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的哲学在古代哲学发展历程中异军突起，掀起了一场摇撼原有哲学范式的轩然大波，其极具颠覆性的思想在当时和后来的希腊罗马思想界不断引发争议和攻击，甚至影响到两千多年后的启蒙哲人。然而这样的思想史线索往往为人所忽视。长期以来，伊壁鸠鲁哲学被学界认为仅仅是一种带原子论色彩的自然哲学，只是注重人的心灵的宁静和内在的完善罢了，似乎与政治哲学毫无关系。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
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题目《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写为《博士论文》)来看，似乎研究的是自然哲学。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曾说，“在古代的哲学家中……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①显然，马克思是出于“政治的兴趣”进行伊壁鸠鲁哲学研究。如果我们仔细翻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还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虽说是研究自然哲学，可是却用了大量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的不同。而且，在一部论述“自然哲学”的著作的开头和结尾马克思都是出人意料、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感叹？直到今日，这些谜团依然笼罩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之中，唯有细心求索，我们才能透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真旨。
一 救赎与哲学
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②而这条“道路”救赎的对象正是人的自由，伊壁鸠鲁曾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③因此，“伊壁鸠鲁的哲学和物理学构成了对实在的解释，自由藉此得到肯定。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④其“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然而，伊壁鸠鲁的带原子论色彩的自然哲学何以是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蕴含有“解放”的意味呢？同时这又与马克思出于“政治的兴趣”研究伊壁鸠鲁哲学有何关系？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即提到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鲁塔克把哲学带到宗教法庭的立场是错误的，并引述了休谟的话，认为“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然后，笔锋一转又提出：“哲学，只要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就会不知疲倦地用伊壁鸠鲁的话反驳它的对手，‘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⑤
在马克思看来，普鲁塔克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力图描述“神学化的理智”和救赎的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然而，对于哲人而言，“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⑥因此，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家”⑦的伊壁鸠鲁派提出的哲学学说之所以是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正是缘于其以原子的偏斜理论奠定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彰显出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才可能挣脱宗教的束缚的事实。就此而言，伊壁鸠鲁哲学不啻是一种具有救赎意味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自由，必然要嘲笑一切道德习俗、必然要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⑧如此，作为纯粹的非道德、非宗教的知性活动的哲学，必然也要批判作为政治社会的大众的善恶标准的种种宗教和神圣，因此，“哲学”和“政治”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而如何解决这个冲突，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路向：其一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对民众采取一种“高贵的谎言”的政治哲学，审慎地对待大众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防止哲学对政治的“疯狂”侵袭；其二则是作为古希腊哲学异数的伊壁鸠鲁摒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暧昧不明的态度，坚决地采取了站在大众的宗教信仰的对立面的立场，以巨人般的勇气复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以哲学对抗宗教的明确立场。⑨伊壁鸠鲁这一大无畏的精神为后来的启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启蒙背景中成长的马克思，几乎具备启蒙哲人的所有抱负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以哲学对抗宗教的这面大旗。因此，正如伊壁鸠鲁的所有自然哲学均服务于其反宗教祛恐惧的动机，马克思对希腊原子论的研究也服务于其反对宗教的目的。作为哲人的马克思，其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偏见、迷信和宗教中引导、“救赎”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由此对抗宗教在神的名义下把人“救赎”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因为依照启蒙哲人的预言，凡是在人们开始按照哲学的理性进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动的余地；而哲学的理性的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惧和无知的地方才能开始。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面对的压力也是严峻的。因此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⑩如此看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并不仅仅是对自然哲学的研究，实是暗含了把哲学当成一种救赎方式的动机，欲求以哲人的政治理想来改造大众的现实政治社会，启蒙大众，把大众从神话和无知中解放出来，而这正是启蒙哲人的梦想。
至此，如果我们不是在一种狭隘的意义上认识政治，而是把政治定义为关乎众人的生活方式的事情，是对众人的生活模式的塑造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哲人马克思是出于“政治的兴趣”而研究伊壁鸠鲁的具有救赎意味的政治哲学。哲学作为一种关乎整全的知识，其对生活在一种整体性关联之中的人的影响，充满了政治性的意味。正是哲学的自由研究探得了某种关于整全的知识，从而提出了一种“形而上学”，欲求“取代某种‘约定俗成’的风俗或习惯而成为一种体现着较高的道德与社会价值的源泉或维护者”。(11)对大众最具迷惑性的“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习惯不就是宗教，“宗教是大众的鸦片”，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大众从宗教的束缚下“救赎”出来。
那么，哲人如何立足于这场运动中？对马克思而言，哲人不仅需要在思想中自由探究，不仅需要反思性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哲学必须成为尘世的(现实的)哲学，而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观念的)世界。哲学既是救赎的工具，同时也是救赎的内容。为此，对马克思来说，哲学拥有一颗‘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心’”。(12)这正如马克思所言：“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13)因此，哲学要面对世界，而不再只是解释世界之所是的内容，不再只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内容，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哲学必须把世界变成哲学欲求的应该所是的内容，哲学必须成为行动的意志。只有如此，哲学的本质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新的理论和新的自由的世界才有可能在暴风雨中诞生。在此，如果我们注意到伊壁鸠鲁的哲学处境是由亚里士多德体系造成的，而马克思的哲学处境则是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这一相类似的哲学处境之下，我们有理由信服美国的沃格林如下一段话：“意识的主权与反有神论的反叛是在一个开始就有的，它们作为动机进入到了马克思对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哲学处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封闭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全体的世界’，像这样的体系乃是哲学中的‘节点’，它们中断了哲学的直线发展。要在沉思中来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其继承者将转向哲学实践和对时代的批判。”(14)我们也更能体味出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深意所在，那就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宗教的魅惑的人们。而当后来马克思认识到哲学的批判最终要下落到现实生活中去、最终要与市民社会的批判相结合时，他就必然要从宗教批判转向对法、国家的批判，以及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的剖析，彻底的把大众从一切非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涵盖的了。
二 文本结构与一个细节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创作之前，已经写下了篇幅更长的预备性笔记，(15)尤其注重普鲁塔克的神学立场与伊壁鸠鲁的哲人立场的尖锐对立，这一点实是暗含了“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观念，而当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文本结构和细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清晰地领会到这一点。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题与结构的安排相当巧妙，就连其写作笔调也值得细细品味。首先，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然而，论文的序言和附录却都讲的是哲学对宗教的批判，犹如哲学作为“最高权威”的宣言；甚至在序言中，马克思即特意提到其“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一篇批评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的文章”，认为这个论战“很恰当地陈述了神学化的理智和哲学的关系”；还借用了普罗米修斯的话——“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来表明其哲人对宗教的批判精神。(16)附录的文章更是犀利的批判了“神的存在”的荒谬性，论证了“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证明，都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17)其以自我意识哲学批判宗教精神的激烈程度逐渐上升的，最终把“神”这一宗教的最高基础都扫除掉了，因为当时的马克思通过自身的生活实践和理论修习已明确意识到，宗教是无法把人从晦暗不明的“洞穴”中救赎到光明和真理之所的，却只会使人更加陷于生存的黑暗泥塘；承继启蒙哲人的信念，马克思坚定地认为，唯有哲学，才是一种真正的救赎方式，才能引导人走向一个摆脱了束缚与钳制的解放的社会。其次，在正文中，马克思慷慨激昂地歌颂伊壁鸠鲁这一“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18)猛烈地批评普鲁塔克、西塞罗等思想家对伊壁鸠鲁的误解与嘲笑。由此可见，马克思接续的是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立场，其自然哲学的研究是其自我意识哲学的一种表达和实现方式。可以推测，马克思要以伊壁鸠鲁为榜样，成为时代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以启蒙斗士的姿态力主反对宗教的束缚，要求以哲人的政治理想“救赎”现实的政治中的人，实现人类的自由。
进一步的细节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博士论文》暗含的“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立场。《博士论文》的正文在结构上包括两大部分，分别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和细节上的差别。在第1部分，马克思针对前人对伊壁鸠鲁哲学的一些误解，指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并不是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剽窃，阐述了“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在论述这一点时，马克思不仅详述了两者学说上的差异与对立，更是大量地着墨于两者的生活和写作方式的不同，映现出两个不同的思想家形象。这个细节颇值体味。“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19)德谟克利特说“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探讨客体只在于使那进行解释的主体得到安慰，目的在于求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自然知识本身；(20)最后，“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一个热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21)可见，研究方式确实关乎生活方式，自然哲学不单纯是对外在世界的客观研究，而且是关乎人的自我意识，关乎人的生活方式的学说。在马克思眼里，不是德谟克利特，而是伊壁鸠鲁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在那里，哲学才真正成了救赎的工具，真正地摆脱了大众意见的束缚，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而最重要的是，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联系到序言中马克思的“哲学宣言”，那么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自由已经不仅仅是伊壁鸠鲁的对恐惧的摆脱与自我意识的宁静，更是指人真正征服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哲人的政治理想对大众宗教生活的征服能力、救赎能力。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使用的“征服”一词德文是bezwingend，这个词意味着强迫(英语为forcing)。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精神“强迫”世界成为人类自由之所。只有通过征服世界，人才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化宇宙，才能创造自我神性的保护，由此战胜死亡。(22)这将使人成为宇宙的理想生活的创造者。
综上所述，通过剖析
三 双重救赎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世界所展示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世界，凸显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原子作为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代表的实际上是个体的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解读其实包含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洞察。原子在必然性的直线运动中丧失了个体性、独立性，象征着自由正是在外在的划一行动中丧失了自己；那么，原子的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其实质正是象征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原子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用偏斜运动否定直线运动，摆脱外在的束缚获得独立自由的特性。而这一点对于启蒙以来的时代境况而言，正是人们逐渐脱离宗教的魅惑与限制，洞察到人人拥有神性般的自我意识从而确证人的自由和平等。问题是，当原子从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并且偏离了它，原子就否定了他物的一切关系和运动，并以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马克思认为，“这一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即与原子发生关系的定在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它本身，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原子，并且由于原子本身是直接地被规定的，所以就是众多原子。”(23)这时候，原子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或者说，如何才能使得自由、独立的原子式的个体得到哲学的“救赎”，不至于陷入混乱的对抗状态之中？对这个问题的深察有助于我们洞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的萌芽。
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独到解读，马克思直接把从伊壁鸠鲁原子论中受到的启发用于对人的关系的省察。“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做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个别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24)这一段对个体间的自我意识关系的精辟阐析，正是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窥见。在这里，人如同原子，一方面具有质料和形式的双重规定性，包含着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通过“排斥”这种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表现出与其他原子的关系。对这两方面的精确描述，在马克思下面的一段话中确切的表达了出来：“表现在单个的原子本身内，因为单个的原子具有了质。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25)这个“现象世界”正是市民社会的原子论式描绘，它从那个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的解体中产生出来，使得社会上的个人之间处于相分离的原子状态，每个个体都是作为封闭于自身的、自由的、孤立的、利己的原子式的人，每个个体都是以自身的自我意识为绝对自由的存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必然会在人的生存境遇中发生冲突，于是形成了所谓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混乱状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其实已有市民社会思想的萌芽，这种思想可能既来源于对黑格尔、伊壁鸠鲁等人的理论研究，也来源于对时代弊病的深入洞察，如沃格林所言：“他(指马克思——笔者注)敏锐、强烈地意识到他那个时代的危机，他感到那个时代是‘分崩离析’的时代，不平等的、腐朽的社会将被一个自由的新世界所取代。”(26)这个从旧世界向新世界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双重“救赎”的过程，一个把人从被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从混乱状态中拯救起来，赋予其创造感与秩序感的过程。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一方面精辟地阐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另一方面通过其巧妙的文本结构安排与细微深入的原子论解读传达出伊壁鸠鲁哲学的“救赎”意味，彰显出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性。“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观念所追求的就是以哲人的政治理想的来改造大众的现实政治社会，既是追求把大众从一切宗教式的魅惑与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使其获得理性与自由；亦是追求把有可能陷入混乱状态中的自由个体拯救到起来，赋予其秩序感与创造感，这是一个从腐朽的旧世界向光明的新世界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肇始于《博士论文》，却成为其一生孜孜以求的奋斗理想。
（原载《哲学动态》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