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用“反思”来表述哲学思维的特性，然而，究竟何谓哲学反思？哲学思维为何是反思？哲学反思的根据、对象、方式、特性与功能到底是什么？是否或能否存在非反思的哲学？现代哲学是否改变了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这些关乎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性的重大问题，是需要深入讨论的。
一、反思思想的哲学维度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这表明，反思是思维对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即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所构成的“思想”作为“问题”而进行“反思”的关系。正是思维对存在的这种反思关系，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决定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性。然而，哲学自我理解中的最大问题，却莫过于以“非反思”的方式去理解和解释“哲学”及其“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那么，究竟如何理解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还是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进行“反思”？正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不同理解。
“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是人类的全部活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所要解决的共同的根本问题。所谓认识活动，就是从观念上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所谓实践活动，则是从行动上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就此而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决不仅仅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根本问题”，那么，为什么仅仅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归结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把它称作人类全部活动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对此，通常的解释是，正因为这个问题“既存在于人类全部活动之中，又贯穿于人类活动始终”，所以才把这个问题“提升为”、“概括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样的解释，正是以“非反思”的方式去理解哲学及其“基本问题”的产物，它混淆了人类思想的“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两个不同的“基本维度”，从而也就取消了人类思想的反思的哲学“维度”。
“思维和存在”之间具有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但是，从人类思想的“维度”上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却可以归结为两个最基本的“维度”：一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思维以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为中介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维度；二是“反思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予以“反思”的维度。在“构成思想”的维度上，思想的任务就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与此相反，在“反思思想”的维度上，思想的任务并不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必须予以追究的“问题”。这正如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所作的对比：在所谓“自然的思维态度”中，认识是深不可测的，而认识的可能性却是“自明”的；但在“反思”的哲学思维中，认识的可能性却成为理性批判的对象（参见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3页）。“反思思想”是把“构成思想”中不予追问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了“问题”，由此便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反思的哲学维度。
具体地说，所谓“构成思想”的思想维度，就是人类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如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方式）为中介而构成“思维和存在”之间的某种经验的、幻化的、直觉的、体悟的、审美的、价值的、逻辑的关系，并构成某种“属人的”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世界图景”，从而实现“思维和存在”的某种条件下的“统一”。与此相反，所谓“反思思想”的思想维度，则是把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方式）及其全部成果（知识形态的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世界图景”）作为“反思”的对象，也就是把人类所“构成”的关于“存在”的全部“思想”作为“反思”的对象，追究“构成思想”的根据、探寻“评价思想”的标准，揭示隐含在“全部思想”之中的经验的、逻辑的、直觉的、审美的、价值的“前提”，从而变革和更新人类已经“构成”的“思想”，实现人类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终极关怀”的“飞跃”和“升华”。由此可见，这种“反思思想”的思想维度，是一种批判性的维度、理想性的维度、超越性的维度。人类哲学思维的全部特性，即源于它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进行的“反思”。
显然，这里所说的“反思思想”的思想维度，或者说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是相当难于理解的。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日常意识甚至是科学意识中，总是把“构成思想”当作人类思想的惟一维度，而不是把它视为人类思想的一个维度。提出人类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提出关于“反思思想”的思想维度，几乎总是被视为一个奇怪的问题：人的思想不是“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那是一种什么思想？人的认识活动不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那是一种什么认识活动？正因如此，人们总是“合乎常识”地以“构成思想”的思想维度去理解和解释“哲学”及其“重大的基本问题”，把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解说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思想”（即所谓的“世界观”），而对于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进行的“反思”，则感到困惑不解。
其实，人类“反思思想”的哲学思维并不神秘，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之中。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的实践—认识主体，其全部活动的指向和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因此，具有理论思维能力的人类，不仅仅是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当作“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去探索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生的奥秘，去形成关于“世界”的各种“思想”，而且总是对“前提”本身提出质疑，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进行“反思”。哲学的特殊性质就在于，它是人类的这种“反思思想”的思想维度的理论表达。哲学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在反思理论思维前提的进程中，使人类不断地深化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从而不断地更新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并引导人类现实地变革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因此，只有深切地理解和真正地把握哲学的“反思”的特性，才能形成哲学的思维方式，并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去“反思”人类创建的全部科学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及其提供的全部“思想”。
二、反思思想的思辨思维
哲学反思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反复思考”，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思维——思辨思维——进行的“对思想的思想”。如何理解和评价“思辨”，是研究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可或缺和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
“思辨”，在其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辨析”或“辨析思想”。对于这种辨析思想的哲学“思辨”，人们常常发出这样的责难：其一，把哲学反思的对象限定为“思想”，只对“思想”进行“辨析”，岂不是放弃哲学对世界、对现实的关注，而仅仅把哲学限定在“思想”之中吗？其二，离开哲学对世界、对现实的研究，所谓的“哲学思辩”，岂不是一种主观任意的“概念游戏”吗？正因如此，人们通常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或讽刺、嘲笑的意义上使用“思辨”这个概念，并特别地以“思辨”特性诟病黑格尔哲学，以“非思辨”性去解说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变革。对于这些责难“思辨”的“思想”是必须予以“辨析”的。
首先，对“思想”进行“辨析”的“思辨”，是否放弃了对世界、对现实的关注？进一步说，哲学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面对世界、面对现实？
当着我们把“反思”界说为“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把“反思”即哲学的对象确认为“思想”。就此而言，以“辨析思想”的“思辨”来表征哲学的思维方式，只不过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而已。然而，当着我们明确地把哲学的“反思”对象确认为“思想”的时候，就非常需要对作为“反思”、“思辨”对象的“思想”作出应有的解释。
“思想”，总是关于某种思想对象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对象，就不会有“思想”。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这表明，虽然哲学“反思”的是“思想”，但“思想”本身却只能是关于“世界”的“思想”。在我们所说的“构成思想”的思想维度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的“存在”，如果借用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说法，就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存在”：其一，所谓“物理自然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其二，所谓“人的意识世界”即精神世界的存在；其三，所谓“客观知识世界”即语言文化世界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就是构成思想对象的全部的“存在”。把“反思”、“思辨”同“思想”和“思想对象”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当着哲学把自己当作关于“世界”的“思想”，直接地面对“世界”，企图把“自然”、“社会”和“思维”作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它越来越陷入“无能为力”和“无家可归”的窘境；反之，当着哲学被“驱逐”出它的全部“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由科学去“构成”关于“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思想”的时候，“无家可归”的哲学却真正地实现了“四海为家”——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都是哲学“反思”、“思辨”的对象。
其次，以“思想”为对象的哲学“反思”、“思辨”，是否是一种主观任意的“概念游戏”？进一步说，对“概念”的“思辨”在哲学研究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
关于哲学的“思辨的思维”，黑格尔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它“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这就是说，哲学的“思辨”，并不是脱离思想“内容”的“概念游戏”，而恰恰是为了使思想“自觉”到它的“内容”。为了澄清“思辨思维”作为哲学思维的这个本质，黑格尔集中地考察和对比了“表象思维”、“形式思维”和“思辨思维”，并在对前两种非哲学思维的批判中进一步阐述了哲学的“思辨思维”。
黑格尔提出，所谓的“表象思维”，“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与此相反，所谓的“形式推理”，“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版，第40页）。与上述的“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不同，“思辨思维”既不是以经验材料为对象而形成关于经验世界的各种知识的“表象思维”，也不是以思维的形式推理为对象而形成的关于思维的结构和规则的知识的“形式思维”，而是努力地把思想的“自由沉入于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同上）。
黑格尔对哲学思维方式的探讨，表明了他“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哲学全部发展”（恩格斯语）的高度的哲学自觉。黑格尔曾经颇有感触地指出，“一般人所说的哲学的难懂性”，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不惯于作抽象的思维”，另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亟欲将意识中的思想和概念用表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41页）。这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责难或拒斥“思辨思维”，主要是因为人们习惯于以关于世界的“表象”或某些流行的“观念”来理解世界，而难以自发地形成对哲学“反思”的体悟。对此，海德格尔同样深有感触地说，“就其本质而言，哲学决不会使事情变得浅易，而只会使之愈加艰深”，正因如此，“不熟悉哲学的表述方式”的“日常理性”就会认为哲学的反思“近乎痴呓”（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
区别于“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的“思辨思维”，是以思想的“内容”即“概念”为对象的。对此，列宁曾摘录黑格尔这样一段论述：“凡是没有思维和概念的对象，就是一个表象或者甚至只是一个名称；只有在思维和概念的规定中，对象才是它本来的那样”（《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2页）。列宁还以黑格尔对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分析为例，深刻地阐发了哲学思维的特征。人们通常认为，芝诺提出的“飞矢不动”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命题，即“否认事物运动”的命题。而黑格尔则认为，芝诺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作为“感觉确实性”的运动，问题仅仅在于“运动的真实性”，也就是如何以“概念”的方式来说明“运动”的问题。正因如此，列宁提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概念的逻辑中表达它”（《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1页）。这正是“哲学思维”与“表象思维”和“形式思维”的原则区别。
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积淀和结晶，是历史文化的“水库”，是人类用以掌握世界的“阶梯”和“支撑点”；对概念、范畴的“思辨”，既是对“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反思”，又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辨析”。正因如此，列宁曾经尖锐地提出：“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么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而在“辩证法是什么？”的标题下，列宁又提出，辩证法就是“概念的相互依赖”，“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转化”，“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概念之间对立面的同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这表明，只有升华为“概念性的认识”，才能达到哲学思维。
人们经常引用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论述、马克思关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论述，那么，哲学究竟如何构成“思想中的时代”，怎样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集中地表现在不同的时代所形成的不同的哲学理念。例如，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时，就极为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1页）。这就是说，黑格尔的“抽象”，既不是他个人的“偏爱”，也不是他个人的“编造”，而是根源于理论所表达的现实——现实被“抽象”所统治。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就不是远离了现实，恰恰相反，它是以“抽象”的理论形式而真实地表达了受“抽象”统治的现实。
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是以“理论”的方式所把握到的“时代”，而不是关于时代的种种“表象”。对“思想”的“思辨”，似乎是使哲学与现实拉开了“间距”，然而，正是由于这种“间距”，哲学才能够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从而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性地解释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在当代，正是在以“发展观”为对象的哲学“思辨”中，人们不断地深化了对“发展”的理解。从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再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到“可持续发展”模式，“发展”被赋予了愈来愈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不断地调整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
三、反思思想的现代哲学
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反思活动，从其产生开始，就具有反思的特性；但是，哲学的反思性，却是在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成熟和深化的。以“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为标志的现代哲学，非但没有“拒斥”哲学反思，而是扩展和深化了哲学反思——对思想的前提批判。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使哲学关注对“观念”的反思，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使哲学集中于对“语言”的反思。对比“观念”与“语言”，我们首先会发现对“语言”反思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如果说“观念”具在内在性、主观性、私人性、自然性、非自主性和非批判性，那么，“语言”则具有外在性、客观性、公共性、超自然性、自主性和可批判性与可解释性。因此，对语言的反思，是对人的文化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反思，也就是从“语言”出发的对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反思。
在人的存在方式的意义上，“转向观念”和“转向语言”，还显示出更深层的生存论意义的区别。这就是“观念”和“语言”在人的存在方式的意义上的区别：个体理性把握世界与社会理性把握世界；个体私德维系社会与社会公德维系社会；个体的审美愉悦与社会的审美共享；交往的私人性与交往的世界性；主体占有文化与文化占有主体；客体给予意义与主体创造意义；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与主体间关系的凸出；实践意志的扩张与实践意志的反省。这表明，在时代转换的意义上，以“观念”为对象的“认识论的反思方式”，是由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的反思方式；以“语言”为对象的“语言论的反思方式”，则是现代性的反思方式和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的方式。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承诺”、“观察渗透理论”、“合法的偏见”以及“存在的遗忘”等命题，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的“世纪性命题”，它们以时代性的哲学理念表征了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有意思的是，当着我们思考这些“世纪性命题”时就会发现，它们的哲学内涵正是成立于对某些重要“概念”的“哲学思辨”和“前提批判”。
“拒斥形而上学”，在被怀特称之为“分析的时代”的20世纪，是以对“形而上学”的“分析”为前提的。作为逻辑实证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纳普，通过对“语言职能”的分析，尖锐地向“形而上学”发问：如果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既不是充当语言的“表述”职能而像“科学”那样“表述”世界，又不是充当语言的“表达”职能而像“艺术”那样“表达”情感，这样的“形而上学”不是应当“拒斥”吗？我们并不赞同卡尔纳普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回应他对“形而上学”的“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更为深刻地反思“形而上学”，才能对“形而上学”作出当代“辩护”。事实上，当代的“形而上学复兴”，正是在对“形而上学”的深切反思中推进的。
我们并不赞同卡尔纳普的结论，是因为在他的理论“前提”中就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是否存在一种纯客观的“表述”经验事实的“科学”？现代科学哲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以“观察渗透理论”这个“命题”否定了实证主义的幻想。“观察”总是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的人的观察，人总是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背景而进行观察，因此，“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负载理论”，“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对“观察”的“思辨”，变革了我们对“观察”及其所蕴含的主客关系、思存关系的理解。
对于人们争论不休的“本体论”问题，逻辑实用主义创始人蒯因则从对概念的分析即“思辨”入手，简洁明快地提出，所谓“本体论”问题就是“何物存在”的问题，而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则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问题：一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是“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参见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蒯因在这里表达的对本体论问题的现代理解，触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症结所在，这就是把“本体论的承诺”当作了“本体论的事实”。我们同样并不完全赞同蒯因的观点，但是，我们不能不称赞蒯因对“本体论”问题的“思辨”。
在现代的哲学反思中，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辨”，也许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劈头就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这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在者在，而无就是不在。对此，海德格尔以早就料到的口吻说，“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遇上这个问题”，因为要“对此问题提问”，首先就要“迫使自己进入这一发问状态中”（同上）。而“不提这个问题，星球照样按照它的轨道运行”，“万物照样生机勃勃成长”（同上，第7页）。既然如此，为何非提这个问题不可呢？海德格尔说，因为这个问题是“首要问题”：其一，它是“最广泛”的问题，“不仅涵括最广义的，现在的现成存在者，而且涵括以往的曾在者和未来的将在者”；其二，它是“最深刻”的问题，是问“在者由何根据而来？在者处于何根据之上？在者照何根据行事？”其三，它是“最原始”的问题，惟有一种在者，即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总是不断在这一追问中引人注目“（同上，第4-5页）。通过海德格尔对他称之为“首要问题”的“思辨”，我们是否可以感受到“哲学活动就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同上，第15页）？
海德格尔的“思辨”，最重要的是启发我们重新理解“哲学”。海德格尔十分自觉地指出，追问“无”的哲学必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从而“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但是，“这种不承认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反响的东西，却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同上，第10页）。因此，海德格尔提出，“哲学的真正功用恰恰就在于加重历史性此在以及从根本上说是加重绝对的在。艰深使得万事万物，使得存在者重新获得凝重（在）”，而“沉重艰深是一切伟大事物出现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因如此，海德格尔颇为激动地提出，“所有的伟大事物都只能从伟大发端，甚至可以说其开端总是最伟大的”（同上，第17页）。我们是否能够在对“无”的“思辨”中，获得某种“凝重”和“伟大”呢？
在传统哲学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中，“思想”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反思”中，却构成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命题：“合法的偏见”。把“偏见”视为“合法”，这确实是对“偏见”的现代理解。在哲学解释学看来，人所创造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由“语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视野”与“个人视野”之间，时时存在一种“张力”；人既在历史中接受、也在历史中更新“理解”的方式；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与个人主体意识活动的统一，既构成理解方式的更新即历史的发展，也构成历史发展中的“合法的偏见”。正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以某种“合法的偏见”为前提，因此，伽达默尔提出，“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而“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对理论的赞美构成了对实践的反驳”（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46页）。在这里，正是由“合法的偏见”而引申出对“理论”和“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于我们反思“理论”和“实践”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哲学发展史上，真正地“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的，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新哲学。这种新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实践论的反思方式。所谓实践论的反思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首先，实践论的反思方式，是基于人的悖论性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于矛盾之中。实践论的反思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悖论性的存在，从而深化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其次，实践论的反思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因此，人的“生活”和“生产”是以“我”的“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活动过程，是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实现自我”和“发展自我”的过程，是把自在的世界变成“人化了的自然”或“属人的世界”的过程。实践论的反思方式，既是基于人对世界的“为我关系”的反思，又是以这种“为我关系”作为实质内容的反思方式。再次，实践论的反思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式。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最后，实践论的反思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论反思的辩证法，就要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论的反思方式也就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在《资本论》的跋文中，马克思在谈到他的“方法”时说，当着德国知识界的吹牛的后生小子们把黑格尔当做一条“死狗”抛掉的时候，他倒以作为黑格尔的“门生”而感到自豪，并在《资本论》中有意地“卖弄”了黑格尔的方法。马克思正是以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在他的宗教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中，为我们提供了实践论的（也就是辩证法的）反思方式的典范，并引导我们永远敞开人类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
“反思”和“思辨”，并不是黑格尔的“专利”，而是哲学的“天命”。反思思想的哲学必须诉诸于辨析思想和追究前提的“思辨”，而“拒斥思辨”则只能是陷入作为“表象思维”的“常识”。这里，既显示了现代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逻辑”，又是对新世纪哲学的一个“提示”：超越黑格尔哲学，是哲学的进步；“躲避”黑格尔哲学，则只能是哲学的倒退。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