使人们操刀弄棒，世界充满着新的危机。
反观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百年来也是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的混战，生产的萎缩，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把中国人拉入痛苦的深渊而拼死挣扎。随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走上了独立解放的道路。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一度失误，导致前进道路的一波三折，没有顺利地找到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方式。现在，改革开放无疑是条现实的道路，但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传统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正在逐步被消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与实际结合中的某些变化与发展，又使人们一方面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选择，只好跟着感觉走。随着开放的深入，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的诱惑又促使人们加速地奔向金钱。同时，人口的激增与素质的低下，资源的相对不足与经济实力的落后，又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中国人。
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人们的精神家园，面对着纷乱的社会生活，确实会感到困惑。但是只要生存和思考没有停止，就会有哲学，“死亡练习”就将做下去。因为哲学是来自社会生活，忠实于社会生活的。它的任务是要在混乱中找清晰，从危机中找出路，它自身也将摆脱困境走向新生。所以这种困惑正是一种反思，一种发展的前奏，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正是哲学发展的一个极好的契机，这将是个需要哲学大师，也将产生哲学大师的时代。这些使得哲学注定要带上悲壮和多情的色彩。
二、21世纪哲学发展的思考
回眸20世纪社会生活和哲学的状况，在刚跨入21世纪之际，我们展望哲学的发展，将会看到：探讨和创建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是21世纪哲学的主题，它的实质是人类生存与交往实践的哲学。这个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侧重点和角度有所不同。而在21世纪中做好这个工作，将会有其鲜明的特色。它将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及西方哲学之间有更多的理解与交汇。这是因为这个主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能独立解决的，而且各种哲学也不能穷尽宇宙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为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决定世界性的精神生产的原则所规定。
1.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从交锋到交汇
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早已开始交锋，到20世纪更甚。西方的不少思想家曾经深入地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但这种研究更多地是从中国沉重的精神包袱，从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文明的角度进行，而傲视中华。中国早期一些学者，也曾经提议以东方文明来医治西方文明病，而教化众生。因此，这种交锋更多的是从两种哲学对立的方面进行，得到的更多的是偏见与傲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要真正认识各自及对方较长时间产生的精神的积淀，无疑是天方夜谭。随着20世纪人类坎坷历史的展开，特别是到20世纪后期，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广泛交流，世界在认识中国，中国也在认识世界。人们看问题的态度日趋客观，看问题的角度也呈多样，对各自哲学内涵的认识也更深刻。
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和谐发展，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交往来说，是个共荣共存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已经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魅力，并认为它里面有可以挽救人的危机、自然的危机、世界的危机，因此也能挽救哲学的危机的可供进一步挖掘的资源。很显然，西方论者的态度是真诚的。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表现为集体理性，这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个体理性的倾向。因此它从另一意义上讲，又是一种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伦理学，它强调的是人的群体价值。这样，社会交往的一切形式都充满着道德内容，从而超越自我而归属群体，这又能够悟出生存与交往意识。很显然，在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中，这些思想，对伦理原则的寻找，为道德教化的服务是有现实意义的，从而使人重新“复活”。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本思想又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它认为自然是展现着的生命力，它是由众多的生命力之流的分支汇合与趋同而成，因此自然过程应是和谐的，它不是以人的情感为转移的，但也不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它对任何生存与交往形式都是公正的，人也是自然的儿女。因此人类只有不从旁观者的立场认识自然，才可能“与天地精神往来”，从而达到“天人合用”，使人类与自然更趋和谐，以维系两者之间的合理关系。很明显，这种思想在自然界受到极大破坏、危及人类生存的现在，是有其闪光的意义的，以避免人的悲剧——总是去做“能做的事情”，而不去做“该做的事情”。
西方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但不能以此认为它就是完美无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价值是以朦胧、混沌为特色的，这使它往往不能比较理性地对待自然与宇宙，缺乏科学主义的传统。而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又是以社会对个体的压抑为前提，故而泯灭自我，压抑个性。可见，西方是较理智地看待中国传统哲学，或者说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认识它的。对于这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否则可能导致“华夏中心主义”，或者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哲学价值。
中国曾有四大发明的伟绩，对人类的科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但为什么不能从此发展为近代科学？这一方面有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但从哲学上说，内求、尽心、坐忘、直觉、体悟的认识方法盛行，人自发地认识自然和宇宙，这是它的必然结果。西方哲学中具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虽然它们各自易走极端，但又确实是他们艰苦探索的结果。他们高扬理性、自我与价值的大旗，对人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细致的描绘。他们对自然的科学探索、对人的深刻理解，我们无疑是缺乏的。因此，我们不能说“西方已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自己也陷入深刻的思想贫困中”。西方哲学中，同样存在着发展我们自己的可供挖掘的资源。
我们需要科学技术，更需要科学思想，如果在我们经济还不发达的现在，侈谈反科学主义的西方思想，无疑是一种反动，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也需要人文主义，需要理性、自我创造力的张扬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为，没有理性指导的金钱欲望只能是一种罪恶，没有自我价值的确立就没有平等的竞争。因此我们也应客观地评价西方哲学，吸取它们的经验与教训，避免再走西方走过的弯路。这样，在21世纪时，中西哲学融汇，又保留各自的民族特性，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交往的问题，将是一种可以预见的趋势。
在进入21世纪之际，西方哲学自身也已经有所变化。西方的生态问题，客观上要求哲学转变它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立场，从人是自然的目的转变到人同自然的协同感。有的论者也在试图抛弃“主体—客体”的主体哲学，改换为由“我—你关系”模式入手，探讨对于人际沟通的重建。它们试图通过摆脱哲学的旧框架，以求得问题的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也在不断扩大各自范围，同时试图为对方留出适当的领地，呈现出多元构架的相互理解、影响和渗透。
在中国，“哲学无用”的观念虽然广泛存在，这在社会转型时是必然产生的，毫不奇怪，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的哲学研究是“贫困的”。实际上，哲学的研究，从广度上说，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发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心梳理以及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借鉴；从深度上说，涉及到认识论、价值论、真理论及人论等等方面。特别是刚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者，这将开辟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新天地。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纪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在一些西方人眼中，这似乎是中国传统哲学开的花，或是西方文明结的果。这种说法无疑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或不愿指出，中国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再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它，我们就走向胜利，什么时候违背它，我们就遇到挫折。这是因为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在解决人和社会矛盾、人类和自然矛盾的主题上，人们会看到它的作用将是巨大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与社会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人类生存与交往中的问题的解决，实质上是关系到人类的生产方式和实践方式的问题。因此改变和完善人类生产方式和实践方式，也就是正确地处理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20世纪西方哲学，既不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原因，也不是它的直接结果，而是当代西方社会矛盾的产物，但是它却又拒绝认识这种矛盾，并无意从社会内部去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它可能很精致地描绘了科学技术进步给人们社会生活和自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效应，并认为这些矛盾应该通过社会调节和人的自我调节实现其协调发展。“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P519)。在西方社会中，物质文明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人的精神却处于危机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下，显然这里面隐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就是科学技术与垄断资本的结合，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生活的退化。因此要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就必须对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进行彻底的改造。
西方哲学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有悲观主义的和乐观主义的，也有自然主义的和神学的。但不管哪种，它们都没有看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属性与自然界之间的对抗性质，说明地球的生存环境也已无法容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自然发展同人类历史的统一。现今的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也就是人类存在和交往的共同利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狭隘利益之间的矛盾表现。因此就必须完善和改革当前的生产关系，创造一种平衡、协调的社会关系，注意协调和平衡人与人之间、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现实地面向21世纪。
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差别、特殊性、异质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景。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如美国的杰姆森在他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不但可以进入后现代社会，而且可以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无所不包的地平线”。杰姆森努力把“历史”范畴与“辩证”范畴结合起来，把意识形态分析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研究当代西方社会。他认为只有勇敢地投入社会现实中去，积极参与对它的批判分析，才能复兴、保卫、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使群众自觉接受和运用，这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地平线”。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是否成功，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对我们有重要启示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抱有的乐观态度，以及努力在对后现代社会的批判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作用，这一点极为重要。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迅速前进，这正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的又一伟大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里也已经内涵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认同与改造。因此它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我们也需要西方哲学，它有合理的东西，也有失误的地方，因为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因此我们对它也需要改造，以利于我们的发展。在新的世纪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将走向新的胜利。
在21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不会消失，它也必将再度辉煌。在历史的发展中，人类也会有美好的明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P120)。
（原载《文史哲》2001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