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世纪之交的世界正在发生大转折，中国社会也正在发生大转型：从封闭停滞转到改革开放，由落后的农业国迈向先进的文明社会。在这历史转型时期，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一都将发生整体性、根本性、全方位的转换。
在这一大的转变前，哲学能有所作为吗？
成功地、健康地实现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主体对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来源于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从而确立一种信念，激发出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精神。这就离不开理性，离不开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哲学会有所作为。
重要的是，哲学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首先实现了从“以阶段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这一拨乱反正时期，以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前导，哲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由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更具建设性和艰巨性的任务面前，哲学似乎反而遭到了冷遇，产生了如何看待“哲学危机”的讨论。除了社会上存在的短视观点和短期行为等客观原因，主观上哲学也应改造自己，增强自身的使命感。在新的形势下，哲学正面临新的转换和创造。
列宁晚年在论及新时期哲学工作责任务时，提出要建立两个联盟：共产党员哲学家和非共产党员哲学家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联盟；哲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还不够，还应当加上重视哲学和经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联盟。因为唯物史观认为尽管哲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精神生产总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反映现实又改造现实。对人类社会来说，这种现实不是精神、上帝，而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存在绝非“自然”存在，而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再深一步看，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最为本质的就是社会的经济及其运动。鉴于此，马克思毕生十分重视对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著作的篇名就足以看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马克思在从1844年初开始的以后几十年里，把主要精力都用于研究经济问题，这一过程是他创立和丰富新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近几年在突破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同时，哲学界逐步形成一种新的见识：“马克思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不是“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如果进一步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对社会存在内涵和本根作出界定，就会发现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经济活动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活动，作为哲学本体论的社会存在本质上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因为经济活动与人的社会存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可见，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哲学意义。
我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社会转型，引发和要求哲学的改革，客观上要求以马克思为榜样，重视对社会经济的哲学研究，建立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这种联盟不仅是哲学的要求，也是政治经济学的要求。这种联盟要求哲学不能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下”予以排斥，经济学也不能把哲学当作“形而上”而加以排斥。哲学应是经济学的哲学，经济学应是哲学的经济学。这种联盟要求对经济改革进行基于实证又超越实证的研究，从现实的经济运动出发，探究社会变革的规律性。
这首先要求，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从哲学理性的高度加以回顾和总结，帮助人们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中国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为契机，踏上改革开放的征途，是本世纪的一件大事。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有人认为属于“外推型”，是出自世界现代化洪流的“裹挟”；如何看待改革中市场化道路的择定，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其它。当我们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形成原因时，既不能把它归之于偶然，也不能归之于外因，更不能只是诉诸于人们的思想动机和英雄人物的意志。唯物史观认为，研究任何一种持久的、伟大的历史变迁的行动，必须追根求源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客观的社会物质动因。不断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经济运动过去、现在、未来的宏观思考，分析其中各种矛盾的取向，从而保证改革开放之不可逆转。下面粗浅提出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带来的结果却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幸福的富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效应：环境破坏、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结构失衡、人性受到压抑。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建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都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伦理社会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历史是由道德原则支配的，天赋的“善”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按这种观点行事，会导致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主义”源于“经济唯物主义”，简单地认为经济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按这种主张行事，将会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应当倡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发展当作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要明确经济发展必须为社会健康发展服务。
二是重建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标志着我国一种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斯大林模式以集中计划经济的特征为新的现代社会主义的诞生。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产生新的意识形态为它服务。因此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和旧的传统习惯势力。历史昭示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绝对对立起来，但是二者的结合并不是无差别的，而是一种对立的统一。矛盾并不是不可能性，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矛盾。这种意识形态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促进市场经济，这就是它的二重性。这种意识形态既要提倡以“自由人”为核心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要倡导以“经济人”为中心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不能把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当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而上学的“彼岸”；又要充分保证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竞争原则的体现。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新的平衡、新的和谐，这是一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系统工程。
三是认知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的转型，要求通过对以往认识方式和知识结构的反思，扬弃过时的陈旧的东西，建构出新的足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认知模式。新时期认知变革的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要求在中国传统的“致知论”中，契合进近代西方的“知识论”，要求概念的更新；要求跟上整体化和多元化这一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真正做到“要照辩证法办事”；它还要求认识主体的转换，把过去主要是由少数政府官员作出的认识（经济决策），变成亿万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消费的群众普遍参与的决策，使广大群众真正成为认识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