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哲学及哲学工作面临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使其陷入“困境”。我们认为，导致这种情况，既有客观的外部原因，也有哲学自身的内部原因。
导致中国哲学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的客观原因
这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在于体制的根本转轨、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
（一）体制的根本转轨
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经济体制上的根本转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开端。体制上的转轨和社会转型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哲学事业。
其一，原先计划经济体制支撑下的哲学工作的“稳定”和“繁荣”局面必然受到威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政府包揽，哲学在人员、机构、经费、成果等各个方面都由计划支撑，大学哲学系的招生、分配根本不是一个难题；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部门、哲学出版物等等，也没有任何生存（经济）上的危机感。加上政治意识形态上斗争的需要，我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曾长期处于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辉煌和“繁荣”的状态。如今，一方面，由于体制的转轨，国家不再对哲学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大包大揽，这就要求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必须靠自身的“造血功能”（即哲学因其自身对于社会的价值而赢得的来自社会的对哲学的自觉需求、自愿支持和自愿资助）来营养自身，为自身争得生存和发展权。另一方面，我们的哲学界还远没有形成自身充足的“造血功能”，在心理上和实力上都仍然需要依赖于国家计划的支撑。这样，势必出现哲学界所感受到的种种危机。
其二，昔日的社会文化中心地位丧失。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原因，文史哲等学科一直处于社会文化的主流中坚地位，从事这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经济体制的根本转轨与社会转型，彻底改变了人文知识分子及哲学、文学的主流中坚地位的现实生活基础，并迅速使之边缘化，亦即使他们推动了往日文化中坚、万人仰慕的显赫地位。主流地位不得不让位给商业、政治、科技、经济管理等另一部分脑力劳动阶层。而且，中国社会第一次不再主要依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来驱动经济，而是以利益杠杆作为经济运转的基本驱动力。这样，哲学、人文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的边缘。
其三，人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规则开始解体或失效。这种社会变迁已经导致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例如，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人们不再信奉那种义利对立的抽象的道德目标，合理的逐利行为得到肯定；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过去那种为了道德化的公平而牺牲效率的社会模式被扭转过来。效率优先成为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等等。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价值主导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道德是以实践的方式得到肯定，而哲学则在这种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显得呆滞僵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前哲学面临的挑战或困境，正是由于变化了的价值观念及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与仍然呆滞僵化在原有观念层次上的哲学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二）科技的迅猛发展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新技术革命，新兴科学群不断涌现。这一变化深刻地改变着哲学的现实基础、理论基础和社会威望度，使哲学面临挑战。
其一，“知识大全”式的哲学体系能否成立？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新的科学认识的图景。在这幅图景面前，传统的哲学体系是否仍然必要和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哲学界认真思考的挑战性问题。事实上，科技的迅猛发展表明其自身有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从而似乎消解了哲学追问世界普遍规律之类问题的必要性；信息时代知识的爆炸性膨胀，使人们必须改变以往驾驭知识的方式，必须把对普遍性规律的重复接受转换为分工协作和化整为零的互补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全能型的学者日益成为不可能，知识整合似乎也不可能再以哲学体系的方式进行。于是，在一般社会公众的心目中，传统的哲学无异于悬空的楼阁，只有观赏价值而无实用意义。由此难免导致哲学的受冷落状态。
其二，科技理性（或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否能融合一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强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它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科技发展是以所谓科技理性（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它“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手段的适用性，但他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74年英文版第3页）。技术理性在有效地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和人际交往技术理性化了。日趋严重的“物支配人”、“人的物化”现象导致传统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失落，导致重新理解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必要性。而在这种新的理解尚未形成或尚未广泛深入人心的时候，则难免使人感到生活充满荒诞。这样，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价值理性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代西方哲学界，从马克斯·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曾经为从理论上消解这一矛盾而殚思竭虑。当代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深刻地刺激了中国哲学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当务之急，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之一；但这一历史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并已大量展示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之后开始启动的；这样，对于中国而言，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在现实历史实践中尚未充分展开，却已在理论上面临二难选择了。
（三）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影响
其一，哲学终结运动。“哲学的终结”可以说是本世纪西方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哲学就与物理学、数学同时遇到危机。不同的是，物理学与数学通过革命性变革而克服了危机，哲学却一直处在危机之中，其根源在于哲学面临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险。随着自然科学、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精确化、实证化和迅速发展，哲学无可奈何地失去了传统的研究主题。但是，经过西方哲学理论家们的艰苦努力，新的哲学流派又纷纷涌现，尽管其中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派别，但毕竟表现出危机中的繁荣。中国自国门开放后，西方哲学流派蜂涌而入，令中国哲学界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新的话题、概念、说道与表达方式对中国原有的哲学体系与模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对此，中国哲学界的反应要么是囫囵吞枣，要么是文不对题的批判（尽管也有一些颇具真知灼见的分析，但毕竟太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哲学终结运动也感染了不少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心态，加重了哲学的困境与危机感。只不过西方哲人在谈论哲学终结时使哲学发展，或者说以终结传统哲学的方式在推进和发展着哲学，而我们的不少人似乎还未真正理解哲学终结的真实意义。
其二，信仰缺失。西方人的信仰缺失感是以“上帝的死亡”开始的。基督教信仰的前提是“两个世界”论，即将世界区分为“真实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或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否定—一“上帝死了”（尼采语），导致对整个基督教体系的摧毁。基督教体系的崩溃，不仅导致传统道德的瓦解，而且还带来了人的生活根基与人生支柱的摧毁。实际上，这种信仰缺失感不仅是西方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也是当今不少中国人的感受。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文化体制的转型，从群体本位和权本位支配下解脱出来但又尚未具备充分的自主、自立和自强能力（包括心理能力和其它方面的能力）的个体，在心理上必然导致信仰与依托感的缺失。信仰缺失在西方首先遭到挑战的是宗教，因为宗教是信仰系统的核心和现实道德秩序的维系者；但在中国则有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根基、人生支柱与信仰素来是由哲学、伦理学提供的，是以哲学、伦理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正在被改变着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也是由哲学、伦理学来论证的。因此，在中国，信仰缺失状态下遭到挑战的不是宗教而是哲学。哲学的许诺在现实中的不可兑现使哲学处于被嘲笑、不受信任反受冷落的尴尬处境。
其三，苏联解体。前苏联的解体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仅就哲学而言，有专家撰文指出，世纪之交世界哲学领域内发生的最大事件是前苏联哲学的终结。这对于与之有密切的理论血缘关系的中国哲学界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心理冲击，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导致中国哲学界面临挑战的又一重要的客观因素。
中国哲学界面临严峻挑战的自因
（一）研究内容方面的问题
哲学能否具有感召力和生命力，关键就在于能否以其特有的方式反映时代并导引时代。当前我国哲学之所以面临严峻挑战，其实质就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哲学未能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富有活力的内容和现代水平来回应时代的复杂问题。其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如下方面的问题。
其一，内容陈旧。据我们向社会公众的调查来看，就如今大多数社会公众所了解的“中国的哲学”而言，就是现今大学课堂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也就是前苏联模式的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对于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并且在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但是，正如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明显的内容上的陈旧性缺陷，由此妨碍了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妨碍了中国哲学事业的社会公众认同程度。首先，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确有许多理论表述，明显表现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批判过了的陈旧过时的或黑格尔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思想，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相去甚远，难以反映现代社会的哲学思维，难以解答时代的课题。例如，黑格尔主义中强调整体忽视局部和个体、强调规律性而忽视偶然性、强调本质和理性而忽视现象的多样性和情感的作用，以及旧唯物主义突出自然物质本体而忽视人的主体性作用及属人的生活世界等等，这些在我们几十年一贯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课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次，在这种前苏联模式的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所关注的基本议题仍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哲学议题。而对前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转、当代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当今世界历史新趋势等所带来的崭新的哲学议题，则还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以致不少被调查者说：读起这种哲学来恍若隔世。
其二，视角偏狭。与研究内容的陈旧相一致的，就是哲学在审视现实生活中千篇一律的面孔与视角，千篇一律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忽视现实生活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文化的多种形式，忽视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忽视世界历史变化的新趋势，忽视时代的多元化特征，从而不能在时代中及时发现真正的哲学问题以有力地干预时代。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立和运行，事实上给哲学带来了许多新的议题要求哲学的回答和干预。但是，囿于传统的思维视角和视野，我们不少的哲学工作者视而不见却又抱憾无事可做。
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哲学专业理论队伍中，有不少人患有业务素质上的贫血症和知识结构上的偏食症。前者指的是不少从事哲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人，业务素质和知识水平总体偏低。后者是说哲学界不少专业人员跳不出条条块块式的专业分工的限制，知识结构片面、畸形发展。这种业务素质上的贫血症和知识结构上的偏食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思维视角的狭窄。
（二）研究心态方面的问题
在变化着的新时代，哲学能否有效地应对挑战，哲学从业人员的心态也至关重要。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我国一些哲学工作者的心态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功利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求功利本无可厚非。但在思想界，对功利过度追求，则是一种有害心态。正如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功利过分追求而导致假冒伪劣产品一样，知识界、思想界也会因此出现粗糙的作品。由于对名利的追求以及评职称等等因素，急急忙忙赶写论文、编写出版著作不在少数。这种倾向也影响到哲学界。追求功利的心态已使一些哲学工作者下海经商，即使一些留在哲学圈中的人，也以眼前的功利来衡量所从事的哲学事业，造成哲学界不可忽视的浮躁之风。
其二，中心主义。如前所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逐渐被推向了社会主流文化的边缘，商业、政治、生产、科技等等成为社会的中坚。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顺应这一时代的变换，哲学工作者的心态必须加以调整，自觉承认这一边缘角色，执行其应有的文化批判功能。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积淀，我们绝大多数的哲学工作者始终未曾认识到自身的角色变换，仍然沉浸在主流中心的幻觉中。这表明哲学工作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心态并未消除。应当指出，哲学的边缘化并不说明哲学的不重要，而是把哲学放在它自身应该所处的位置。中心主义的心态不仅会加重哲学工作者的失落感，而且会使哲学研究承担它承担不了也不应该承担的任务，从而妨碍哲学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有效地回应现实。
其三，“左”倾心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顽固障碍是“左”倾思想与心态。患有“左”倾病的人，凡事都要问一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而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左”的突出表现就是用政治眼光、固有的思想框框来评判学术问题的争论。另外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倾心态不仅在哲学研究中扼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论争，而且还使哲学对于现实发展的脉搏反应迟钝，不能够敏锐地觉察和捕捉时代对哲学的要求或希冀，丧失有效地回应现实的良机并最终落后于时代。反思一下哲学界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努力的方向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的发展指向之间的差别，反思一下由于这一差别而导致的哲学界这十多年来的改革基本上一直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这一现实，就会大彻大悟以上结论。
（三）回应现实的方式方面的问题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自身独特的回应现实的方式，即它既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又密切关注现实，捕捉时代政治、社会、精神等各方面生活的内在脉搏，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超越性的建构，通过变换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来干预社会和人生，来帮助实现社会深层文化的跃迁。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这是哲学回应现实的特有方式和功能。这是一种积极的有效的回应方式。这种回应方式既使哲学与时代相适应，不断改变和发展自身，同时也使哲学超越现实，从而理智地影响现实的历史进程。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我国哲学界在回应现实的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导致我国哲学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成因之一。
其一，解释现实，失去了哲学反思现实的功能。解释现实是科学的任务，反思现实是哲学的任务。用哲学去解释现实，结果只能是用已有的哲学观点去说明现实问题。这样做的时候，哲学只能是一堆空洞的概念、范畴和规律；从这种做法中，既不能发现现实中真正的哲学问题以丰富和发展哲学自身，也不能给现实以应有的来自哲学层面的启迪和补益。要解释现实，就要“学哲学、用哲学”。“学”往往是“灌”，“用”往往是“套”。恩格斯在嘲讽“官方黑格尔学派”时曾指出：“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说明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
其二，论证现实，使哲学推动了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功能。如果说解释现实是使现实适应哲学的话，那么，论证现实则使哲学消极地、庸俗地直接适应现实。其直接后果，就是哲学的政治化、工具化，使哲学消解在政治宣传、舆论口号、应景的文章中去了，造成哲学的“不在状态”。哲学应该在反思现实中批判现实、超越现实。因此，它的任务不是肯定现实的既成形式，不是重复肯定实践业已肯定过的东西，而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现实中指向并构筑未来的现实和实践。因此，哲学对现实的回应恰恰不是论证，而是建设性的批判，亦即着眼于未来的理性的审视、考问和分析态度。论证现实，不但只能使哲学气喘吁吁地跟在实践后面亦步亦趋却永远不能积极主动地回应现实、积极主动地发挥哲学特有的学科价值，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往往导致哲学沦为现实的婢女，为本质截然相反的两种现实唱同样的赞歌，最终败坏哲学的声誉，招致人们对哲学的卑夷和冷落。任何正视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这是导致当前我国哲学界的尴尬社会处境的又一重要原因。
（注：本文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当前我国哲学事业面临的挑战和出路》的一部分。课题组负责人：高湘泽；成员：李佑新、于咏华、张阳升、刘怀玉。）